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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信中国管理模式一定能在全球崛起,而且这件事情很伟大。如果说你能把个人事业和国家责任结合起来,人生的意义会更大。”——徐少春
哲学治理
《中外管理》:这么长的转型过程中,作为掌舵者,曾经遇到过的重大问题是什么?
徐少春:转型比较艰难,为此公司在人才战略上也做了很多改变。我们找了很多外部的人进来。
但现在看来,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形成统一的思想和方法论。引进看起来是灵丹妙药,因为速度快,但这对公司打造一个有执行力的战斗集体并不见得是最佳方法。形成统一的思想并贯彻执行,不是通过引进一两个人就可以解决的。
《中外管理》:如何才能形成统一的思想?
徐少春:我现在特别强调每个人都要学哲学,要不断追问:为什么我们在公司中会遇到这种困难?根源在哪里?我觉得中外企业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在方法论建设上比较缺乏,或者说做得不够。
坚持就是胜利
《中外管理》:如果把金蝶向服务的转型写成一本书,最吸引读者的会是什么?
徐少春:一个是这里面的战略思想,另外是人才战略执行过程中的各种演进和变化,思想的交锋。因为我们这个公司是一个高度依赖人的知识型公司,透过一些剧烈思想的变革和碰撞,才能够把这么大的战略转折落实成功。
《中外管理》:现在从产品向服务转型已经是一个大的趋势,很多企业也都在喊。金蝶转型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徐少春:金蝶不同的地方在于,很大程度上卖的是思想、观念、方法,软件只不过是一个载体。
我最终要透过金蝶的服务输出思想。思想从哪里来?就是要从智库里面来,我们正在做,智库里记载了那些标杆型企业的管理思想。我在向客户提供服务时,可以很快从这个知识库里面找到相应的知识,向成千上万的企业提供管理服务。
我想,这将成为我们向服务转型最重要的支撑,也是中国最需要的。过去我们完全依赖国外,但因为巨大的文化思想差异,其实只有中国人才能把中国自己的事情理解透、实践好。彼得•杜拉克也讲过:中国的事情还得要靠中国人自己去做。
从2007年开始,我们定位就很清楚——“金蝶,企业管理专家”,这就是我要转型对客户的承诺和标志。如果这个做到了,那么我的转型就成功了。
《中外管理》:金蝶好像一直在挑战一种极限,比如:作为一个软件公司,却去成立咨询部;作为一个企业家,去跨界讨论中国管理模式的话题——而且居然都能坚持下来。
徐少春:我这个人过去最大的成功就是变,一直求新,但这也产生了负面作用,很多东西总是在调整、变化。也是因为这个教训,让我对中国管理模式有更高的坚持。最近重读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我得到的新体会也是“坚持就是胜利”。
早年创业时,我的理想是一定要做深圳最大的软件公司。走出深圳后,又想做中国最大的软件公司。但当我找到中国管理模式以后,我终于找到了终极目标。过去这么多年,特别是2004年开始的一系列痛苦、焦虑等等,其实都是源于最根本的内心迷茫。这种迷茫导致了人员的更替,导致了组织的变化,导致了增长的瓶颈。但中国管理模式让我感觉一下子抓到了一个重新点燃激情的事情。我坚信中国管理模式一定能在全球崛起!如果你能把个人事业和国家责任结合起来,人生的意义会更大。
责任编辑:杨 光
哲学治理
《中外管理》:这么长的转型过程中,作为掌舵者,曾经遇到过的重大问题是什么?
徐少春:转型比较艰难,为此公司在人才战略上也做了很多改变。我们找了很多外部的人进来。
但现在看来,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形成统一的思想和方法论。引进看起来是灵丹妙药,因为速度快,但这对公司打造一个有执行力的战斗集体并不见得是最佳方法。形成统一的思想并贯彻执行,不是通过引进一两个人就可以解决的。
《中外管理》:如何才能形成统一的思想?
徐少春:我现在特别强调每个人都要学哲学,要不断追问:为什么我们在公司中会遇到这种困难?根源在哪里?我觉得中外企业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在方法论建设上比较缺乏,或者说做得不够。
坚持就是胜利
《中外管理》:如果把金蝶向服务的转型写成一本书,最吸引读者的会是什么?
徐少春:一个是这里面的战略思想,另外是人才战略执行过程中的各种演进和变化,思想的交锋。因为我们这个公司是一个高度依赖人的知识型公司,透过一些剧烈思想的变革和碰撞,才能够把这么大的战略转折落实成功。
《中外管理》:现在从产品向服务转型已经是一个大的趋势,很多企业也都在喊。金蝶转型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徐少春:金蝶不同的地方在于,很大程度上卖的是思想、观念、方法,软件只不过是一个载体。
我最终要透过金蝶的服务输出思想。思想从哪里来?就是要从智库里面来,我们正在做,智库里记载了那些标杆型企业的管理思想。我在向客户提供服务时,可以很快从这个知识库里面找到相应的知识,向成千上万的企业提供管理服务。
我想,这将成为我们向服务转型最重要的支撑,也是中国最需要的。过去我们完全依赖国外,但因为巨大的文化思想差异,其实只有中国人才能把中国自己的事情理解透、实践好。彼得•杜拉克也讲过:中国的事情还得要靠中国人自己去做。
从2007年开始,我们定位就很清楚——“金蝶,企业管理专家”,这就是我要转型对客户的承诺和标志。如果这个做到了,那么我的转型就成功了。
《中外管理》:金蝶好像一直在挑战一种极限,比如:作为一个软件公司,却去成立咨询部;作为一个企业家,去跨界讨论中国管理模式的话题——而且居然都能坚持下来。
徐少春:我这个人过去最大的成功就是变,一直求新,但这也产生了负面作用,很多东西总是在调整、变化。也是因为这个教训,让我对中国管理模式有更高的坚持。最近重读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我得到的新体会也是“坚持就是胜利”。
早年创业时,我的理想是一定要做深圳最大的软件公司。走出深圳后,又想做中国最大的软件公司。但当我找到中国管理模式以后,我终于找到了终极目标。过去这么多年,特别是2004年开始的一系列痛苦、焦虑等等,其实都是源于最根本的内心迷茫。这种迷茫导致了人员的更替,导致了组织的变化,导致了增长的瓶颈。但中国管理模式让我感觉一下子抓到了一个重新点燃激情的事情。我坚信中国管理模式一定能在全球崛起!如果你能把个人事业和国家责任结合起来,人生的意义会更大。
责任编辑:杨 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