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阿里巴巴、国台酒业等公司接连发生女员工遭侵害事件，相关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在此背景下，阿里巴巴表示正在制定《集团反性骚扰行为准则》，爱奇艺亦宣布“抵制职场潜规则”，均提出不对他人进行性骚扰、不强迫陪酒。爱奇艺的员工行为准则要求，“不滥用权力、不恃强凌弱，不因自己处于强势位置而对他人进行言语、行为等任何形式的欺辱和霸凌。”
　　根除歧视女性的职场文化还有待时日，长期以来这是个植根于社会文化土壤之中的硬核难题。如果男性主导的职场权力不受制约，女员工长期处于弱势地位，那么歧视就是常态，发现并处理当事人只是偶发事件。职场性别不平等与女性处于弱势的社会现状，是诸多“侵害案”背后的真问题。
　　社会学研究表明，如果一个组织等级结构较为扁平、员工有共享的文化价值、劳动组织更为密切协调，那么員工遭受性骚扰的可能性会更少一些。反之，当一个组织有严格等级制度，以业绩为主要考量，不顾员工权益，职场性骚扰和霸凌就易为常态，甚至成为“文化”。
　　狼性有余、人性不足一度是某些企业的管理文化，其中不乏为了业绩不惜把女性职工当工具者。职业女性因生育子女或照顾家庭，多少会影响职位晋升，这使得她们在职场中相较男性而言更多处于从属地位，有时被迫去完成男性上司的一些不恰当指令或暗示，比如陪酒、劝酒、听黄段子。
　　今年3月，全国妇联发布的《防治职场性骚扰指导手册》提出，建立健全防治职场性骚扰规章制度，增加教育培训，建立防治职场性骚扰专门机构，并鼓励遭遇职场性骚扰要拒绝沉默，坚定说“不”，保留证据，坚决投诉和起诉。
　　为什么女性不享有改变自身状况的社会话语权？中国社会中女性领导比重低是重要原因。据统计，女性在全球领导队伍中所占的比例正得到提升，在经理中所占比例接近40%，在高层领导层级和董事会中所占比例接近三分之一。目前北欧女性占领导岗位比例达到一半，说明北欧男性分担了同样的家庭和社会职责。而在中国的家庭分工中，做家务和养育孩子等双方共同义务，一边倒地压在了女性身上。此外，社会上普遍有一种把女性物化的倾向，如广告中女性做家务的主题，时尚杂志中宣扬所谓性感、减肥的封面，再如婚嫁中的彩礼等现象，无不将女性物化为工具。
　　有人调侃想生三孩的女性，等三孩高考完毕她已将近50岁了，请问哪个单位愿意录用这样的女职工？可见，解决职场不平等和霸凌行为，需要移风易俗，也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来改变歧视女性的宏观环境。
　　个人境遇由宏观环境决定，当宏观环境不改变，个人境遇就难以改善。这里的宏观环境，除法律保障之外，重点在从家庭、用工单位到社会中女性的角色分工，是否是女性友善型。当今，为何在大学毕业前女性都是强势的，而一入职场地位一落千丈？是因为我们还不是女性友善型社会，这是导致各种性骚扰屡屡不绝的深层社会原因。
　　然而，建立一个女性友善型社会，非一日之功。改善宏观环境的关键在提升她们的社会权力和话语权，进而改进整个社会的分工安排。近期接连曝出的女性遭遇职场性骚扰事件，说明改变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