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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仲泉,知名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曾参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随后具体负责《历史决议注释本》的编写和修订。参与的主要编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二十世纪的中国共产党》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前30年和后30年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但应当承认,前30年并非铁板一块,或只有一种声音;后30年同样如此。历史是在反复、曲折中前进的,仔细探究每一时期、每一历史事件中的不同发展力量,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正确发展取向与错误发展取向的交错反复
1949～1956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发展比较好的时期。这期间,确立了一系列基本制度,农民阶层也得到了一定的实惠。
但接下来的三年连续发生了三大事件: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庐山会议。“反右”运动影响了知识分子此后很长时期内的精神状况,使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受到很大伤害,但归根结底,伤害的是整个中华民族。接下来的“大跃进”对国民经济造成相当大的破坏,三年“大跃进”导致了“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事件层出不穷,这是一段痛史。庐山会议狠批党内不同意见,结果是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严重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
1950年代后期的挫折使各方开始反思,全党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中央开始调整政策。1961年提出“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以解决“大跃进”带来的困局。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过去犯了“左的错误”,重新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发扬民主集中制,再次强调马列主义与中国思想、实际的结合。所以,1960年代初,国家的发展方向得到一定程度的扭转,整体上开始向上发展,经济逐步好转;对于如何搞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一定的经验教训积累。
“好景不长”。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周边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中苏论战、中印关系紧张、蒋介石的“反攻”叫嚣等让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反包围”上,“反修防修”被提到战略高度,并试图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铲除发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就这样,正确的发展取向与错误的发展取向,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总是交错进行。到了1966年,“左”的思想越来越极端,占据主导地位,终于引爆了10年“文革”浩劫。
但即使在“文革”中,代表正确思想的力量并未停止发展。1967年发生的“二月逆流”,就是一群老帅试图抵制“文革”。“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大力纠“左”,试图扭转困局,1972年他曾指出:“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1975年初邓小平复出,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整顿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无奈这三次抗争都遭到破坏。就毛泽东来说,他的思想中也一直存在两个方面的“冲突”:正确思想占主导地位时就支持恢复建设,错误思想占主导地位时就支持极左思潮。
“不折腾”:60年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1976年以华国锋、叶剑英等为首的中央领导人一举粉碎“四人帮”,中国历史上全新的一页打开了。(应该指出的是,1976年至1978年的华国锋时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作了重要的准备,提供了政治前提)
波澜起伏、反反复复、大搞政治运动的一段历史结束了,平稳发展、不断前进的历史开始了。但这并不等于说1978年以来没有“起伏”,没有曲折——历史从来不是一条直线。
近31年来,思想较量、局部起伏依然存在,但无论如何争论,总的政治路线没有像之前那样受到干扰。比如改革开放初期,思想受壓多年,放开之后一下子反弹,顿时显得“没有边际”。可“游戏规则”总还是要的,于是1979年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以此作为底线。但对“四项基本原则”如何运用,在某段时期、某些部门,又出现了“过头”情况,甚至有质疑改革的声音。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份纲领性的文件,它对统一全党、全国的思想认识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984年6月,邓小平再次阐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解放思想,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和创立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条件,明确了改革的方向。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有变,这也导致了一些“起伏”。经过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再次作出重大调整。至此,改革的起步阶段完成了,接下来将是标志性的飞速发展。2000年之后,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决定了党的建设成为改革的新焦点。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执政能力必须跟得上时代的变化。
如此梳理历史线路,可以明显地看出,1978年之后的发展是平稳的递进关系;而1978年之前的几十年,是反反复复的关系,在经济建设和政治运动之间不停地折腾。所以,邓小平说:以后只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的路线,就这么平平稳稳地走下去,不要搞什么新花样,到了建国100周年,我们就能够实现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目标。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胡锦涛总书记郑重提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可见,邓小平、胡锦涛等领导人都注意到了“不折腾”的重要性。“不折腾”不只是对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总结,而且是对新中国成立60年、中共建党90年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回望历史,领导人能有这样的认识是不容易的。
其实,如今的老百姓也早与时代一起前进了,他们的觉悟早就提高了。他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非常清楚,自能正确地看待历史进程,不会因为我们的隐瞒或说出历史真相,造成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说到底,老百姓心里有杆秤。我们喜要报,忧也要报;功要写,过也要写。充分肯定成就,直面曾经的挫折、失误,才能深刻认识历史教训,走好以后的路。
(本文由本刊记者郭芙秀采访、整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前30年和后30年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但应当承认,前30年并非铁板一块,或只有一种声音;后30年同样如此。历史是在反复、曲折中前进的,仔细探究每一时期、每一历史事件中的不同发展力量,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正确发展取向与错误发展取向的交错反复
1949～1956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发展比较好的时期。这期间,确立了一系列基本制度,农民阶层也得到了一定的实惠。
但接下来的三年连续发生了三大事件: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庐山会议。“反右”运动影响了知识分子此后很长时期内的精神状况,使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受到很大伤害,但归根结底,伤害的是整个中华民族。接下来的“大跃进”对国民经济造成相当大的破坏,三年“大跃进”导致了“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事件层出不穷,这是一段痛史。庐山会议狠批党内不同意见,结果是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严重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
1950年代后期的挫折使各方开始反思,全党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中央开始调整政策。1961年提出“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以解决“大跃进”带来的困局。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过去犯了“左的错误”,重新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发扬民主集中制,再次强调马列主义与中国思想、实际的结合。所以,1960年代初,国家的发展方向得到一定程度的扭转,整体上开始向上发展,经济逐步好转;对于如何搞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一定的经验教训积累。
“好景不长”。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周边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中苏论战、中印关系紧张、蒋介石的“反攻”叫嚣等让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反包围”上,“反修防修”被提到战略高度,并试图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铲除发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就这样,正确的发展取向与错误的发展取向,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总是交错进行。到了1966年,“左”的思想越来越极端,占据主导地位,终于引爆了10年“文革”浩劫。
但即使在“文革”中,代表正确思想的力量并未停止发展。1967年发生的“二月逆流”,就是一群老帅试图抵制“文革”。“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大力纠“左”,试图扭转困局,1972年他曾指出:“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1975年初邓小平复出,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整顿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无奈这三次抗争都遭到破坏。就毛泽东来说,他的思想中也一直存在两个方面的“冲突”:正确思想占主导地位时就支持恢复建设,错误思想占主导地位时就支持极左思潮。
“不折腾”:60年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1976年以华国锋、叶剑英等为首的中央领导人一举粉碎“四人帮”,中国历史上全新的一页打开了。(应该指出的是,1976年至1978年的华国锋时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作了重要的准备,提供了政治前提)
波澜起伏、反反复复、大搞政治运动的一段历史结束了,平稳发展、不断前进的历史开始了。但这并不等于说1978年以来没有“起伏”,没有曲折——历史从来不是一条直线。
近31年来,思想较量、局部起伏依然存在,但无论如何争论,总的政治路线没有像之前那样受到干扰。比如改革开放初期,思想受壓多年,放开之后一下子反弹,顿时显得“没有边际”。可“游戏规则”总还是要的,于是1979年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以此作为底线。但对“四项基本原则”如何运用,在某段时期、某些部门,又出现了“过头”情况,甚至有质疑改革的声音。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份纲领性的文件,它对统一全党、全国的思想认识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984年6月,邓小平再次阐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解放思想,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和创立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条件,明确了改革的方向。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有变,这也导致了一些“起伏”。经过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再次作出重大调整。至此,改革的起步阶段完成了,接下来将是标志性的飞速发展。2000年之后,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决定了党的建设成为改革的新焦点。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执政能力必须跟得上时代的变化。
如此梳理历史线路,可以明显地看出,1978年之后的发展是平稳的递进关系;而1978年之前的几十年,是反反复复的关系,在经济建设和政治运动之间不停地折腾。所以,邓小平说:以后只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的路线,就这么平平稳稳地走下去,不要搞什么新花样,到了建国100周年,我们就能够实现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目标。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胡锦涛总书记郑重提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可见,邓小平、胡锦涛等领导人都注意到了“不折腾”的重要性。“不折腾”不只是对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总结,而且是对新中国成立60年、中共建党90年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回望历史,领导人能有这样的认识是不容易的。
其实,如今的老百姓也早与时代一起前进了,他们的觉悟早就提高了。他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非常清楚,自能正确地看待历史进程,不会因为我们的隐瞒或说出历史真相,造成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说到底,老百姓心里有杆秤。我们喜要报,忧也要报;功要写,过也要写。充分肯定成就,直面曾经的挫折、失误,才能深刻认识历史教训,走好以后的路。
(本文由本刊记者郭芙秀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