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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正在从根本上影响水资源的自然分布和管理体制,因应这种趋势作出改变已当其时
《财经》特派记者 张瑞丹 发自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横跨亚欧大陆的历史古城伊斯坦布尔,在绵绵不断的冷雨之中,迎来了三年一届的“世界水资源论坛”(World Water Forum)。
3月16日至22日举行的第五届世界水资源论坛,吸引了182个国家近3万名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以及企业界人士。中国亦派出由水利部部长陈雷带队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盛会。
作为东道主,土耳其虽然濒临地中海和黑海,春季雨水充沛,但实际上也长期面临缺水的尴尬。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ul)在论坛上坦言,土耳其目前每年人均水资源量仅为1830立方米,整体上已属轻度缺水国家。
事实上,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人类再也无法在这场潜在的全球性危机面前继续保持沉默。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固有的水资源格局正在悄然生变。
世界水理事会(World Water Council)主席路易克·抚松(Loic Fauchon)在开幕式上警告说,受全球变暖的影响,作为最基本自然资源的水,其供求矛盾正在加剧。如果各国不及时采取应对行动,未来全球性的水危机或将无法避免。
牵一发而动全身
早在2008年6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下称IPCC)在《气候变化与水》技术报告中,就提醒说,气候变化对于水资源的影响将“牵一发而动全身”。
报告认为,受气候变化影响,全球目前平均降水量多的地区,强降水和洪涝的风险将增加;而在平均降水少的地区,极端干燥和干旱现象将变得更为严重。受海水上升、干旱以及洪涝灾害加剧的影响,未来30年到50年内,在很多地区大批人口将被迫迁移。
很显然,随着气候变化的后果逐渐显现,极端性天气事件在全世界已开始频繁发生。以中国为例。2007年7月,重庆地区曾遭遇115年以来最猛烈的洪水袭击;2008年初,中国南方诸多省份的冰雨雪灾害,刷新了众多建国以来的记录。进入2009年之后,河南、安徽等不少地区所遭遇到的干旱程度,亦是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
降水的剧烈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极其深远: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将改变现有的农业结构和水力发电、结构性防洪、排涝和灌溉系统,甚至将重新改写整个水资源管理体制。
在此次论坛上,如何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降低现有水利设施所存在的风险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各类水库和水坝等水利设施,在现代社会水管理体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都已经得到公认。“如果没有各类水利设施的存在,农业用水将难以保证,全球的粮食供应也会因此受到威胁。”国际灌溉与排水委员会执行秘书长格帕拉古史南(Er. M. Gopalakrishnan)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表示。
然而,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这些水利设施未来能否继续发挥其水资源管理功能,甚至会适得其反,却仍然是个未知数。
中国水利部部长陈雷,在此次论坛的发言中也专门谈到水利设施的建设。他坦言,中国目前仍有6240座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病险水库,已经日趋老化、年久失修。随着全球变暖导致极端性天气事件频繁发生,必然会加大这些病险水库发生事故的风险。
极端性天气对于水利设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为应对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增加的趋势,很多水库或者水坝不得不在较低的水位运行,以预留出足够的缓冲库容;但蓄水偏低,同时也会削弱水利设施抵御干旱的能力。
极端性气候还有可能诱发其他次生灾害,从而对水利设施产生进一步的影响。以三峡库区为例,强降水往往会引发地质灾害;而滑坡和泥石流,不仅会对三峡水库造成巨大的冲击,同时对于调度运行和蓄水发电也会产生影响。
世界野生基金会(WWF)淡水项目负责人马丁·盖格(Martin Geiger)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提醒说,在大量修建水利设施时,必须更充分地考虑周围的环境承载能力以及未来潜在的风险。
迟缓的应对
早在上世纪70年代,联合国就发出警告,称“石油危机之后的下一个危机便是水危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各国在气候变化分析和气候政策制定过程中,仍未把水资源问题摆在优先位置。
这种忽视,首先体现在水管理方面,全球仍未确定下来相应的气候变化适应方案。比如,对于容易受海水上涨影响的小岛国和沿海地区,目前还缺乏具有一致性的评估。也就是说,虽然人人都知道,小岛国和沿海地区最易受海平面上升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最终会造成多大的损失?各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
当然,有些国家已经提出了气候变化适应方案,也承诺提供适应基金。但这些方案往往过于笼统,甚至试图用统一的标准来解决所有气候变化所引起的问题,对现实的成本问题也并未作出仔细计算。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往往受水患以及缺水之困尤甚,但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也迟迟没有形成指导性举措。
水利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也对《财经》记者证实,水利部目前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仍局限在研究阶段,尚未有任何具体措施出台。
气候变化对于水资源影响的长期不确定性,或许是制约各国出台明确的应对方案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承认,不同的预测模型,往往对于20年后的前景都有不同的看法,更不用说百年甚至更遥远的未来。
水利部应对气候变化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刘九夫对《财经》记者坦言,对于水资源如何受气候变化影响,中国一直缺乏系统的观测,很多数据水文部门根本就无法提供。这些都使得研究工作必须从头做起,很难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
寻找突破口
鉴于气候变化影响的严峻性,在本次论坛上,不少代表都呼吁,今年年底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15),应当把水问题作为一项关键因素,纳入气候应对政策的谈判和合作体系。
不过,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水科学部门的莉娜·萨拉米(Léna Salame)看来,这些还远远不够。如果各国领导人仍然不尽快将水问题提上政治议程,那么,随着“水盘子”越来越小,人口剧增导致的“分母”越来越大,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全球三分之二的国家都会面临缺水问题。
“对水基础设施投入的严重不足,直接将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置于水危机当中。”萨拉米警告说。
世界水理事会主席路易克·抚松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把目前的困境归咎于各国缺乏国家层面的政策指导,以及投资的不足上来,“在很多欠发达国家,连每人1美元的水基础设施投入都难以实现。”
因此,如何更好地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并同时兼顾农业、工业、生活用水需求量和水环境的承载能力,为目前的困境寻找可能的突破口,也成为此次在土耳其举行的世界水资源论坛的重要议题之一。
3月17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一份名为《为所有人管理水:定價与融资的OECD视角》(“Managing Water For All: an OECD Perspective on Pricing and Financing”)的报告。《报告》建议,发展中国家通过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和管理力度,完善整个水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设施,以及优化投资和资金分配,来解决潜在的水危机。
“这意味着,政府首先需要将已经有的资源运用好。此外,还要加强吸收各方面资金,尤其是私营投资的能力。”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葛利亚(Angel Gurria)告诉《财经》记者,“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就是政府必须加强内部管理监督的能力,从而能够被公众和企业所信服。”
参加本次论坛的中国代表团专家团团长、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匡尚富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对上述观点表示赞同。
在他看来,由于中国的水资源管理体系刚刚起步,更多是单纯从供水方的考虑出发,通过大量建设水库和水坝增加水储量,并勘探和抽取地下水,来满足需求。而花费了国家大量补贴、远远低于成本价格的水供应体系,反而致使很多本来可以合理利用的水资源被无故浪费。
中国从1994年开始,数次上调水价,试图以经济杠杆来遏制用水浪费。其中,北京、深圳等城市通过收取水资源费的方式,更是将污水处理费提升50%以上。但即使如此,中国城市居民用于水费的支出还不到整个消费支出的1%,距离国际普遍认可的3%水平还有很大空间。
“现在最迫切的,是尽快将水资源市场化。”匡尚富解释说,“只有打破了‘水是免费资源’的旧观念,水资源浪费,尤其是农业用水浪费的现象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在本届世界水资源论坛上,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还呼吁,解决水资源问题不仅需要从技术层面上考虑,更需要各国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来促成跨越国境的合作。
“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建立起国家间的跨地域水资源配置计划和方案,通过在政治层面上加强合作,尽快解决贫穷国家人民的饮水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各国再通过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尽快找寻到适合本国特殊气候特征和社会特点的适应方案。”路易克·抚松对《财经》记者这样表示。
3月20日,中国水利部部长陈雷在出席中日韩三国联合声明签字仪式上也表示,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双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干旱缺水、洪涝灾害、水体污染、水土流失等水问题日益凸显,已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挑战;只有通过世界各国的协调配合和紧密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和解决各种水危机。■
《财经》特派记者 张瑞丹 发自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横跨亚欧大陆的历史古城伊斯坦布尔,在绵绵不断的冷雨之中,迎来了三年一届的“世界水资源论坛”(World Water Forum)。
3月16日至22日举行的第五届世界水资源论坛,吸引了182个国家近3万名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以及企业界人士。中国亦派出由水利部部长陈雷带队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盛会。
作为东道主,土耳其虽然濒临地中海和黑海,春季雨水充沛,但实际上也长期面临缺水的尴尬。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ul)在论坛上坦言,土耳其目前每年人均水资源量仅为1830立方米,整体上已属轻度缺水国家。
事实上,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人类再也无法在这场潜在的全球性危机面前继续保持沉默。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固有的水资源格局正在悄然生变。
世界水理事会(World Water Council)主席路易克·抚松(Loic Fauchon)在开幕式上警告说,受全球变暖的影响,作为最基本自然资源的水,其供求矛盾正在加剧。如果各国不及时采取应对行动,未来全球性的水危机或将无法避免。
牵一发而动全身
早在2008年6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下称IPCC)在《气候变化与水》技术报告中,就提醒说,气候变化对于水资源的影响将“牵一发而动全身”。
报告认为,受气候变化影响,全球目前平均降水量多的地区,强降水和洪涝的风险将增加;而在平均降水少的地区,极端干燥和干旱现象将变得更为严重。受海水上升、干旱以及洪涝灾害加剧的影响,未来30年到50年内,在很多地区大批人口将被迫迁移。
很显然,随着气候变化的后果逐渐显现,极端性天气事件在全世界已开始频繁发生。以中国为例。2007年7月,重庆地区曾遭遇115年以来最猛烈的洪水袭击;2008年初,中国南方诸多省份的冰雨雪灾害,刷新了众多建国以来的记录。进入2009年之后,河南、安徽等不少地区所遭遇到的干旱程度,亦是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
降水的剧烈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极其深远: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将改变现有的农业结构和水力发电、结构性防洪、排涝和灌溉系统,甚至将重新改写整个水资源管理体制。
在此次论坛上,如何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降低现有水利设施所存在的风险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各类水库和水坝等水利设施,在现代社会水管理体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都已经得到公认。“如果没有各类水利设施的存在,农业用水将难以保证,全球的粮食供应也会因此受到威胁。”国际灌溉与排水委员会执行秘书长格帕拉古史南(Er. M. Gopalakrishnan)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表示。
然而,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这些水利设施未来能否继续发挥其水资源管理功能,甚至会适得其反,却仍然是个未知数。
中国水利部部长陈雷,在此次论坛的发言中也专门谈到水利设施的建设。他坦言,中国目前仍有6240座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病险水库,已经日趋老化、年久失修。随着全球变暖导致极端性天气事件频繁发生,必然会加大这些病险水库发生事故的风险。
极端性天气对于水利设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为应对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增加的趋势,很多水库或者水坝不得不在较低的水位运行,以预留出足够的缓冲库容;但蓄水偏低,同时也会削弱水利设施抵御干旱的能力。
极端性气候还有可能诱发其他次生灾害,从而对水利设施产生进一步的影响。以三峡库区为例,强降水往往会引发地质灾害;而滑坡和泥石流,不仅会对三峡水库造成巨大的冲击,同时对于调度运行和蓄水发电也会产生影响。
世界野生基金会(WWF)淡水项目负责人马丁·盖格(Martin Geiger)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提醒说,在大量修建水利设施时,必须更充分地考虑周围的环境承载能力以及未来潜在的风险。
迟缓的应对
早在上世纪70年代,联合国就发出警告,称“石油危机之后的下一个危机便是水危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各国在气候变化分析和气候政策制定过程中,仍未把水资源问题摆在优先位置。
这种忽视,首先体现在水管理方面,全球仍未确定下来相应的气候变化适应方案。比如,对于容易受海水上涨影响的小岛国和沿海地区,目前还缺乏具有一致性的评估。也就是说,虽然人人都知道,小岛国和沿海地区最易受海平面上升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最终会造成多大的损失?各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
当然,有些国家已经提出了气候变化适应方案,也承诺提供适应基金。但这些方案往往过于笼统,甚至试图用统一的标准来解决所有气候变化所引起的问题,对现实的成本问题也并未作出仔细计算。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往往受水患以及缺水之困尤甚,但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也迟迟没有形成指导性举措。
水利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也对《财经》记者证实,水利部目前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仍局限在研究阶段,尚未有任何具体措施出台。
气候变化对于水资源影响的长期不确定性,或许是制约各国出台明确的应对方案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承认,不同的预测模型,往往对于20年后的前景都有不同的看法,更不用说百年甚至更遥远的未来。
水利部应对气候变化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刘九夫对《财经》记者坦言,对于水资源如何受气候变化影响,中国一直缺乏系统的观测,很多数据水文部门根本就无法提供。这些都使得研究工作必须从头做起,很难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
寻找突破口
鉴于气候变化影响的严峻性,在本次论坛上,不少代表都呼吁,今年年底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15),应当把水问题作为一项关键因素,纳入气候应对政策的谈判和合作体系。
不过,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水科学部门的莉娜·萨拉米(Léna Salame)看来,这些还远远不够。如果各国领导人仍然不尽快将水问题提上政治议程,那么,随着“水盘子”越来越小,人口剧增导致的“分母”越来越大,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全球三分之二的国家都会面临缺水问题。
“对水基础设施投入的严重不足,直接将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置于水危机当中。”萨拉米警告说。
世界水理事会主席路易克·抚松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把目前的困境归咎于各国缺乏国家层面的政策指导,以及投资的不足上来,“在很多欠发达国家,连每人1美元的水基础设施投入都难以实现。”
因此,如何更好地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并同时兼顾农业、工业、生活用水需求量和水环境的承载能力,为目前的困境寻找可能的突破口,也成为此次在土耳其举行的世界水资源论坛的重要议题之一。
3月17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一份名为《为所有人管理水:定價与融资的OECD视角》(“Managing Water For All: an OECD Perspective on Pricing and Financing”)的报告。《报告》建议,发展中国家通过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和管理力度,完善整个水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设施,以及优化投资和资金分配,来解决潜在的水危机。
“这意味着,政府首先需要将已经有的资源运用好。此外,还要加强吸收各方面资金,尤其是私营投资的能力。”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葛利亚(Angel Gurria)告诉《财经》记者,“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就是政府必须加强内部管理监督的能力,从而能够被公众和企业所信服。”
参加本次论坛的中国代表团专家团团长、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匡尚富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对上述观点表示赞同。
在他看来,由于中国的水资源管理体系刚刚起步,更多是单纯从供水方的考虑出发,通过大量建设水库和水坝增加水储量,并勘探和抽取地下水,来满足需求。而花费了国家大量补贴、远远低于成本价格的水供应体系,反而致使很多本来可以合理利用的水资源被无故浪费。
中国从1994年开始,数次上调水价,试图以经济杠杆来遏制用水浪费。其中,北京、深圳等城市通过收取水资源费的方式,更是将污水处理费提升50%以上。但即使如此,中国城市居民用于水费的支出还不到整个消费支出的1%,距离国际普遍认可的3%水平还有很大空间。
“现在最迫切的,是尽快将水资源市场化。”匡尚富解释说,“只有打破了‘水是免费资源’的旧观念,水资源浪费,尤其是农业用水浪费的现象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在本届世界水资源论坛上,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还呼吁,解决水资源问题不仅需要从技术层面上考虑,更需要各国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来促成跨越国境的合作。
“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建立起国家间的跨地域水资源配置计划和方案,通过在政治层面上加强合作,尽快解决贫穷国家人民的饮水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各国再通过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尽快找寻到适合本国特殊气候特征和社会特点的适应方案。”路易克·抚松对《财经》记者这样表示。
3月20日,中国水利部部长陈雷在出席中日韩三国联合声明签字仪式上也表示,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双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干旱缺水、洪涝灾害、水体污染、水土流失等水问题日益凸显,已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挑战;只有通过世界各国的协调配合和紧密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和解决各种水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