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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朱日亮的小说中有一类“古韵新题”的作品，套用传统的意象和典故反映出与时代同步的新活内容，在独特的语境中提出人性丰富而复杂的命题。本文将从朱日亮小说中借古韵形式展现出来的变态婚恋、身份认同、人性异化三个题材阐释朱日亮小说对传统叙事资源的变革，感知其作品独特的叙事方式。
关键词：“古韵新题” 传统叙事资源变革 人性
在朱日亮的小说中，有一类借用“古韵”表达“新题”的作品。这类小说套用传统意象和典故，对传统叙事资源进行“新编”和“重拟”，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反映新世纪社会变革下人性情感的变化。本文以《氓》《鹊桥之约》《归去来兮》《鹊巢》《君子好逑》《闹红》六部小说为例，探究朱日亮小说中的“古韵新题”现象。
一、从弃妇闺怨到变态婚恋的书写
在传统叙事题材中表达女性闺怨的作品并不少见，《诗经·卫风·氓》便是其中的佳作，作品控诉了一名负心男子从“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的殷切追求到“二三其德”甚至“至于暴矣”的转变，反映出女主人公对爱情及婚姻的思考。朱日亮的小说《氓》{1}沿用了这个题目，却表达出与“氓”所代表的“离弃”含义相反的“不离不弃”的主题，并以男性视角讲述了单身汉和有夫之妇间的特殊爱情故事。
主人公许家乐是一个执着守候、痴心不改的男子，他所恋慕的女人梅清是一个丈夫瘫痪在床的有夫之妇，礼法与道德的枷锁使他爱而不得。一面是情感和欲望，一面是道德和良知，终于有一天理智的闸门被欲望的狂洪冲毁。因为思想上的压力，许家乐终于决定放弃这段注定没有结果的感情，然而当心爱之人自杀的电话传来时，他仍然选择走向自己的心。在《氓》中，作者着力于复杂人性的探索，许家乐的形象是丰富而多元的，他抠门小气，对待工作却严肃认真；他喜欢梅清，却又常常惹她生气。小说正是通过许家乐来表现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于微末之处彰显人性的复杂。
小说中关于梅清情感世界的描写也同样具有社会意义，这类因丈夫残疾而身心俱疲的女性形象在张爱玲的《金锁记》、贾平凹的《天狗》中也曾出现，作品往往探索着伦理道德与人性情感的矛盾命题。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对“偷情”题材的口诛笔伐，在这个极易触碰道德底线、引起读者反感的走向中，作者力挽狂澜，通过对许家乐的塑造，让读者无法指责甚至同情他和梅清的感情：许家乐对梅清的感情真挚而隐忍，那句回答梅清的“我等着你”表现了他的情深无悔；在梅清邀请他去自己家时，他却因为梅清丈夫瘫痪认为“这太欺负人”毫不犹豫地拒绝。此处可以看出许家乐情感和道德间的拉锯战，也可以看出梅清的痛苦与不甘，他们的痛苦“不仅医生无能为力，法律和道德也完全无能为力”。而这种戴着道德戒律镣铐的情感危机，这种礼法与人情的矛盾共生，恰留给读者一份审视与深思。
《鹊桥之约》{2}也是一部反映复杂人性的作品。主人公李强是一个被紧张的生活、激烈的家庭矛盾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社会底层人物。工厂的买断、妻子的抱怨让李强变得麻木、漠然。当酷似李强中学暗恋对象的王鸽出现时，李强把自己的一腔渴望都寄托在了王鸽的身上。但在王鸽眼中，行为怪异的李强是一个“变态”的“疯子”，按摩女王鸽对李强这种病态的爱恋不屑一顾。面对王鸽和妻子的双重打击，李强对生活陷入了绝望，他试图以死要挟王鸽的爱……
这部小说精彩地塑造了疯狂的李强、虚荣的王鸽和泼辣的吴小娥等形象，真实地展现了小人物在生活中的挣扎与无奈，以及其精神世界的麻木与迷惘。“鹊桥”这个中国传统叙事中“浪漫而美好”的纽带变成了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小说的结尾处是描写人性复杂极其重要的一笔，在李强被带上警车的时候，嘴里说着“倒霉死了”的王鸽却不自觉地“流眼泪了”，为作品增添了更多的含义。面对李强的追求王鸽一直是冷漠以对，但在她内心中却充斥着复杂的情感，是同情、是感动抑或是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却不自知。这一笔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而这种精神重压下人性的复杂心理恰恰是值得关注的。
对于“氓”“鹊桥”等这些经典的传统题材读者往往产生出先入为主的观念，朱日亮却能将这些耳熟能详的题材陌生化，给予其“反转”功能，令读者在面对意料之外的作品内容和思想时产生出对生活现状的思考，这也恰是古韵新题独具特色的表达效果。
二、从乡土情结到身份认同的困境
中国自古有安土重迁的观念，也就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带有乡土情结的文学作品。朱日亮的小说中也有这类题材的书写，如《归去来兮》《鹊巢》等。然而这些作品不只表现人对故乡的眷恋，更反映出经济变革、城乡发展不平衡状态下的人物身份认同困境。
《归去来兮》{3}便是一部反映主人公对“故乡”执念的作品，作者巧妙地借用了东晋时期陶渊明作品《归去来兮》这个题目，将主人公李夏在大城市与小城市中身份尴尬的窘境展现了出来。陶渊明的“归去来兮”本是对故乡的欣然向往，借此来书写李夏的“何处是故乡”则更有讽刺意味。李夏归去的地方并不是自己的故乡，而是在父母潜移默化下的一桩心事、一种使命。上海对李夏来说是陌生的，但是“归”去上海的执念却像“种子”一样植根于李夏的心中，她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回去”，但她时时意识到“她的归宿该在那里。”于是，李夏尝试“返乡”，却每一次都受到伤害。最终，李夏极具讽刺的“以革命的名义”选择了婚姻这条捷径。然而李夏并没有得偿所愿，这一次尝试同样带给她欺骗和痛苦。最后当李夏以肉体为代价换来本地户口时，她却茫然了。没有了自尊的李夏，她的回乡已失去了意义……这部《归去来兮》反映出以李夏为代表的“进城式”困境，一方面他们向往繁华都市的摩登生活，却无法融入其中；另一方面他们不甘于小城市的安逸，却故土难离。这种尴尬恰是新时期以来大批进城务工人员身份认同的困境，作者借“归去来兮”这个主题强烈地展示出了这类人“身无所依”“心无所依”的不知所归。
朱日亮的小说《鹊巢》{4}表现的内容则和由《诗经·召南·鹊巢》引申出来的成语“鸠占鹊巢”一致，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房子的故事。六子一家因老房拆迁而放弃了“北京人”的身份，留守北京做保姆的六子媳妇李晶打工的地点恰巧在六子家当年的房址上。一种强烈的不甘使六子在这所房子里放纵享乐，却恰好被回家的主人发现并送进了派出所。这是经济转型下“身份”“户口”“资源”等重新洗牌的问题再现，原本作为“北京人”的六子因拆迁被驱离出“北京圈”，积郁下的反抗只能通过“鸠占鹊巢”——以雇佣的身份在主人家的房子里为所欲为来报复，这种“鸠占鹊巢”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这座房子的旧址恰是六子一家的，但在眼前的新居却已物是人非，这种强烈的心理落差是导致六子悲剧的根源，也正反映出社会变革下人们对身份认同的失落，究竟是谁被占了巢、夺了家，这是一个值得思索的社会问题，作者通过传统的“鹊巢”引起了读者对自我归属问题的思考。 新时期以来进城务工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当大批的外来人口涌入，他们的权益保障、他们的身份认同却成为隐痛。作者通过“归去来兮”展现出外来者的无所适从，更借由“鹊巢”揭示外来者无家可归的心理负荷，这种以传统素材反映出当下社会问题的表达方式深刻地引起社会的关注。
三、从美景佳人到人性异化的思考
《诗经·周南·关雎》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传颂千年的爱情恋曲，朱日亮的小说《君子好逑》{5}重演了中国版的“小公务员之死”，再现了当代版的“官场现形记”，将一个为了得到晋升机会时时小心谨慎、处处察言观色，最终虽然得到了期盼已久的职位却永远失去了爱人的小公务员描摹得淋漓尽致。作为一名政府官员，李杜无疑是“合格”的，他深谙“为官之道”，能揣摩上司的心思，谋求晋升机会；然而作为情人，李杜则是失败的，他因对名誉地位的在意而使纯粹的爱情掺了杂质。李杜只能将自己的感情藏在阴暗的角落里，最终伤害了左小青，也伤害了他自己。李杜的状况正是一些浑浑噩噩的政府官员的映照，他们是可悲的，每天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生怕行差踏错，在精神的牢笼中紧张度日；他们又是可恨的，一腔热情不是用在踏实办事上而是用来揣摩领导心思，这种本末倒置的行为将会带来严重的潜在危机。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小说对这样一种现状的揭示具有深刻的警世意义。
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人的价值判断也会深受其影响。《闹红》{6}表现的正是在“革命红潮”引导下少女的价值观念违背自然事物客观发展规律在生理和心理上产生的问题。“闹红”一词见于南宋词人姜夔的《念奴娇·闹红一舸》，这里的“闹红”是指荷花绽放时的勃勃生机，而在朱日亮的小说中却有多重含义，一方面它暗含主人公楚红的名字，预示主人公思想与行为与周围环境的冲突；另一方面则暗扣楚红生理上违背身体发育规律月经迟迟未至；更主要的是与楚红心理上的波动起伏相关联，表明其深受革命浪潮的影响一心想要加入“当红兵闹革命”的病态心理。小说突出表现在一个“闹”字上，这个“闹”不但是楚红身体上的病变反映更是其心理上的病态执着。正是楚红违背事物发展规律做出不符合常理的行为，才导致心理和生理上毛病的产生，即人的认知应该与自然历史规律相契合，否则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会发生病变。
“传统叙事资源”也常被表述为“本土叙事资源”“中国叙事传统”等。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指出中国小说的改造源于对传统文学成分的移位和杂交，众多优秀的中国小说从未停止汲取传统叙事的养分。因此，这种“古韵新题”的做法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传承。
“文章合为时而作”，在古韵悠扬的标题下融入当下社会文化心理的思考体现了作家对历史与现实的关注。鲁迅的《故事新编》是以众人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为载体，结合当下生活体验表达新思想新观念的开山之作，但该作品所叙述的故事仍是历史故事范畴。到了王安忆的《长恨歌》、阎连科的《风雅颂》、苏童的《菩萨蛮》等，其内容和思想已彻底翻新，成了真正的“古韵新题”。朱日亮的多部小说延续了“古韵新题”的风格，在传统叙事资源的基础上赋予和古代作品表达截然相反的意义，以反讽的笔触揭示当下的社会问题。可以说，朱日亮在独特的语境中提出人性丰富而复杂的命题，以全新的视角窥探时代的痛点。这是一种运用古典形式融入新活含义的叙事方式，也是朱日亮的方式。
{1} 朱日亮：《氓》，《收获》2010年第4期。
{2} 朱日亮：《鹊桥之约》，《花城》2004年第6期，第59-80页。
{3} 朱日亮：《归去来兮》，《人民文学》2003年第7期，第39-57页。
{4} 朱日亮：《鹊巢》，《人民文学》2013第11期。
{5} 朱日亮：《君子好逑》，《小说界》2009年第6期，第51-74页。
{6} 朱日亮：《闹红》，《山花》2006年第7期，第4-26页。
参考文献：
[1] 孟繁华.文化大东北——地缘文学的建构与和想象[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
[2] 程丽蓉.鲁迅《故事新编》的启动及其意义[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5）.
[3] 贺绍俊.2011年中短篇小说评述[J].光明日报，2012-1.
[4] 乔焕江.作为文化表征的类型文学[J].文艺报，2010-9.
[5] 刘伟.书写一种特殊的人情世界[J].文艺报，2010-9.
[6] 朱晶.吉林小说：视域与叙事的新变[N].中国吉林网.
[7] 郭冰茹.传统叙事资源的压抑、激活与再造[J].文艺研究，2011（4）.
基金项目：本文系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4B51）：《新世纪吉林文学研究》
作 者：赵旭冉，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编 辑：魏思思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古韵新题” 传统叙事资源变革 人性
在朱日亮的小说中，有一类借用“古韵”表达“新题”的作品。这类小说套用传统意象和典故，对传统叙事资源进行“新编”和“重拟”，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反映新世纪社会变革下人性情感的变化。本文以《氓》《鹊桥之约》《归去来兮》《鹊巢》《君子好逑》《闹红》六部小说为例，探究朱日亮小说中的“古韵新题”现象。
一、从弃妇闺怨到变态婚恋的书写
在传统叙事题材中表达女性闺怨的作品并不少见，《诗经·卫风·氓》便是其中的佳作，作品控诉了一名负心男子从“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的殷切追求到“二三其德”甚至“至于暴矣”的转变，反映出女主人公对爱情及婚姻的思考。朱日亮的小说《氓》{1}沿用了这个题目，却表达出与“氓”所代表的“离弃”含义相反的“不离不弃”的主题，并以男性视角讲述了单身汉和有夫之妇间的特殊爱情故事。
主人公许家乐是一个执着守候、痴心不改的男子，他所恋慕的女人梅清是一个丈夫瘫痪在床的有夫之妇，礼法与道德的枷锁使他爱而不得。一面是情感和欲望，一面是道德和良知，终于有一天理智的闸门被欲望的狂洪冲毁。因为思想上的压力，许家乐终于决定放弃这段注定没有结果的感情，然而当心爱之人自杀的电话传来时，他仍然选择走向自己的心。在《氓》中，作者着力于复杂人性的探索，许家乐的形象是丰富而多元的，他抠门小气，对待工作却严肃认真；他喜欢梅清，却又常常惹她生气。小说正是通过许家乐来表现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于微末之处彰显人性的复杂。
小说中关于梅清情感世界的描写也同样具有社会意义，这类因丈夫残疾而身心俱疲的女性形象在张爱玲的《金锁记》、贾平凹的《天狗》中也曾出现，作品往往探索着伦理道德与人性情感的矛盾命题。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对“偷情”题材的口诛笔伐，在这个极易触碰道德底线、引起读者反感的走向中，作者力挽狂澜，通过对许家乐的塑造，让读者无法指责甚至同情他和梅清的感情：许家乐对梅清的感情真挚而隐忍，那句回答梅清的“我等着你”表现了他的情深无悔；在梅清邀请他去自己家时，他却因为梅清丈夫瘫痪认为“这太欺负人”毫不犹豫地拒绝。此处可以看出许家乐情感和道德间的拉锯战，也可以看出梅清的痛苦与不甘，他们的痛苦“不仅医生无能为力，法律和道德也完全无能为力”。而这种戴着道德戒律镣铐的情感危机，这种礼法与人情的矛盾共生，恰留给读者一份审视与深思。
《鹊桥之约》{2}也是一部反映复杂人性的作品。主人公李强是一个被紧张的生活、激烈的家庭矛盾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社会底层人物。工厂的买断、妻子的抱怨让李强变得麻木、漠然。当酷似李强中学暗恋对象的王鸽出现时，李强把自己的一腔渴望都寄托在了王鸽的身上。但在王鸽眼中，行为怪异的李强是一个“变态”的“疯子”，按摩女王鸽对李强这种病态的爱恋不屑一顾。面对王鸽和妻子的双重打击，李强对生活陷入了绝望，他试图以死要挟王鸽的爱……
这部小说精彩地塑造了疯狂的李强、虚荣的王鸽和泼辣的吴小娥等形象，真实地展现了小人物在生活中的挣扎与无奈，以及其精神世界的麻木与迷惘。“鹊桥”这个中国传统叙事中“浪漫而美好”的纽带变成了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小说的结尾处是描写人性复杂极其重要的一笔，在李强被带上警车的时候，嘴里说着“倒霉死了”的王鸽却不自觉地“流眼泪了”，为作品增添了更多的含义。面对李强的追求王鸽一直是冷漠以对，但在她内心中却充斥着复杂的情感，是同情、是感动抑或是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却不自知。这一笔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而这种精神重压下人性的复杂心理恰恰是值得关注的。
对于“氓”“鹊桥”等这些经典的传统题材读者往往产生出先入为主的观念，朱日亮却能将这些耳熟能详的题材陌生化，给予其“反转”功能，令读者在面对意料之外的作品内容和思想时产生出对生活现状的思考，这也恰是古韵新题独具特色的表达效果。
二、从乡土情结到身份认同的困境
中国自古有安土重迁的观念，也就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带有乡土情结的文学作品。朱日亮的小说中也有这类题材的书写，如《归去来兮》《鹊巢》等。然而这些作品不只表现人对故乡的眷恋，更反映出经济变革、城乡发展不平衡状态下的人物身份认同困境。
《归去来兮》{3}便是一部反映主人公对“故乡”执念的作品，作者巧妙地借用了东晋时期陶渊明作品《归去来兮》这个题目，将主人公李夏在大城市与小城市中身份尴尬的窘境展现了出来。陶渊明的“归去来兮”本是对故乡的欣然向往，借此来书写李夏的“何处是故乡”则更有讽刺意味。李夏归去的地方并不是自己的故乡，而是在父母潜移默化下的一桩心事、一种使命。上海对李夏来说是陌生的，但是“归”去上海的执念却像“种子”一样植根于李夏的心中，她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回去”，但她时时意识到“她的归宿该在那里。”于是，李夏尝试“返乡”，却每一次都受到伤害。最终，李夏极具讽刺的“以革命的名义”选择了婚姻这条捷径。然而李夏并没有得偿所愿，这一次尝试同样带给她欺骗和痛苦。最后当李夏以肉体为代价换来本地户口时，她却茫然了。没有了自尊的李夏，她的回乡已失去了意义……这部《归去来兮》反映出以李夏为代表的“进城式”困境，一方面他们向往繁华都市的摩登生活，却无法融入其中；另一方面他们不甘于小城市的安逸，却故土难离。这种尴尬恰是新时期以来大批进城务工人员身份认同的困境，作者借“归去来兮”这个主题强烈地展示出了这类人“身无所依”“心无所依”的不知所归。
朱日亮的小说《鹊巢》{4}表现的内容则和由《诗经·召南·鹊巢》引申出来的成语“鸠占鹊巢”一致，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房子的故事。六子一家因老房拆迁而放弃了“北京人”的身份，留守北京做保姆的六子媳妇李晶打工的地点恰巧在六子家当年的房址上。一种强烈的不甘使六子在这所房子里放纵享乐，却恰好被回家的主人发现并送进了派出所。这是经济转型下“身份”“户口”“资源”等重新洗牌的问题再现，原本作为“北京人”的六子因拆迁被驱离出“北京圈”，积郁下的反抗只能通过“鸠占鹊巢”——以雇佣的身份在主人家的房子里为所欲为来报复，这种“鸠占鹊巢”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这座房子的旧址恰是六子一家的，但在眼前的新居却已物是人非，这种强烈的心理落差是导致六子悲剧的根源，也正反映出社会变革下人们对身份认同的失落，究竟是谁被占了巢、夺了家，这是一个值得思索的社会问题，作者通过传统的“鹊巢”引起了读者对自我归属问题的思考。 新时期以来进城务工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当大批的外来人口涌入，他们的权益保障、他们的身份认同却成为隐痛。作者通过“归去来兮”展现出外来者的无所适从，更借由“鹊巢”揭示外来者无家可归的心理负荷，这种以传统素材反映出当下社会问题的表达方式深刻地引起社会的关注。
三、从美景佳人到人性异化的思考
《诗经·周南·关雎》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传颂千年的爱情恋曲，朱日亮的小说《君子好逑》{5}重演了中国版的“小公务员之死”，再现了当代版的“官场现形记”，将一个为了得到晋升机会时时小心谨慎、处处察言观色，最终虽然得到了期盼已久的职位却永远失去了爱人的小公务员描摹得淋漓尽致。作为一名政府官员，李杜无疑是“合格”的，他深谙“为官之道”，能揣摩上司的心思，谋求晋升机会；然而作为情人，李杜则是失败的，他因对名誉地位的在意而使纯粹的爱情掺了杂质。李杜只能将自己的感情藏在阴暗的角落里，最终伤害了左小青，也伤害了他自己。李杜的状况正是一些浑浑噩噩的政府官员的映照，他们是可悲的，每天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生怕行差踏错，在精神的牢笼中紧张度日；他们又是可恨的，一腔热情不是用在踏实办事上而是用来揣摩领导心思，这种本末倒置的行为将会带来严重的潜在危机。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小说对这样一种现状的揭示具有深刻的警世意义。
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人的价值判断也会深受其影响。《闹红》{6}表现的正是在“革命红潮”引导下少女的价值观念违背自然事物客观发展规律在生理和心理上产生的问题。“闹红”一词见于南宋词人姜夔的《念奴娇·闹红一舸》，这里的“闹红”是指荷花绽放时的勃勃生机，而在朱日亮的小说中却有多重含义，一方面它暗含主人公楚红的名字，预示主人公思想与行为与周围环境的冲突；另一方面则暗扣楚红生理上违背身体发育规律月经迟迟未至；更主要的是与楚红心理上的波动起伏相关联，表明其深受革命浪潮的影响一心想要加入“当红兵闹革命”的病态心理。小说突出表现在一个“闹”字上，这个“闹”不但是楚红身体上的病变反映更是其心理上的病态执着。正是楚红违背事物发展规律做出不符合常理的行为，才导致心理和生理上毛病的产生，即人的认知应该与自然历史规律相契合，否则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会发生病变。
“传统叙事资源”也常被表述为“本土叙事资源”“中国叙事传统”等。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指出中国小说的改造源于对传统文学成分的移位和杂交，众多优秀的中国小说从未停止汲取传统叙事的养分。因此，这种“古韵新题”的做法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传承。
“文章合为时而作”，在古韵悠扬的标题下融入当下社会文化心理的思考体现了作家对历史与现实的关注。鲁迅的《故事新编》是以众人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为载体，结合当下生活体验表达新思想新观念的开山之作，但该作品所叙述的故事仍是历史故事范畴。到了王安忆的《长恨歌》、阎连科的《风雅颂》、苏童的《菩萨蛮》等，其内容和思想已彻底翻新，成了真正的“古韵新题”。朱日亮的多部小说延续了“古韵新题”的风格，在传统叙事资源的基础上赋予和古代作品表达截然相反的意义，以反讽的笔触揭示当下的社会问题。可以说，朱日亮在独特的语境中提出人性丰富而复杂的命题，以全新的视角窥探时代的痛点。这是一种运用古典形式融入新活含义的叙事方式，也是朱日亮的方式。
{1} 朱日亮：《氓》，《收获》2010年第4期。
{2} 朱日亮：《鹊桥之约》，《花城》2004年第6期，第59-80页。
{3} 朱日亮：《归去来兮》，《人民文学》2003年第7期，第39-57页。
{4} 朱日亮：《鹊巢》，《人民文学》2013第11期。
{5} 朱日亮：《君子好逑》，《小说界》2009年第6期，第51-74页。
{6} 朱日亮：《闹红》，《山花》2006年第7期，第4-26页。
参考文献：
[1] 孟繁华.文化大东北——地缘文学的建构与和想象[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
[2] 程丽蓉.鲁迅《故事新编》的启动及其意义[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5）.
[3] 贺绍俊.2011年中短篇小说评述[J].光明日报，2012-1.
[4] 乔焕江.作为文化表征的类型文学[J].文艺报，2010-9.
[5] 刘伟.书写一种特殊的人情世界[J].文艺报，2010-9.
[6] 朱晶.吉林小说：视域与叙事的新变[N].中国吉林网.
[7] 郭冰茹.传统叙事资源的压抑、激活与再造[J].文艺研究，2011（4）.
基金项目：本文系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4B51）：《新世纪吉林文学研究》
作 者：赵旭冉，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编 辑：魏思思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