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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西藏位居我國上风上水的关键区位，直接影响到长江流域季风梅雨的发生与过程，对我国旱涝分布的气候格局和生态演变有明显的作用，不仅是中国的“江河源”和“生态源”，也是我国乃至北半球气候的“启动器”和“调节器”。 2009年2月18日，国务院第5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年）》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工程确定为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目前，西藏已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47个，面积达到41.26万平方公里，占全区土地面积的34.3%，超过1/3国土都被纳入了自然保护区范围并得到了较严格的保护[1]。中国农业科学院胡世辉根据实地调研的数据和评估规范，计算得出西藏林芝地区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社会价值之和的比值为1∶1.56，量化地反映出森林资源的潜在开发价值和经济、社会发展对自然资源环境的压力[2]。随着环境及人口的变化，西藏生态屏障保护与建设面临的挑战日益凸显。全方位适度人口是一个多项指标的集合，要求人口的数量规模不应超出生态环境的容纳限度，人口的质量素质适应当今以及未来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时代需求，人口的结构框架凸现人类进步趋势和发展方向，人口的分布格局更加优化合理和协调平衡，为西藏生态屏障的保护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
二、西藏人口问题
1.西藏人口数量及增长
2011年5 月6日，西藏日报公布的资料显示，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区常住人口为3 002 166人，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时间共增加了38.5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39%。年均增长速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0.82个百分点[3]。对此现象，自治区统计局达顿先生解释认为：“一方面，高—低—高的模式使人口自然增长较高。同时，随着我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区外到我区求职和创业的人越来越多，这也是我区常住人口增长快的原因之一”。[4]
从自治区内部来看，1982—2008年，自治区7个地区（市）中，有四个地区年人口平均增长率超出了全区平均值。增长最快的阿里和那曲地区，增长率分别为2.66%和2.74%，其次拉萨为1.97%，日喀则为1.82%。人口增长最慢的地区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林芝、山南及昌都地区。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将西藏人口总量和增长趋势概括为：第一，西藏自治区总人口增长率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是我国人口增长最快的省区；第二，在中央政府的援藏项目和西部大开发项目的实施工程中，汉族地区的施工队伍和个体服务业人员大量涌入西藏，造成西藏城镇的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明显增加[5]；第三，西藏经济社会落后的边远农牧区人口增长明显，即就学、就医、就业相对处于劣势地位的农牧民人口所占比例呈扩大趋势。
2.西藏人口分布
西藏的人口密度一直居于全国末位，清朝初年至今，除了民国期间统计估计错误外，西藏的人口密度绝大部分时间内低于2人/平方公里，1995年才达到2人/平方公里，2005年达到2.21人/平方公里。杨华军和陈昌文两位先生认为，在一个大系统，人口密度与经济社会的相关程度并不高，唯有具体到小区域，人口密度才有解释意义。西藏许多地方100年前是无人区，100年后的今天也是无人区但其人口密度却在上升，这只能说明是原来人口聚居区的人口密度在以双倍速度增长。每平方公里2个人只是一个平均值，这个平均值是从理论上把现实的人放到了无人区，而现实中人还是居住在原处。西藏和内地一样，东西两部分的人口密度掩盖许多事实。所以，给出人口密度的同时，必须给出人口分布，否则不能说明问题[6]。西藏地域辽阔，地势高峻，地形复杂，气候类型多样，因此人口地区分布差异极为显著。六普显示西藏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97人。总人口中有80%的人口分布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及藏东三江流域。从地区分布来看，人口密度高于全区平均水平的有拉萨市、昌都地区、山南地区和日喀则地区，而广大的藏北高原的那曲地区和阿里地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为0.8人和0.2人。从垂直分布来看，87.3%的人口居住在海拔3000～4500米之间，特别是在占西藏版图面积6%的海拔3500～4000米的区域内，居住着全区48.2%的人口，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0.1人。而占西藏版图面积82%的2500米以下和4500米以上的地区，人口密度极低，为真正的地广人稀地带[7]。受“高”、“寒”等恶劣自然条件的影响，西藏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一旦遭受破坏便难以恢复。2005年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的研究显示，西藏的区域环境水平名列全国第一，区域环境抗逆水平却列第31位。因此，西藏高原一平方公里土地的人口的承载量并不等于内地平原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的人口承载量。
3.西藏人口结构
（1）人口性别与年龄结构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区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为1 542 633人，占51.38%；女性人口为1 459 533人，占48.62%。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由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2.67上升为105.69。自治区统计局副局长达顿认为，这主要是受区内外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西藏历来是我国性别比最低的省份。从年龄结构看，全区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为731 683人，占24.37%；65岁及以上人口为15 2907人，占5.09%。15～64岁人口为2 117 576人，占70.53%，全国为70.14%。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82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的比重上升6.48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0.34个百分点。目前是西藏劳动力资源供给最丰富的时期，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压力。
（2）人口的教育与健康素质结构
西藏自治区各级地方政府借助中央政府和外省市的转移支付资源，坚持不懈地投资于人们的健康。目前，西藏人口数量和质量正在显著改善。西藏人口平均寿命由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35.5岁提高到67岁；同时涌现出越来越多的藏族博士、藏族院士。然而由于受农牧区人口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等因素影响，教育和卫生机构服务供给还未能满足农牧民对服务的便捷性、及时性和本土化的要求。 第一，人口教育素質。1990年文盲、半文盲比例占总人口的44.7%，比全国高出28.8个百分点，列于全国各省区之后。到2000年人口初文盲率下降为32.5%，下降速度并不快。更令人忧虑的是已有的文盲没有扫除，而大批新文盲又在产生。此外，西藏人口的文化程度还存在着强烈的城乡差别和性别差异。农牧区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比例大大高于全区，女性文盲率高于男性[8]。根据国家统计局1998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全国农村劳动力文化教育综合指数为1.8562，西藏农村劳动力文化教育综合指数仅0.4023，其文化教育综合指数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5；全国农村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39年，平均文化程度为小学五年级水平，而西藏农村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2.14年，平均文化程度只有小学二年级水平。2005年西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年，同年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5年。这个数据说明西藏人口素质落后现状的同时，也表现了西藏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但统计上的平均数据缩小了事实上的差距。这个事实可以通过一个例子得以说明，即它假定，不论教育语言是否为母语，不论教学质量、教育基础设施和课程有何不同，每一年的学校教育都能带动技能水平的等量提高。例如西藏阿里边远牧区一个受5年教育的人和北京一个受同样年限教育的人会获得同等的教育水平和生存技能的发展。目前，西藏保护区总面积占全区国土面积的34.4%，居全国首位，自治区全面启动农村薪柴替代工程，11.4万户农牧民开始被要求用沼气。在此之前西藏生活用能源几乎全部来源于生物能源。据估计，生物能源中有1/2以上的牛粪、30%～40%的柴薪、10%的作物秸秆被用作生活能源，仅平均每年被用作生活能源烧掉的牛粪就多达81万吨，相当有17万吨化肥的有机肥不能还田[9]。正是由于农区生活能源极为匮乏，不仅农作物秸秆绝大部分被用作燃料，而且大量畜粪也被用作燃料，甚至还将河谷地区的沙生槐、红柳等灌丛及草皮砍伐铲挖用作燃料，使得秸杆、厩肥多被用作生活能源而不能及时还田，从而使耕地肥力不断下降，以致燃料、饲料、肥料日益紧缺、生态环境恶化加剧。但是，沼气灶上一个螺丝的丢失，可能会让这个家庭重新使用木柴而放弃沼气，因为农牧民不清楚是沼气灶哪里出了问题，即使最终发现是丢了一颗螺丝，也难以就近买到合适的螺丝。Arnon的研究表明：以绿色革命为核心的传统生存战略或改造传统农业战略，对农民文化程度的要求最低水准是，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农村劳动力以及受过2～3年教育的农村劳动力对农业生产率的作用影响并不显著，但受过5年以上教育的农村劳动力便对农业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也就是说，文化程度对农业生产率作用影响的最低年限是5年[10]。显然，西藏农村劳动力人口素质的现实水平，不仅难以担负起以绿色革命为核心的传统生存战略改造的技术要求水准，而且更会危及国家生态屏障建设的进程。
第二，人口健康素质。在高原严酷的地理气候环境下，人类面临的健康风险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与低氧、寒冷和紫外线强烈的照射相关的多种急慢性疾病，是藏区居民特有的健康风险。从平均预期寿命与人口死亡率看，西藏地区平均预期寿命为67岁（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年），但西藏的健康预期寿命只有55岁；年住院分娩率低，孕产妇死亡率居高不下；农牧区妇女生殖感染症状病发率超过50%，直接影响胚胎发育环境，出生缺陷和婴儿死亡率高；全区2010年有19.4万残疾人，占全区人口的7%。从全国整体上讲，西藏藏族人口的死亡率高于汉族人口，根据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汉族人口死亡率分别为6.94‰和5.87‰，藏族人口的死亡率分别为9.00‰和7.29‰[11]。近年来，教育对改善人力资源的积极作用已经广为人知，教育领域也成为中央和各兄弟省市对西藏投资的重点。可是，投资于健康的重要性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当前农村出外做工者中身体虚弱的人很难被雇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政府对与健康服务直接相关的医疗卫生事业投资，特别是对基本医疗服务的投资，还远没有达到对教育事业的同等关切程度。也许这是因为此类投资的回报，主要借助于疾病损失的减少来间接计算，如同投资于防洪设施，只是在洪水泛滥之时才充分显示出构筑江河堤坝的效益来[12]。
三、研究的政策含义
1.教育和卫生部门联合行动，提高农牧区人力资本
一个地域的人口数量是否符合生态化要求，其标准不是其绝对规模的大小，而是相对的。当环境一旦发生变化，则该区域的生态人口数量也将发生相应波动。如自然环境突变、火山爆发破坏原有生存环境等，降低了生态人口数量上限；人类技术手段提高，减少了人们对现有环境的依赖，从而提高了生态人口数量的上限[13]。西藏广大农民对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可及性和可得性的要求，意味着这两个领域公共资源的分配必须向人口占87%比重的农牧民倾斜而非向精英倾斜。人力资本①是西藏顺利建成生态屏障，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影响人力资本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受教育程度与健康状况是决定劳动者人力资本拥有量的两个关键因素[14]。因此需要政府以提高人口素质为目的，统筹协调公共卫生部门和教育部门，促使这两大部门合作设计和实施计划行动。与其他省/区相比，中央和地方财政对藏族农牧人口的教育和健康服务投资量是相当可观的。但是与内地农村（例如相邻的四川农村）相比，西藏农牧区的基层教育和健康服务质量较差、服务利用率较低。笔者认为，以提高人力资本为目的，打通西藏教育与医疗的壁垒，并大幅度提高教育工作者和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工资待遇，激发教师和医生的工作积极性，使“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和“守护健康的白衣天使”体面地投身于工作中，是提高西藏人口素质，建设西藏生态屏障的基础性必要条件之一。
2.以农牧区现有的青壮劳动力和新增劳动力为对象，发展传统农畜产品生产及加工、销售一条龙产业带
鉴于西藏独有的地理资源和文化资源，政界和学界都将旅游业视为西藏最有发展潜力的产业。但是西藏旅游业由于受交通、政治等因素影响，自市场开放以来，游客规模没有超过300万，与新疆等其他省区相比并无优势。2004年旅游业直接和间接吸纳的就业人数还不到4万。排除外来人口在旅游及相关服务部门中所占的比重，西藏旅游业吸纳农牧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非常弱。在当今全球追求绿色产品的氛围中，西藏是一个适宜农牧结合的地区。极富高原特色的牦牛、青稞等产品具有相当的区内优势，远期则有可能发展成为具有全国意义的产业部门。近几年由于山南、林芝等主要农区大面积种植大蒜、西瓜等经济作物，青稞的播种面积大量萎缩。而西藏种植的西瓜等经济作物，在西藏本地的市场价格高于内地运来的西瓜的价格，其消费区域也限于青藏公路与川藏公路沿线的城镇，在广大的农牧区几乎没有消费市场。以笔者拙见，政府组织开办西藏原生农牧产品加工销售一条龙产业带，应是在种植、加工、销售各环节吸纳农牧民剩余劳动力的突破口之一。以青稞为例，青稞曾是西藏播种面积最广且独一无二的粮食作物。青藏高原蓝天碧水间种植的青稞，不仅有无污染的天然品质，且其营养价值远高于低海拔种植的粮食作物。西藏应该大力发展以青稞为代表的藏区原生农畜产品及其加工的一条龙产业带。使好吃、营养又携带方便的青稞糌粑和牛肉干不仅仅是牧羊人的午餐，也成为航天员在太空中方便营养的地球美食[15]。 3.以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和谐西藏为目标保护藏族传统文化
青藏高原，以世界上最脆弱的土地，孕育了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天堂。西藏传统文化以“戒杀”、“戒贪”为主旨，守护着高原上生命驰骋的乐园。这些宗旨经近千年的传承已经内化为藏民族基本的思想和行为的源头，西藏脆弱的生态系统因此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使这块被外界视为“地球上的月球”的区域避免了“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命运。中国科学院朱玲教授根据实地观察认为，藏传佛教包含的伦理早已融化在农牧民的行为规范里，渗入到他们与外在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他们出于宗教传统而对大自然所抱有的敬畏和对个人贪欲所具备的節制，对于维护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平衡，对于防止人类异化为“经济动物”，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16]。西藏生态环境的脆弱特征以及独具特色的生态环境，客观决定了其生态安全对中国乃至世界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长期生活于高原环境下的各民族，其民族传统文化均具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优良传统，珍视一切生灵、禁止杀生的生态思想渊远流长，这是千百年来各民族能够在极端封闭、高寒严酷条件下繁衍生息、生存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保护西藏传统文化是加快西藏生态屏障建设的根本保证之一。
注 释：
① 2011年05月06日西藏日报：达顿解释说：“近年来，不少区外人口到我区求职务工。人口普查中，只要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即使现住地没满半年也要进行登记。而在我区务工的主要是男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区的性别构成”。
由于受高、寒、缺氧的自然环境影响，一般内地具有较高技能的打工者，很少入藏求工，因此西藏低素质的人口特征不仅表现在本土农牧区人口，也表现在数量日渐增多的流动打工者群体。
参考文献：
[1] 边巴次仁.中国将投入3.1亿元保护 西 藏湿地生态系统[EB/ol].新华网，2010 -02-03.
[2] 胡世辉，章力建.西藏工布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与管理[J].地理科学进展，2010，（2）.
[3] 黄志武.我区常住人口超过300万[N].西藏日报，2011-05-06.
[4] 黄志武.我区常住人口超过300万[N]. 西藏日报，2011-05-06.
[5] 马戎.西藏自治区人口结构与变迁[J].中国藏学，2008，（3）.
[6] 杨华军，陈昌文.西藏人口统计的历史和分析[J].中国藏学，2005，（3）.
[7] 陈华，索朗仁青.西藏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J].人口研究，2002，（1）.
[8] 陈华，索朗仁青.西藏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J].人口研究，2002，（1）.
[9] 孙鸿烈，封志明.资源科学研究的现在与未来[J].资源科学.1998，（1）.
[10] 温军.西藏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D].北京：北京中国科学院硕士学位 论文，1999.
[11] 黄荣清，等.转型时期中国社会人口 [M].北京：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12] 朱玲.改善教育和医疗卫生状况，提 高农村贫困人口的就业能力[J].内部文稿，2002，（11）.
[13] 包庆德，董华.生态哲学维度：人口生 态生产与可持续发展[J].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2003，（4）.
[14] 杨建芳，龚六堂，张庆华.人力资本形 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管理世 界，2006，（5）.
[15] 洁安娜姆.西藏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 结构协同发展对策分析[J].西藏研 究，2011，（2）.
[16] 朱玲.西藏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劳动 力流动[J].中国人口科学，2004，（1）.
作者简介：洁安娜姆（1973-），女，西藏波密人，讲师，博士，从事社会保障研究。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校）
（责任编辑：陈丽敏）
西藏位居我國上风上水的关键区位，直接影响到长江流域季风梅雨的发生与过程，对我国旱涝分布的气候格局和生态演变有明显的作用，不仅是中国的“江河源”和“生态源”，也是我国乃至北半球气候的“启动器”和“调节器”。 2009年2月18日，国务院第5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年）》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工程确定为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目前，西藏已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47个，面积达到41.26万平方公里，占全区土地面积的34.3%，超过1/3国土都被纳入了自然保护区范围并得到了较严格的保护[1]。中国农业科学院胡世辉根据实地调研的数据和评估规范，计算得出西藏林芝地区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社会价值之和的比值为1∶1.56，量化地反映出森林资源的潜在开发价值和经济、社会发展对自然资源环境的压力[2]。随着环境及人口的变化，西藏生态屏障保护与建设面临的挑战日益凸显。全方位适度人口是一个多项指标的集合，要求人口的数量规模不应超出生态环境的容纳限度，人口的质量素质适应当今以及未来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时代需求，人口的结构框架凸现人类进步趋势和发展方向，人口的分布格局更加优化合理和协调平衡，为西藏生态屏障的保护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
二、西藏人口问题
1.西藏人口数量及增长
2011年5 月6日，西藏日报公布的资料显示，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区常住人口为3 002 166人，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时间共增加了38.5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39%。年均增长速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0.82个百分点[3]。对此现象，自治区统计局达顿先生解释认为：“一方面，高—低—高的模式使人口自然增长较高。同时，随着我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区外到我区求职和创业的人越来越多，这也是我区常住人口增长快的原因之一”。[4]
从自治区内部来看，1982—2008年，自治区7个地区（市）中，有四个地区年人口平均增长率超出了全区平均值。增长最快的阿里和那曲地区，增长率分别为2.66%和2.74%，其次拉萨为1.97%，日喀则为1.82%。人口增长最慢的地区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林芝、山南及昌都地区。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将西藏人口总量和增长趋势概括为：第一，西藏自治区总人口增长率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是我国人口增长最快的省区；第二，在中央政府的援藏项目和西部大开发项目的实施工程中，汉族地区的施工队伍和个体服务业人员大量涌入西藏，造成西藏城镇的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明显增加[5]；第三，西藏经济社会落后的边远农牧区人口增长明显，即就学、就医、就业相对处于劣势地位的农牧民人口所占比例呈扩大趋势。
2.西藏人口分布
西藏的人口密度一直居于全国末位，清朝初年至今，除了民国期间统计估计错误外，西藏的人口密度绝大部分时间内低于2人/平方公里，1995年才达到2人/平方公里，2005年达到2.21人/平方公里。杨华军和陈昌文两位先生认为，在一个大系统，人口密度与经济社会的相关程度并不高，唯有具体到小区域，人口密度才有解释意义。西藏许多地方100年前是无人区，100年后的今天也是无人区但其人口密度却在上升，这只能说明是原来人口聚居区的人口密度在以双倍速度增长。每平方公里2个人只是一个平均值，这个平均值是从理论上把现实的人放到了无人区，而现实中人还是居住在原处。西藏和内地一样，东西两部分的人口密度掩盖许多事实。所以，给出人口密度的同时，必须给出人口分布，否则不能说明问题[6]。西藏地域辽阔，地势高峻，地形复杂，气候类型多样，因此人口地区分布差异极为显著。六普显示西藏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97人。总人口中有80%的人口分布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及藏东三江流域。从地区分布来看，人口密度高于全区平均水平的有拉萨市、昌都地区、山南地区和日喀则地区，而广大的藏北高原的那曲地区和阿里地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为0.8人和0.2人。从垂直分布来看，87.3%的人口居住在海拔3000～4500米之间，特别是在占西藏版图面积6%的海拔3500～4000米的区域内，居住着全区48.2%的人口，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0.1人。而占西藏版图面积82%的2500米以下和4500米以上的地区，人口密度极低，为真正的地广人稀地带[7]。受“高”、“寒”等恶劣自然条件的影响，西藏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一旦遭受破坏便难以恢复。2005年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的研究显示，西藏的区域环境水平名列全国第一，区域环境抗逆水平却列第31位。因此，西藏高原一平方公里土地的人口的承载量并不等于内地平原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的人口承载量。
3.西藏人口结构
（1）人口性别与年龄结构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区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为1 542 633人，占51.38%；女性人口为1 459 533人，占48.62%。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由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2.67上升为105.69。自治区统计局副局长达顿认为，这主要是受区内外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西藏历来是我国性别比最低的省份。从年龄结构看，全区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为731 683人，占24.37%；65岁及以上人口为15 2907人，占5.09%。15～64岁人口为2 117 576人，占70.53%，全国为70.14%。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82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的比重上升6.48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0.34个百分点。目前是西藏劳动力资源供给最丰富的时期，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压力。
（2）人口的教育与健康素质结构
西藏自治区各级地方政府借助中央政府和外省市的转移支付资源，坚持不懈地投资于人们的健康。目前，西藏人口数量和质量正在显著改善。西藏人口平均寿命由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35.5岁提高到67岁；同时涌现出越来越多的藏族博士、藏族院士。然而由于受农牧区人口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等因素影响，教育和卫生机构服务供给还未能满足农牧民对服务的便捷性、及时性和本土化的要求。 第一，人口教育素質。1990年文盲、半文盲比例占总人口的44.7%，比全国高出28.8个百分点，列于全国各省区之后。到2000年人口初文盲率下降为32.5%，下降速度并不快。更令人忧虑的是已有的文盲没有扫除，而大批新文盲又在产生。此外，西藏人口的文化程度还存在着强烈的城乡差别和性别差异。农牧区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比例大大高于全区，女性文盲率高于男性[8]。根据国家统计局1998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全国农村劳动力文化教育综合指数为1.8562，西藏农村劳动力文化教育综合指数仅0.4023，其文化教育综合指数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5；全国农村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39年，平均文化程度为小学五年级水平，而西藏农村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2.14年，平均文化程度只有小学二年级水平。2005年西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年，同年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5年。这个数据说明西藏人口素质落后现状的同时，也表现了西藏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但统计上的平均数据缩小了事实上的差距。这个事实可以通过一个例子得以说明，即它假定，不论教育语言是否为母语，不论教学质量、教育基础设施和课程有何不同，每一年的学校教育都能带动技能水平的等量提高。例如西藏阿里边远牧区一个受5年教育的人和北京一个受同样年限教育的人会获得同等的教育水平和生存技能的发展。目前，西藏保护区总面积占全区国土面积的34.4%，居全国首位，自治区全面启动农村薪柴替代工程，11.4万户农牧民开始被要求用沼气。在此之前西藏生活用能源几乎全部来源于生物能源。据估计，生物能源中有1/2以上的牛粪、30%～40%的柴薪、10%的作物秸秆被用作生活能源，仅平均每年被用作生活能源烧掉的牛粪就多达81万吨，相当有17万吨化肥的有机肥不能还田[9]。正是由于农区生活能源极为匮乏，不仅农作物秸秆绝大部分被用作燃料，而且大量畜粪也被用作燃料，甚至还将河谷地区的沙生槐、红柳等灌丛及草皮砍伐铲挖用作燃料，使得秸杆、厩肥多被用作生活能源而不能及时还田，从而使耕地肥力不断下降，以致燃料、饲料、肥料日益紧缺、生态环境恶化加剧。但是，沼气灶上一个螺丝的丢失，可能会让这个家庭重新使用木柴而放弃沼气，因为农牧民不清楚是沼气灶哪里出了问题，即使最终发现是丢了一颗螺丝，也难以就近买到合适的螺丝。Arnon的研究表明：以绿色革命为核心的传统生存战略或改造传统农业战略，对农民文化程度的要求最低水准是，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农村劳动力以及受过2～3年教育的农村劳动力对农业生产率的作用影响并不显著，但受过5年以上教育的农村劳动力便对农业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也就是说，文化程度对农业生产率作用影响的最低年限是5年[10]。显然，西藏农村劳动力人口素质的现实水平，不仅难以担负起以绿色革命为核心的传统生存战略改造的技术要求水准，而且更会危及国家生态屏障建设的进程。
第二，人口健康素质。在高原严酷的地理气候环境下，人类面临的健康风险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与低氧、寒冷和紫外线强烈的照射相关的多种急慢性疾病，是藏区居民特有的健康风险。从平均预期寿命与人口死亡率看，西藏地区平均预期寿命为67岁（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年），但西藏的健康预期寿命只有55岁；年住院分娩率低，孕产妇死亡率居高不下；农牧区妇女生殖感染症状病发率超过50%，直接影响胚胎发育环境，出生缺陷和婴儿死亡率高；全区2010年有19.4万残疾人，占全区人口的7%。从全国整体上讲，西藏藏族人口的死亡率高于汉族人口，根据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汉族人口死亡率分别为6.94‰和5.87‰，藏族人口的死亡率分别为9.00‰和7.29‰[11]。近年来，教育对改善人力资源的积极作用已经广为人知，教育领域也成为中央和各兄弟省市对西藏投资的重点。可是，投资于健康的重要性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当前农村出外做工者中身体虚弱的人很难被雇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政府对与健康服务直接相关的医疗卫生事业投资，特别是对基本医疗服务的投资，还远没有达到对教育事业的同等关切程度。也许这是因为此类投资的回报，主要借助于疾病损失的减少来间接计算，如同投资于防洪设施，只是在洪水泛滥之时才充分显示出构筑江河堤坝的效益来[12]。
三、研究的政策含义
1.教育和卫生部门联合行动，提高农牧区人力资本
一个地域的人口数量是否符合生态化要求，其标准不是其绝对规模的大小，而是相对的。当环境一旦发生变化，则该区域的生态人口数量也将发生相应波动。如自然环境突变、火山爆发破坏原有生存环境等，降低了生态人口数量上限；人类技术手段提高，减少了人们对现有环境的依赖，从而提高了生态人口数量的上限[13]。西藏广大农民对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可及性和可得性的要求，意味着这两个领域公共资源的分配必须向人口占87%比重的农牧民倾斜而非向精英倾斜。人力资本①是西藏顺利建成生态屏障，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影响人力资本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受教育程度与健康状况是决定劳动者人力资本拥有量的两个关键因素[14]。因此需要政府以提高人口素质为目的，统筹协调公共卫生部门和教育部门，促使这两大部门合作设计和实施计划行动。与其他省/区相比，中央和地方财政对藏族农牧人口的教育和健康服务投资量是相当可观的。但是与内地农村（例如相邻的四川农村）相比，西藏农牧区的基层教育和健康服务质量较差、服务利用率较低。笔者认为，以提高人力资本为目的，打通西藏教育与医疗的壁垒，并大幅度提高教育工作者和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工资待遇，激发教师和医生的工作积极性，使“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和“守护健康的白衣天使”体面地投身于工作中，是提高西藏人口素质，建设西藏生态屏障的基础性必要条件之一。
2.以农牧区现有的青壮劳动力和新增劳动力为对象，发展传统农畜产品生产及加工、销售一条龙产业带
鉴于西藏独有的地理资源和文化资源，政界和学界都将旅游业视为西藏最有发展潜力的产业。但是西藏旅游业由于受交通、政治等因素影响，自市场开放以来，游客规模没有超过300万，与新疆等其他省区相比并无优势。2004年旅游业直接和间接吸纳的就业人数还不到4万。排除外来人口在旅游及相关服务部门中所占的比重，西藏旅游业吸纳农牧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非常弱。在当今全球追求绿色产品的氛围中，西藏是一个适宜农牧结合的地区。极富高原特色的牦牛、青稞等产品具有相当的区内优势，远期则有可能发展成为具有全国意义的产业部门。近几年由于山南、林芝等主要农区大面积种植大蒜、西瓜等经济作物，青稞的播种面积大量萎缩。而西藏种植的西瓜等经济作物，在西藏本地的市场价格高于内地运来的西瓜的价格，其消费区域也限于青藏公路与川藏公路沿线的城镇，在广大的农牧区几乎没有消费市场。以笔者拙见，政府组织开办西藏原生农牧产品加工销售一条龙产业带，应是在种植、加工、销售各环节吸纳农牧民剩余劳动力的突破口之一。以青稞为例，青稞曾是西藏播种面积最广且独一无二的粮食作物。青藏高原蓝天碧水间种植的青稞，不仅有无污染的天然品质，且其营养价值远高于低海拔种植的粮食作物。西藏应该大力发展以青稞为代表的藏区原生农畜产品及其加工的一条龙产业带。使好吃、营养又携带方便的青稞糌粑和牛肉干不仅仅是牧羊人的午餐，也成为航天员在太空中方便营养的地球美食[15]。 3.以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和谐西藏为目标保护藏族传统文化
青藏高原，以世界上最脆弱的土地，孕育了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天堂。西藏传统文化以“戒杀”、“戒贪”为主旨，守护着高原上生命驰骋的乐园。这些宗旨经近千年的传承已经内化为藏民族基本的思想和行为的源头，西藏脆弱的生态系统因此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使这块被外界视为“地球上的月球”的区域避免了“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命运。中国科学院朱玲教授根据实地观察认为，藏传佛教包含的伦理早已融化在农牧民的行为规范里，渗入到他们与外在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他们出于宗教传统而对大自然所抱有的敬畏和对个人贪欲所具备的節制，对于维护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平衡，对于防止人类异化为“经济动物”，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16]。西藏生态环境的脆弱特征以及独具特色的生态环境，客观决定了其生态安全对中国乃至世界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长期生活于高原环境下的各民族，其民族传统文化均具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优良传统，珍视一切生灵、禁止杀生的生态思想渊远流长，这是千百年来各民族能够在极端封闭、高寒严酷条件下繁衍生息、生存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保护西藏传统文化是加快西藏生态屏障建设的根本保证之一。
注 释：
① 2011年05月06日西藏日报：达顿解释说：“近年来，不少区外人口到我区求职务工。人口普查中，只要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即使现住地没满半年也要进行登记。而在我区务工的主要是男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区的性别构成”。
由于受高、寒、缺氧的自然环境影响，一般内地具有较高技能的打工者，很少入藏求工，因此西藏低素质的人口特征不仅表现在本土农牧区人口，也表现在数量日渐增多的流动打工者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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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洁安娜姆（1973-），女，西藏波密人，讲师，博士，从事社会保障研究。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校）
（责任编辑：陈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