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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雄是辛亥革命元老、国民党中一位资深的长者。他没有担任过什么显赫的官职，却在国民党高层中有很多朋友，受到广泛的敬重。他几十年如一日，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他的一生中有很多传奇的故事。
（一）
莫雄（1891—1980），字志昂，又名莫寅。祖籍广东英德望埠莨新，其祖辈于光绪初离乡别井，迁居浛洸谋生，出身贫苦，以泥水编织为业。其父与浛洸江氏女结婚，1891年生下莫雄。莫雄6岁丧母，其父续弦，取浛洸卢氏女为继室。他9岁入私塾，12岁给人放牛割草、当学徒做杂工，13岁到广州石室天主教堂当小伙夫，16岁接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参加中国同盟会。之后受指示打入清廷新军执行策反任务，策应由革命党人发动的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后，广东独立，北伐军北上，莫雄先后在广东北伐军中担任排长、连长。他追随孙中山先生，在粤军部队中屡立战功，并参加过二次东征平息陈炯明叛乱。
1922年6月，陈炯明部发动兵变，孙中山顿失手中惟一的革命武装——粤军。当时莫雄在驻梧粤军中担任中校营长，兼梧州卫戍司令。此间，莫雄拒绝陈炯明的高官引诱，秘密派手下连长张域到广州“永丰”舰向孙中山表示忠心，请孙派要员到梧州联络滇军和桂军以及尚存的部分粤军，发动和组织联军东下讨陈。孙中山依计而行，先后派出副官张猛、警卫团薛岳等前往梧州。在莫雄的帮助和联络下，是年12月，滇、粤、桂联军成功举行“白马会盟”，莫雄担任前敌指挥官，率义师4万之众沿西江而下。西路联军一举将陈炯明赶出广州，为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由于拥立有功，1923年孙中山亲自委任莫雄为粤军少将旅长。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张发奎任该军第十二师师长，1927年张发奎任该军军长，1927年莫雄进入张发奎部任团长、别动军指挥官。1930年宋子文委派莫雄出任国民政府财政部视察、税务总团参议、总团长。
就在莫雄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视察时，在上海遇见了旧部粤军第四军第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刘亚佛，以及严希纯、项与年、华克之等共产党人。莫雄在同他们的交往中，深受这些共产党员的革命精神和优良的思想、品德和作风感染，并且逐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他很希望自己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通过共产党员严希纯正式向中共组织提出了申请。严希纯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后，很快得到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领导人李克农的回复：
“莫先生是革命前辈，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你要求参加共产党，共产党是欢迎的。但组织上认为你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加党为宜。要做一个共产党员并不困难，我们党难得的是有一个虽不是党员，但又一心为党工作的同志和朋友。今后，党需要你做的事，而又是你力所能及的，就请帮忙解决；你认为对党有利的事情，你就尽力去做。如果能做到这两点，我们便十分满意了。”
莫雄获悉李克农同志这个批复，表示理解，认为很有道理。他接受了中共组织的意见。
（二）
莫雄申请加入共产党没有得到批准，不但没有消极、气馁，反而对中共地下组织及其活动更加友好、支持，并想方设法给予帮助。解放后，笔者在北京多次访晤莫雄老先生，当面听他讲述当年的故事，娓娓道来，十分感人。
1934年初，由蒋介石的亲信、南昌“剿共”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也是莫雄的好友）推荐，莫雄出任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部司令。蒋介石的意图是，将莫雄推到“剿共”的风口浪尖上，充当他的急先锋。莫雄在政治方面同蒋介石是两条心，他认为这倒是一个同共产党携手合作的绝好良机。用莫雄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蒋介石要我剿共，我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于是，他通过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请来一批共产党朋友，安插在他的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工作。这些地下党员有几十人之多，主要的有：刘亚佛，专员公署主任秘书；胡毅、陈修爵，剿共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卢志英，剿共保安司令部副参谋长；任人杰，莫雄的私人秘书等。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将两个保安团也拨交莫雄指挥。
莫雄的保安司令部驻地江西德安，南距南昌80公里，北距九江55公里，是赣北的军事重地，著名的风景名胜庐山就在九江地区。莫雄的专员公署管辖赣北7个县。莫雄所部中的中共地下组织及时同当地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政权取得联系，导演了几出瞒天过海的滑稽剧：表面上，莫雄的保安部队在“围剿”工农红军和革命政权中，打了几个“硬仗”，“打跨”了工农红军，“摧毁”了革命政权。实际上，在他的保安部队协助下，当地革命政权转入地下，工农红军实现了有序的转移；莫雄的保安部队还巧妙地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送给了工农红军，外界一点也没有察觉。然而，莫雄的德安第四专区却因“剿共有功”，被封为“模范区”，莫雄和他的保安部队也因此受到“传令嘉奖”。
此后，莫雄同中共地下组织的秘密联系往来更加密切了。德安第四专区驻南昌办事处甚至成了掩护共产党工作活动的秘密据点。中共地下组织还在南昌建立了一个秘密联络站，对外公开名称是“张育民诊所”。
（三）
1934年9月底，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高级军事会议，部署对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与会的200多人都是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五省的省主席、军队司令、军师长、高级参谋，等等，莫雄因“剿共有功”，被特邀参加。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名为“铁桶围剿”，由德国军事顾问提出，计划由100多万国民党军部队对以瑞金、于都、会昌、兴国为中心，半径150公里的中共中央苏区，实行步步设防，重重包围，意欲让红军插翅难飞，妄图在10个月“消灭”共产党。会议开了一个星期。蒋介石在闭幕会上洋洋得意地说：“现在剿共大业已握胜券，望各方负责人积极执行会议的决策。”并大言不惭地提出要“毕其功于一役”。
会议一结束，莫雄就带上标明“极秘密”字样的会议文件，急匆匆地赶回保安司令部驻地德安，召集专署主任秘书刘亚佛、保安司令部副参谋长卢志英、情报参谋项与年一起商量对策。这3位中共地下党员看了文件，不禁暗自吃惊，忙问莫雄的意见。莫雄毫不迟疑地说：“这么危急，你们马上将文件交给党中央！天大的事情由我来承担就是了！”3人都说：“我们代表党感谢你！”接着他们设法以最快的速度，将文件抄录一份，通过秘密交通渠道，上报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得到这一情报后极为重视，该情报对于中共中央果断地决定转移，实行长征，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两周后，即1934年10月17日，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谈到莫雄提供的“铁桶围剿计划”情报时说：“搞情报的同志是有功劳的。”解放后的1956年国庆节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李克农副总参谋长设宴款待莫雄老人，严希纯、项与年等出席作陪。在宴席上，李克农感谢莫雄先生真诚合作、对革命事业的支持和帮助。
红军开始长征后，莫雄还积极帮助红军伤病员和掉队人员安全转移。在一些公开场合，他利用其特殊身份，与蒋介石的亲信权贵例如蒋岳（国民党江西“剿共”第二路军总指挥）、陈光中（国民党第六十三师师长）等人称兄道弟。蒋岳对莫雄都是尊称“莫大哥”、“大哥”，毕恭毕敬；陈光中对他也非常顺从。莫雄和他周围的中共地下党员卢志英、刘亚佛等，充分利用这些有利因素，机智地将七八千名红军伤病员和掉队人员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四）
1936年2月，长征途中的红二、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领导下，向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转移。驻毕节的国民党江西省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部副参谋长卢志英（中共地下党员）获悉后，即与莫雄商量，将陈光中的国民党第六十三师调离。莫雄还将上千名的保安部队也调出毕节城外，名义上说是去“围堵”红军，实际上是给红军让路，从而使红军顺利地通过毕节。红军在毕节停留期间，成立了临时政权机关，扩大了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影响。红军部队还得到了给养和兵员的补充。毕节共有5000多名青年加入红军；莫雄的剿共保安司令部和专署中也有不少人加入到红军的长征行列中。
红军离开毕节之前，派人给莫雄送去一封信，信中说：“莫雄先生，你是我们革命的老前辈，现在我们组织反蒋民主联军，李济深先生已加入。我们一致公推莫老先生为黔军总司令。”落款署名为贺龙、萧克等9位红军领导。莫雄感谢红军对自己的信任，他对送信的红军说：“你们几天内就要开走……要是你们不走，让我当个排长也可以。请你告诉贺龙将军，以后日子还长，我还会帮助你们的。”
然而，莫雄在毕节给长征中的红军让路一事传到了蒋介石的耳里，蒋介石勃然大怒。同时，莫雄交由剿共保安司令部参谋黄贶书到上海打听共产党朋友下落的一封信，也落入了国民党特务的手里。于是蒋介石一纸命令，说莫雄“通共、容共”，将他抓捕起来，送往南京军法处关押。
莫雄身陷囹圄150天，没有审，没有问，生活方面待如宾客，单独的监房内有沙发、书桌、弹簧床，还有浴室，看守的军警也很客气，没有给他带脚镣、手铐，直到1936年6月，莫雄的至交好友、南昌“剿共”行营秘书长杨永泰，通过时任国民党皖浙赣闽四省边区总指挥的张发奎和国民党高官陈诚向蒋介石说情，才将莫雄保释出来。
（五）
莫雄素与蒋介石个人关系不错，有时莫雄倚老卖老，蒋介石还得让他三分，但是这次蒋介石生气了。莫雄出狱后，蒋介石召见他谈话时气还未消，劈头就问：“你身边为什么总有共产党？”
莫雄冷静地回答：“没有这回事。”
蒋介石厉声说：“没有？！你司令部参谋黄什么的（意指黄贶书），他都承认是共产党了。他是谁介绍给你的？”
莫雄胡编一通，但是仍对答如流地说：“哪有人介绍，是他自己找上门来的。他以前是陈炯明粤军的一个主任参谋，是我的旧同事。”
蒋介石听莫雄这么一说，气消了许多，哼哼叽叽地说：“你根本不知道共产党，他们是很厉害的。他们是积极、能干、很有本事的人，但很危险，不能用的，知道吗？”
莫雄虚与委蛇地答道：“请委员长放心，以后我留意就是。”
这场风波就让莫雄这样应付过去了。随后，莫雄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特派员，随陈诚去了汉口。
（六）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莫雄由于有“通共、容共”嫌疑，一直没有在国民党军政界当什么大官，但他凭借手中仅有的权力，真诚地同共产党合作，为共产党、八路军做了不少好事、大事：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余汉谋出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负责闽、粤两省的军事指挥。广州沦陷后，余汉谋将广东90多个县划分为29个游击区，任命莫雄为南雄县县长兼第二十三区游击司令，辖南雄等4个县的地方武装。中共广东省委派遣共产党员古大存与莫雄联络，莫雄任命古大存为第二十三区游击司令部上校参谋长。随后中共广东省委又派出30多名共产党员加入到莫雄的游击司令部，其中，郭大同被委任为游击司令部的中校主任参谋，李镇靖和刘登任少校参谋。莫雄放手让他们工作，第二十三区游击司令部事实上是共产党人在当家。
1938年间，莫雄曾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会晤八路军领导人叶剑英，交谈甚为愉快。分手时叶剑英送给莫雄一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莫雄带回南雄驻地后，特地翻印了3000册，分发给部队和亲友，并且在游击区开办了1期游击干部训练班。训练班的班主任名义上由莫雄担任，实际上是由共产党人古大存主持。学员共30多人，办了3个星期，毕业后大都成了共产党的基层军事骨干。在莫雄的支持下，第二十三区游击司令部还新建了3个大队，实际上也成了中共掌握的武装。
在莫雄任南雄县县长期间，南雄县的监狱里关押着余汉谋部队寄押的一批政治犯，计有红军战士、中共地下党员、赤卫队员、进步人士、革命青年等，共700多人，其中包括已被判处无期徒刑和10年以上重刑的红军干部、战士、中共地下党干部等24人。1938年夏季的一天，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奉命到南雄县去见莫雄，请他帮助设法释放这批在押人员。云广英受到莫雄的热情接待。莫雄对云广英表示：“拥护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国共两党坚持团结，一致抗日，就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军，全民族一定能得到彻底的解放。”莫雄冒着很大风险，报请余汉谋批准，释放了这批在押人员，从而使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场上又增加了一批坚定的战士。 从1939年起的一段时间，莫雄几经调动，但都在广东境内。他先后担任国民党广东韶关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第四战区北江抗日游击区司令官、北江挺进纵队司令、挺进纵队干部训练所主任、第七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等等，莫雄坚持不懈地在抗日斗争中同中共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如帮助中共组织和发展不脱产的群众抗日武装，并供给枪支、弹药、手榴弹等武器；接纳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进入自己所部工作，有些中共地下党员还担任了莫部的领导职务；帮助中共地方组织开展活动，秘密发展党员，保护和营救革命同志，铲除汉奸、特务；提供经费支持中共建立秘密交通站、联络点，等等，不胜枚举。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在莫雄领导的挺进纵队中活动多年，一直平安无事，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有莫雄的保护和支持。
（七）
解放战争时期，莫雄先在余汉谋手下挂了个少将参议的名，后来出任广东省英德县县长、韶关行政督察专员兼“清剿”司令。此时又有人向上告密说莫雄“通共”，他的活动和处境都较困难。但他只要有可能，对中共和地下党员的支持和帮助始终如一，矢志不渝。
莫雄之子莫振球，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秋，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派莫振球返回广东开展活动。1947年夏，莫雄凭借他同张发奎的老关系，在张发奎任主任的国民党广州行辕给莫振球安排了一个上尉翻译官（英文翻译）的差事。不久，张发奎调至南京任国民党政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莫振球随张发奎任少校秘书。张发奎在上海有一所房子，他离开南京、上海时，将房子交给莫振球管理，因而上海张发奎公馆成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从事秘密活动的一个据点，此事一直持续到上海解放。
然而，风声越来越紧。国民党广州警备司令胡长青、广州卫戍司令李及兰奉命要逮捕莫雄，国民党特务分子则要暗杀他。莫雄这才不得不从广州避居香港。
广州解放后，毛泽东问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还记得广东有一个莫雄吗？”毛泽东对叶剑英说：“他（莫雄）是我们党的老朋友、老同志，你一定要找到他，一定要安排他的工作。”叶剑英写信给莫雄，并派人去香港将他接回广州。叶剑英将毛泽东的话告诉莫雄，莫雄听了激动不已，对毛泽东称他是“老朋友、老同志”感到无尚光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莫雄曾先后担任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广东省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80年，莫雄病逝于北京，享年89岁。
（一）
莫雄（1891—1980），字志昂，又名莫寅。祖籍广东英德望埠莨新，其祖辈于光绪初离乡别井，迁居浛洸谋生，出身贫苦，以泥水编织为业。其父与浛洸江氏女结婚，1891年生下莫雄。莫雄6岁丧母，其父续弦，取浛洸卢氏女为继室。他9岁入私塾，12岁给人放牛割草、当学徒做杂工，13岁到广州石室天主教堂当小伙夫，16岁接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参加中国同盟会。之后受指示打入清廷新军执行策反任务，策应由革命党人发动的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后，广东独立，北伐军北上，莫雄先后在广东北伐军中担任排长、连长。他追随孙中山先生，在粤军部队中屡立战功，并参加过二次东征平息陈炯明叛乱。
1922年6月，陈炯明部发动兵变，孙中山顿失手中惟一的革命武装——粤军。当时莫雄在驻梧粤军中担任中校营长，兼梧州卫戍司令。此间，莫雄拒绝陈炯明的高官引诱，秘密派手下连长张域到广州“永丰”舰向孙中山表示忠心，请孙派要员到梧州联络滇军和桂军以及尚存的部分粤军，发动和组织联军东下讨陈。孙中山依计而行，先后派出副官张猛、警卫团薛岳等前往梧州。在莫雄的帮助和联络下，是年12月，滇、粤、桂联军成功举行“白马会盟”，莫雄担任前敌指挥官，率义师4万之众沿西江而下。西路联军一举将陈炯明赶出广州，为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由于拥立有功，1923年孙中山亲自委任莫雄为粤军少将旅长。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张发奎任该军第十二师师长，1927年张发奎任该军军长，1927年莫雄进入张发奎部任团长、别动军指挥官。1930年宋子文委派莫雄出任国民政府财政部视察、税务总团参议、总团长。
就在莫雄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视察时，在上海遇见了旧部粤军第四军第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刘亚佛，以及严希纯、项与年、华克之等共产党人。莫雄在同他们的交往中，深受这些共产党员的革命精神和优良的思想、品德和作风感染，并且逐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他很希望自己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通过共产党员严希纯正式向中共组织提出了申请。严希纯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后，很快得到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领导人李克农的回复：
“莫先生是革命前辈，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你要求参加共产党，共产党是欢迎的。但组织上认为你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加党为宜。要做一个共产党员并不困难，我们党难得的是有一个虽不是党员，但又一心为党工作的同志和朋友。今后，党需要你做的事，而又是你力所能及的，就请帮忙解决；你认为对党有利的事情，你就尽力去做。如果能做到这两点，我们便十分满意了。”
莫雄获悉李克农同志这个批复，表示理解，认为很有道理。他接受了中共组织的意见。
（二）
莫雄申请加入共产党没有得到批准，不但没有消极、气馁，反而对中共地下组织及其活动更加友好、支持，并想方设法给予帮助。解放后，笔者在北京多次访晤莫雄老先生，当面听他讲述当年的故事，娓娓道来，十分感人。
1934年初，由蒋介石的亲信、南昌“剿共”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也是莫雄的好友）推荐，莫雄出任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部司令。蒋介石的意图是，将莫雄推到“剿共”的风口浪尖上，充当他的急先锋。莫雄在政治方面同蒋介石是两条心，他认为这倒是一个同共产党携手合作的绝好良机。用莫雄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蒋介石要我剿共，我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于是，他通过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请来一批共产党朋友，安插在他的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工作。这些地下党员有几十人之多，主要的有：刘亚佛，专员公署主任秘书；胡毅、陈修爵，剿共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卢志英，剿共保安司令部副参谋长；任人杰，莫雄的私人秘书等。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将两个保安团也拨交莫雄指挥。
莫雄的保安司令部驻地江西德安，南距南昌80公里，北距九江55公里，是赣北的军事重地，著名的风景名胜庐山就在九江地区。莫雄的专员公署管辖赣北7个县。莫雄所部中的中共地下组织及时同当地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政权取得联系，导演了几出瞒天过海的滑稽剧：表面上，莫雄的保安部队在“围剿”工农红军和革命政权中，打了几个“硬仗”，“打跨”了工农红军，“摧毁”了革命政权。实际上，在他的保安部队协助下，当地革命政权转入地下，工农红军实现了有序的转移；莫雄的保安部队还巧妙地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送给了工农红军，外界一点也没有察觉。然而，莫雄的德安第四专区却因“剿共有功”，被封为“模范区”，莫雄和他的保安部队也因此受到“传令嘉奖”。
此后，莫雄同中共地下组织的秘密联系往来更加密切了。德安第四专区驻南昌办事处甚至成了掩护共产党工作活动的秘密据点。中共地下组织还在南昌建立了一个秘密联络站，对外公开名称是“张育民诊所”。
（三）
1934年9月底，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高级军事会议，部署对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与会的200多人都是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五省的省主席、军队司令、军师长、高级参谋，等等，莫雄因“剿共有功”，被特邀参加。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名为“铁桶围剿”，由德国军事顾问提出，计划由100多万国民党军部队对以瑞金、于都、会昌、兴国为中心，半径150公里的中共中央苏区，实行步步设防，重重包围，意欲让红军插翅难飞，妄图在10个月“消灭”共产党。会议开了一个星期。蒋介石在闭幕会上洋洋得意地说：“现在剿共大业已握胜券，望各方负责人积极执行会议的决策。”并大言不惭地提出要“毕其功于一役”。
会议一结束，莫雄就带上标明“极秘密”字样的会议文件，急匆匆地赶回保安司令部驻地德安，召集专署主任秘书刘亚佛、保安司令部副参谋长卢志英、情报参谋项与年一起商量对策。这3位中共地下党员看了文件，不禁暗自吃惊，忙问莫雄的意见。莫雄毫不迟疑地说：“这么危急，你们马上将文件交给党中央！天大的事情由我来承担就是了！”3人都说：“我们代表党感谢你！”接着他们设法以最快的速度，将文件抄录一份，通过秘密交通渠道，上报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得到这一情报后极为重视，该情报对于中共中央果断地决定转移，实行长征，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两周后，即1934年10月17日，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谈到莫雄提供的“铁桶围剿计划”情报时说：“搞情报的同志是有功劳的。”解放后的1956年国庆节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李克农副总参谋长设宴款待莫雄老人，严希纯、项与年等出席作陪。在宴席上，李克农感谢莫雄先生真诚合作、对革命事业的支持和帮助。
红军开始长征后，莫雄还积极帮助红军伤病员和掉队人员安全转移。在一些公开场合，他利用其特殊身份，与蒋介石的亲信权贵例如蒋岳（国民党江西“剿共”第二路军总指挥）、陈光中（国民党第六十三师师长）等人称兄道弟。蒋岳对莫雄都是尊称“莫大哥”、“大哥”，毕恭毕敬；陈光中对他也非常顺从。莫雄和他周围的中共地下党员卢志英、刘亚佛等，充分利用这些有利因素，机智地将七八千名红军伤病员和掉队人员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四）
1936年2月，长征途中的红二、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领导下，向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转移。驻毕节的国民党江西省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部副参谋长卢志英（中共地下党员）获悉后，即与莫雄商量，将陈光中的国民党第六十三师调离。莫雄还将上千名的保安部队也调出毕节城外，名义上说是去“围堵”红军，实际上是给红军让路，从而使红军顺利地通过毕节。红军在毕节停留期间，成立了临时政权机关，扩大了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影响。红军部队还得到了给养和兵员的补充。毕节共有5000多名青年加入红军；莫雄的剿共保安司令部和专署中也有不少人加入到红军的长征行列中。
红军离开毕节之前，派人给莫雄送去一封信，信中说：“莫雄先生，你是我们革命的老前辈，现在我们组织反蒋民主联军，李济深先生已加入。我们一致公推莫老先生为黔军总司令。”落款署名为贺龙、萧克等9位红军领导。莫雄感谢红军对自己的信任，他对送信的红军说：“你们几天内就要开走……要是你们不走，让我当个排长也可以。请你告诉贺龙将军，以后日子还长，我还会帮助你们的。”
然而，莫雄在毕节给长征中的红军让路一事传到了蒋介石的耳里，蒋介石勃然大怒。同时，莫雄交由剿共保安司令部参谋黄贶书到上海打听共产党朋友下落的一封信，也落入了国民党特务的手里。于是蒋介石一纸命令，说莫雄“通共、容共”，将他抓捕起来，送往南京军法处关押。
莫雄身陷囹圄150天，没有审，没有问，生活方面待如宾客，单独的监房内有沙发、书桌、弹簧床，还有浴室，看守的军警也很客气，没有给他带脚镣、手铐，直到1936年6月，莫雄的至交好友、南昌“剿共”行营秘书长杨永泰，通过时任国民党皖浙赣闽四省边区总指挥的张发奎和国民党高官陈诚向蒋介石说情，才将莫雄保释出来。
（五）
莫雄素与蒋介石个人关系不错，有时莫雄倚老卖老，蒋介石还得让他三分，但是这次蒋介石生气了。莫雄出狱后，蒋介石召见他谈话时气还未消，劈头就问：“你身边为什么总有共产党？”
莫雄冷静地回答：“没有这回事。”
蒋介石厉声说：“没有？！你司令部参谋黄什么的（意指黄贶书），他都承认是共产党了。他是谁介绍给你的？”
莫雄胡编一通，但是仍对答如流地说：“哪有人介绍，是他自己找上门来的。他以前是陈炯明粤军的一个主任参谋，是我的旧同事。”
蒋介石听莫雄这么一说，气消了许多，哼哼叽叽地说：“你根本不知道共产党，他们是很厉害的。他们是积极、能干、很有本事的人，但很危险，不能用的，知道吗？”
莫雄虚与委蛇地答道：“请委员长放心，以后我留意就是。”
这场风波就让莫雄这样应付过去了。随后，莫雄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特派员，随陈诚去了汉口。
（六）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莫雄由于有“通共、容共”嫌疑，一直没有在国民党军政界当什么大官，但他凭借手中仅有的权力，真诚地同共产党合作，为共产党、八路军做了不少好事、大事：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余汉谋出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负责闽、粤两省的军事指挥。广州沦陷后，余汉谋将广东90多个县划分为29个游击区，任命莫雄为南雄县县长兼第二十三区游击司令，辖南雄等4个县的地方武装。中共广东省委派遣共产党员古大存与莫雄联络，莫雄任命古大存为第二十三区游击司令部上校参谋长。随后中共广东省委又派出30多名共产党员加入到莫雄的游击司令部，其中，郭大同被委任为游击司令部的中校主任参谋，李镇靖和刘登任少校参谋。莫雄放手让他们工作，第二十三区游击司令部事实上是共产党人在当家。
1938年间，莫雄曾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会晤八路军领导人叶剑英，交谈甚为愉快。分手时叶剑英送给莫雄一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莫雄带回南雄驻地后，特地翻印了3000册，分发给部队和亲友，并且在游击区开办了1期游击干部训练班。训练班的班主任名义上由莫雄担任，实际上是由共产党人古大存主持。学员共30多人，办了3个星期，毕业后大都成了共产党的基层军事骨干。在莫雄的支持下，第二十三区游击司令部还新建了3个大队，实际上也成了中共掌握的武装。
在莫雄任南雄县县长期间，南雄县的监狱里关押着余汉谋部队寄押的一批政治犯，计有红军战士、中共地下党员、赤卫队员、进步人士、革命青年等，共700多人，其中包括已被判处无期徒刑和10年以上重刑的红军干部、战士、中共地下党干部等24人。1938年夏季的一天，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奉命到南雄县去见莫雄，请他帮助设法释放这批在押人员。云广英受到莫雄的热情接待。莫雄对云广英表示：“拥护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国共两党坚持团结，一致抗日，就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军，全民族一定能得到彻底的解放。”莫雄冒着很大风险，报请余汉谋批准，释放了这批在押人员，从而使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场上又增加了一批坚定的战士。 从1939年起的一段时间，莫雄几经调动，但都在广东境内。他先后担任国民党广东韶关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第四战区北江抗日游击区司令官、北江挺进纵队司令、挺进纵队干部训练所主任、第七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等等，莫雄坚持不懈地在抗日斗争中同中共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如帮助中共组织和发展不脱产的群众抗日武装，并供给枪支、弹药、手榴弹等武器；接纳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进入自己所部工作，有些中共地下党员还担任了莫部的领导职务；帮助中共地方组织开展活动，秘密发展党员，保护和营救革命同志，铲除汉奸、特务；提供经费支持中共建立秘密交通站、联络点，等等，不胜枚举。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在莫雄领导的挺进纵队中活动多年，一直平安无事，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有莫雄的保护和支持。
（七）
解放战争时期，莫雄先在余汉谋手下挂了个少将参议的名，后来出任广东省英德县县长、韶关行政督察专员兼“清剿”司令。此时又有人向上告密说莫雄“通共”，他的活动和处境都较困难。但他只要有可能，对中共和地下党员的支持和帮助始终如一，矢志不渝。
莫雄之子莫振球，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秋，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派莫振球返回广东开展活动。1947年夏，莫雄凭借他同张发奎的老关系，在张发奎任主任的国民党广州行辕给莫振球安排了一个上尉翻译官（英文翻译）的差事。不久，张发奎调至南京任国民党政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莫振球随张发奎任少校秘书。张发奎在上海有一所房子，他离开南京、上海时，将房子交给莫振球管理，因而上海张发奎公馆成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从事秘密活动的一个据点，此事一直持续到上海解放。
然而，风声越来越紧。国民党广州警备司令胡长青、广州卫戍司令李及兰奉命要逮捕莫雄，国民党特务分子则要暗杀他。莫雄这才不得不从广州避居香港。
广州解放后，毛泽东问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还记得广东有一个莫雄吗？”毛泽东对叶剑英说：“他（莫雄）是我们党的老朋友、老同志，你一定要找到他，一定要安排他的工作。”叶剑英写信给莫雄，并派人去香港将他接回广州。叶剑英将毛泽东的话告诉莫雄，莫雄听了激动不已，对毛泽东称他是“老朋友、老同志”感到无尚光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莫雄曾先后担任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广东省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80年，莫雄病逝于北京，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