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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尽管英国学校对数字技术的投资非常可观，但是却未能取得支持者所预期的效果。这引发了有关以往教师持续专业发展形式有效性的争议。Vital项目历时四年（2009—2013），英国各级政府出资940万英镑，旨在加强学校的数字技术应用和计算机应用教学。Vital项目由英国开放大学主持，项目组回顾了相关文献并凭借在开展有支持的开放学习和发展虚拟社区方面的丰富经验，开发了一系列不断改进的专业发展产品。Vital所有的产品都基于这样的理念：视教师为专家，并认为实践者研究包含了文献所认同的有效持续专业发展的一切因素。本文介绍了Vital项目三个不同实施阶段所研发的、不断改进的持续专业发展模式，包括有支持的在线课程、社区网站、“教学会议”和“教学共享”、 校内专业发展合作以及借助EdFutures.net发布和共享关于项目所积累的（研究）证据。本文还根据Vital的经验阐述了什么是有效持续专业发展。
【关键词】 教师专业发展；信息通信技术；Vital；实践者研究；有效持续专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458x（2013）12—0020—14
导读：随着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各国政府普遍非常重视运用信息通信技术促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的提高。例如，中国教育部早在2000年10月就在“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开设信息技术必修课程，加快信息技术教育与其他课程的整合”和“全国启动中小学‘校校通’工程”两个主要目标。同年，教育部与英特尔公司合作在中国启动“英特尔?未来教育中小学教师培训”项目。2003年，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提出“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促进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和效益”这一目标。2005年，教育部又启动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计划，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分别成立专门办公室落实这个计划。所有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晋升的条件之一是必须通过若干相应等级的计算机应用模块考试。
然而，在很多国家，大手笔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正如本文所介绍的，英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历时四年（2009-2013）、政府共投入940万英镑资金的Vital教师专业发展项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的。从文中对1980年以来以及Vital项目实施过程中英国中小学教师信息通信技术专业发展问题的剖析来看，不少问题对于中国而言似乎也不陌生，换言之，有一定的共性。但是，这篇文章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Vital项目组是如何不断探索、不断完善适应不断变化的文化和政治环境的教师信息通信技术专业发展模式，我认为，以下几点对于各级各类学校教师专业发展都有启示作用和借鉴价值。
首先，持续专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一种行动研究。我完全赞同这种观点，如果持续专业发展（或者用我们的教育话语——继续教育）不是出于解决实际工作问题、提高工作效率和效果的需要，是很难激发持久的参与热情和动力的。作者根据反思性实践理论构建“Vital实践者研究循环”（Vital Practitioners Research Cycle）模型——这是Vital项目的理论基础，既强调教师个人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等方面的主观能动性，也重视同行间的互动和共享，即人人都可以是“专家”，尊重教师的专业知识，摆脱教学去专业化（deprofessionalisation）的窘况。
其次，学习型组织（学校）应该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专业发展模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诚如穆尔先生所指出的，专业发展不能“以机构为中心”（Moore， M. [2006]. Facult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20[2]， 61-63）。本论坛2013年第7期“探索一流的个性化综合学习支持”和2013年11期“在线、混合和远程学习新常态：梅西大学经验”两篇文章也得出与本文相同的研究结果。我也曾在一篇随笔中表达赞同的态度：“（机构）不要想当然，更不能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当成‘施舍者’，要倾听员工意见，唯有通过调查，才能制定出符合培训对象需求的培训计划”，以避免“出现机构良好的初衷得不到员工积极响应的情况”（“从穆尔对远程教育‘师资职业发展’的反思所想到的”，《中央电大时讯》2009年5月4日）。“自上而下”的专业发展培训模式在我国占主导地位，因此，“他山之石”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第三，如何保证持续专业发展的质量？这是任何专业发展活动的核心。作者在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归纳了有效持续专业发展的特征，并据此认为他们所研发的“校内专业发展合作”项目这一校本培训模式具备了有效持续专业发展的所有特征。针对性是一切持续专业发展的生命，因此，我认为“校内专业发展合作”模式值得我们学习，以避免几年前某地出现的所有专业技术人员都必须完成“科技论文写作”课程这种荒唐事情的再次出现。
第四，提供大规模教师持续专业发展不管在哪个国家都有一定的难度，但我认为通过公开招标，由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有利于形成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优胜劣汰，提高“公共服务”产品的质量。我认为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借鉴。比如各级师范院校在中小学教师持续专业发展领域有自身优势，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其他教育或研究机构，甚至是商业化的机构可以做得同样好或更好。
在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下属机构Jisc Advance中标接手Vital项目之后，我们很快就联系上Vital项目原主持人彼得·特文宁（Peter Twining）教授，邀请他为本刊撰写一篇总结性文章。特文宁教授欣然接受稿约并与曾担任Vital项目区域经理和导师的菲奥纳·亨利（Fiona Henry）一起如期完成这篇专稿。我们谨向两位学者致以衷心感谢！（肖俊洪） 一、引言
2009年7月至2013年3月，政府出资940万英镑启动了一个项目，旨在提高英格兰地区招收5-19岁学生的公立学校“信息通信技术教学”（ICT teaching）质量。本文介绍并分析了这一成功项目——Vital——所研发的各种持续专业发展（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简称CPD）模式的效果。
当时，“信息通信技术教学”一词用于包括运用数字技术辅助各门课程的学习，以及信息通信技术（ICT）、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简称 IT） 和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等专业课程的教学。这些术语暴露出一个历史问题，换句话说，这一领域的术语混乱不清，令人困惑（Twining， 2002）。因而信息通信技术一词被用于指数字技术在学校的种种应用，包含专业课程（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科学）以及运用数字技术辅助各门课程的学习和数字技术本身。在Vital的最后阶段，国家课程（ National Curriculum）“信息通信技术”根据提议被更名为“计算机应用”（Computing）。这一更名至少在英国使原来术语含义模棱两可的情况更加严重（DfE， 2013）。为了明晰起见，本文的术语采用以下定义（必须指出，下面这些定义2013年4月之后才出现，目前仍有争议，详见Twining，2013b）：
·计算机应用（Computing）： 包括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和数字素养三部分内容；
·信息通信技术（ICT）： 指在各门课程中运用数字技术提高学习质量；
·数字技术（Digital Technology）： 指技术本身（比如硬件和软件）。
从两方面来看，本文对Vital 的介绍并不全面。其一，文章集中介绍Vital项目某些方面的情况，因而不够全面；其二，Vital项目可以从不同视角进行阐述，本文仅是基于其中的一种视角——两位作者均为Vital项目成员，因而他们的视角也带有主观性。如果从社会文化（sociocultural）的视角阐述这个项目，如同Vital项目成员以往的做法，那么片面性是不可避免的。
从社会文化的视角看，知识扎根于社会文化，而且是共同建构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先了解Vital项目所处的变化中的环境，才能理解该项目的意义所在。因此，本文首先概述启动Vital项目的大环境，然后介绍项目的三个不同阶段，最后总结在实践中什么是有效持续专业发展。
二、Vital项目实施之前（1980—2008）
至少从1980年“微电子学教育项目”（Microelectronics Education Programme， 简称MEP）实施开始，英格兰的学校便开始应用数字技术。从那时起，已经有大量资金投入到学校的数字技术上：
·Twining （2002） 估计，1985—1992年间英国投入到公立学校数字技术上的资金超过2亿英镑；
·Barton （2009） 估计，1998—2008年间英国投入到中小学数字技术（包括专业发展）上的资金约13亿6千万英镑；
·BESA （2009） 估计， 2009—2010年间英国学校在数字技术（不包括软件）上的预算是5亿7千680万英镑。
虽然在教师专业发展上的投资没有那么多，但也是很可观。例如，在1999—2003年间，英国政府从新机会基金（New Opportunities Fund， 简称NOF）中拨出2亿3千万英镑，投入到一项提高学校信息通信技术的计划中；还有，2005—2010年间耗资550亿英镑的“未来学校建设项目”（Building Schools for the Future）中用于信息通信技术专业发展的资金也很可观。
尽管在数字技术和专业发展上的投资巨大，但是对学校的影响却未能达到预期目标。英国工党政府的儿童、学校与家庭部（Department of Children， School and Family，简称 DCSF）承认这种“说辞与现实的差距”（rhetoric reality gap）（Trend， Davids，
【关键词】 教师专业发展；信息通信技术；Vital；实践者研究；有效持续专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458x（2013）12—0020—14
导读：随着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各国政府普遍非常重视运用信息通信技术促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的提高。例如，中国教育部早在2000年10月就在“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开设信息技术必修课程，加快信息技术教育与其他课程的整合”和“全国启动中小学‘校校通’工程”两个主要目标。同年，教育部与英特尔公司合作在中国启动“英特尔?未来教育中小学教师培训”项目。2003年，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提出“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促进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和效益”这一目标。2005年，教育部又启动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计划，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分别成立专门办公室落实这个计划。所有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晋升的条件之一是必须通过若干相应等级的计算机应用模块考试。
然而，在很多国家，大手笔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正如本文所介绍的，英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历时四年（2009-2013）、政府共投入940万英镑资金的Vital教师专业发展项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的。从文中对1980年以来以及Vital项目实施过程中英国中小学教师信息通信技术专业发展问题的剖析来看，不少问题对于中国而言似乎也不陌生，换言之，有一定的共性。但是，这篇文章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Vital项目组是如何不断探索、不断完善适应不断变化的文化和政治环境的教师信息通信技术专业发展模式，我认为，以下几点对于各级各类学校教师专业发展都有启示作用和借鉴价值。
首先，持续专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一种行动研究。我完全赞同这种观点，如果持续专业发展（或者用我们的教育话语——继续教育）不是出于解决实际工作问题、提高工作效率和效果的需要，是很难激发持久的参与热情和动力的。作者根据反思性实践理论构建“Vital实践者研究循环”（Vital Practitioners Research Cycle）模型——这是Vital项目的理论基础，既强调教师个人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等方面的主观能动性，也重视同行间的互动和共享，即人人都可以是“专家”，尊重教师的专业知识，摆脱教学去专业化（deprofessionalisation）的窘况。
其次，学习型组织（学校）应该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专业发展模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诚如穆尔先生所指出的，专业发展不能“以机构为中心”（Moore， M. [2006]. Facult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20[2]， 61-63）。本论坛2013年第7期“探索一流的个性化综合学习支持”和2013年11期“在线、混合和远程学习新常态：梅西大学经验”两篇文章也得出与本文相同的研究结果。我也曾在一篇随笔中表达赞同的态度：“（机构）不要想当然，更不能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当成‘施舍者’，要倾听员工意见，唯有通过调查，才能制定出符合培训对象需求的培训计划”，以避免“出现机构良好的初衷得不到员工积极响应的情况”（“从穆尔对远程教育‘师资职业发展’的反思所想到的”，《中央电大时讯》2009年5月4日）。“自上而下”的专业发展培训模式在我国占主导地位，因此，“他山之石”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第三，如何保证持续专业发展的质量？这是任何专业发展活动的核心。作者在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归纳了有效持续专业发展的特征，并据此认为他们所研发的“校内专业发展合作”项目这一校本培训模式具备了有效持续专业发展的所有特征。针对性是一切持续专业发展的生命，因此，我认为“校内专业发展合作”模式值得我们学习，以避免几年前某地出现的所有专业技术人员都必须完成“科技论文写作”课程这种荒唐事情的再次出现。
第四，提供大规模教师持续专业发展不管在哪个国家都有一定的难度，但我认为通过公开招标，由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有利于形成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优胜劣汰，提高“公共服务”产品的质量。我认为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借鉴。比如各级师范院校在中小学教师持续专业发展领域有自身优势，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其他教育或研究机构，甚至是商业化的机构可以做得同样好或更好。
在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下属机构Jisc Advance中标接手Vital项目之后，我们很快就联系上Vital项目原主持人彼得·特文宁（Peter Twining）教授，邀请他为本刊撰写一篇总结性文章。特文宁教授欣然接受稿约并与曾担任Vital项目区域经理和导师的菲奥纳·亨利（Fiona Henry）一起如期完成这篇专稿。我们谨向两位学者致以衷心感谢！（肖俊洪） 一、引言
2009年7月至2013年3月，政府出资940万英镑启动了一个项目，旨在提高英格兰地区招收5-19岁学生的公立学校“信息通信技术教学”（ICT teaching）质量。本文介绍并分析了这一成功项目——Vital——所研发的各种持续专业发展（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简称CPD）模式的效果。
当时，“信息通信技术教学”一词用于包括运用数字技术辅助各门课程的学习，以及信息通信技术（ICT）、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简称 IT） 和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等专业课程的教学。这些术语暴露出一个历史问题，换句话说，这一领域的术语混乱不清，令人困惑（Twining， 2002）。因而信息通信技术一词被用于指数字技术在学校的种种应用，包含专业课程（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科学）以及运用数字技术辅助各门课程的学习和数字技术本身。在Vital的最后阶段，国家课程（ National Curriculum）“信息通信技术”根据提议被更名为“计算机应用”（Computing）。这一更名至少在英国使原来术语含义模棱两可的情况更加严重（DfE， 2013）。为了明晰起见，本文的术语采用以下定义（必须指出，下面这些定义2013年4月之后才出现，目前仍有争议，详见Twining，2013b）：
·计算机应用（Computing）： 包括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和数字素养三部分内容；
·信息通信技术（ICT）： 指在各门课程中运用数字技术提高学习质量；
·数字技术（Digital Technology）： 指技术本身（比如硬件和软件）。
从两方面来看，本文对Vital 的介绍并不全面。其一，文章集中介绍Vital项目某些方面的情况，因而不够全面；其二，Vital项目可以从不同视角进行阐述，本文仅是基于其中的一种视角——两位作者均为Vital项目成员，因而他们的视角也带有主观性。如果从社会文化（sociocultural）的视角阐述这个项目，如同Vital项目成员以往的做法，那么片面性是不可避免的。
从社会文化的视角看，知识扎根于社会文化，而且是共同建构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先了解Vital项目所处的变化中的环境，才能理解该项目的意义所在。因此，本文首先概述启动Vital项目的大环境，然后介绍项目的三个不同阶段，最后总结在实践中什么是有效持续专业发展。
二、Vital项目实施之前（1980—2008）
至少从1980年“微电子学教育项目”（Microelectronics Education Programme， 简称MEP）实施开始，英格兰的学校便开始应用数字技术。从那时起，已经有大量资金投入到学校的数字技术上：
·Twining （2002） 估计，1985—1992年间英国投入到公立学校数字技术上的资金超过2亿英镑；
·Barton （2009） 估计，1998—2008年间英国投入到中小学数字技术（包括专业发展）上的资金约13亿6千万英镑；
·BESA （2009） 估计， 2009—2010年间英国学校在数字技术（不包括软件）上的预算是5亿7千680万英镑。
虽然在教师专业发展上的投资没有那么多，但也是很可观。例如，在1999—2003年间，英国政府从新机会基金（New Opportunities Fund， 简称NOF）中拨出2亿3千万英镑，投入到一项提高学校信息通信技术的计划中；还有，2005—2010年间耗资550亿英镑的“未来学校建设项目”（Building Schools for the Future）中用于信息通信技术专业发展的资金也很可观。
尽管在数字技术和专业发展上的投资巨大，但是对学校的影响却未能达到预期目标。英国工党政府的儿童、学校与家庭部（Department of Children， School and Family，简称 DCSF）承认这种“说辞与现实的差距”（rhetoric reality gap）（Trend， Davi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