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有一部享誉全球的天才之书《看不见的城市》，在书中，卡尔维诺虚构出一些人们找不到、认不出的城市，并称这部作品是“献给城市的最后一首爱情诗”。这本书初版于1972年，彼时卡尔维诺认为“我们正接近城市生活的一个危急时刻”，“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巨大的技术体系的脆弱，这种脆弱有可能制造连锁故障，使各个大都市整体瘫痪”。如今，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卡尔维诺的挽歌并没能使都市化的脚步停留片刻。城市的出现与蓬勃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居住习惯，更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农业社会的城市文明与城市文化。与此同时，城市以及它的历史背景、地理形态、精神气质等，也塑造、影响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
　　18、19世纪，在资本主义迅速扩张的时代语境下，西方文学出现了一大批具有鲜明城市标识的作家作品，如狄更斯笔下的伦敦，雨果、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彼得堡等等。在中国，20世纪初期，“十里洋场”的上海出现了热衷于描写才子佳人的鸳鸯蝴蝶派，在继承清末民初言情小说的传统之余，也为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出现打开了局面。之后，以茅盾《子夜》为代表的严肃文学也逐渐开始在城市题材领域进行开掘。刘呐鸥、穆时英等新感觉派作家运用蒙太奇、心理分析等手法，在小说中表现了现代都市人对外部世界的感受与印象，文学作品中那个光怪陆离的城市形象被进一步强化。“孤岛”时期，以张爱玲为代表的一批上海女作家，从个人的小情感、小世界出发，以细致入微的描写抵达城市的肌理，在表现手法、审美感知等方面将上海的城市文学推上了高峰。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土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着主导地位，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新潮小说、先锋文学、新写实等文学流派的更迭过程中，城市文学以不同的形式逐渐复归。近年来，在城市题材小说中，以“70后”“80后”甚至更年轻的“90后”为代表的青年作家表现出不俗的实力。他们亲历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蓬勃发展的30余年，见证了自己出生或生活的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比起出生于上世纪中期或更早的父辈作家，他们更加深入城市生活，也更习惯城市生活，甚至一同参与建构着城市文化与城市历史。
　　然而，全球化的迅速扩张，使得如今的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北京、上海……所有的城市正在变得越来越像同一个城市，曾经各具特色的地方建筑已经变成一个个古迹，供旅客参观，曾经各自辉煌的历史也渐渐被人们遗忘在记忆中。新的城市是什么？是千篇一律的摩登建筑、水泥森林，是钻进地铁看到一样的面孔，是24小时之内带你飞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不管是中国作家还是外国作家，描写城市已经变成一个新的课题，再也不能像张爱玲描写上海旗袍那样有声有色了，因为全世界都在同一时间期待着巴黎时装周、纽约时装周，不同城市的装扮、不同城市人的装扮是这样如出一辙，各具风格的民族服饰被束之高阁，成了某种文化标本。如今我们描写城市，已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浅层的城市外在形象上。摆在作家面前难以回避的问题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如何寻找一座城市的灵魂？
　　一百多年前，爱伦·坡在他的侦探小说中创造了“人群中的人”，这一形象发展到波德莱尔的时代，成了大都市巴黎中随处可见的人—本雅明称其为“闲逛者”。正如本雅明所说，“人群不仅是那些不法之徒的最新避难所，也是那些社会弃民的最新麻醉药”[1]。现代都市的发展逐渐解决了人们物质层面所遭遇的困窘，让人们逐渐摆脱了物质匮乏的困扰，转而思考精神层面、哲学层面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真正意义上的都市文学探讨的从来不是生存，而是存在。也就是说，城市文学的关注点不仅是人的现实处境，更重要的是探寻精神层面，或者说哲学层面的问题。都市文学的核心是“人”，而它所面对的核心问题便是，一个脱离了物质困扰的人，在现代发达的都市生活中，究竟患上了什么样的精神隐疾。
　　“80后”作家周嘉宁出生、成长在上海，她的小说大多故事简单、情节平淡，而将重点放在对其中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小说探讨的通常是爱情、孤独、死亡、梦境、亲密关系等问题。长篇小说《荒芜城》架构于北京和上海两个空间内。在这两个具有不同气质的城市中，“我”经历了一次次的相聚，也经历了一次次的离别。在今天，爱情对于许多现代都市人来说，已经渐渐从一种双向的心理、生理需要变成了自我拯救、自我安慰的需要。在《荒芜城》中，周嘉宁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小说所有的笔墨几乎都用来书写同一样东西：人际关系—人与人的、人与世界的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在周嘉宁的小说中，相爱的两个人不仅不能唇齿相依，甚至连最基本的相处都很难。在爱情关系中，年轻的周嘉宁发现了现代都市的“孤独病”，也洞悉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以及生而孤独的宿命。
　　此外，新一代作家笔下的城市小说所体现的个人审美也产生了不小的改变。与前辈作家相对传统、单一的审美方式相比，年轻作家的文本中所表现的是一种叛逆、洒脱、多元的审美和态度。
　　在北京作家冯唐的小说中，女性形象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大多数男性作家不同的是，冯唐笔下那些活色生香的女子并不是传统审美中温婉矜持的样子。冯唐把他笔下的女性交给了她们自己，她们的身体和心灵都是解放了的，不伪装、不矫饰，真诚表达欲望，充分享受自己的身体。《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里，朱裳和她那具有传奇色彩的母亲对于18岁的秋水来说，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女神。但翠儿不同，她几乎满足了秋水所有对女孩的幻想，“和翠儿在一起，我是我自己。不用隐藏，不用伪装。很自然也很自在，自然得就像风会吹，雨会落。自在得就像两个人一直喜欢同一个牌子的烟，同一个牌子的啤酒，啤酒喝到三瓶，心里会有同样的意乱情迷”。长大后的翠儿成了非洲某国的国母，她隔着半个地球的电话挑逗，还有三言两语就能让秋水心生荡漾。朱裳之美在于她的“远”，在于这遥远所提供的无限遐想;而翠儿的美则在于她的“近”，在于她作为一个鲜活个体所呈现的生命力，在于她的真实坦率、可感可触。冯唐笔下的女性之美来源于人之本性的欲望，更来源于她们对自己身体欲望的坦诚，这种解放了的审美完全不同于传统价值观对女性矜持、腼腆、羞涩的想象。冯唐的文字从不忌讳“淫荡”二字，他深知人的欲望是合理的，于是便不回避，而是大胆地写，真实地写。
　　比之更年轻的“80后”女作家马小淘的作品则呈现了另外一种都市感。在中篇小说《毛坯夫妻中》中，信仰“女人就应该雍容华贵，享受浪漫”的沙雪婷所代表的是一种典型意义或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审美;与她同龄的女主人公温小暖则完全不属于这种审美体系，她可以随意地穿一件T恤、一条皱巴巴的裤子出门，甚至可以在一间毛坯房里安然自得。沙雪婷的附庸风雅和惺惺作态与那些用物质符号堆砌的“都市感”一样，是一种生硬的叠拼。他们时刻需要用华丽的外表、深奥的词汇武装空虚的自己，而温小暖的随性则来自她内心深处的自信和笃定。在辛苦地赚钱和自由地享受贫穷这两者间，温小暖坚定地选择了后者。面对沙雪婷为代表的丰厚的物质享受，温小暖完全不为所动，这绝对是一种难得的淡然与气魄。温小暖代表了现代都市中一部分年轻人的审美和生活态度，成长于都市的他们逐渐对物质和现代化有所警惕，他们反感沙雪婷式的虚伪，追求轻松而舒服的生活方式，更追求心灵和精神的自由。这种价值观背后所透露的，正是一个成长于现代都市的“80后”所特有的强大的内心世界：那么独立，那么勇敢，那么自信，那么洒脱。
　　在当代中国，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年轻一代来说，城市就是自己脚下结结实实地踩着的这块土地，城市不仅给了我们生存的空间，更给了我们新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成长于城市的年轻作家，用他们年轻的笔触执着地书写着这里的一切，好与坏，表与里，浮华与真实，易逝与永恒。在契诃夫的经典剧作《三姊妹》中，姐妹們反复念叨着“到莫斯科去”。对于生活在19世纪末的她们来说，与年少时曾生活过的莫斯科相比，如今身处的这个遥远的小城镇是如此庸俗、现实，毫无优雅也毫无理想可言。与彼时作家们对大都会的向往和想象不同，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化速度之快，让新的城市美学迅速崛起。然而与此同时，这样的速度也让人们对现代化、城市化本身越来越怀有警惕。事实上，城市的发展不仅赋予了作家新的书写内容、题材与审美，还应该有一种更为可贵的反思与怀疑—而这种怀疑的精神，恰恰是现代化与城市化教给我们的基本常识。
　　参考文献：
　　[1][德]瓦尔特·本雅明：《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涌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53页。
　　（作者单位：《文艺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