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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大都来自农村,因为职业的缘故,他们只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他们通常在凌晨出发,背着蛇皮袋,整日游荡在城市的街头巷尾,以拣垃圾、废品为生;由于日常生活与大量受污染的废弃物紧密相连,他们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危害;他们的存在对城市有益,但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很多困扰。他们被人称作:拾荒者。随着新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日益频繁,拾荒者的规模不断扩大,逐渐成为城市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如何管理这一群体就成为城市管理者头痛的问题。由于事涉困难群体,各种管理模式在社会各界反应不一:有专家质疑,有拾荒者诉苦,也有管理者叫屈。
旁观者:干这个还挺挣钱
拾荒者:总比在家种地强
这里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恶臭。在乌鲁木齐天池路约40平方米的房子里,堆满了三四米高的破旧的纸板箱、易拉罐和塑料瓶等废品垃圾,在小山似的垃圾堆旁摆放的是两张床,上面铺着几层泛着黄黑色的被子,床的旁边是一只老式的煤炉,桌子上三三两两地放着几副碗筷。这里是拾荒者老陆的家。
记者造访时,老陆还没有回来,他的妻子正在准备晚饭,她一边干活一边向记者唠叨:“干老陆这行最怕下雨,拿我们家来说,天一下雨,生意没得做不说,房子还漏水,地上全是脏水,家里放的这些纸板箱、易拉罐就要发霉、生锈,没人要了。”
闲聊中,记者了解到,老陆是河南的农民,今年58岁,来乌鲁木齐市已有1年多了,老两口在乌鲁木齐租了个破房子,平时以拾荒为生。老陆一般在早上6点多出门拣垃圾,晚上8点多才回家。由于城中回收站每斤纸板箱的收购价比郊区高出3分钱,为了卖个好价钱,老陆往往要多跑4里路。
正聊着时,老陆回来了。在记者面前,老陆显得很腼腆:“现在干这活的人多了,好的话每个月能赚六七百块钱,比在老家种田强,拣垃圾这行当不要本钱,不要技术,只要肯吃苦、不怕没面子就行,现在我们最大的开支是每个月100块钱的房租。”当记者离开时,老陆正准备吃晚饭,放在桌子上的小菜是:一棵白菜加两个鸡蛋。在记者采访过的拾荒者中,老陆的生活不算最差。他的同乡兼同行陆吉春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因为没钱,他早饭和中饭都没有吃。在老陆的隔壁住着一位70多岁的老拾荒者,他晚上就席地睡在拣来的破烂旁,连张床都没有。
老张一家来自甘肃,到乌鲁木齐一年多,“开始听说这边干这个挺挣钱,就来了。”老张妻告诉记者。
“这里也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收不到多少东西,也捡不着啥了,干这个的太多。”老张一个人在外边连收再捡的只能维持这个四口之家的生计,我们别的也不会啥……”张妻喃喃道。
用同样来自甘肃的陈娥的话说,“谁想离开家干这个,可没办法。再怎么说,也比在家种地强。”陈娥全家已经在新疆待了三年多,表达能力不错的她一边嚼着一个馒头一边与记者闲聊起来:“你们城里人看不起我们,就更别谈尊重了。有时候我们收或是捡到小区门前时,好一点的会说‘去去去’,大多数是张口就骂,甚至挨上几下都是有的。”
聊天时,老张6岁的女儿一直坐在门前摆弄着几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小药瓶和一段用过的输液管。听到妈妈怀里一岁的小妹哭,会马上起身到妈妈身边,踮起脚拍拍妹妹。
“最怕得病,不管大人还是孩子,看不起。这环境,大人习惯了,孩子能不得病嘛,都是孩子,看着城里孩子有病那家里忙活的,我们这些人到医院都没人搭理,其实大人心里都一样啊。”说到这,陈娥竟笑了一下,但两滴泪水就挂在她的笑脸上。
老张所住大院里的十几户拾荒人的月平均收入五六百元,“这还是没遇到综合执法的罚款,有时候,一个月被罚上几回,还有人经常收费,那就完了。”一名拾荒者讲。
管理者:这事不归我们管
拾荒者:谁都能管我们
虽然收旧拾荒人员在城市里谋生非常艰难,但这个队伍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有4大共性问题困扰许多城市的管理者:一是收旧拾荒人员居无定所,身份结构复杂;二是一些人收、拾、偷不分,对居民人身财产安全带来隐患;三是四处流动,乱扒乱翻,污染环境,成为“脏、乱、差”的污染源;四是不注重卫生,带病从业,成为疾病传染源。
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陈副大队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对600名拾荒者进行了排查,发现其中450人没有暂住证,100多人没有计划生育证,这说明许多拾荒者的流动是无序的。”
当生活难以维系,拾荒者出现偷盗现象就不足为奇了。一名在新疆拾荒已5年的“业内人士”毫不避讳地告诉记者:“偷过,但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他的经历是,初到新疆月收入最多时到过2000多元,但现在最多也就800元左右,“城里人也仔细了,捡不到好东西了,收废品我们这是三道贩子,根本挣不到什么钱。还有那么多人,不得不……”
几天来记者发现,现在很多拾荒者采取全家倒班方式工作,白天出去回收,晚间再捡拾,而往往在晚间,一些不该他们捡拾的东西也被顺手拿了。
“谁都能罚我们,我们就得想点其他办法,不然没法过了。”一个拾荒者没有隐晦自己的想法。
与“不归我们管”的答复相对应,几乎所有的拾荒者都说,“哪都能管我们”。
有学者指出,在原有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后,对这个人群的管理的确困难重重。问题随之而来,由谁来管理这个人群。
记者在采访中时时遇到一个个尴尬的局面,对于拾荒者,没有一个专门的部门管理,也就是说,这个数目庞大的人群始终在城市管理的边缘界面上游离。
乌鲁木齐市再生资源协会秘书长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目前乌鲁木齐有很多流动收购人员,这其中就包含了绝大多数的捡拾人员。“我们希望把这些人纳入到再生资源管理体系中来。”前一个时期里,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和再生资源协会对流动收购人员进行五统一规范要求,同时我们也会同行政执法局对捡拾人员进行清理。但还是有大量拾荒人员没有被收编,主要在于“执法没力度,没法管”。
拾荒者:我们也希望有个部门管
管理者:目前还没有相关法律支撑
目前,新疆对流动旧物回收人员采取的是协会管理方式,这与国内许多城市的方式相同。
大多数拾荒人对记者称,“我们也愿意有一个专门的部门管我们,那样就不用经常不知道为什么就被罚款了,被罚了还不知道找谁,希望管我们的部门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还能替我们着想。”但有一点也特别被他们提出,就是管理他们的部门得“能帮我们说话,其他地方都服这个部门”。基于这个理由,在他们看来再生资源协会并不是他们的理想归所。
拾荒者带来困扰是个共性问题,为此一些地区开始尝试不同模式来管理这个群体。比如杭州临安市的“公司化”管理方式。这种方式引发了很大争论,尽管政府的初衷是好的,但解决类似拾荒这样微利行业存在的问题,简单地引进经济杠杆往往是行不通的,最好是寻求介于市场和政府之间的某种组织形式来解决问题。
乌鲁木齐市再生资源协会秘书长说,在纳入五统一体系的进展较慢,我们的希望是,通过对这个人群的规范收编达到再生资源市场的无序变有序,对从业人员进行总量控制。
而目前,在乌鲁木齐范围内无论施行何种管理方式都没有相关法律做支撑。
“困扰我们的问题就是无法可依,这是我们管理工作的最大瓶颈。”
旁观者:干这个还挺挣钱
拾荒者:总比在家种地强
这里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恶臭。在乌鲁木齐天池路约40平方米的房子里,堆满了三四米高的破旧的纸板箱、易拉罐和塑料瓶等废品垃圾,在小山似的垃圾堆旁摆放的是两张床,上面铺着几层泛着黄黑色的被子,床的旁边是一只老式的煤炉,桌子上三三两两地放着几副碗筷。这里是拾荒者老陆的家。
记者造访时,老陆还没有回来,他的妻子正在准备晚饭,她一边干活一边向记者唠叨:“干老陆这行最怕下雨,拿我们家来说,天一下雨,生意没得做不说,房子还漏水,地上全是脏水,家里放的这些纸板箱、易拉罐就要发霉、生锈,没人要了。”
闲聊中,记者了解到,老陆是河南的农民,今年58岁,来乌鲁木齐市已有1年多了,老两口在乌鲁木齐租了个破房子,平时以拾荒为生。老陆一般在早上6点多出门拣垃圾,晚上8点多才回家。由于城中回收站每斤纸板箱的收购价比郊区高出3分钱,为了卖个好价钱,老陆往往要多跑4里路。
正聊着时,老陆回来了。在记者面前,老陆显得很腼腆:“现在干这活的人多了,好的话每个月能赚六七百块钱,比在老家种田强,拣垃圾这行当不要本钱,不要技术,只要肯吃苦、不怕没面子就行,现在我们最大的开支是每个月100块钱的房租。”当记者离开时,老陆正准备吃晚饭,放在桌子上的小菜是:一棵白菜加两个鸡蛋。在记者采访过的拾荒者中,老陆的生活不算最差。他的同乡兼同行陆吉春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因为没钱,他早饭和中饭都没有吃。在老陆的隔壁住着一位70多岁的老拾荒者,他晚上就席地睡在拣来的破烂旁,连张床都没有。
老张一家来自甘肃,到乌鲁木齐一年多,“开始听说这边干这个挺挣钱,就来了。”老张妻告诉记者。
“这里也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收不到多少东西,也捡不着啥了,干这个的太多。”老张一个人在外边连收再捡的只能维持这个四口之家的生计,我们别的也不会啥……”张妻喃喃道。
用同样来自甘肃的陈娥的话说,“谁想离开家干这个,可没办法。再怎么说,也比在家种地强。”陈娥全家已经在新疆待了三年多,表达能力不错的她一边嚼着一个馒头一边与记者闲聊起来:“你们城里人看不起我们,就更别谈尊重了。有时候我们收或是捡到小区门前时,好一点的会说‘去去去’,大多数是张口就骂,甚至挨上几下都是有的。”
聊天时,老张6岁的女儿一直坐在门前摆弄着几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小药瓶和一段用过的输液管。听到妈妈怀里一岁的小妹哭,会马上起身到妈妈身边,踮起脚拍拍妹妹。
“最怕得病,不管大人还是孩子,看不起。这环境,大人习惯了,孩子能不得病嘛,都是孩子,看着城里孩子有病那家里忙活的,我们这些人到医院都没人搭理,其实大人心里都一样啊。”说到这,陈娥竟笑了一下,但两滴泪水就挂在她的笑脸上。
老张所住大院里的十几户拾荒人的月平均收入五六百元,“这还是没遇到综合执法的罚款,有时候,一个月被罚上几回,还有人经常收费,那就完了。”一名拾荒者讲。
管理者:这事不归我们管
拾荒者:谁都能管我们
虽然收旧拾荒人员在城市里谋生非常艰难,但这个队伍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有4大共性问题困扰许多城市的管理者:一是收旧拾荒人员居无定所,身份结构复杂;二是一些人收、拾、偷不分,对居民人身财产安全带来隐患;三是四处流动,乱扒乱翻,污染环境,成为“脏、乱、差”的污染源;四是不注重卫生,带病从业,成为疾病传染源。
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陈副大队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对600名拾荒者进行了排查,发现其中450人没有暂住证,100多人没有计划生育证,这说明许多拾荒者的流动是无序的。”
当生活难以维系,拾荒者出现偷盗现象就不足为奇了。一名在新疆拾荒已5年的“业内人士”毫不避讳地告诉记者:“偷过,但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他的经历是,初到新疆月收入最多时到过2000多元,但现在最多也就800元左右,“城里人也仔细了,捡不到好东西了,收废品我们这是三道贩子,根本挣不到什么钱。还有那么多人,不得不……”
几天来记者发现,现在很多拾荒者采取全家倒班方式工作,白天出去回收,晚间再捡拾,而往往在晚间,一些不该他们捡拾的东西也被顺手拿了。
“谁都能罚我们,我们就得想点其他办法,不然没法过了。”一个拾荒者没有隐晦自己的想法。
与“不归我们管”的答复相对应,几乎所有的拾荒者都说,“哪都能管我们”。
有学者指出,在原有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后,对这个人群的管理的确困难重重。问题随之而来,由谁来管理这个人群。
记者在采访中时时遇到一个个尴尬的局面,对于拾荒者,没有一个专门的部门管理,也就是说,这个数目庞大的人群始终在城市管理的边缘界面上游离。
乌鲁木齐市再生资源协会秘书长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目前乌鲁木齐有很多流动收购人员,这其中就包含了绝大多数的捡拾人员。“我们希望把这些人纳入到再生资源管理体系中来。”前一个时期里,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和再生资源协会对流动收购人员进行五统一规范要求,同时我们也会同行政执法局对捡拾人员进行清理。但还是有大量拾荒人员没有被收编,主要在于“执法没力度,没法管”。
拾荒者:我们也希望有个部门管
管理者:目前还没有相关法律支撑
目前,新疆对流动旧物回收人员采取的是协会管理方式,这与国内许多城市的方式相同。
大多数拾荒人对记者称,“我们也愿意有一个专门的部门管我们,那样就不用经常不知道为什么就被罚款了,被罚了还不知道找谁,希望管我们的部门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还能替我们着想。”但有一点也特别被他们提出,就是管理他们的部门得“能帮我们说话,其他地方都服这个部门”。基于这个理由,在他们看来再生资源协会并不是他们的理想归所。
拾荒者带来困扰是个共性问题,为此一些地区开始尝试不同模式来管理这个群体。比如杭州临安市的“公司化”管理方式。这种方式引发了很大争论,尽管政府的初衷是好的,但解决类似拾荒这样微利行业存在的问题,简单地引进经济杠杆往往是行不通的,最好是寻求介于市场和政府之间的某种组织形式来解决问题。
乌鲁木齐市再生资源协会秘书长说,在纳入五统一体系的进展较慢,我们的希望是,通过对这个人群的规范收编达到再生资源市场的无序变有序,对从业人员进行总量控制。
而目前,在乌鲁木齐范围内无论施行何种管理方式都没有相关法律做支撑。
“困扰我们的问题就是无法可依,这是我们管理工作的最大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