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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很多年前，为撰写一篇关于阮籍的小文，翻阅《晋书·阮籍传》，其中一段文字记忆犹新，说阮籍“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豚，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
通过强调在日常生活中的“失礼”、“无礼”，来表彰阮籍包括“竹林七贤”们的“魏晋风度”，表彰他们至情至性到“越名教而任自然”，譬如阮籍的“胡闹”——母亲去世，却不管不顾，继续与人下棋；有人前来吊丧，却酣饮自若，箕踞啸傲。这些出现在有关六朝文献中的故事，读起来很过瘾，却也不免让人讶异。而更让人讶异的是，围棋在差不多两千年前，居然已经如此深入地参与了中国士大夫的“高尚生活”。
阮籍之后，很快有“手谈”、“坐隐”之说的风靡，《世说新语》说“王中郎以围棋为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证明围棋在那个特殊又未必特殊的政治年代，已然成为知识者自外于世俗腥膻的一种生活方式，一个局外人未必懂得的额外的自由空间，甚至象征着某种真诚的持守与清洁的精神。在阮籍那里，围棋正是他以之“遗落世事”、“背生忘死”（从另一个角度看，他才是真正在乎“世事”和“生死”的，否则不会因为母丧而屡次“吐血”，以至“形销骨立”）必不可少的消遣物。
我设想，应该是围棋那种环环相扣的紧迫，那种步步为营的权衡与算计，让参与者心无旁骛，以至可以暂时忘却眼前的忧愁、困窘与险恶，这才有他不近情理的放达，而不是说阮籍有天生异于常人的脾气。《晋书》上还有记载，说大将军谢安，临百万强敌却继续“围棋赌墅”，捷报传来，也“了无喜色”。谢安的不紧张、无喜色，与阮籍的不悲伤，显然是基于同样的道理。所谓“坐隐忘情”、“土木形骸”，常常成为魏晋名士做派的写照。
作为“游戏”、“争竞”之具，围棋据说产生于尧、舜时代，尧的儿子不够聪明，所以“尧造围棋，丹朱善之”。这是战国时就有的说法。一切想列入正统的“道德”、“人文”，都需要冠名到三代乃至三代以上，这是我们这里的祖宗成法，不必多议。“游戏”伴随人的诞生而诞生，围棋作为“博弈”的一种，在中国历史久远，这也用不着太多疑问，许慎《说文》、扬雄《方言》，都把“弈”释为围棋，而在《论语》中，孔子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孟子把沉溺于“博弈”列为五不孝之一，但并没有全盘否定“博弈”的意思，他批评的是“好博弈，好饮酒”而“不顾父母之养”，正像一个人“好财货，私妻子”而“不顾父母之养”一样。孟子还说，弈之为数，虽然是“小数”，如果不专心致志，却是“不能得”的，即使称为“通国之善弈”的弈秋，也无法教好那种手里下着棋，心里却念着鸿鹄将至的人。
真正给围棋一种崇高到缺氧的释义的是班固。在传世的《弈旨》中，班固首先把围棋与靠掷骰子论输赢的“博戏”区别开来，认为“博戏”的胜负多半出于偶然和侥幸；围棋则不然，不仅体现智力，甚至体现道德，不仅是对于自然的模仿，也是对于人事的拟议：“上有天文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而且，按照围棋的形制，“局必方正，象则地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成败臧否，为仁由己，危之正也”。
除此之外，班固还对下棋者的精神状态给予了肯定性的描述，说当一个人沉酣于围棋时，“至于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推而高之，仲尼概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质之诗书，关雎类也；纰专知柔，阴阳代至，施之养性，彭祖气也。外若无为默而识，静泊自守以道意”。意思是说，下棋时的沉迷，可以媲美孔子说的“好学自得”、“发愤忘忧”，下棋产生的情感体验，合乎儒家的诗教精神，而下棋带来的心智与身体合而为一的状态，尤其可以养性养生，达到阴阳调和，刚柔并济，无为默识，静泊自守，活出彭祖一样的气象。
二
把围棋与天地之象、神明之德、圣人之度联系起来，班固称得上始作俑者，后来者大体延续了他的思路。此种情景，汉魏以后尤其见得分明。
因为免不了上有所好，如梁武帝便“棋登逸品”，还染指过有关围棋的著述，下棋的人因此可以“应诏”、“待诏”，可以获得“棋博士”、“棋待诏”的身份，与从事僧祝卜艺者，一道成为帝王家的职业侍从，所谓“博弈”，在义理上也可以朝“经国之大业”的方向演绎，甚至干脆把“弈之数”纳入“六艺之数”。
沈约《棋品·序》说，围棋“体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静则合道，动必适变，若夫入神造极之灵，经武纬文之德，故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按照元人虞集的说法，“棋之制也，有天地方圆之象，有阴阳动静之理，有星辰分布之序，有风雷变化之机，有春秋生杀之权，有山河表里之势，此道之升降，人事之盛衰，莫不寓是。惟达者能守之以仁，行之以义，秩之以礼，明之以智，夫乌可以寻常他艺忽之哉！”而且，“其学之通玄，可以拟诸老子众妙之门，扬雄大易之准，且其为数，出没变化，深不可测，往往皆神仙豪杰玩好巧力之所为”。入神造极，经纬文武，拟诸众妙之门，大易之准，这是我们十分熟悉的致思方式与径路，几乎把儒家与道家的最高旨趣，囊括殆尽。
唐人刘禹锡在《论书》中曾感慨“众尚之移人”，说“今之人”、“敢以六艺斥人，不敢以六博斥人”，可见围棋之类的“长技”在上有所好的前提下可以如何强势，如何有面子。关键是，理论上“有用”、“无用”、“有益”、“无益”的分辨，骨子里其实大半取决于拥有支配力和话语权者的好恶，取决于主流文化的取舍，其功能的定位、其意义的生成、其话语体系的建构无一不在传统思维与思想的笼络之中。
按照韦曜的逻辑，相比于经国济世，乃至于仅仅为了功名利禄，围棋也不是士人所应该沉迷的，他说：“当世之士，宜勉思至道，爱功惜力，以佐明时，使名书史籍，勋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务，当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与方国之封？枯棋三百，孰与万人之将，衮龙之服？金石之乐，足以兼棋局而贸博弈矣。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而用之于诗书，是有颜、闵之志也；用之于智计，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于资货，是有猗顿之富也；用之于射御，是有将帅之备也。如此，则功名立而鄙贱远矣。”如果以现实目标作为参照，纳入功利的指标体系中，关于围棋，无论怎样宏大的言说，都不免苍白无力，围棋也无法成为“君子之上务，当今之先急”。 近人意识到，中国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亦未尝不有嗜弈者，然其目光不过以弈为雕虫之小技，专门棋士为门下之清客，爱则招之使来，恶之挥之使去”，“围棋如是，其他学术亦莫不如是”。这是1937年1月出版的《中国围棋月刊》创刊号之“丛谈”上的说法。这本刊物的“发刊词”还说，在近代，确实是日本人“发前人之所未发，而完成棋界之大革命”，以至于欧美人士有所“不察，竟以围棋为日本人所发明”。
这何其令人沮丧。然而，却是围棋在近代中国所彰显的真实处境和命运。
三
以兵道喻棋道，其实是很自然，很确切的。吃子占地，这是围棋的逻辑，同样是战争的逻辑。桓谭《新论·言体》谓“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东汉马融之《围棋赋》云“略观围棋兮法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陈聚士卒兮两敌相当，拙者无功兮弱者先亡”。桓谭、马融的说法绝非无据。问题在于，孙子说，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敦煌写本《碁经》中说，围棋“不以实心为善，还须巧诈为能”。那么，以此作为围棋的宗旨，则不仅有违仁义之旨，似乎也有违上天好生之德。
如此，便有了类似宋张拟所著《棋经十三篇》之《斜正篇》里的说法：
或曰：棋以变诈为务，劫杀为名，岂非诡道耶？予曰：不然，《易》曰，师出以律，否藏凶。兵本不尚诈谋，言诡道者，乃战国纵横之说。棋虽小道，实与兵合。故棋之品甚繁，而弈之者不一。得品之下者，举无思虑，动则变诈，或用手以影其势，或发言以泄其机。得品之上者，则异于是，皆沉思而远虑，因形而用权，神游局内，意在子先，图胜于无朕，灭行于未然，岂假言辞喋喋，手势翩翩者哉！传曰，正而不谲，其是之谓欤！
除了把“实与兵合”的棋道，朝“正而不谲”的路径指引，把围棋与“仁、义、礼、智、信”直接挂钩——所谓“棋之为道在乎恬然，而取舍为急，仁则能全，义则能守，礼则能变，智则能兼，信则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几可以言棋矣。”（《宋史·潘慎修传》）这其中的牵强显而易见。此外，还可以把下棋过程中斤斤计较、你死我活的用心，解释为“潜斡化机，默运方略”（胡助《围棋赋》），“圆而神，诡而变”（黄宪《机论》），甚至把围棋千变万化的“象数”，干脆等同“造化”，列于“神迹”、“道妙”。
这不仅升华了围棋，也升华了下棋者。
与此相应，围棋在技术上的讲究，也逐渐转化为一种“辩证法”，一种用世或者持身的韬略，强调“用战之法，非棋要道”、“取舍者，棋之大计”（刘仲甫《棋诀》），而“善胜敌者不争，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乱”（张靖《棋经十三篇》）。于是，以“道”胜“智”，以“智”胜“力”，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这是老子之道，也是充满魅力的中国智慧。按照老子哲学的辩证思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以无为应对有为，以忘却技巧为最高技巧，以朴拙应对精明，以出神入化应对穷形尽相，这同样是可以适用于围棋的手段，甚至可以描述为一种难得的棋品和人品，一种聪明到极致的存在方式。获得此种存在方式的人，常常被反复称述。
其中，“江湖可，庙堂可，以庙堂而暂憩于江湖可，以江湖而允升于庙堂亦可”的“坐隐先生”——晚明为官、行商两不误的汪廷讷，就是精彩的范本。
汪氏自谓“性不偕俗，妄意好古”、“安分知几，不与俗竞，由是室外之情熟，丘壑之兴浓，道义之念笃，是非之心淡”（《坐隐先生订棋谱自序》），在作为“盐使”赚得泼天富贵之后，大兴土木，挖山造园，掘地成湖，醉心风雅之事，赢得拥戴。对于围棋，汪廷讷自称，“不过淘汰俗念，温养性灵，为止静之工夫，藏机炼神之活法也”，他其实是有心无意、无拘无束、挥洒自如的，由此带来的状态，让旁观者几乎难以置辩：“谓汪君无心于弈乎，则所著述所歌咏者是何物也，彼且托迹于弈之中。谓汪君有心于弈乎，则眼前身世，彼且以棋局视之，尚安肯以弈为眷恋耶。”最终，称述者只能以禅喻之，说他对于世事人生，当然也包括对于围棋，就如同“终日穿衣，一丝不挂体，终日吃饭，一粒不粘牙”（程朝京《汪盐使坐隐订谱全集序》）。说他“一于道，得于心，忘乎遇，宛如神龙，大之而乘风云，撼江海，霖雨万方，小之而盂盎之中游泳自怡不自知也，此正先圣之所谓无入而不自得者也”（林世吉《题坐隐先生传后》）。
如此精致的高雅，如此恰到好处的任性与顽皮，如此光风霁月的生活，当然是由充分的物质条件、足够的社会关系打造出来的，具有某种“偶像”的意味，围棋在完成这样的造像中，成为了区别于阮籍以此“胡闹”的另一个意义上的最合适不过的道具。
明人王世贞《弈旨》谓：“《博物志》云，尧造围棋，丹朱善之。彼王中郎之坐隐，支道人之手谈，雅语也；尹文子之喻音，刘中磊之兵法，正语也；杜夫子之裨圣教，班兰台之象地则，效天文，通王道，夸语也。盖孔子之谓贤于饱食终日者而已，所谓小道可观，致远恐泥者也。”此种对于围棋限定性的清明认知，在古代棋论中并不多见，虽然最终也难免要从“见其为戏”过渡到“见其为道”，但至少没有升华到让人神智昏迷的程度。
近人徐去疾稿成于1921年的《围棋入门》这样定义围棋：“围棋乃以黑白子布列于纵横各十九线之交点互相围绕之一种游艺也。”李子干在《手谈随录》中说：“棋经之言曰，有用之用，不如无用之用，愿推广斯言，使人知弈虽无用，然用之焉得其道，或较世间有用之学，为更有用也。”恽铁樵在为《围棋布局研究》所作序言中声称：“举世纷纭，皆有所为而为，独弈者无所为而为。”谷月在《中国围棋月刊》之“弈事闲话”中说：“余意围棋之为物，性质不在于胜负，其所以有胜负者，亦犹之乎体育之有锦标，盖为启人争竞向上之心，而为提倡之意焉。”
通过肯定“无用之用”、“无为之为”，近代学人中最具专业主义精神的王国维把“美术”、“哲学”的功能和性质，从功利主义的思维定势与传统知识谱系中解放出来。徐去疾等人对于围棋的理解，同样不再婉转沉沦于未免夸张的玄学释义和趋于矫情变态的士大夫趣味，而回到了基本的人道——人情所不能免，还原围棋本来的旨趣，尤其不再回避围棋的“争竞”属性，认同其作为类似“体育”的游戏，虽然“无用”，却可以“启人争竞向上之心”。 自然，现代人也可以有现代人的引申、比附。
李子干曾以现代学术概念辨析围棋的旨趣，他说：“弈者，推析微茫，近于美学；布置攻取，近于兵学；穷理尽性，近于哲学。善学者触类旁通之，且与各种科学相发明哉。”褚民谊为徐去疾《围棋入门》所作序言，其中的“演义”尤其有着令人会心的时代印迹，他对比象棋与围棋说：“其组织上，有根本不同之点，象棋色彩封建，富有阶级；围棋一体共和，完全平等。而作战之策略，又复古今不同，象棋作战，一似上古，一一对敌，以博胜负，各子之力量与步趋，大相径庭，而统军之帅，深居简出，围棋对阵，合于现代战略，犹官长士卒，同其甘苦，亦步亦趋，一子力孤，二子进为后援，充其声势，三子继起加入，力量益见雄厚，集少增多，有若几何级数，故名之曰围棋，即合围绕而攻之意，而子数愈众，所占面积亦愈广。”李子干的辨析，不免虚张声势；褚民谊的解读，或许近乎无稽。但是，这样的解读冲动并没有伴随围棋的“现代化”而有休止的迹象。
确实，围棋是极其简单朴素的，却又深邃复杂，充满玄机；是黑白分明、精确严密的，却又不可思议，可以无限引申；是最自由、最少规定性的，但系统联动，每一步都关乎大体，关乎生死。它似乎正有着传统中国文化与思想所特有的审美气质与诗性品格：有机，通灵，圆融，神秘，无中生有，无为有为，有限无限，圣俗一体，人神同质，道器（技）合一，工夫即本体，似乎子虚乌有，又似乎囊括万象，似乎只是一种单纯的符号和结构，又似乎可以表征人世间的一切的一切。
四
何云波以围棋为志业，不止一纪，著述多种，成绩夥矣，今次又捧出二十余万言的《中国围棋思想史》，把从先秦到民国有关围棋的话语纳入体系，对于围棋之为“技”为“艺”与为“道”，给予了富于历史感的论述与具有系统性的解析，开棋论研究之先河，让人无法不钦佩其弥深弥坚的毅力，其不依不饶的倔强，其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性情，其敢于跨“学科”、反“体制”的学术勇气。我虽暂时对“中国围棋思想史”的提法心存犹疑，却也知道，围棋是一个有关中国思想的意味深长的例证，一个中国文化的样本，不仅粘附了累积深厚的中国智慧与观念，而且在漫长的传承演绎中，事实上参与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琴棋书画”作为教养的象征，几乎成为了唐以后古典文学叙事者的口头禅），影响乃至塑造了中国人的人格与精神世界，或者说，它是某种意义上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一个载体，一个隐喻，一个出口。关于围棋，言道言技，言深言浅，言广大言精微，都有足够多的材料和凭据，足够充分的理由和动机，它曾经接纳过无数沉迷者的精力、智力和想象，慰藉、消化了他们的幽微心事、浩渺情怀和沧桑际遇。
故尔，治围棋之学，可以是好之者、乐之者的自我遣发，又何尝不可以包含洞察世事、体悟人生、认知传统、解读文明的激情和使命？何尝不可以见证乃至召唤关于世界、关于生命的大智慧？一个人对于世界的最深理解，最终是对于自己的理解，一个人对于文明的特殊领会，最终是关于自我的领会。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云波教授治围棋之学，乐而忘返，其“为己”乎！
很多年前，为撰写一篇关于阮籍的小文，翻阅《晋书·阮籍传》，其中一段文字记忆犹新，说阮籍“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豚，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
通过强调在日常生活中的“失礼”、“无礼”，来表彰阮籍包括“竹林七贤”们的“魏晋风度”，表彰他们至情至性到“越名教而任自然”，譬如阮籍的“胡闹”——母亲去世，却不管不顾，继续与人下棋；有人前来吊丧，却酣饮自若，箕踞啸傲。这些出现在有关六朝文献中的故事，读起来很过瘾，却也不免让人讶异。而更让人讶异的是，围棋在差不多两千年前，居然已经如此深入地参与了中国士大夫的“高尚生活”。
阮籍之后，很快有“手谈”、“坐隐”之说的风靡，《世说新语》说“王中郎以围棋为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证明围棋在那个特殊又未必特殊的政治年代，已然成为知识者自外于世俗腥膻的一种生活方式，一个局外人未必懂得的额外的自由空间，甚至象征着某种真诚的持守与清洁的精神。在阮籍那里，围棋正是他以之“遗落世事”、“背生忘死”（从另一个角度看，他才是真正在乎“世事”和“生死”的，否则不会因为母丧而屡次“吐血”，以至“形销骨立”）必不可少的消遣物。
我设想，应该是围棋那种环环相扣的紧迫，那种步步为营的权衡与算计，让参与者心无旁骛，以至可以暂时忘却眼前的忧愁、困窘与险恶，这才有他不近情理的放达，而不是说阮籍有天生异于常人的脾气。《晋书》上还有记载，说大将军谢安，临百万强敌却继续“围棋赌墅”，捷报传来，也“了无喜色”。谢安的不紧张、无喜色，与阮籍的不悲伤，显然是基于同样的道理。所谓“坐隐忘情”、“土木形骸”，常常成为魏晋名士做派的写照。
作为“游戏”、“争竞”之具，围棋据说产生于尧、舜时代，尧的儿子不够聪明，所以“尧造围棋，丹朱善之”。这是战国时就有的说法。一切想列入正统的“道德”、“人文”，都需要冠名到三代乃至三代以上，这是我们这里的祖宗成法，不必多议。“游戏”伴随人的诞生而诞生，围棋作为“博弈”的一种，在中国历史久远，这也用不着太多疑问，许慎《说文》、扬雄《方言》，都把“弈”释为围棋，而在《论语》中，孔子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孟子把沉溺于“博弈”列为五不孝之一，但并没有全盘否定“博弈”的意思，他批评的是“好博弈，好饮酒”而“不顾父母之养”，正像一个人“好财货，私妻子”而“不顾父母之养”一样。孟子还说，弈之为数，虽然是“小数”，如果不专心致志，却是“不能得”的，即使称为“通国之善弈”的弈秋，也无法教好那种手里下着棋，心里却念着鸿鹄将至的人。
真正给围棋一种崇高到缺氧的释义的是班固。在传世的《弈旨》中，班固首先把围棋与靠掷骰子论输赢的“博戏”区别开来，认为“博戏”的胜负多半出于偶然和侥幸；围棋则不然，不仅体现智力，甚至体现道德，不仅是对于自然的模仿，也是对于人事的拟议：“上有天文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而且，按照围棋的形制，“局必方正，象则地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成败臧否，为仁由己，危之正也”。
除此之外，班固还对下棋者的精神状态给予了肯定性的描述，说当一个人沉酣于围棋时，“至于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推而高之，仲尼概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质之诗书，关雎类也；纰专知柔，阴阳代至，施之养性，彭祖气也。外若无为默而识，静泊自守以道意”。意思是说，下棋时的沉迷，可以媲美孔子说的“好学自得”、“发愤忘忧”，下棋产生的情感体验，合乎儒家的诗教精神，而下棋带来的心智与身体合而为一的状态，尤其可以养性养生，达到阴阳调和，刚柔并济，无为默识，静泊自守，活出彭祖一样的气象。
二
把围棋与天地之象、神明之德、圣人之度联系起来，班固称得上始作俑者，后来者大体延续了他的思路。此种情景，汉魏以后尤其见得分明。
因为免不了上有所好，如梁武帝便“棋登逸品”，还染指过有关围棋的著述，下棋的人因此可以“应诏”、“待诏”，可以获得“棋博士”、“棋待诏”的身份，与从事僧祝卜艺者，一道成为帝王家的职业侍从，所谓“博弈”，在义理上也可以朝“经国之大业”的方向演绎，甚至干脆把“弈之数”纳入“六艺之数”。
沈约《棋品·序》说，围棋“体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静则合道，动必适变，若夫入神造极之灵，经武纬文之德，故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按照元人虞集的说法，“棋之制也，有天地方圆之象，有阴阳动静之理，有星辰分布之序，有风雷变化之机，有春秋生杀之权，有山河表里之势，此道之升降，人事之盛衰，莫不寓是。惟达者能守之以仁，行之以义，秩之以礼，明之以智，夫乌可以寻常他艺忽之哉！”而且，“其学之通玄，可以拟诸老子众妙之门，扬雄大易之准，且其为数，出没变化，深不可测，往往皆神仙豪杰玩好巧力之所为”。入神造极，经纬文武，拟诸众妙之门，大易之准，这是我们十分熟悉的致思方式与径路，几乎把儒家与道家的最高旨趣，囊括殆尽。
唐人刘禹锡在《论书》中曾感慨“众尚之移人”，说“今之人”、“敢以六艺斥人，不敢以六博斥人”，可见围棋之类的“长技”在上有所好的前提下可以如何强势，如何有面子。关键是，理论上“有用”、“无用”、“有益”、“无益”的分辨，骨子里其实大半取决于拥有支配力和话语权者的好恶，取决于主流文化的取舍，其功能的定位、其意义的生成、其话语体系的建构无一不在传统思维与思想的笼络之中。
按照韦曜的逻辑，相比于经国济世，乃至于仅仅为了功名利禄，围棋也不是士人所应该沉迷的，他说：“当世之士，宜勉思至道，爱功惜力，以佐明时，使名书史籍，勋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务，当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与方国之封？枯棋三百，孰与万人之将，衮龙之服？金石之乐，足以兼棋局而贸博弈矣。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而用之于诗书，是有颜、闵之志也；用之于智计，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于资货，是有猗顿之富也；用之于射御，是有将帅之备也。如此，则功名立而鄙贱远矣。”如果以现实目标作为参照，纳入功利的指标体系中，关于围棋，无论怎样宏大的言说，都不免苍白无力，围棋也无法成为“君子之上务，当今之先急”。 近人意识到，中国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亦未尝不有嗜弈者，然其目光不过以弈为雕虫之小技，专门棋士为门下之清客，爱则招之使来，恶之挥之使去”，“围棋如是，其他学术亦莫不如是”。这是1937年1月出版的《中国围棋月刊》创刊号之“丛谈”上的说法。这本刊物的“发刊词”还说，在近代，确实是日本人“发前人之所未发，而完成棋界之大革命”，以至于欧美人士有所“不察，竟以围棋为日本人所发明”。
这何其令人沮丧。然而，却是围棋在近代中国所彰显的真实处境和命运。
三
以兵道喻棋道，其实是很自然，很确切的。吃子占地，这是围棋的逻辑，同样是战争的逻辑。桓谭《新论·言体》谓“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东汉马融之《围棋赋》云“略观围棋兮法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陈聚士卒兮两敌相当，拙者无功兮弱者先亡”。桓谭、马融的说法绝非无据。问题在于，孙子说，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敦煌写本《碁经》中说，围棋“不以实心为善，还须巧诈为能”。那么，以此作为围棋的宗旨，则不仅有违仁义之旨，似乎也有违上天好生之德。
如此，便有了类似宋张拟所著《棋经十三篇》之《斜正篇》里的说法：
或曰：棋以变诈为务，劫杀为名，岂非诡道耶？予曰：不然，《易》曰，师出以律，否藏凶。兵本不尚诈谋，言诡道者，乃战国纵横之说。棋虽小道，实与兵合。故棋之品甚繁，而弈之者不一。得品之下者，举无思虑，动则变诈，或用手以影其势，或发言以泄其机。得品之上者，则异于是，皆沉思而远虑，因形而用权，神游局内，意在子先，图胜于无朕，灭行于未然，岂假言辞喋喋，手势翩翩者哉！传曰，正而不谲，其是之谓欤！
除了把“实与兵合”的棋道，朝“正而不谲”的路径指引，把围棋与“仁、义、礼、智、信”直接挂钩——所谓“棋之为道在乎恬然，而取舍为急，仁则能全，义则能守，礼则能变，智则能兼，信则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几可以言棋矣。”（《宋史·潘慎修传》）这其中的牵强显而易见。此外，还可以把下棋过程中斤斤计较、你死我活的用心，解释为“潜斡化机，默运方略”（胡助《围棋赋》），“圆而神，诡而变”（黄宪《机论》），甚至把围棋千变万化的“象数”，干脆等同“造化”，列于“神迹”、“道妙”。
这不仅升华了围棋，也升华了下棋者。
与此相应，围棋在技术上的讲究，也逐渐转化为一种“辩证法”，一种用世或者持身的韬略，强调“用战之法，非棋要道”、“取舍者，棋之大计”（刘仲甫《棋诀》），而“善胜敌者不争，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乱”（张靖《棋经十三篇》）。于是，以“道”胜“智”，以“智”胜“力”，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这是老子之道，也是充满魅力的中国智慧。按照老子哲学的辩证思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以无为应对有为，以忘却技巧为最高技巧，以朴拙应对精明，以出神入化应对穷形尽相，这同样是可以适用于围棋的手段，甚至可以描述为一种难得的棋品和人品，一种聪明到极致的存在方式。获得此种存在方式的人，常常被反复称述。
其中，“江湖可，庙堂可，以庙堂而暂憩于江湖可，以江湖而允升于庙堂亦可”的“坐隐先生”——晚明为官、行商两不误的汪廷讷，就是精彩的范本。
汪氏自谓“性不偕俗，妄意好古”、“安分知几，不与俗竞，由是室外之情熟，丘壑之兴浓，道义之念笃，是非之心淡”（《坐隐先生订棋谱自序》），在作为“盐使”赚得泼天富贵之后，大兴土木，挖山造园，掘地成湖，醉心风雅之事，赢得拥戴。对于围棋，汪廷讷自称，“不过淘汰俗念，温养性灵，为止静之工夫，藏机炼神之活法也”，他其实是有心无意、无拘无束、挥洒自如的，由此带来的状态，让旁观者几乎难以置辩：“谓汪君无心于弈乎，则所著述所歌咏者是何物也，彼且托迹于弈之中。谓汪君有心于弈乎，则眼前身世，彼且以棋局视之，尚安肯以弈为眷恋耶。”最终，称述者只能以禅喻之，说他对于世事人生，当然也包括对于围棋，就如同“终日穿衣，一丝不挂体，终日吃饭，一粒不粘牙”（程朝京《汪盐使坐隐订谱全集序》）。说他“一于道，得于心，忘乎遇，宛如神龙，大之而乘风云，撼江海，霖雨万方，小之而盂盎之中游泳自怡不自知也，此正先圣之所谓无入而不自得者也”（林世吉《题坐隐先生传后》）。
如此精致的高雅，如此恰到好处的任性与顽皮，如此光风霁月的生活，当然是由充分的物质条件、足够的社会关系打造出来的，具有某种“偶像”的意味，围棋在完成这样的造像中，成为了区别于阮籍以此“胡闹”的另一个意义上的最合适不过的道具。
明人王世贞《弈旨》谓：“《博物志》云，尧造围棋，丹朱善之。彼王中郎之坐隐，支道人之手谈，雅语也；尹文子之喻音，刘中磊之兵法，正语也；杜夫子之裨圣教，班兰台之象地则，效天文，通王道，夸语也。盖孔子之谓贤于饱食终日者而已，所谓小道可观，致远恐泥者也。”此种对于围棋限定性的清明认知，在古代棋论中并不多见，虽然最终也难免要从“见其为戏”过渡到“见其为道”，但至少没有升华到让人神智昏迷的程度。
近人徐去疾稿成于1921年的《围棋入门》这样定义围棋：“围棋乃以黑白子布列于纵横各十九线之交点互相围绕之一种游艺也。”李子干在《手谈随录》中说：“棋经之言曰，有用之用，不如无用之用，愿推广斯言，使人知弈虽无用，然用之焉得其道，或较世间有用之学，为更有用也。”恽铁樵在为《围棋布局研究》所作序言中声称：“举世纷纭，皆有所为而为，独弈者无所为而为。”谷月在《中国围棋月刊》之“弈事闲话”中说：“余意围棋之为物，性质不在于胜负，其所以有胜负者，亦犹之乎体育之有锦标，盖为启人争竞向上之心，而为提倡之意焉。”
通过肯定“无用之用”、“无为之为”，近代学人中最具专业主义精神的王国维把“美术”、“哲学”的功能和性质，从功利主义的思维定势与传统知识谱系中解放出来。徐去疾等人对于围棋的理解，同样不再婉转沉沦于未免夸张的玄学释义和趋于矫情变态的士大夫趣味，而回到了基本的人道——人情所不能免，还原围棋本来的旨趣，尤其不再回避围棋的“争竞”属性，认同其作为类似“体育”的游戏，虽然“无用”，却可以“启人争竞向上之心”。 自然，现代人也可以有现代人的引申、比附。
李子干曾以现代学术概念辨析围棋的旨趣，他说：“弈者，推析微茫，近于美学；布置攻取，近于兵学；穷理尽性，近于哲学。善学者触类旁通之，且与各种科学相发明哉。”褚民谊为徐去疾《围棋入门》所作序言，其中的“演义”尤其有着令人会心的时代印迹，他对比象棋与围棋说：“其组织上，有根本不同之点，象棋色彩封建，富有阶级；围棋一体共和，完全平等。而作战之策略，又复古今不同，象棋作战，一似上古，一一对敌，以博胜负，各子之力量与步趋，大相径庭，而统军之帅，深居简出，围棋对阵，合于现代战略，犹官长士卒，同其甘苦，亦步亦趋，一子力孤，二子进为后援，充其声势，三子继起加入，力量益见雄厚，集少增多，有若几何级数，故名之曰围棋，即合围绕而攻之意，而子数愈众，所占面积亦愈广。”李子干的辨析，不免虚张声势；褚民谊的解读，或许近乎无稽。但是，这样的解读冲动并没有伴随围棋的“现代化”而有休止的迹象。
确实，围棋是极其简单朴素的，却又深邃复杂，充满玄机；是黑白分明、精确严密的，却又不可思议，可以无限引申；是最自由、最少规定性的，但系统联动，每一步都关乎大体，关乎生死。它似乎正有着传统中国文化与思想所特有的审美气质与诗性品格：有机，通灵，圆融，神秘，无中生有，无为有为，有限无限，圣俗一体，人神同质，道器（技）合一，工夫即本体，似乎子虚乌有，又似乎囊括万象，似乎只是一种单纯的符号和结构，又似乎可以表征人世间的一切的一切。
四
何云波以围棋为志业，不止一纪，著述多种，成绩夥矣，今次又捧出二十余万言的《中国围棋思想史》，把从先秦到民国有关围棋的话语纳入体系，对于围棋之为“技”为“艺”与为“道”，给予了富于历史感的论述与具有系统性的解析，开棋论研究之先河，让人无法不钦佩其弥深弥坚的毅力，其不依不饶的倔强，其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性情，其敢于跨“学科”、反“体制”的学术勇气。我虽暂时对“中国围棋思想史”的提法心存犹疑，却也知道，围棋是一个有关中国思想的意味深长的例证，一个中国文化的样本，不仅粘附了累积深厚的中国智慧与观念，而且在漫长的传承演绎中，事实上参与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琴棋书画”作为教养的象征，几乎成为了唐以后古典文学叙事者的口头禅），影响乃至塑造了中国人的人格与精神世界，或者说，它是某种意义上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一个载体，一个隐喻，一个出口。关于围棋，言道言技，言深言浅，言广大言精微，都有足够多的材料和凭据，足够充分的理由和动机，它曾经接纳过无数沉迷者的精力、智力和想象，慰藉、消化了他们的幽微心事、浩渺情怀和沧桑际遇。
故尔，治围棋之学，可以是好之者、乐之者的自我遣发，又何尝不可以包含洞察世事、体悟人生、认知传统、解读文明的激情和使命？何尝不可以见证乃至召唤关于世界、关于生命的大智慧？一个人对于世界的最深理解，最终是对于自己的理解，一个人对于文明的特殊领会，最终是关于自我的领会。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云波教授治围棋之学，乐而忘返，其“为己”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