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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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杂志创刊已经有25年了。《世纪》杂志编辑部的同仁不忘初心，真诚对待作者，真心帮助作者，与作者交朋友。同时他们对作者的稿件有敏锐的观察力，珍惜每一篇到手的好稿子，因而刊物越辦越好，是同类刊物中的佼佼者。 多年来我努力为《世纪》写稿，像《顾顺章叛变后留下的历史谜团》一文不知被多少报刊转载过，至今还挂在凤凰网上。我写的《黄平：中共党史不该遗忘的人》，广受好评。他的儿子黄健让朋友从北京打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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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杂志创刊已经有25年了。《世纪》杂志编辑部的同仁不忘初心，真诚对待作者，真心帮助作者，与作者交朋友。同时他们对作者的稿件有敏锐的观察力，珍惜每一篇到手的好稿子，因而刊物越辦越好，是同类刊物中的佼佼者。
多年来我努力为《世纪》写稿，像《顾顺章叛变后留下的历史谜团》一文不知被多少报刊转载过，至今还挂在凤凰网上。我写的《黄平：中共党史不该遗忘的人》，广受好评。他的儿子黄健让朋友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建国后中共党史上从来不提他父亲的名字，而其实黄平却是广州起义最主要的领导者，感谢笔者还原了历史真相……
我曾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工作3年，与许多馆员成了好朋友，其中一位黄鉴铜馆员令我困惑。相处久了才晓得，他原来是国共两党都不讨好的“另类革命者”托派。我花了十来年的时间，对国内还健在的托派进行研究采访，包括杜畏之、黄鉴铜、曾猛、王国龙、周仁生、周履锵等等，陆续写成了多篇稿子，一一在《世纪》上刊登。此后我写成了在史学界颇受好评的《炼狱——中国托派的苦难与奋斗》一书。这些文章的刊登，既是《世纪》编辑部的领导与同仁独具慧眼，更重要的是为我担了很大的风险，表现了他们的历史担当。我深为感动！我对《世纪》永存感恩之心！我真心地对他们说一声谢谢！
（作者为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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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阮仪三先生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法国文化部“法兰西共和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获得者，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长期致力于抢救与保护包括山西平遥、云南丽江、江南古镇周庄等在内的众多历史城镇与建筑，被誉为“都市文脉的守护者”“历史文化名城的‘卫士’”“古城的守望者”，2014年获得美国圣母大学颁发的“亨利·霍普·里德奖”。由阮仪三口述、潘君祥撰
2006 年夏，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已故馆员杨宛闲的子女将其母亲早年收藏的一幅画带到馆里，说此画原先曾捐给文史馆，“文革”开始时，当时金兆梓馆长将画退还给了母亲。现秉承母亲遗愿，决定捐赠中央美术馆。 杨宛闲与杨度有亲属关系，家学渊源；与齐白石则有同乡之谊。他们都是湖南湘潭人。她上世纪30年代毕业于北京国立艺术学校，并在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其间曾向齐白石学画。在画的上端，金馆长有题：“白石老人绘事蜚声
厉声教（1935—2017年）为我国资深外交官。我与厉声教大哥相识相知已有61年，加上众多工作、亲属、爱好等关系，彼此了解、信任、互助，是无话不谈的知音。 声教大哥与先父1956年同年进入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一聊，发现大家竟曾是上海的邻居，左邻右舍的，彼此都很熟。且他的表弟和我是清华大学同班同学，表弟的夫人又和我是上海培进女中的同学。另外，我初中的班主任是声教大哥市西中学的同班同学。我们上海的老熟
但凡熟悉现当代美术史的人一定会对40年前在上海举办的那场轰动一时的《十二人画展》记忆犹新，这样一个由12位画家自由组合的展览，在当时何以会产生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并在美术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本刊编辑部专门约请当事人之一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黄阿忠教授撰文回溯往事，浓墨重彩写下《我和〈十二人画展〉》，读后令人不禁感慨万千：它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而来，打开了一扇禁锢艺术的大门。《十二人画展》的意义在于，它是“
《世纪》杂志定位正确。不受干扰，不翻花头，不赶时髦，脚踏实地，精心组稿、编稿，25年来创出了特色，做出了品牌，受到海内外文化界的重视和好评，十分不易。作为《世纪》杂志的老读者、作者，我感到无比欣慰。为表达我对《世纪》赞赏和期待，特赠送画作，题词庆贺——为《世纪》杂志创刊廿五周年而题：‘空谷苔荒，金兰飘香，素心依旧，根盘草旁。吟风怀月，写影云窗。賞音何处，自在含芳。’岁次戊戌暮夏，钱汉东。 《世纪
中国香港地区影视歌三栖演员汪明荃说一口流利的粤语，会唱粤剧，并以一首粤语歌曲《万水千山总是情》风靡华语歌坛，却不曾想到，她原来还是一位十足的“越剧迷”。 我也是偶然才知道的。2015年11月，为庆祝第十届香港“世界文化艺术节”圆满落幕，香港特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盛邀上海越剧院赴港演出。当时，我是上海越剧院负责宣传营销的副院长，一起随团赴港，全院精心挑选了在演出中备受观众欢迎的代表性剧目：风靡一时的
1993年癸酉之秋，正是澳门一批文化人积极创议建立新千年“中华巨塑”的时候。他们设想请海峡两岸各一位有重大影响的名人，为“巨塑”合作一副对联，铸于“巨塑”之上。经商议，决定这副对联就请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基金会长辜振甫两人来写。这时，我受托面恳汪老为“巨塑”题词，得到汪老的首肯，并约定时间，在福州路艺术书店楼上的汪老常来看书写字的地方见面。我到的时候，汪老已先期到达。数语寒暄，汪老就端坐在
我在一本杂志上读了《刘顺元出山》一文，想起还有一件关联事，是江渭清巧护刘顺元。 “文革”以后，江苏省委老书记江渭清闲居在省委招待所后东楼，冬天就搬个小凳子晒太阳。我上班必经他坐处，他常喊住我，说：“陪我聊一会儿嘛，没重要会议迟到一会不要紧，就说是我留你说说话的。” 聊得多了，有次就说起刘顺元的故事。事发于1959年庐山会议。当时的江苏省委副秘书长吴镇去庐山，去看柯老柯庆施。柯老劈头一句话：“吴
编者按：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那段逝去的日子曾经是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如今成了无尽的缅怀和感念。近年来，为了推进并成就这一段当代史的研究，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主持编写了《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中国新编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记事录》和《知青老照片——上海知青在黑龙江》等书。自1968年到1978年，上
一个人的姓名有人说只是符号而已，窃以为还不至于此，透过一个人的名号尚可读出一些另类信息，如出生的时代形势、社会地位、家族文化渊源等等。如今的年轻夫妇若生了个宝宝，一定要替他（她）取个响亮的好名才肯罢休，于是忙着翻阅寻找各种书籍、辞典，想从中找出个芳名来流芳百世。 鄙人出生在一个时代动荡、家庭日趋衰落的文化人家，按照我家谱的字号排列，父亲当时就为我取了个“吉”字，作为我的学名，家谱上父亲则记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