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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五月份，是大学里论文答辩的高峰时段。今年，笔者在指导、评阅学生论文以及参加学生论文答辩时遇到一个细节问题，然而学生对细节处理的取舍态度却令人深深思考。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要求，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要有“摘要”和“Abstract”（英文摘要）两项内容。笔者逐篇审阅学生的论文，发现很多论文的目录页上，中文摘要内容上方是“摘要”两个字，但在英文摘要内容上方，却没有对应地显示“Abstract”这个词，而是出现了论文的英文题目。笔者觉得这样不太合理，就建议学生将英文题目对应地改成“Abstract”字样。但学生却说：“老师，虽然您说得有理，可是这个不能改，因为学校给的模板就是这样的。”笔者说：“不合理的地方就需要完善，不用管什么模板不模板。如果你认识不到问题，那是改不了；但是你现在已经觉得我说得有理，认识到了问题，为什么还不改呢？”学生看见笔者很认真的样子，就说：“老师，模板是学校给的，错了也不关我们的事；况且，如果我们改了，最后通不过，那算谁的呢？”听了学生的话，笔者感觉事情严重了许多：学生分明是把学校给的模板当成了教条，对待模版，似乎只有遵行的份儿，不敢有半点怀疑；即使认识到其中有问题或有错误，也不敢改正。此刻，笔者不禁要问，是什么力量或原因使学生变得如此唯唯诺诺，缺少最基本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呢？怎么一点怀疑的勇气都没有呢？
大学生之所以没有怀疑的勇气，这恐怕要缘于他们在大学所接受的日常教育。很多人认为，在大学，就是要学习各种文化知识。诚然，学习文化知识确实很重要，然而，大学教育更重要的是育人，是培养学生的自由思想，养成独立的人格。若要自由思想，怀疑的勇气是必不可少的。可是，在当今一些大学课堂上，许多教师生怕学生对所讲授的东西产生怀疑，所以讲课时说话毫不含糊，论断也斩钉截铁。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树立教师的威信！笔者也曾听到一个好心的督学老教师的建议：一定要让学生觉得你讲的都是对的。现在一些大学生之所以缺少怀疑和批判精神，跟大学中的这种教育理念有很大关系。仔细想来，大学教师的各项研究真的到了毫无疑义的地步了吗？事实并非如此吧。即使教师讲授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不要忘记告知学生还应该去大胆怀疑；如果教师只是讲授教材上自己并无专门研究的内容，那就更没有理由让学生相信所讲的都是对的，都是不容置疑的。常听人说，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国学院上课时，对遇到的一些问题常说三个字“我不懂”，有时候一节课竟有几个“我不懂”。无独有偶，2012年6月7日去世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曾回忆，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月涵）先生有“洵洵儒雅、和蔼谦虚、近乎木讷、‘过分’谨慎的一面，正如校园里流行的一首打油诗所描述校长讲话的特色：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恐怕仿佛不见得”[1]。教师们固然不必效颦，但至少应该告诉学生，对课上所学的东西不应该照单全收，而应该大胆质疑。大学生都是成年人了，他们理应有自己的判断，教师们更应该教给他们怀疑的勇气。钱学森先生去世后，“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曾经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但似乎也仅仅停留在被炒作的层面，是否真正有人深入地思考这一问题呢？笔者觉得，现代的中国大学教育中忽视培养学生怀疑的勇气，这严重阻碍了杰出人才的产生。须知，没有怀疑便没有探索；没有探索，何谈杰出人才！
在欧美的大学里，学生也并非天生具有怀疑精神，一些教师也经常将教科书当成教条。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社会系名教授之一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s）上第一堂课的开场白，还让主张治学应在“不疑处生疑”“不让人家牵着鼻子走”的胡适，在时隔40余年后仍记忆犹新。吉丁斯说：“积三十年教书之经验，余深知教书的不二法门便是教条主义！”他接着便解释道：“一个钟头的课，实际上至多只有四十五至五十分钟。假若我模棱两可地向你们说，这个似乎如此，那个未必如彼，那你们究竟学到些什么呢？你们当然既不愿听，也不愿信了。所以我只有说：‘毫无疑问的，毫无疑问的，我就这样告诉你……’就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我说教条主义是教书的不二法门的道理。[2]”虽然欧美大学中也不乏吉丁斯所说的教条主义的教师，但是，他们的大学生的怀疑精神还是相对强烈的。那是经过专门的批判性思维训练的结果：他们或是设有批判性思维的课程；或是常有怀疑精神的提倡。因此，在师生中间大都形成了这样一种传统：学会怀疑，在接受任何论断之前都要有怀疑的精神。詹姆士·兰迪在为萨根的名著《魔鬼出没的世界》（中译本）所作的“再版序”中引用了萨根的话：“怀疑主义和好奇都是经过磨炼和实践才能获得的技巧。在学生们的头脑中使它们和谐联姻应该成为公共教育的基本目标。[3]”美国学者阿尔伯特·库克给刚入学的学生开设了“英语语言研究”的课程，他在教科书中有这样的话：“教育的目的并非是要建立教条，而是应该使受教育者意识到世间万物的迁流。在本课程中，你应该同任何学科的受教育者一样，质疑每一个论断，通过自己的观察鉴别其真伪，提出自己的反议。任何时候都不要被动地接受任何东西。[4]”文化学者奈达也说过：“在生活中，能疑要比善信更重要，因为太多的人喜欢相信一些不可相信的东西。[5]”
英语中有一句古谚“To err is human”（人总会犯错），虽然汉语也有“人孰无过”的说法，可是人们却惯于轻信、迷信，不善怀疑。大家可能都有这样一个印象，在孩童时代人们的疑问比较多，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疑问似乎越来越少。其实，疑问不是真的少了，而是人们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不善于生疑了。或者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忙得没有时间质疑了。有人会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知识丰富了，疑问也就少了。这似是而非，知识多了，未知的东西应该更多，疑问也应该更多。古希腊哲学家芝诺说过，人的知识可以比作一个圆，圆周所接触的外围是人的未知，那么，圆越大，其未知的东西会越多。因此，人们的不善怀疑，是后天习惯养成的。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在谈到鲁迅先生的读书趣味时说：“鲁迅先生爱读杂书，且终其一生受西方思想影响，推崇‘个人意识’的觉醒，主张年轻人应该有‘怀疑精神’。[6]”在讲到如何在大学培养独立精神时，孙郁先生引用了鲁迅先生的话：“相信自己，不要找导师。[7]”笔者真诚地希望鲁迅先生的话能对培养大学生的怀疑精神起到一些作用。 怀疑的精神并不是人人天生就有的，怀疑勇气的获得也需要经过磨炼和实践，在很多时候，怀疑还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上述学生的话“如果我们改了，最后通不过，那算谁的呢？”就让人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这或许也是许多人惯于轻信某些权威的话，放弃独立思考的真正原因。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书本”也是一种权威，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我在某书中见到过，一定没错。”这反映了人们对文字的崇敬，但人们也要知道，书也是人写的，经过了人的加工；而人是会犯错误的。一个相对成熟的社会，需要形成这样一种观念：人人有理性，此间无权威。
大学生本应该是思想最为自由、开放的群体，可是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在对待论文模板时却出现了宁信模板，不敢怀疑求真的怪事。这跟“郑人买履”还有什么区别？如果学生在本应该自由、开放的大学校园尚且如此，那么日后出得校园，又如何能做到实事求是呢？其实，培养学生敢于怀疑、实事求是的精神跟培养学生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的能力是一致的。学校教育的一个基本理念应该是，唯真理是从，绝不是培养学生看权威行事。如果学生做任何事情都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那么就不致于盲从任何权威了；如果能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那么也就庶几学会独立思考了；如果能事事经过独立思考，那么独立人格也就有望养成了，教育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在苏美尔人创办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学校’里，先生曾用这样一个谜语来测验学生的智商：犹如天空一个屋，形如书罐外裹布，好似鸭子墩上矗，闭着眼睛走进去，睁着眼睛把屋出。[8]”拱玉书评论说：“只有在这里（泛指学校——笔者注）受过教育的人才能心明眼亮，辨别是非，告别愚昧。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美尔人才把教育过程看作是从闭着眼睛到睁开眼睛的过程。这种认识和比喻非常深刻，其内涵可能远远超出了我们今人能够理解的范围。[9]”笔者高度认同苏美尔人对教育的认识和拱玉书先生的评论。教育的过程是一个让学生“睁眼”的过程，学生需要在学校中学会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一切，用自己的脑袋思考一切。
参考文献：
[1]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96-97.
[2]胡适，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93-94.
[3]卡尔·萨根.魔鬼出没的世界[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1.
[4]Albert B. Cook III.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Language[M].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69： 76.
[5]Eugene A. Nida. Fascinated by Languages[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1.
[6][7]孙郁.从鲁迅的读书趣味说开去[R].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通讯，2008（4）.
[8][9]拱玉书.日出东方——苏美尔文明探秘[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152、154.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李奇志）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要求，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要有“摘要”和“Abstract”（英文摘要）两项内容。笔者逐篇审阅学生的论文，发现很多论文的目录页上，中文摘要内容上方是“摘要”两个字，但在英文摘要内容上方，却没有对应地显示“Abstract”这个词，而是出现了论文的英文题目。笔者觉得这样不太合理，就建议学生将英文题目对应地改成“Abstract”字样。但学生却说：“老师，虽然您说得有理，可是这个不能改，因为学校给的模板就是这样的。”笔者说：“不合理的地方就需要完善，不用管什么模板不模板。如果你认识不到问题，那是改不了；但是你现在已经觉得我说得有理，认识到了问题，为什么还不改呢？”学生看见笔者很认真的样子，就说：“老师，模板是学校给的，错了也不关我们的事；况且，如果我们改了，最后通不过，那算谁的呢？”听了学生的话，笔者感觉事情严重了许多：学生分明是把学校给的模板当成了教条，对待模版，似乎只有遵行的份儿，不敢有半点怀疑；即使认识到其中有问题或有错误，也不敢改正。此刻，笔者不禁要问，是什么力量或原因使学生变得如此唯唯诺诺，缺少最基本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呢？怎么一点怀疑的勇气都没有呢？
大学生之所以没有怀疑的勇气，这恐怕要缘于他们在大学所接受的日常教育。很多人认为，在大学，就是要学习各种文化知识。诚然，学习文化知识确实很重要，然而，大学教育更重要的是育人，是培养学生的自由思想，养成独立的人格。若要自由思想，怀疑的勇气是必不可少的。可是，在当今一些大学课堂上，许多教师生怕学生对所讲授的东西产生怀疑，所以讲课时说话毫不含糊，论断也斩钉截铁。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树立教师的威信！笔者也曾听到一个好心的督学老教师的建议：一定要让学生觉得你讲的都是对的。现在一些大学生之所以缺少怀疑和批判精神，跟大学中的这种教育理念有很大关系。仔细想来，大学教师的各项研究真的到了毫无疑义的地步了吗？事实并非如此吧。即使教师讲授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不要忘记告知学生还应该去大胆怀疑；如果教师只是讲授教材上自己并无专门研究的内容，那就更没有理由让学生相信所讲的都是对的，都是不容置疑的。常听人说，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国学院上课时，对遇到的一些问题常说三个字“我不懂”，有时候一节课竟有几个“我不懂”。无独有偶，2012年6月7日去世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曾回忆，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月涵）先生有“洵洵儒雅、和蔼谦虚、近乎木讷、‘过分’谨慎的一面，正如校园里流行的一首打油诗所描述校长讲话的特色：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恐怕仿佛不见得”[1]。教师们固然不必效颦，但至少应该告诉学生，对课上所学的东西不应该照单全收，而应该大胆质疑。大学生都是成年人了，他们理应有自己的判断，教师们更应该教给他们怀疑的勇气。钱学森先生去世后，“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曾经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但似乎也仅仅停留在被炒作的层面，是否真正有人深入地思考这一问题呢？笔者觉得，现代的中国大学教育中忽视培养学生怀疑的勇气，这严重阻碍了杰出人才的产生。须知，没有怀疑便没有探索；没有探索，何谈杰出人才！
在欧美的大学里，学生也并非天生具有怀疑精神，一些教师也经常将教科书当成教条。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社会系名教授之一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s）上第一堂课的开场白，还让主张治学应在“不疑处生疑”“不让人家牵着鼻子走”的胡适，在时隔40余年后仍记忆犹新。吉丁斯说：“积三十年教书之经验，余深知教书的不二法门便是教条主义！”他接着便解释道：“一个钟头的课，实际上至多只有四十五至五十分钟。假若我模棱两可地向你们说，这个似乎如此，那个未必如彼，那你们究竟学到些什么呢？你们当然既不愿听，也不愿信了。所以我只有说：‘毫无疑问的，毫无疑问的，我就这样告诉你……’就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我说教条主义是教书的不二法门的道理。[2]”虽然欧美大学中也不乏吉丁斯所说的教条主义的教师，但是，他们的大学生的怀疑精神还是相对强烈的。那是经过专门的批判性思维训练的结果：他们或是设有批判性思维的课程；或是常有怀疑精神的提倡。因此，在师生中间大都形成了这样一种传统：学会怀疑，在接受任何论断之前都要有怀疑的精神。詹姆士·兰迪在为萨根的名著《魔鬼出没的世界》（中译本）所作的“再版序”中引用了萨根的话：“怀疑主义和好奇都是经过磨炼和实践才能获得的技巧。在学生们的头脑中使它们和谐联姻应该成为公共教育的基本目标。[3]”美国学者阿尔伯特·库克给刚入学的学生开设了“英语语言研究”的课程，他在教科书中有这样的话：“教育的目的并非是要建立教条，而是应该使受教育者意识到世间万物的迁流。在本课程中，你应该同任何学科的受教育者一样，质疑每一个论断，通过自己的观察鉴别其真伪，提出自己的反议。任何时候都不要被动地接受任何东西。[4]”文化学者奈达也说过：“在生活中，能疑要比善信更重要，因为太多的人喜欢相信一些不可相信的东西。[5]”
英语中有一句古谚“To err is human”（人总会犯错），虽然汉语也有“人孰无过”的说法，可是人们却惯于轻信、迷信，不善怀疑。大家可能都有这样一个印象，在孩童时代人们的疑问比较多，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疑问似乎越来越少。其实，疑问不是真的少了，而是人们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不善于生疑了。或者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忙得没有时间质疑了。有人会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知识丰富了，疑问也就少了。这似是而非，知识多了，未知的东西应该更多，疑问也应该更多。古希腊哲学家芝诺说过，人的知识可以比作一个圆，圆周所接触的外围是人的未知，那么，圆越大，其未知的东西会越多。因此，人们的不善怀疑，是后天习惯养成的。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在谈到鲁迅先生的读书趣味时说：“鲁迅先生爱读杂书，且终其一生受西方思想影响，推崇‘个人意识’的觉醒，主张年轻人应该有‘怀疑精神’。[6]”在讲到如何在大学培养独立精神时，孙郁先生引用了鲁迅先生的话：“相信自己，不要找导师。[7]”笔者真诚地希望鲁迅先生的话能对培养大学生的怀疑精神起到一些作用。 怀疑的精神并不是人人天生就有的，怀疑勇气的获得也需要经过磨炼和实践，在很多时候，怀疑还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上述学生的话“如果我们改了，最后通不过，那算谁的呢？”就让人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这或许也是许多人惯于轻信某些权威的话，放弃独立思考的真正原因。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书本”也是一种权威，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我在某书中见到过，一定没错。”这反映了人们对文字的崇敬，但人们也要知道，书也是人写的，经过了人的加工；而人是会犯错误的。一个相对成熟的社会，需要形成这样一种观念：人人有理性，此间无权威。
大学生本应该是思想最为自由、开放的群体，可是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在对待论文模板时却出现了宁信模板，不敢怀疑求真的怪事。这跟“郑人买履”还有什么区别？如果学生在本应该自由、开放的大学校园尚且如此，那么日后出得校园，又如何能做到实事求是呢？其实，培养学生敢于怀疑、实事求是的精神跟培养学生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的能力是一致的。学校教育的一个基本理念应该是，唯真理是从，绝不是培养学生看权威行事。如果学生做任何事情都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那么就不致于盲从任何权威了；如果能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那么也就庶几学会独立思考了；如果能事事经过独立思考，那么独立人格也就有望养成了，教育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在苏美尔人创办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学校’里，先生曾用这样一个谜语来测验学生的智商：犹如天空一个屋，形如书罐外裹布，好似鸭子墩上矗，闭着眼睛走进去，睁着眼睛把屋出。[8]”拱玉书评论说：“只有在这里（泛指学校——笔者注）受过教育的人才能心明眼亮，辨别是非，告别愚昧。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美尔人才把教育过程看作是从闭着眼睛到睁开眼睛的过程。这种认识和比喻非常深刻，其内涵可能远远超出了我们今人能够理解的范围。[9]”笔者高度认同苏美尔人对教育的认识和拱玉书先生的评论。教育的过程是一个让学生“睁眼”的过程，学生需要在学校中学会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一切，用自己的脑袋思考一切。
参考文献：
[1]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96-97.
[2]胡适，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93-94.
[3]卡尔·萨根.魔鬼出没的世界[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1.
[4]Albert B. Cook III.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Language[M].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69： 76.
[5]Eugene A. Nida. Fascinated by Languages[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1.
[6][7]孙郁.从鲁迅的读书趣味说开去[R].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通讯，2008（4）.
[8][9]拱玉书.日出东方——苏美尔文明探秘[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152、154.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李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