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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某些地方,当会计的必须具有非凡的创造力才行。李老头饱经沧桑,皱纹纵横,略显狡诘的脸,似乎就是一本账簿,他回忆自己是怎样使太子坡这个村子在1994年脱贫的。如果村子里有5个人共宰了一口猪,村子里的会计就将这口猪的价值增加到每个人的收入中去,也就是一口猪变成了5口猪。牧童放一天牛的收入本来就微不足道,但统计收入时却按相当于一头牛的价钱计算。一户人家出售一亩地生产出来的茶叶,会计就按一亩地的地价来计算这户人家的收入。"这就像是当年的大跃进。"他说。
李老头回忆起了那个年代,1958年中国领导人试图通过"大跃进"让中国进入共产主义的天堂。为了迎合上头的雄才大略,各级政府就发明了在统计数字上层层加码的办法。结果,领导人在幻想中取得了胜利,而老百姓则饿得东歪西倒。李老头的一些亲戚也是在这个年头饿死的。
事过36年之后,李老头所在的那个地区下达了10倍于村子实际收入的数字指标,并要求李老头在会计的账目上做些手脚。在压力之下,李老头和其他村会计只得按指示办理,并骗取了国务院缓解贫困的奖励,直到中国的媒体对此游戏作了曝光为止。中美签署世贸组织的协定,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经济又创造了一个条件。但世贸组织本身并没有本事来感化类似李老头那类唯命是从的干部。
尽管市场在改革,但过去年代里流行的那种从上至下实际上鼓励说假话的恶习还未消除。贫穷地区报大数是为了迎合政府的施政目标或获得津贴,而富裕地区低报数字则为了能少交税。北京的官方报纸已经开始对吹牛皮和虚假的统计进行曝光。上个月,《人民日报》警告说,"这种现象在某些地方不但存在,并有越加恶化的趋势。"在李老头所在的那个地区里,记者向当地的一个官员询问那些虚假的报表时,他愤愤不平地说:"为什么光找我们麻烦呢?现在很多地方都这么做。"
甚至国家统计局也承认,有些地方为了达到地区生产总值的指标数字,不惜夸大其辞。一份小型报纸披露,这种水分有的超过40%。这些虚假的数字影响了外国公司评估中国市场的进程。有一位风险资本家说,他经常访问中国的乡村,"而从不依靠中国有关投资方面的微观经济统计"。以巴黎为基地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说,虽然中国的国家统计并不会比欧洲某些国家的统计更差劲,但地区性的数据通常是很粗略的。"如果那些公司在某些省份设立店铺,由地区统计出来的增长数字往往是吓人一跳的。"
在过去的年代,虚报数字是政治上的一种需要。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制定的生产指标高不可攀。工业部门为了增加钢铁的产量,只得把民间的铁锅、铁勺和铁钉收拢起来投入后院里的炉子里冶炼。地方的干部不敢如实报告他们无法完成农业或工业方面的指标,因而只能精心编制一些自欺欺人的数字来应付上级,例如谎报庄稼生长茂盛,以至小孩子都可以在上面随便行走等等。农民荒废了庄稼去冶炼那些没有使用价值的铁块,致使全国有无数人死于饥饿与疾病。
40年后,北京对地方上的数字游戏进行了曝光,表示再也不能容忍这种层层欺骗的现象。1998年在湖北省的房县,一些扶贫专家与官员们为了显示该地区脱贫致富的成绩,让百万只山羊出现在参观者所经过的沿途中。后经1999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揭露,原来这些羊都是从临近的地区借用一天而聚集起来的,当地干部将盐撒在路旁,那些不辨方向的畜生当然乐于在此舔食它们所需的盐分而乐不知返了。而在吉林省的四平市,1999年10月,新上任的市长为了扶植一家卷烟厂,用扣除职工们工资的手段强行推销香烟。江苏某地的干部为了显示该地经济迅速发展、有六成的居民装了电话这个成绩,强迫农民贷款来装电话。实际上,大多数家庭连电话的月租费也支付不起。
中央政府现在正设法寻找出不再鼓励说谎的办法。国家统计局局长最近警告说,弄虚作假的官员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并可能被开除。统计局将要求地方官员在所提交的报告中力求详细精确并可资核查,诸如用作物的收成来替代以往那种极易作假、泛泛上报的本地生产总值(GDP)。但是,如果行政体制仍然是计划经济的模式,官员必然还是以指标数字来论功行赏。统计主要不是用来客观地显示经济的运行结果,而是只问达到目标没有,或者用数字来证明一切运行正常。有经济学家指出,在中央定出1998年增长8%的目标之后,不少贫困的地区就以夸大成绩的方法来达到这个指标。
这些上报的数字当然经不起统计行家的推敲。国务院研究所的赵书揩(译音)说,有些数字尽管荒唐却难以查证,因为"当地的官员控制了资料的收集渠道"。当然,最倒霉的就是平民百姓了,他们要为当地官员的腐败及虚报的数字而付出较高的税款,或者为乱摊派承担费用。"我搞不清什么是小康村的標准,"75岁的刘保兰埋怨说,在当地干部虚报了个人收入的数字后,把她的税款提高了一个档次。"其实我们还难以糊口呢!"但未必有人会关心这些真相。"自从(1958年)大跃进以来,这个问题(弄虚作假)就没有彻底根除过,"一个知识分子说,"干部不必对下面的人负责,只要能应付上面的人就可以了。
"在太子坡,李老头说:"我将虚报的数字交给上级,他就转手交给了他的上级。我们也知道这样做不好,但我们又能怎样做呢?也许有人正指望着在这些虚假的数字里创造另一个胜利呢!"□
李老头回忆起了那个年代,1958年中国领导人试图通过"大跃进"让中国进入共产主义的天堂。为了迎合上头的雄才大略,各级政府就发明了在统计数字上层层加码的办法。结果,领导人在幻想中取得了胜利,而老百姓则饿得东歪西倒。李老头的一些亲戚也是在这个年头饿死的。
事过36年之后,李老头所在的那个地区下达了10倍于村子实际收入的数字指标,并要求李老头在会计的账目上做些手脚。在压力之下,李老头和其他村会计只得按指示办理,并骗取了国务院缓解贫困的奖励,直到中国的媒体对此游戏作了曝光为止。中美签署世贸组织的协定,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经济又创造了一个条件。但世贸组织本身并没有本事来感化类似李老头那类唯命是从的干部。
尽管市场在改革,但过去年代里流行的那种从上至下实际上鼓励说假话的恶习还未消除。贫穷地区报大数是为了迎合政府的施政目标或获得津贴,而富裕地区低报数字则为了能少交税。北京的官方报纸已经开始对吹牛皮和虚假的统计进行曝光。上个月,《人民日报》警告说,"这种现象在某些地方不但存在,并有越加恶化的趋势。"在李老头所在的那个地区里,记者向当地的一个官员询问那些虚假的报表时,他愤愤不平地说:"为什么光找我们麻烦呢?现在很多地方都这么做。"
甚至国家统计局也承认,有些地方为了达到地区生产总值的指标数字,不惜夸大其辞。一份小型报纸披露,这种水分有的超过40%。这些虚假的数字影响了外国公司评估中国市场的进程。有一位风险资本家说,他经常访问中国的乡村,"而从不依靠中国有关投资方面的微观经济统计"。以巴黎为基地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说,虽然中国的国家统计并不会比欧洲某些国家的统计更差劲,但地区性的数据通常是很粗略的。"如果那些公司在某些省份设立店铺,由地区统计出来的增长数字往往是吓人一跳的。"
在过去的年代,虚报数字是政治上的一种需要。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制定的生产指标高不可攀。工业部门为了增加钢铁的产量,只得把民间的铁锅、铁勺和铁钉收拢起来投入后院里的炉子里冶炼。地方的干部不敢如实报告他们无法完成农业或工业方面的指标,因而只能精心编制一些自欺欺人的数字来应付上级,例如谎报庄稼生长茂盛,以至小孩子都可以在上面随便行走等等。农民荒废了庄稼去冶炼那些没有使用价值的铁块,致使全国有无数人死于饥饿与疾病。
40年后,北京对地方上的数字游戏进行了曝光,表示再也不能容忍这种层层欺骗的现象。1998年在湖北省的房县,一些扶贫专家与官员们为了显示该地区脱贫致富的成绩,让百万只山羊出现在参观者所经过的沿途中。后经1999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揭露,原来这些羊都是从临近的地区借用一天而聚集起来的,当地干部将盐撒在路旁,那些不辨方向的畜生当然乐于在此舔食它们所需的盐分而乐不知返了。而在吉林省的四平市,1999年10月,新上任的市长为了扶植一家卷烟厂,用扣除职工们工资的手段强行推销香烟。江苏某地的干部为了显示该地经济迅速发展、有六成的居民装了电话这个成绩,强迫农民贷款来装电话。实际上,大多数家庭连电话的月租费也支付不起。
中央政府现在正设法寻找出不再鼓励说谎的办法。国家统计局局长最近警告说,弄虚作假的官员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并可能被开除。统计局将要求地方官员在所提交的报告中力求详细精确并可资核查,诸如用作物的收成来替代以往那种极易作假、泛泛上报的本地生产总值(GDP)。但是,如果行政体制仍然是计划经济的模式,官员必然还是以指标数字来论功行赏。统计主要不是用来客观地显示经济的运行结果,而是只问达到目标没有,或者用数字来证明一切运行正常。有经济学家指出,在中央定出1998年增长8%的目标之后,不少贫困的地区就以夸大成绩的方法来达到这个指标。
这些上报的数字当然经不起统计行家的推敲。国务院研究所的赵书揩(译音)说,有些数字尽管荒唐却难以查证,因为"当地的官员控制了资料的收集渠道"。当然,最倒霉的就是平民百姓了,他们要为当地官员的腐败及虚报的数字而付出较高的税款,或者为乱摊派承担费用。"我搞不清什么是小康村的標准,"75岁的刘保兰埋怨说,在当地干部虚报了个人收入的数字后,把她的税款提高了一个档次。"其实我们还难以糊口呢!"但未必有人会关心这些真相。"自从(1958年)大跃进以来,这个问题(弄虚作假)就没有彻底根除过,"一个知识分子说,"干部不必对下面的人负责,只要能应付上面的人就可以了。
"在太子坡,李老头说:"我将虚报的数字交给上级,他就转手交给了他的上级。我们也知道这样做不好,但我们又能怎样做呢?也许有人正指望着在这些虚假的数字里创造另一个胜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