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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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僧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季羡林先生的序言大致概括了这本书的内容——出自吴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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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僧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季羡林先生的序言大致概括了这本书的内容——出自吴宓先生挚友与门生的二十余篇纪念文字，正是从不同的角度勾画出了这一位“奇特的人”。从中不仅可以见出一位学养深厚并在学术上、教育上贡献卓著的学者，而且可以看到一位在做人上同样无苟且的彬彬君子。即使“浪漫”，也未始不是一种“认真”(先生曾为自己的诗作注云：“元微之此句‘沧海’——按即“曾经沧海难为水”——非指人，乃指事。非谓世间最美之女子。乃谓自己最深切之感情经历”)，即忠实于自己感情的一种认真的人生态度。可知“外表是古典的，内心是浪漫的”，在为学与做人来说，又并不矛盾。但只述及先生最后生活岁月的文字令人不忍卒读。“我是吴宓教授！”这留给世间的最后呼喊，是先生“已经感到就要与人间永别时用生命的最后一股为，宣布自己的人格！”除了痛惜不已之外，又使人再一次想到：中国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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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中国人生性好赌。社会上一度还流传一句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虽然不免夸大讽刺，但它生动描述了民间赌博流行现状，也反映了广大民众对好赌这一社会风气的不满。 今年3月东莞扫黄风暴之后，有港媒报道称，公安部已下令，要求全国各地警察部门严厉打击卖淫、赌博、吸毒3种违法行为。但在一些赌徒心里，对赢钱的渴望显然大过对被捕的恐惧。该报道称，广东省某乡镇的单日赌博投注总额可高达上千万元。
阿道尔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具有深远影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成员之一。他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极深广的研究，揭示或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一系列新的课题。他一生都在毫不妥协地批判晚期资本主义，最后在他的论敌的羞辱中悲剧性地死去。阿道尔诺马克思主义式的社会批判虽然带有浓厚的悲观主义情调，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染上了资产阶级现代思潮的色彩，但是，对于一位具有开放精神的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的思想成就是有启
9月21日，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拉开帷幕。美国总统拜登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发表了长达33分钟的讲话。 身为美国总统的拜登在这样重要的场合出来讲话，大家听得还是很认真的，其中一句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就是美国“不寻求新冷战”。 拜登讲此话的上下文语境是：“美国将竞争，将强有力地竞争，并以我们的价值观和实力发挥领导作用。我们将支持我们的盟友和朋友，反对强国主导弱国的企图，无论其通过武
“根叔”又上头条了。3月31日，中组部宣布任免决定，被昵称为“根叔”的李培根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在离任演讲中，“根叔”列举了担任校长9年来的19个“遗憾”。令人瞩目的是，只有4个是关于学科建设的，其他“遗憾”都关系到教育体制：教师与学生的距离没有明显缩短，大多数学生没有脱离“教育生产线”的培养模式，没能培养学生对过去和未来的责任，没能维护好大学的独立精神和自由表达，甚至向资金低头
《中国古代文论类编》可以看作古代文论的一个大工程。从体例看，编者把中国古代文论分为创作论、文源论、因革论、鉴赏论、作家论等六编。其中创作论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这既符合中国古代文论的实际情况，也符合重视文艺内部规律研究的时代潮流。这六编构成了古代文论的基本框架。我以为这种类编的形式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一目了然地把握古代文论的整体格局；二是便于专题研究。特别是古代文论中有民族特色的一些范畴，像意境
“标点古文，确是一件小小的难事，往往无从下笔；有许多处，我常疑心即使请作者自己来标点，怕也不免于迟疑。”——这是鲁迅的话。也许是为了加以印证吧，闲来翻书，每遇“迟疑”，便信手写下，也就集得若干，算是另一种“收藏”： 《文献通考·经籍考》(华东师大出版社)卷七十三“乐府雅词”目下：“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当时小人，或作艳曲，缪为公词，今删除小凡三十有四，家虽女流亦不废。”(点
梁漱溟先生销声匿迹几十年之后，忽又腾达播扬，名溢神州之外。现在，梁先生的旧著新撰又得源源印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行结识他的极好机缘，其中《忆往谈旧录》一书，说故事，讲历史，在我那样的读者看来，自然比另外许多哲学思想专著为易于接受，也更饶兴味。据《编辑说明》交代，此书“记述了他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前后、抗日战争、国共和谈等时期的学术、民主活动以及对一些重要事件、亲朋故旧的回忆、迫念”。——标举
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一位“开风气先”的人物，胡适曾热心倡导传记文学。他曾四处摇旗呐喊，动员他的朋友写自传，也曾身体力行，多次演讲，为传记做序，发表批评意见，甚至亲手撰写了《吴敬梓传》、《丁文江的传记》等。当然，尤可令人注目的还是黄山书社集成，的这本《胡适自传》，内中一篇《四十自述》，是适之先生当年下决心做为传记文学留传于世的。可惜这位“善做半部书”的教授又一次犯了老毛病，名为《四十自述》的文章恰好
关于文学史观念的更新与文学史的重构，已经讨论了好一阵子，是是非非，颇有些眼花缭乱。理论上的探讨对于文学史的研究当然有无可置疑的指导意义。但这指导的意义，前提应是具备可操作性。若是飘渺恍惚，镜花水月，脱有形似，握手已违，则谈得再热闹，大抵也没有实际意义，助兴而已。近日读到一篇文字艰深的这方面的文章，就有这种感觉。这篇文章说史料作为历史遗留的痕迹，本身就是主观介入的结果，带有不同程度的主观性、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