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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作为生命有机体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更迭，而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形态、空间、建筑等的更新则显然更多地基于有目的的干预。以路易斯·芒福德关于城发展起源、演变和前景的分析，反观欧洲及美国等城市更新过程中的典型历程，探求中国城市更新在时间序列和发生特征方面与更大范围城市变迁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当前中国城市正处于从“旧城改造”向“城市更新”转变的环节，特别是“棚户区改造”作为国家战略提出，带来一系列的新问题。鉴于城市更新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来认识的特征，对于城市自身发展、起源、变迁的认知和剖析，当能够有助于廓清城市更新运动中遵循或避免的一些方面。
关键词：城市史；城市更新；城市演变；城市发展史
一、城市更新在中国
城市更新从字面上理解，即城市范围内的新旧更迭，其更新可以是物质的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精神方面。从广义的角度看，城市每个时刻都发生着更新，如果把城市作为一个自体细胞，或者看作是一个蜂窝组织，其每个部分都存在变化着的联系。而从狭义上看，城市更新作为上世纪在欧洲、美国产生的运动，多与城市的扩张、旧城的老化、工业人口的过剩等有关。彼得·罗伯茨把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城市更新概括为：“综合协调和统筹兼顾的目标和行动，这种综合协调和统筹兼顾的目标和行动引导着城市问题的解决，这种综合协调和统筹兼顾的目标和行动寻求持续改善亟待发展地区的经济、物质、社会和环境条件。”城市更新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建设不同的是，“城市更新超出了城市翻建的目标、设想和内容（建筑环境改变过程），其出发点在于“更好的理解衰退的过程，综合协调和统筹兼顾的目标和行动”。[1]同时，在其中城市的开发和对旧区土地的整理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因此在狭义的城市更新中“需要最好地使用土地和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城市更新在中国成为热词，是从20世纪80年代城市中出现密集的旧城改造与新城建设开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城市更新总是产生“新与旧”、“拆与留”、“权力与反权力”、“国家与个体”等矛盾结合体的渊薮。经历几十年的更迭，中国城市更新从一开始的旧城改造“大拆大建”，逐渐发展到提倡“织补式、渐进式”的有机更新。由于城市每时每刻都发生着新与旧的更迭，因此城市更新则是伴随其生命过程的必然内容，可以说，尽管城市或者任何一个聚居组织都有自己的自适应系统，但是可以说，强势政府往往会忽视城市的有机属性，从罗马时期开始，一座城的建成总贯穿着某些灵魂人物或政府的强力意志。
当前中国新一轮的城市更新正在兴起，国务院《2016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推动棚户区改造与名城保护、城市更新相结合，加快推进城市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有序推进旧住宅小区综合整治、危旧住房和非成套住房（包括无上下水、北方地区无供热设施等的住房）改造”。[2]此意见可以看作是中国推出新一轮自上而下城市更新的序幕，这一方面可以理解作城市中最后残存的居住品质不佳的区块即将被改造，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作旧城中依然保留的具有文化价值的历史遗迹、自然景观、生活方式将被快速清除。从更广阔的范围去看，这并不是一个无端而生的意见，往往与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经济水平呈正相关。在此之前，城市更新在地方早已经开始。台湾地区于1998年立法通过了以“都市更新单元”为主要规划理念的《都市更新条例》；香港于2001年建立市区重建局（简称市建局），推出《市区重建局条例》专门负责城市更新工作；2015年，广州市政府成立了城市更新局，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办法》。从城市更新在不同城市所发生的时间序列可见，城市发展的容量矛盾是其发生的内在力量，“城市土地资源随着城镇化进程日益紧缺，以往粗放式的增量建设用地供给的土地开发模式已面临门槛效应，且不能适应质量型发展的更优目标，于是，越来越多的官方文件以及学术文献开始使用‘存量规划’的提法，并渐渐形成了与‘增量规划’对立的概念认识”。[3]对比先后发生于美国、欧洲、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再到中国的深圳、广州，乃至如今蔓延全国的城市更新运动，可以发现这一微妙的规律，即城市更新一是与城市人居环境的美化相关，二是与城市土地价值升值相关，三是与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关，四是城市更新的方式关乎着城市旧区文化和自然资源的保存与灭亡。
二、城市更新发展中的几个典型
“更新”在本源上看是指时间和空间上发生的改变，并不绝对代表所谓的历史性进步，城市的扩张和缩小并不具高下之分，而后發也未必就超于前发。无为城市的扩张可能表现为外来人口在疏于管理之地的搭建，而自觉对城市从时间和空间上的管理和控制则包含更多利益驱动。这种管理和控制与当下中国城市更新最具有某种一致性的是欧洲、美国基于人口流动和人口暴涨而发生的几次城市更新行为。
（一）以古典美学包装的巴洛克城市
16世纪末～19世纪末，欧洲资产阶级从中世纪接管了城市之后，城市建设的主导者采用古典主义加巴洛克风格的手法设计城市，被称为巴洛克风格城市。巴洛克城市改造代表了资产阶级、工业生产、城市人口问题而导致的城市更新，奥斯曼设计的巴黎是其中的典范之作。对于巴洛克城市设计的特征及其产生的正反面效应，法国建筑科学院院士菲利普·巴内翰作了精辟的概括，“1843年，奥斯曼定义了巴黎演化至今的骨架，同时形成了一种与国际性和商业性城市相匹配的现代图像，城市历史中心区的改造消除了平民”，巴洛克城市只是模仿古典元素而实际上的驱动来自于经济，“经济的机制隐藏在技术的理由之下，它以美学为掩护，以古典文化为参考”，其城市建设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通过开辟新的道路连接重要节点，如纪念性建筑、火车站、景观公园、别墅等大型战略节点，以宽大和规则的广场来修正老城，在既定城市空间之下通过新的空间构想将老城肌理纳入其新功能之中，而其中暴力拆除和人口搬迁等也被使用。[4]巴洛克城市的建造的确影响深远，延续至今仍然在发挥其作用的建造模式包括：其中道路的概念产生了变化，在一种复合的基质上其分配功能产生了增值，即那些当代意义上的公共设施。 （二）以景观派设计为基础的城市“化妆”运动
与此相对应，1893～1909年兴起的“美国城市美化运动”，是由知识分子、商人、建筑师发起并实践的城市改革运动，旨在解决19世纪末美国城市化所带来的城市规模急剧扩大、人口问题、城市生活环境肮脏、贫民窟增多等问题，这场运动开始于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成熟于1909年芝加哥规划。[5]城市美化运动受到以奥姆斯特德为代表的“景观派”设计理念影响。景观派的设计美学源于英国田园与乡村风景，英国风景式花园的两大要素——田园牧歌风格和优美如画风格都为他们所用，把自然之美景以公园的形式引入城市。城市景观设计在美化运动中体现为：基于风景如画的古典理想，将公园作为城市及其扩张的连接点，在街道景观中创造聚焦点来统一城市，将城市的公共空间作为城市的关键组成，以此建立公园、林荫道系统和城市中心。通过集中服务功能及其他相关的土地利用设计，形成一个有序的土地利用格局；创建卫生的城市环境，清晰的区域交通系统，方便高效的商业和市政核心区。城市美化运动造成了空间无限扩张的城市更新方式和林荫道为特征的现代城市景观。尽管城市美化运动代表了有限的进步，却仍然被很多有识者所诟病。美国建筑师卡斯·吉尔伯特曾痛斥城市美化运动，“如果让我延误、扰乱城市发展的进步，我会把城市美化运动印刷在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让我们把城市变得有用、现实、宜居住、感性或任何东西，除了美丽”。[6]至于城市史学者路易斯·芒福德则称城市美化运动为“城市化妆品”，因为它并没有真的解决城市问题，并且从某种程度上取消了城市个性，“奥斯曼的巴黎和环形路的维也纳也只不过是这种情形的破坏，因为从此以后尤其是在巴黎，由各个独立部分组成的群体思想逐渐被绝对连续性的，更加整体的观念所取代”。[7]
（三）以城市收缩为取向的城市综合体
尽管如此，巴洛克城市风格和美国景观派的城市更新模式，如今已经为很多地方不假思索地复制，这样的城市更新模式造成的好处和恶果几乎一样多。与此同步发生的还有城市土地和空间的扭曲，或者可被称为“城市折叠”。如果仔细观察，中国城市空间的组织已经发生了变化——城市综合体的出现和其模式的高度复制，对于土地和空间的高密度化利用已经不仅仅与衰败区有关而是基于土地价值的改变所做出的一种应变。到此便不得不涉及已经被很多人提及的“收缩的城市”观念，收缩城市的倡导者认为“似霉菌繁衍般的城市扩张，如果按照现在的速度一直发展下去，到20世纪末在英国土地上将会出现一个个被视为珍宝的孤立的绿洲，它们被点缀在一个由电线网络、水泥路及精心规划的平房所组成的荒漠之上”。[8]紧缩城市基于环境和对城市开发边界的考量，同时也是对于巴洛克式城市开发和景观派城市无边界蔓延的逆反。收缩城市的一种规划模式强调城市功能的密集化，“这应该是一种属于中古时代的密集化城市，其边界清晰可见，日常活动的喧嚣都被隐藏在了城市的围墙之中，结合了某种形态、规模和多样化活动的综合体”，[9]其“规划应以实现土地利用的整合化和紧缩化为目的，并达到一定程度的自我遏制”，意味着“更密集化的土地利用方式，集中化的活动方式和高密度”。但是很明显的是收缩城市式的综合体式设计具有一定的便利性，是城市空间密集化利用的良好策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适用于收缩城市的模式，同时不得不否认这样的密集化开发与廉价的和低质量的生活密切关联。城市综合体的出现更多的是被动适应，而并非理想人居空间组织模式。
三、城市演变及其韵律：以欧洲城市为中心的考察
无论如何，时至今日人们应该已经达成共识，城市不仅仅是建筑，尽管在近现代的一个时期城市的形制和空间由建筑师所控制，大多数人或许以为只有建筑师才关心城市空间，在更接近现在时间的当代时期，人们又或许以为只有房地产商才关心城市空间。城市的起源与产生究竟是怎样？若城市并非是房子的集合体，那么又是什么将他们粘合起来？城市蔓延或者收缩、兴盛或者衰退的内驱力是什么？在城市产生之初是谁决定或者影响着城市的方方面面？即使对于起源的探究并非一定能够查明缘由，但至少可以经由体察其演变，获得些许预言的眼光。
（一）希腊-罗马时期：接近自然状态的城市
古希腊的城市和乡村并没有太多区别，人们步行几个小时便可以从城邦来到乡村。这确保了城里的人可以吃到乡村新鲜的果蔬，喝到泉水。吃过晚饭，城里的人可以到附近的乡村开始一场冥思和散步。也有许多人在城市和乡村都有住所。古代的住所想见是很简陋的，城邦的房屋和街道并不比乡村更宽敞和干净。那个时候人们没有太大的城市和乡村相区分的观念。“古希腊人所理解并且实践的美好生活，依靠的是熟悉、亲密和维持较小的人口规模。古希腊人给城市下的最好的定义是，它是一个为着自身的美好生活而保持很小規模的社区。其实城市本可以用扩大出口和买进谷物的办法来限制城市膨胀。”[10]希腊城市的公民可以平等参与城邦的治理，轮流进行议事，这确实是一种了不起的民主。只是这里的民主仅限于取得公民资格的人，其他一些没有公民资格的人是无权参与治理的。所以这里的民主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种特权。无论如何，希腊城邦在人们的目光中，依然恍似逝去的荣光，对于部分取得公民资格的人来说，极少的饮食和清水、大量的闲暇时光、对基本问题的思考都是希腊城市胜于后来的其他城市的地方。路易斯·芒福德认为正是古希腊的这种将部分人排除出去的特权民主，导致了希腊城市的消亡。
（二）罗马-中世纪时期：强力意志统治的城市
继之而起的罗马帝国穷奢极欲，残忍和病态却已经难掩血腥之势，铺天盖地而来。关于罗马城邦给人印象深刻的是石头砌就的高大房屋，一些专供享乐使用的华而不实的设施，技巧聪明却又考虑不周的城市设施。罗马的澡堂，血腥的城市杀戮，成群结队的躲在底层被奴役的人群。罗马城看起来是一幅欢腾的地狱景象，工匠将聪明才智使用到专供贵族享乐之上，延误了技术发明的恰当使用。这会让人联想起古代中国，对享乐上的机巧和技术上的弱视。路易斯·芒福德对当代城市的弊端领会甚深，曾讽刺当代的地铁，有将城市向底层发展之势，将人类生活引向缺乏阳光、空气的黑暗之处，是对地狱的翻版。罗马城市是在军事强权的杀戮下建立起来的，反映了人类在脱离最初的天真自然之后，由动物本质所爆发的力量。这倒是跟古中国的情况极其相似。在老庄的时代，人们思考原初哲理，战国以后强力统治世界。罗马造成的人间地狱情形最后在中世纪的神权中走向没落。 （三）中世纪-现代时期：神庙作为中心的城市
中世纪宗教在人间的统治，又是对罗马现世享乐和残酷生活的逆反，造成俗世精神中发展出消极、退却、平等、忍耐的性格。由此，一切被罗马时代造成的痛苦，都可能在中世纪找到慰藉之所。芒福德盛赞了中世纪城市的美学布局。一种由人的身体同自然环境自适应的过程，不对称、状态随意，却最终实用的建筑和道路设计。遵循了最好的美学，这一点又似乎很可以跟中国的封建时代做类比，发展到无与伦比的审美，使得城市空间和风景设计中天人合一是普遍规则，同时以儒学、君权神授作为一种宗教的国家集权统治。中世纪的消亡非常明显，神权在俗世中造成了另一种特权，渐渐暴露出了人性固有的腐朽。随着商业的兴起，神权的城市让位给了商业的城市。
（四）现代城市时期：经济及计算的城市
接下来就进入同我们紧密相关的时代，那便是亚当·斯密所说的：“被资本家所绑架的城市和国家”。原来商业的兴起和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并不是古已有之，古代城市从价值观上讲是抑制商业的，但到了近代商业的地位却发生了突变。那其中原因是什么呢？人口的增加，剩余劳动力，技术的发展，生产率的提高，都造成了商业兴盛的条件。多余的劳动力生产出了无数可供人们消费的物品，而资本的本性便是无理性地追逐扩大化。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便被现代化大规模生产所绑架。商品代替了哲理以及宗教，取代了身体、自然、审美，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无形的帝王。这便是现代城市的悲哀之处，人类发明了技术，又被技术吞噬。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到“异化”，便是我们所处时代的最明显特征，人类正是在资本的无限扩张中，被机器异化。无论是我们所看到的变形金刚还是美国大片中所展示的生化危机，都是对技术统治世界之后，对其产生恐慌的逆反，于是现代城市所体现的各种问题便可得解。无限制的扩张所造成的地上建筑伤疤，没有房子的农民，被砍伐的树木，一座座模样完全雷同的街道和房子，诸如此类，工业化速度之下，被污染的城市，比古代奴隶城市多无数倍的被奴役的地下室阶层。正如芒福德所说，“生产率越是高，人们被奴役的程度便越强”。在一味追求效率的驱赶下，现代城市正一步步将自己的境遇推向深淵。在每一种城市形态的最兴盛之处，同时就隐藏着它的最大危机。于是在后资本主义时代，西方国家开始了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建设，人类在摧毁了自然之后，又开始用人工仿制自然，就好像是用塑料花模仿鲜花。
四、结语：对当前城市更新运动的建议
当我们对城市更迭有了大致了解，知道它的出现和消亡都是有内在的规律可循的，每一个接下来的时代都是对前一个时代的逆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许便可以对许多模棱两可的问题，给出自己的判断：并不是城市化程度越高便越好，古代城市之所以会发展出审美的极致，正是由于技术的落后，拥有大量的闲暇时间。我们恰恰处在技术帝国时代，城市的中心为商业资本驱动，城市的更迭和发展大多处于工业时代的经济和计算时期。
从城市史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目前中国的城市更新运动，特别是自上而下发起的“棚户区”改造大多与欧洲的巴洛克城市更新相似，同时具有美国城市美化运动的特征。实际上巴洛克城市和以“公园、林荫大道、车站、城市中心”为特征的设计，在当今的中国正在被细菌式地繁殖，表面看这是一场关乎城市形象美化的行为，实际上它隐含着类似奥斯曼式权力、资本作为内在驱动的痕迹，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驱动，那么棚户区被清除后，原居住者便要流落街头。通常出于居住及其环境的综合考虑，由政府所主导的更新行为中资本便理所当然地被引入。当棚户区被铲除之后拔地而起的往往是崭新的大楼，在其中真正获利的往往是建造者。虽然不可否认城市更新运动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包括以道路的走向带动沿线的管网完成基础设施系统铺设，沿袭巴洛克式城市的以交通为核心的扩展模式，但由此导致的笔直而似乎无限蔓延的城市边界，又可能同样复制城市规模扩张的恶果。
尽管其产生是出于某些地方城市本身发展的自身需求，但同样标准在全国城市的推行则并非适应于所有城市，那些城市开发容量远未出现紧张状态的城市，对“棚户区”的更新则未必总是能够带来相应的土地收益，其更新方式也不能照搬已经形成的模式，对棚户区的清除如果不能改变标准化模式和倒排时间表的强势命令，那么难免如同用一把刀在城市上整齐切割，驱除更多的城市生气和导致更多地方生活特征的丧失。另外，在棚户区改造中唯政府意志或经济开发主体意愿的驱使，短期内对紧迫任务的要求，以及对老旧城区文化价值和居住区环境理解的不足，则往往使得城市的肌理横遭破坏，让其中某些个体的利益受损。
反观我们城市更新所处的历程，似乎将之与经济利益所捆绑的发展模式相分割绝不可能，因为它就是此时居于中心的驱动力量，它野蛮而充满生命力。但是“单纯扩大规模并不意味着改良，甚至也不表明适应，正如技术上的发展并不能确保美好的生活一样”。[11]这便是从城市自身的发展演变过程所发现的道理，因此，对于无限扩张式和标准计算式样的城市更新应该保持警惕。基于土地盘活整理的城市更新更应尽量解除被经济目的驱使的弊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城市收缩”的权宜之计已经凸显了城市更新的窘迫感。庆幸的是，美好城市的理想一直是城市发展本身的基本要求，人们在城市的更新中总可以采取灵活的方式来尽量减少弊端，因为“城市乃是人类之爱的一个器官，因而最优化的城市经济模式应该是关怀人，陶冶人”。[12]城市不但允诺是孕育文化、艺术和更多人福祉之地，其特质更显现为它是一个促进不断对话的舞台，允许各种各样的力量参与其中。因此，对于城市的发展进程产生影响或多或少扭转其方向，取决于文化的尺度、人性的尺度是否足够持续和有力地参与了城市更新的过程，这就是我们仍然应该保持希望的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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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2016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EB/OL].（2016-02-06）[2016-12-25].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2/06/content_50399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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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内翰.城市街区的解体：从奥斯曼到勒·柯布西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
陈恒，鲍红信.城市美化与美化城市——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城市美化运动为考察中心[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59-65.
William H，Wilson.The CityBeautiul Movement[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4.
柯林·罗.拼贴城市[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10][11][12]路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倪文彦，宋俊岭，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19，198，197，9.
詹克斯.紧缩城市[M].周玉鹏，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许 丹
关键词：城市史；城市更新；城市演变；城市发展史
一、城市更新在中国
城市更新从字面上理解，即城市范围内的新旧更迭，其更新可以是物质的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精神方面。从广义的角度看，城市每个时刻都发生着更新，如果把城市作为一个自体细胞，或者看作是一个蜂窝组织，其每个部分都存在变化着的联系。而从狭义上看，城市更新作为上世纪在欧洲、美国产生的运动，多与城市的扩张、旧城的老化、工业人口的过剩等有关。彼得·罗伯茨把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城市更新概括为：“综合协调和统筹兼顾的目标和行动，这种综合协调和统筹兼顾的目标和行动引导着城市问题的解决，这种综合协调和统筹兼顾的目标和行动寻求持续改善亟待发展地区的经济、物质、社会和环境条件。”城市更新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建设不同的是，“城市更新超出了城市翻建的目标、设想和内容（建筑环境改变过程），其出发点在于“更好的理解衰退的过程，综合协调和统筹兼顾的目标和行动”。[1]同时，在其中城市的开发和对旧区土地的整理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因此在狭义的城市更新中“需要最好地使用土地和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城市更新在中国成为热词，是从20世纪80年代城市中出现密集的旧城改造与新城建设开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城市更新总是产生“新与旧”、“拆与留”、“权力与反权力”、“国家与个体”等矛盾结合体的渊薮。经历几十年的更迭，中国城市更新从一开始的旧城改造“大拆大建”，逐渐发展到提倡“织补式、渐进式”的有机更新。由于城市每时每刻都发生着新与旧的更迭，因此城市更新则是伴随其生命过程的必然内容，可以说，尽管城市或者任何一个聚居组织都有自己的自适应系统，但是可以说，强势政府往往会忽视城市的有机属性，从罗马时期开始，一座城的建成总贯穿着某些灵魂人物或政府的强力意志。
当前中国新一轮的城市更新正在兴起，国务院《2016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推动棚户区改造与名城保护、城市更新相结合，加快推进城市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有序推进旧住宅小区综合整治、危旧住房和非成套住房（包括无上下水、北方地区无供热设施等的住房）改造”。[2]此意见可以看作是中国推出新一轮自上而下城市更新的序幕，这一方面可以理解作城市中最后残存的居住品质不佳的区块即将被改造，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作旧城中依然保留的具有文化价值的历史遗迹、自然景观、生活方式将被快速清除。从更广阔的范围去看，这并不是一个无端而生的意见，往往与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经济水平呈正相关。在此之前，城市更新在地方早已经开始。台湾地区于1998年立法通过了以“都市更新单元”为主要规划理念的《都市更新条例》；香港于2001年建立市区重建局（简称市建局），推出《市区重建局条例》专门负责城市更新工作；2015年，广州市政府成立了城市更新局，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办法》。从城市更新在不同城市所发生的时间序列可见，城市发展的容量矛盾是其发生的内在力量，“城市土地资源随着城镇化进程日益紧缺，以往粗放式的增量建设用地供给的土地开发模式已面临门槛效应，且不能适应质量型发展的更优目标，于是，越来越多的官方文件以及学术文献开始使用‘存量规划’的提法，并渐渐形成了与‘增量规划’对立的概念认识”。[3]对比先后发生于美国、欧洲、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再到中国的深圳、广州，乃至如今蔓延全国的城市更新运动，可以发现这一微妙的规律，即城市更新一是与城市人居环境的美化相关，二是与城市土地价值升值相关，三是与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关，四是城市更新的方式关乎着城市旧区文化和自然资源的保存与灭亡。
二、城市更新发展中的几个典型
“更新”在本源上看是指时间和空间上发生的改变，并不绝对代表所谓的历史性进步，城市的扩张和缩小并不具高下之分，而后發也未必就超于前发。无为城市的扩张可能表现为外来人口在疏于管理之地的搭建，而自觉对城市从时间和空间上的管理和控制则包含更多利益驱动。这种管理和控制与当下中国城市更新最具有某种一致性的是欧洲、美国基于人口流动和人口暴涨而发生的几次城市更新行为。
（一）以古典美学包装的巴洛克城市
16世纪末～19世纪末，欧洲资产阶级从中世纪接管了城市之后，城市建设的主导者采用古典主义加巴洛克风格的手法设计城市，被称为巴洛克风格城市。巴洛克城市改造代表了资产阶级、工业生产、城市人口问题而导致的城市更新，奥斯曼设计的巴黎是其中的典范之作。对于巴洛克城市设计的特征及其产生的正反面效应，法国建筑科学院院士菲利普·巴内翰作了精辟的概括，“1843年，奥斯曼定义了巴黎演化至今的骨架，同时形成了一种与国际性和商业性城市相匹配的现代图像，城市历史中心区的改造消除了平民”，巴洛克城市只是模仿古典元素而实际上的驱动来自于经济，“经济的机制隐藏在技术的理由之下，它以美学为掩护，以古典文化为参考”，其城市建设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通过开辟新的道路连接重要节点，如纪念性建筑、火车站、景观公园、别墅等大型战略节点，以宽大和规则的广场来修正老城，在既定城市空间之下通过新的空间构想将老城肌理纳入其新功能之中，而其中暴力拆除和人口搬迁等也被使用。[4]巴洛克城市的建造的确影响深远，延续至今仍然在发挥其作用的建造模式包括：其中道路的概念产生了变化，在一种复合的基质上其分配功能产生了增值，即那些当代意义上的公共设施。 （二）以景观派设计为基础的城市“化妆”运动
与此相对应，1893～1909年兴起的“美国城市美化运动”，是由知识分子、商人、建筑师发起并实践的城市改革运动，旨在解决19世纪末美国城市化所带来的城市规模急剧扩大、人口问题、城市生活环境肮脏、贫民窟增多等问题，这场运动开始于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成熟于1909年芝加哥规划。[5]城市美化运动受到以奥姆斯特德为代表的“景观派”设计理念影响。景观派的设计美学源于英国田园与乡村风景，英国风景式花园的两大要素——田园牧歌风格和优美如画风格都为他们所用，把自然之美景以公园的形式引入城市。城市景观设计在美化运动中体现为：基于风景如画的古典理想，将公园作为城市及其扩张的连接点，在街道景观中创造聚焦点来统一城市，将城市的公共空间作为城市的关键组成，以此建立公园、林荫道系统和城市中心。通过集中服务功能及其他相关的土地利用设计，形成一个有序的土地利用格局；创建卫生的城市环境，清晰的区域交通系统，方便高效的商业和市政核心区。城市美化运动造成了空间无限扩张的城市更新方式和林荫道为特征的现代城市景观。尽管城市美化运动代表了有限的进步，却仍然被很多有识者所诟病。美国建筑师卡斯·吉尔伯特曾痛斥城市美化运动，“如果让我延误、扰乱城市发展的进步，我会把城市美化运动印刷在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让我们把城市变得有用、现实、宜居住、感性或任何东西，除了美丽”。[6]至于城市史学者路易斯·芒福德则称城市美化运动为“城市化妆品”，因为它并没有真的解决城市问题，并且从某种程度上取消了城市个性，“奥斯曼的巴黎和环形路的维也纳也只不过是这种情形的破坏，因为从此以后尤其是在巴黎，由各个独立部分组成的群体思想逐渐被绝对连续性的，更加整体的观念所取代”。[7]
（三）以城市收缩为取向的城市综合体
尽管如此，巴洛克城市风格和美国景观派的城市更新模式，如今已经为很多地方不假思索地复制，这样的城市更新模式造成的好处和恶果几乎一样多。与此同步发生的还有城市土地和空间的扭曲，或者可被称为“城市折叠”。如果仔细观察，中国城市空间的组织已经发生了变化——城市综合体的出现和其模式的高度复制，对于土地和空间的高密度化利用已经不仅仅与衰败区有关而是基于土地价值的改变所做出的一种应变。到此便不得不涉及已经被很多人提及的“收缩的城市”观念，收缩城市的倡导者认为“似霉菌繁衍般的城市扩张，如果按照现在的速度一直发展下去，到20世纪末在英国土地上将会出现一个个被视为珍宝的孤立的绿洲，它们被点缀在一个由电线网络、水泥路及精心规划的平房所组成的荒漠之上”。[8]紧缩城市基于环境和对城市开发边界的考量，同时也是对于巴洛克式城市开发和景观派城市无边界蔓延的逆反。收缩城市的一种规划模式强调城市功能的密集化，“这应该是一种属于中古时代的密集化城市，其边界清晰可见，日常活动的喧嚣都被隐藏在了城市的围墙之中，结合了某种形态、规模和多样化活动的综合体”，[9]其“规划应以实现土地利用的整合化和紧缩化为目的，并达到一定程度的自我遏制”，意味着“更密集化的土地利用方式，集中化的活动方式和高密度”。但是很明显的是收缩城市式的综合体式设计具有一定的便利性，是城市空间密集化利用的良好策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适用于收缩城市的模式，同时不得不否认这样的密集化开发与廉价的和低质量的生活密切关联。城市综合体的出现更多的是被动适应，而并非理想人居空间组织模式。
三、城市演变及其韵律：以欧洲城市为中心的考察
无论如何，时至今日人们应该已经达成共识，城市不仅仅是建筑，尽管在近现代的一个时期城市的形制和空间由建筑师所控制，大多数人或许以为只有建筑师才关心城市空间，在更接近现在时间的当代时期，人们又或许以为只有房地产商才关心城市空间。城市的起源与产生究竟是怎样？若城市并非是房子的集合体，那么又是什么将他们粘合起来？城市蔓延或者收缩、兴盛或者衰退的内驱力是什么？在城市产生之初是谁决定或者影响着城市的方方面面？即使对于起源的探究并非一定能够查明缘由，但至少可以经由体察其演变，获得些许预言的眼光。
（一）希腊-罗马时期：接近自然状态的城市
古希腊的城市和乡村并没有太多区别，人们步行几个小时便可以从城邦来到乡村。这确保了城里的人可以吃到乡村新鲜的果蔬，喝到泉水。吃过晚饭，城里的人可以到附近的乡村开始一场冥思和散步。也有许多人在城市和乡村都有住所。古代的住所想见是很简陋的，城邦的房屋和街道并不比乡村更宽敞和干净。那个时候人们没有太大的城市和乡村相区分的观念。“古希腊人所理解并且实践的美好生活，依靠的是熟悉、亲密和维持较小的人口规模。古希腊人给城市下的最好的定义是，它是一个为着自身的美好生活而保持很小規模的社区。其实城市本可以用扩大出口和买进谷物的办法来限制城市膨胀。”[10]希腊城市的公民可以平等参与城邦的治理，轮流进行议事，这确实是一种了不起的民主。只是这里的民主仅限于取得公民资格的人，其他一些没有公民资格的人是无权参与治理的。所以这里的民主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种特权。无论如何，希腊城邦在人们的目光中，依然恍似逝去的荣光，对于部分取得公民资格的人来说，极少的饮食和清水、大量的闲暇时光、对基本问题的思考都是希腊城市胜于后来的其他城市的地方。路易斯·芒福德认为正是古希腊的这种将部分人排除出去的特权民主，导致了希腊城市的消亡。
（二）罗马-中世纪时期：强力意志统治的城市
继之而起的罗马帝国穷奢极欲，残忍和病态却已经难掩血腥之势，铺天盖地而来。关于罗马城邦给人印象深刻的是石头砌就的高大房屋，一些专供享乐使用的华而不实的设施，技巧聪明却又考虑不周的城市设施。罗马的澡堂，血腥的城市杀戮，成群结队的躲在底层被奴役的人群。罗马城看起来是一幅欢腾的地狱景象，工匠将聪明才智使用到专供贵族享乐之上，延误了技术发明的恰当使用。这会让人联想起古代中国，对享乐上的机巧和技术上的弱视。路易斯·芒福德对当代城市的弊端领会甚深，曾讽刺当代的地铁，有将城市向底层发展之势，将人类生活引向缺乏阳光、空气的黑暗之处，是对地狱的翻版。罗马城市是在军事强权的杀戮下建立起来的，反映了人类在脱离最初的天真自然之后，由动物本质所爆发的力量。这倒是跟古中国的情况极其相似。在老庄的时代，人们思考原初哲理，战国以后强力统治世界。罗马造成的人间地狱情形最后在中世纪的神权中走向没落。 （三）中世纪-现代时期：神庙作为中心的城市
中世纪宗教在人间的统治，又是对罗马现世享乐和残酷生活的逆反，造成俗世精神中发展出消极、退却、平等、忍耐的性格。由此，一切被罗马时代造成的痛苦，都可能在中世纪找到慰藉之所。芒福德盛赞了中世纪城市的美学布局。一种由人的身体同自然环境自适应的过程，不对称、状态随意，却最终实用的建筑和道路设计。遵循了最好的美学，这一点又似乎很可以跟中国的封建时代做类比，发展到无与伦比的审美，使得城市空间和风景设计中天人合一是普遍规则，同时以儒学、君权神授作为一种宗教的国家集权统治。中世纪的消亡非常明显，神权在俗世中造成了另一种特权，渐渐暴露出了人性固有的腐朽。随着商业的兴起，神权的城市让位给了商业的城市。
（四）现代城市时期：经济及计算的城市
接下来就进入同我们紧密相关的时代，那便是亚当·斯密所说的：“被资本家所绑架的城市和国家”。原来商业的兴起和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并不是古已有之，古代城市从价值观上讲是抑制商业的，但到了近代商业的地位却发生了突变。那其中原因是什么呢？人口的增加，剩余劳动力，技术的发展，生产率的提高，都造成了商业兴盛的条件。多余的劳动力生产出了无数可供人们消费的物品，而资本的本性便是无理性地追逐扩大化。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便被现代化大规模生产所绑架。商品代替了哲理以及宗教，取代了身体、自然、审美，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无形的帝王。这便是现代城市的悲哀之处，人类发明了技术，又被技术吞噬。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到“异化”，便是我们所处时代的最明显特征，人类正是在资本的无限扩张中，被机器异化。无论是我们所看到的变形金刚还是美国大片中所展示的生化危机，都是对技术统治世界之后，对其产生恐慌的逆反，于是现代城市所体现的各种问题便可得解。无限制的扩张所造成的地上建筑伤疤，没有房子的农民，被砍伐的树木，一座座模样完全雷同的街道和房子，诸如此类，工业化速度之下，被污染的城市，比古代奴隶城市多无数倍的被奴役的地下室阶层。正如芒福德所说，“生产率越是高，人们被奴役的程度便越强”。在一味追求效率的驱赶下，现代城市正一步步将自己的境遇推向深淵。在每一种城市形态的最兴盛之处，同时就隐藏着它的最大危机。于是在后资本主义时代，西方国家开始了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建设，人类在摧毁了自然之后，又开始用人工仿制自然，就好像是用塑料花模仿鲜花。
四、结语：对当前城市更新运动的建议
当我们对城市更迭有了大致了解，知道它的出现和消亡都是有内在的规律可循的，每一个接下来的时代都是对前一个时代的逆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许便可以对许多模棱两可的问题，给出自己的判断：并不是城市化程度越高便越好，古代城市之所以会发展出审美的极致，正是由于技术的落后，拥有大量的闲暇时间。我们恰恰处在技术帝国时代，城市的中心为商业资本驱动，城市的更迭和发展大多处于工业时代的经济和计算时期。
从城市史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目前中国的城市更新运动，特别是自上而下发起的“棚户区”改造大多与欧洲的巴洛克城市更新相似，同时具有美国城市美化运动的特征。实际上巴洛克城市和以“公园、林荫大道、车站、城市中心”为特征的设计，在当今的中国正在被细菌式地繁殖，表面看这是一场关乎城市形象美化的行为，实际上它隐含着类似奥斯曼式权力、资本作为内在驱动的痕迹，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驱动，那么棚户区被清除后，原居住者便要流落街头。通常出于居住及其环境的综合考虑，由政府所主导的更新行为中资本便理所当然地被引入。当棚户区被铲除之后拔地而起的往往是崭新的大楼，在其中真正获利的往往是建造者。虽然不可否认城市更新运动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包括以道路的走向带动沿线的管网完成基础设施系统铺设，沿袭巴洛克式城市的以交通为核心的扩展模式，但由此导致的笔直而似乎无限蔓延的城市边界，又可能同样复制城市规模扩张的恶果。
尽管其产生是出于某些地方城市本身发展的自身需求，但同样标准在全国城市的推行则并非适应于所有城市，那些城市开发容量远未出现紧张状态的城市，对“棚户区”的更新则未必总是能够带来相应的土地收益，其更新方式也不能照搬已经形成的模式，对棚户区的清除如果不能改变标准化模式和倒排时间表的强势命令，那么难免如同用一把刀在城市上整齐切割，驱除更多的城市生气和导致更多地方生活特征的丧失。另外，在棚户区改造中唯政府意志或经济开发主体意愿的驱使，短期内对紧迫任务的要求，以及对老旧城区文化价值和居住区环境理解的不足，则往往使得城市的肌理横遭破坏，让其中某些个体的利益受损。
反观我们城市更新所处的历程，似乎将之与经济利益所捆绑的发展模式相分割绝不可能，因为它就是此时居于中心的驱动力量，它野蛮而充满生命力。但是“单纯扩大规模并不意味着改良，甚至也不表明适应，正如技术上的发展并不能确保美好的生活一样”。[11]这便是从城市自身的发展演变过程所发现的道理，因此，对于无限扩张式和标准计算式样的城市更新应该保持警惕。基于土地盘活整理的城市更新更应尽量解除被经济目的驱使的弊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城市收缩”的权宜之计已经凸显了城市更新的窘迫感。庆幸的是，美好城市的理想一直是城市发展本身的基本要求，人们在城市的更新中总可以采取灵活的方式来尽量减少弊端，因为“城市乃是人类之爱的一个器官，因而最优化的城市经济模式应该是关怀人，陶冶人”。[12]城市不但允诺是孕育文化、艺术和更多人福祉之地，其特质更显现为它是一个促进不断对话的舞台，允许各种各样的力量参与其中。因此，对于城市的发展进程产生影响或多或少扭转其方向，取决于文化的尺度、人性的尺度是否足够持续和有力地参与了城市更新的过程，这就是我们仍然应该保持希望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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