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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一群早年投身“保钓运动”的在美华人，成立了滋根基金会，继承乡建精神，踏上了如今长达23年建设中国乡村的历程。中国的城市吸引着乡村，滋根逆流而上，故土的乡建充满了艰辛和曲折。
从最初支持贵州省雷山女童上学至今23年，发芽于美国的滋根项目遍布了中国9个省中的200多个村寨。
留美化学博士方谋用四个字概括了滋根的核心观念，“滋养根基”。“我们的方法更像过去上山下乡和知青下乡，生根乡村，长期扎点”。 山西石楼的滋根项目联络员刘磊对《中国财富》说。他在山西石楼县待了五年，是联络员中资历最老的一个。
“滋根和希望工程不同，我们不是给了钱就走人，而是与当地村民同吃住，进行长期、全方位的调研，我用了好几年才弄清当地人的真实需求，只有这样才能 ‘滋养根本’”。
刘磊扎根的石楼县位于黄土高原的边缘，是中国发现象征富华的青铜器最多的地方，但它依然贫困。2010年，当地全年财政收入仅6000万。
石楼，是滋根在中国最北的乡建试点。
于1988年在美国纽约成立的滋根基金会，主要由台湾和香港去美国的留学生发起组成。1996年，在中国民政部登记成立了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滋根的理念主要是给处在逆境中的根苗提供一点滋润，滋根的资金来自教师、工程师、留学生、家庭工作者和普通市民，并不依靠百万富翁和社会名流的捐助。
“孩子离开了，村子就没了”
转角是石楼最穷的村子。转角坐落于黄河滩头，位于黄河峡谷地带。在山头遥望，它是一个湮没在黄土高原龟裂中的村落，旁边流过苍茫的黄河水。
作为黄河边上的渡口，转角曾是当地沟通东西的贸易枢纽。但现在的转角村只剩不到100户人家，村子里少有人烟。 一个30多岁的男人坐在窑洞前抽烟，他刚在城里做完上一份工，“今年雨水多红枣全烂了，我们只好出去打工挣钱”。
生活所迫是村民离开的一个重要原因，孩子上学则是另外一个。
转角小学曾一度没有五年级，为此前后有三十多户人家带着孩子搬去了60公里外的中心小学所在地。为了保住村子，2007年滋根出资帮转角恢复了五年级，可村民并没有停下离开的脚步。现在学校里仅剩下22个孩子，其中还有一大部分来自于更远的村落，他们住校，只在放假时回村。“明年还会更少”，转角小学韩志勇校长说。
“当时我不让他们撤，借高利贷来修的学校”，村支书武玉清说。
“学校没了，村子就没了”，他的语气坚定极了。为了让孩子们留在村里上学，他先后借了30余万的高利贷，学校是保住了，高息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我在武支书家住了半年。”刘磊说，“滋根理事会决定出资捐助。”帮武支书还清利息后，滋根开始参与了学校的建设，他们捐赠了篮球架、图书角，出资让孩子们每天吃一个鸡蛋等。
一个五年级的女孩说：“上学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然而快乐这个词在转角显得那么单薄和短暂。这里的男孩十三四岁就辍学去城里打工。
田家岔对比转角的惨淡，滋根用教育来突破的乡建模式在田家岔就成功许多。田家岔土地严重碎片化，这里的贫穷造就了一个几乎瘫痪的村落，成年男子全部外出打工只在农忙季节回乡，妇女、老人和孩子留守在家里。
田家岔小学，2006年也面临着被撤并的风险，当时全村的孩子都得离开这里去几十公里外的中心校上学。中心校条件确实好些，然而去好点的地方并不等于过好点的日子，反而可能更糟糕。仅房租每年就得1200元，再加上生活开支，对于年收入只有3000元的家庭来说，无疑是沉重的压力。在滋根的反复争取下，学校最终保住了，但按照县教育局要求，校舍要翻新。
刘磊的办法是借力，他以村委的名义在田家岔小学的会议室召开全村大会，向村民们阐述学校对于孩子和村子的重要性，动员他们参与到重修工程中，并按每个劳动力40元收取修缮费用，会议共动员了100多个劳动力，刘磊把这笔钱称作“感情投资”。“大家很卖力，而且之后也更加重视学校和爱护学校了”。
田家岔仿佛“起死回生”，村民们建设家乡的意识被建立了起来。田家岔小学的周边好几户村民都在翻盖住了好几代的老旧宅子。田家岔村委通过这次集体建设建立起了在村民心中的威信，一改以往的瘫痪，经常组织全村开会共同商讨核桃种植的问题。
“滋根决定为田家岔投资1000株核桃苗”，刘磊非常激动，“不想办法带领村民创造利润，田家岔依旧逃不脱‘消失’的悲剧”。核桃种植周期却长达6年，这也就意味着村民要长期留守在这里。幸运的是，田家岔似乎已经具备了这一点。
在滋根的建设下，田家岔小学教育条件被全面改善。得到全方位“呵护”的孩子们对学校强烈认同，活泼好客，能歌善舞，整齐划一地穿着滋根捐赠的校服，他们争先恐后地挑出滋根图书角里最爱的书并能声情并茂地讲上一段小故事。对家长来说，留在村子里生活成本低，一手修建起的学校又不比城里的差多少，最重要的是，这里是他们世世代代生长起来的家，如果能看到希望，他们不会轻易离开。
相比实力雄厚的NGO，滋根更了解当地。田家岔小学校长薛文介绍说，希望工程、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其他NGO组织都给过他们帮助，但几乎都没来过村子里，只有滋根长期扎根这里。
滋根入土的努力尝试
“滋根只做了一点点。”刘磊多次重复这句话，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客辞，渐渐了解后，才发现这其中有“窍门儿”。
在石楼的村子里，“中国滋根捐赠”的标注随处可见，转角小学甚至直接更名为“黄河滋根小学”。对于很多从事乡建的NGO来说，融入地方一直是项目开展的“老大难”问题，但这个难点反而成了刘磊工作的亮点。据他自己说，他甚至可以直接翻看县政府的财务报表和很多不对外公布的材料。
“关键在于你得让政府感觉到，你不是来衬出他们的不足，而是和他们共同发展，甚至还能带来好处”。下乡发放助学金，邀请外籍老师来培训，刘磊都会邀请县政府的领导到会，一点也不介意和他们“分功”，“滋根只想做实事儿”。
2008年举办“送文化下乡”文艺展演，刘磊最终邀请了县政府多位重量级官员到场，活动获得肯定后，刘磊低调地表示“滋根只做了一点点”。
刘磊是个不折不扣的娃娃脸，但却偏偏留起了胡子，而且胡子和娃娃脸的搭配着实让人觉得有些别扭。“刚到石楼时，这里的人觉得我稚气未脱，不重视我，很多工作开展起来都很困难”。
刘磊说：“我留胡子就是为了看起来成熟一点”。
30岁的刘磊刚到石楼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伙子。他原来挺重视形象，但习惯的穿着打扮和村民的差别实在太大。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他把以前的衣服都收起来，现在他穿的用的甚至比当地人更“土一些”，他还学说石楼话，刘磊认为对于扎根乡村都非常重要。
刘磊回忆起这5年他在石楼摸爬滚打的故事，这其中有太多辛酸和妥协，这个也只有他自己知道。“远不是一个单纯的工作”，娃娃脸上写满沧桑。
赵晨是滋根今年招收的实习生，大学时代就是社会调研活跃分子的她有丰富的社会运动经验。
然而对赵晨而言，亟待解决的问题似乎并不是民族复兴而是怎么调解家庭矛盾。“睡觉时我都想着这个事”。
学生陈涛涛在日记里写“爸爸特别懒，不种地也不打工，妈妈不做饭，他们老吵架，我不想回家”，赵晨去家访的时候巧妙地处理了对话：“叔叔，你肯定特别爱孩子，出去几天就想回来见女儿”，这么一来，他的态度也慢慢好起来，赵晨就找机会把孩子的日记拿给识字的爸爸看，然后高声告诉不识字的妈妈说写的是爸爸妈妈特别好，她很幸福。“她爸低下头默不作声”，赵晨回忆道，趁着这会儿她把孩子的妈妈偷偷拉到一边说：“大妈，以后叔叔要有什么惹你生气的地方，你来跟我说，我帮你”。
对于这个23岁的女孩来说，这里所有的一切她都适应了，包括一两个月吃不到一次肉，上不了网。“原来我以为我会死。”赵晨说。
转角和田家岔小学“存活”了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滋根的力量和当地人的坚守足以抵挡住汹涌来袭的“城市化”大潮，甚至还有另一股力量在顺潮而上。
香港明德基金会曾出资100万联合政府出资100万，在石楼县马村建设了“明德基金会小学”。它拥有优良的教学条件和充足的师资力量，另外它的收费也和村校相当，种种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加剧了农村人口的流动，这等于向扎根石楼十多年的滋根公然发出“请战帖”。
除了这些明确的挑战之外，乡村生活的迅速变化，也为滋根提出了新的挑战。乡建不仅仅是办学，更重要的是要融入到不断变化的乡村生活中去。
滋根的瓶颈
“撤点并校”让石楼486所学校在短时间内减少到现在的42所，越来越多的村民抛弃了土地，乡村所占的资源也越来越少。滋根的逆潮而上让它变得非常“小众”，“可持续”谈何容易？
滋根捐助者们的看法显然很难被忽略——这群华侨们的出身很特殊，现在是华尔街电脑工程师的黄四方，父亲曾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党员。陈少成，摄影师，父亲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虽然父辈是政治对手，他们对中国“城市化”大潮的判断却出奇的一致，都认为这大潮可能挡不住也可能哪天自己就停了，滋根需要做的是可持续的保证教育项目的顺利实施，让这个阶段完美过渡。
滋根如何保证项目的可持续成了许多捐款人的担心。长期以来，滋根坚持以口口相传的模式来募集个体捐赠，排斥商业化和以商业炒作为目的的企业捐款一直是它内部不成文的规则。对于滋根而言，中国的变化比他们想象的快得多，单凭他们的力量似乎难以推动滋根的再发展，虽有23年持续的乡村建设经验，但其规模却很难扩大，滋根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瓶颈。
“中国滋根必须独立，但又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滋根基金会理事利碧琳在接受访问时表示，中国滋根需要一个认同滋根理念又兼具领导能力和执行能力的年轻领袖，但这样的人非常难得。
尽管被很多捐款人看好为“领导人的不二人选”，但刘磊表达的非常坦率：“我也要结婚生子，如果五年之后，滋根还是现在的样子，我只能离开”。
前路茫茫的不仅是中国滋根，更是中国的乡村建设。
从石楼的经验来看，一个民间的NGO组织起到的作用是超乎人们想象的。但当这样的组织不存在的时候转角和田家岔又会怎么样呢？
现实如此残酷地摆在滋根面前——农村发展建设竟然会对非营利性的草根组织有如此高的依赖性。倘若滋根不在，其他的草根组织不在，中国农村能否如一份份文件描绘的那般蓬勃发展？
来自美国的滋根捐款人伊利莎白在离开中国时对记者说：“在美国，条件最差的学校永远都不会在乡村”，这是她对中国的困惑。
没人知道滋根扎了23年的根什么时候被轻易地从乡村大地上连根拔起。
从最初支持贵州省雷山女童上学至今23年，发芽于美国的滋根项目遍布了中国9个省中的200多个村寨。
留美化学博士方谋用四个字概括了滋根的核心观念，“滋养根基”。“我们的方法更像过去上山下乡和知青下乡，生根乡村，长期扎点”。 山西石楼的滋根项目联络员刘磊对《中国财富》说。他在山西石楼县待了五年，是联络员中资历最老的一个。
“滋根和希望工程不同，我们不是给了钱就走人，而是与当地村民同吃住，进行长期、全方位的调研，我用了好几年才弄清当地人的真实需求，只有这样才能 ‘滋养根本’”。
刘磊扎根的石楼县位于黄土高原的边缘，是中国发现象征富华的青铜器最多的地方，但它依然贫困。2010年，当地全年财政收入仅6000万。
石楼，是滋根在中国最北的乡建试点。
于1988年在美国纽约成立的滋根基金会，主要由台湾和香港去美国的留学生发起组成。1996年，在中国民政部登记成立了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滋根的理念主要是给处在逆境中的根苗提供一点滋润，滋根的资金来自教师、工程师、留学生、家庭工作者和普通市民，并不依靠百万富翁和社会名流的捐助。
“孩子离开了，村子就没了”
转角是石楼最穷的村子。转角坐落于黄河滩头，位于黄河峡谷地带。在山头遥望，它是一个湮没在黄土高原龟裂中的村落，旁边流过苍茫的黄河水。
作为黄河边上的渡口，转角曾是当地沟通东西的贸易枢纽。但现在的转角村只剩不到100户人家，村子里少有人烟。 一个30多岁的男人坐在窑洞前抽烟，他刚在城里做完上一份工，“今年雨水多红枣全烂了，我们只好出去打工挣钱”。
生活所迫是村民离开的一个重要原因，孩子上学则是另外一个。
转角小学曾一度没有五年级，为此前后有三十多户人家带着孩子搬去了60公里外的中心小学所在地。为了保住村子，2007年滋根出资帮转角恢复了五年级，可村民并没有停下离开的脚步。现在学校里仅剩下22个孩子，其中还有一大部分来自于更远的村落，他们住校，只在放假时回村。“明年还会更少”，转角小学韩志勇校长说。
“当时我不让他们撤，借高利贷来修的学校”，村支书武玉清说。
“学校没了，村子就没了”，他的语气坚定极了。为了让孩子们留在村里上学，他先后借了30余万的高利贷，学校是保住了，高息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我在武支书家住了半年。”刘磊说，“滋根理事会决定出资捐助。”帮武支书还清利息后，滋根开始参与了学校的建设，他们捐赠了篮球架、图书角，出资让孩子们每天吃一个鸡蛋等。
一个五年级的女孩说：“上学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然而快乐这个词在转角显得那么单薄和短暂。这里的男孩十三四岁就辍学去城里打工。
田家岔对比转角的惨淡，滋根用教育来突破的乡建模式在田家岔就成功许多。田家岔土地严重碎片化，这里的贫穷造就了一个几乎瘫痪的村落，成年男子全部外出打工只在农忙季节回乡，妇女、老人和孩子留守在家里。
田家岔小学，2006年也面临着被撤并的风险，当时全村的孩子都得离开这里去几十公里外的中心校上学。中心校条件确实好些，然而去好点的地方并不等于过好点的日子，反而可能更糟糕。仅房租每年就得1200元，再加上生活开支，对于年收入只有3000元的家庭来说，无疑是沉重的压力。在滋根的反复争取下，学校最终保住了，但按照县教育局要求，校舍要翻新。
刘磊的办法是借力，他以村委的名义在田家岔小学的会议室召开全村大会，向村民们阐述学校对于孩子和村子的重要性，动员他们参与到重修工程中，并按每个劳动力40元收取修缮费用，会议共动员了100多个劳动力，刘磊把这笔钱称作“感情投资”。“大家很卖力，而且之后也更加重视学校和爱护学校了”。
田家岔仿佛“起死回生”，村民们建设家乡的意识被建立了起来。田家岔小学的周边好几户村民都在翻盖住了好几代的老旧宅子。田家岔村委通过这次集体建设建立起了在村民心中的威信，一改以往的瘫痪，经常组织全村开会共同商讨核桃种植的问题。
“滋根决定为田家岔投资1000株核桃苗”，刘磊非常激动，“不想办法带领村民创造利润，田家岔依旧逃不脱‘消失’的悲剧”。核桃种植周期却长达6年，这也就意味着村民要长期留守在这里。幸运的是，田家岔似乎已经具备了这一点。
在滋根的建设下，田家岔小学教育条件被全面改善。得到全方位“呵护”的孩子们对学校强烈认同，活泼好客，能歌善舞，整齐划一地穿着滋根捐赠的校服，他们争先恐后地挑出滋根图书角里最爱的书并能声情并茂地讲上一段小故事。对家长来说，留在村子里生活成本低，一手修建起的学校又不比城里的差多少，最重要的是，这里是他们世世代代生长起来的家，如果能看到希望，他们不会轻易离开。
相比实力雄厚的NGO，滋根更了解当地。田家岔小学校长薛文介绍说，希望工程、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其他NGO组织都给过他们帮助，但几乎都没来过村子里，只有滋根长期扎根这里。
滋根入土的努力尝试
“滋根只做了一点点。”刘磊多次重复这句话，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客辞，渐渐了解后，才发现这其中有“窍门儿”。
在石楼的村子里，“中国滋根捐赠”的标注随处可见，转角小学甚至直接更名为“黄河滋根小学”。对于很多从事乡建的NGO来说，融入地方一直是项目开展的“老大难”问题，但这个难点反而成了刘磊工作的亮点。据他自己说，他甚至可以直接翻看县政府的财务报表和很多不对外公布的材料。
“关键在于你得让政府感觉到，你不是来衬出他们的不足，而是和他们共同发展，甚至还能带来好处”。下乡发放助学金，邀请外籍老师来培训，刘磊都会邀请县政府的领导到会，一点也不介意和他们“分功”，“滋根只想做实事儿”。
2008年举办“送文化下乡”文艺展演，刘磊最终邀请了县政府多位重量级官员到场，活动获得肯定后，刘磊低调地表示“滋根只做了一点点”。
刘磊是个不折不扣的娃娃脸，但却偏偏留起了胡子，而且胡子和娃娃脸的搭配着实让人觉得有些别扭。“刚到石楼时，这里的人觉得我稚气未脱，不重视我，很多工作开展起来都很困难”。
刘磊说：“我留胡子就是为了看起来成熟一点”。
30岁的刘磊刚到石楼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伙子。他原来挺重视形象，但习惯的穿着打扮和村民的差别实在太大。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他把以前的衣服都收起来，现在他穿的用的甚至比当地人更“土一些”，他还学说石楼话，刘磊认为对于扎根乡村都非常重要。
刘磊回忆起这5年他在石楼摸爬滚打的故事，这其中有太多辛酸和妥协，这个也只有他自己知道。“远不是一个单纯的工作”，娃娃脸上写满沧桑。
赵晨是滋根今年招收的实习生，大学时代就是社会调研活跃分子的她有丰富的社会运动经验。
然而对赵晨而言，亟待解决的问题似乎并不是民族复兴而是怎么调解家庭矛盾。“睡觉时我都想着这个事”。
学生陈涛涛在日记里写“爸爸特别懒，不种地也不打工，妈妈不做饭，他们老吵架，我不想回家”，赵晨去家访的时候巧妙地处理了对话：“叔叔，你肯定特别爱孩子，出去几天就想回来见女儿”，这么一来，他的态度也慢慢好起来，赵晨就找机会把孩子的日记拿给识字的爸爸看，然后高声告诉不识字的妈妈说写的是爸爸妈妈特别好，她很幸福。“她爸低下头默不作声”，赵晨回忆道，趁着这会儿她把孩子的妈妈偷偷拉到一边说：“大妈，以后叔叔要有什么惹你生气的地方，你来跟我说，我帮你”。
对于这个23岁的女孩来说，这里所有的一切她都适应了，包括一两个月吃不到一次肉，上不了网。“原来我以为我会死。”赵晨说。
转角和田家岔小学“存活”了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滋根的力量和当地人的坚守足以抵挡住汹涌来袭的“城市化”大潮，甚至还有另一股力量在顺潮而上。
香港明德基金会曾出资100万联合政府出资100万，在石楼县马村建设了“明德基金会小学”。它拥有优良的教学条件和充足的师资力量，另外它的收费也和村校相当，种种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加剧了农村人口的流动，这等于向扎根石楼十多年的滋根公然发出“请战帖”。
除了这些明确的挑战之外，乡村生活的迅速变化，也为滋根提出了新的挑战。乡建不仅仅是办学，更重要的是要融入到不断变化的乡村生活中去。
滋根的瓶颈
“撤点并校”让石楼486所学校在短时间内减少到现在的42所，越来越多的村民抛弃了土地，乡村所占的资源也越来越少。滋根的逆潮而上让它变得非常“小众”，“可持续”谈何容易？
滋根捐助者们的看法显然很难被忽略——这群华侨们的出身很特殊，现在是华尔街电脑工程师的黄四方，父亲曾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党员。陈少成，摄影师，父亲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虽然父辈是政治对手，他们对中国“城市化”大潮的判断却出奇的一致，都认为这大潮可能挡不住也可能哪天自己就停了，滋根需要做的是可持续的保证教育项目的顺利实施，让这个阶段完美过渡。
滋根如何保证项目的可持续成了许多捐款人的担心。长期以来，滋根坚持以口口相传的模式来募集个体捐赠，排斥商业化和以商业炒作为目的的企业捐款一直是它内部不成文的规则。对于滋根而言，中国的变化比他们想象的快得多，单凭他们的力量似乎难以推动滋根的再发展，虽有23年持续的乡村建设经验，但其规模却很难扩大，滋根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瓶颈。
“中国滋根必须独立，但又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滋根基金会理事利碧琳在接受访问时表示，中国滋根需要一个认同滋根理念又兼具领导能力和执行能力的年轻领袖，但这样的人非常难得。
尽管被很多捐款人看好为“领导人的不二人选”，但刘磊表达的非常坦率：“我也要结婚生子，如果五年之后，滋根还是现在的样子，我只能离开”。
前路茫茫的不仅是中国滋根，更是中国的乡村建设。
从石楼的经验来看，一个民间的NGO组织起到的作用是超乎人们想象的。但当这样的组织不存在的时候转角和田家岔又会怎么样呢？
现实如此残酷地摆在滋根面前——农村发展建设竟然会对非营利性的草根组织有如此高的依赖性。倘若滋根不在，其他的草根组织不在，中国农村能否如一份份文件描绘的那般蓬勃发展？
来自美国的滋根捐款人伊利莎白在离开中国时对记者说：“在美国，条件最差的学校永远都不会在乡村”，这是她对中国的困惑。
没人知道滋根扎了23年的根什么时候被轻易地从乡村大地上连根拔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