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家从古观象台对面的南牌坊18号院搬到了方庄小区芳古园。从平房搬到了楼房，冬天有暖气，做饭有厨房，厨房有煤气、上下水道，单元内有卫生间，真觉得一步上了天堂。没住过平房的人不会知道住平房的滋味，尤其是北京老院子的小平房，所以，不会体会我说的“上了天堂”的心情。但在这“天堂”里住了几个月之后，感觉这用水泥预制板搭建的天堂里听不到笑声，听不到谁家的男人高兴了吼的几嗓子京戏，也听不到邻居教训孩子不好好读书的训斥声。静静的楼房，似乎谁家跟谁家也不认识，好像就只有我一家住在这里。这让我又怀念起住平房大院的日子。
　　我原来住的地方全名是建国门内南牌坊18号大院。属于老北京人说的城墙根上的房子。旧社会，那里住的多是摆小摊的生意人、修东补西的工匠、肩挑背扛卖力气的苦力，总之，“三教九流”多是穷人。平房，前面说的楼房设施这里是“应有尽无”。室内个子高的伸起胳膊能触到棚顶，低矮。屋子里一年到头见不到多少阳光，潮湿。有一次我生病，一位同事去看我。用他的话说，大白天进门，不开灯，摸不着方向。
　　其实，那个大院的“本质”也并不是那么破旧。大家如果看过电影《锅碗瓢盆交响曲》，对故事主角孙淳扮演的牛宏、牛琢磨的家一定会有印象，红檐，灰瓦，中式的窗棂，房前房后半人高的红花绿草，院中绿荫如盖的老槐树，盛夏酷暑，蝉鸣不歇，一定会觉得这个环境古色古香，闲静幽雅！ 那就是我们居住的院子。但那是电影导演在院里选中的一套有味道的房子，又把搭建在屋前屋后的小棚子彻底拆光，露出的本来面目。这个样子还是挺好看的，很有老北京的味道，但居家过日子就不行了，解决不了过日子的最基本要求啊！本来这些平房没有暖气，没有煤气，没有上下水道，取暖靠煤炉，用水到院子角落里的水房去端，不论冬天下雪，夏天大雨，用一点水都得跑到院里的水房去。后来，条件改善，上面给各家配了煤气罐，又给各家装了上下水管，大家已经很知足了。但这平房屋内睡着人哪，不能放煤气罐，太危险。自来水也不能通到屋里去，水滴到地上，太潮湿。只好在屋前搭起小棚子。为了不占别人家的地方，只好挡在自家的窗前，这样屋内光线就更少了。小棚子很简陋，垒半截墙，再用几块破木板，几块油毡，盖个顶，有两三平米大。垒墙的砖全是半截的，是外面工地上人家不要的碎砖头。把煤气灶、上下水管都放到小棚子里。院子的空地被这些奇形怪状的小棚子塞满了，那形象可想而知。谁不愿意整洁好看呢？但整洁好看解决不了做饭的煤气罐、饮用水的上下水道啊。那年头，就是这样的经济条件，有间房子住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拍电影的一走，小棚子又恢复了原貌。
　　就是这样的居住环境，却让我深深地怀恋。有人也许会说，进了“天堂”了，还抱怨，还说怀恋那破院子，有点矫情吧！
　　其实，我的怀恋主要是因为那里的人，那里的邻居，那里，整个大院不分彼此、互相关照的气氛，那些简陋的房子反倒不在视野里了。后来，我们虽然搬走了，但只要听说原来住在大院的老邻居谁生病了，还要赶回大院里去探望。
　　那些年，我们整个院子真是亲如一家。谁家里有什么难事，谁家里来了客人，都能知道。谁家做了好吃的了，都会给邻家的孩子送上一碗。见了面，张爷爷、崔奶奶、虎子妈、春儿爸，就像一家人。
　　住在大院里的那种安全感，今天想起来那真是朗朗乾坤，太平世界。院子里都是平房，门窗都很简陋。门就是几块木板，门上方是木条隔开的四块玻璃，不用说用脚踢，使大劲一推，门就会开的。但我们从来没有担心过安全。离开家，一把小锁，一走一天。有时到胡同远处的小杂货铺打个酱油、买个醋，不用锁门，跟邻居招呼一声，抬腿就走。想一想，那时还真没听说谁家装防盗门、防盗窗的，也没听说谁家丢了东西。后来，我家搬到方庄住时，墙是水泥的，门窗是铝合金的，比平房安全百倍。就这样，门，还要装防盗铁门；窗，还要装防盗钢窗。一楼装了，二楼也装，二楼装了，三楼也要装，四楼、五楼、六楼整座楼一装到顶，真是固若金汤。站在窗前，透过防盗窗的铁栏杆望出去，仿佛自己住在监牢里，还有什么兴致？ 真是没法说啊！
　　想起南牌坊18号院的日子，一件件有意思的事就呈现在眼前。
　　我们刚搬到18号院的时候，冬天取暖，一年到头做饭，都用蜂窝煤炉。每天早上把黑黑的蜂窝煤搬进去，晚上，把烧透了的灰白色蜂窝煤搬出来，也是十分不让人高兴的事。但更为恼火的是下了班，压着的蜂窝煤火灭了。等再用炭煤把蜂窝煤引着了，着旺了，常常要一个小时。等吃上饭，不到8点，也得7点半，晚间新闻联播都已经结束了。这时，焦头烂额，人困马乏，还能干什么？还有什么心情读书、学习？连电视都不想看了。后来，大家熟了，下班回家，看炉子灭了，就夹着一块引火的炭煤，到邻居家煤炉上去烧，把烧红的炭煤放在自家的煤炉下，很快就可以把上面的煤烧红、烧旺，省去不少时间。可有时，自己把炭煤引着了，邻家的火却被弄灭了，反过来他们又到我们家的旺火上烧炭。一来一往，说说笑笑，也就让烦恼过去了。时间久了，就把家里的钥匙放在白天有人在家的邻家。他们总是估摸着我们下班快到家时，把煤炉上的盖火拿掉，让煤火着起来。我们一进家门，一股暖气扑来。那股暖气扑进心里，一种有人帮助、有人挂念的心情，一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情，让你觉得这贫寒生活里的快乐，让你总想着怎样能帮助他们做点好事。这时，生活的拮据、住房的简陋， 都已经不是重要的了。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也得和大家说一说。那时候，上面防疫系统很重视环境和家庭卫生，街道隔三岔五到家家户户查卫生。我们18号院都是出版口出版社的家属，是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这些单位的，都是比较年轻的职工，都很忙。早晨上班时，急急忙忙吃一口外面买来的豆浆、油条，下班一进屋，就忙着做饭、检查孩子作业，没有时间收拾屋子。所以一说查卫生的来了，便忙个手忙脚乱，都怕检查不合格，影响全院的评比成绩。后来大家想出个“高招”，由平常家里有老人，又十分整洁的几户人家作代表，查卫生的来了，就查这几家。我们院的石家，两位老人都已退休，也只有五六十岁，身体好，爱整洁。孩子都大了，很知道帮家里干活，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还有陈家。陈阿姨早年在机关工作，为了照顾家，照顾孩子和丈夫，把工作辞了。家有四个女儿，个个秀气文雅，知书达理。先生是北京印刷业著名专家。陈阿姨把家收拾得窗明几净，虽住在大杂院，但屋里是另一番境界。你进去都不忍心坐下，生怕弄乱了人家的屋子。还有侯大爷家，侯阿姨生性好强，把家里收拾得舒舒服服。查卫生的来了，我们这些双职工就把家门一锁，街道负责人把上级检查卫生的人往这几家一引，我们年年被评为卫生标兵大院。当然，我们也都念他们的好，感谢他们，休息的时候打扫院子，清理公共环境，我们都尽量多用力。他们家里收拾得那么整洁，也带动了我们。星期天、节假日的时候，大家就拿出时间，彻底清理家里的卫生，拆洗被褥，不能辜负他们给我们得来的卫生标兵院红旗。
　　还有一件让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是给孩子吃药。我儿子三四岁时，扁桃体爱发炎，一弄就是化脓性的，一烧就是39℃、40℃，脸烧得红红的，头耷拉着，好吓人啊！西药不见效 ，只好改用中药。那苦苦的汤药，哪个孩子爱吃？尽管加了不少的白糖、蜂蜜，想喂进去也难。三四岁的孩子本来是没有多大力气的，何况高烧几天了，但一闻到那药味，便紧紧闭着嘴，用力咬着牙，劲儿却老大，两个人根本喂不进去。特别是早晨，一边是高烧不退，药喂不进去，生怕烧坏了孩子的大脑；一边是急着上班，很怕迟到影响工作，急得火冒三丈，满屋乱转。每到这时，左邻右舍的“救兵”就到了。李阿姨抱着孩子的头，崔阿姨哄着孩子张嘴，我劲儿大抱住孩子不让他反抗乱动。姥姥却在旁边监督我们，嚷嚷着可别吓着孩子，可别弄破孩子的嘴……那情景真是一场“世界大战”。好歹把药灌进去了，我提着包，蹬上车，便往单位急驰。至今我都念着李阿姨、崔阿姨的好。只有我儿子，到现在还记着我怎么死抱着他，急了怎么打他，说我凶神恶煞。
　　当我回忆起我在18号大院居住时的这些零零碎碎的往事时，眼前便浮现着那些熟悉的面孔，想回到那个年月、那个环境，我多想再去住那大院、平房，过那邻里相近、相亲的日子啊！我多想把躺椅放在大槐树下，躺在上面，一边看书一边听蝉的欢快鸣叫啊！只要那平房有暖气、有煤气、有上下水道……我永远也不想搬走。但中国人这么多，房子不往高里建，都是四合院，铺的摊子越来越大，哪里有那么多土地呢？这个道理我也懂。可是，和煦温暖的邻里之风，相帮相助的邻里之情，如今何处可寻呢？
　　据老邻居告诉我，大牌坊18号院也拆得只剩几间房了。剩那几间房没拆的也空着，没人住了，等着拆呢。只是我耳朵里还回响着大院里的笑声、孩子的念书声、大人教训孩子的呵斥声，小两口的吵架声，还伴着飘过来的谁家红烧肉和炸带鱼的香味儿，总让我神往。陈阿姨、李阿姨、崔阿姨、侯大爷、张奶奶，邻居们都搬到哪里去住了呢？他们日子过得好吗？身体还健康吗？
　　南牌坊18号大院，它将永远珍藏在我心中。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