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殖民地都市情爱叙事的研究是近年学界探讨殖民地都市现代性的重要视点。本文通过解读刘呐鸥《流》、爵青《哈尔滨》和穆时英《南北极》三个文本，解析魔都恋情故事的传统小说叙事原型，以及在摩登都市的现代性裂变，试图与已有的殖民都市魔性论述进行对话，进而阐明殖民都市魔性的实质。
　　关键词：殖民地都市 摩登女性 魔性 情爱叙事
　　摩登女性和都市的欲望/恋情，是都市叙事的重要题材，也是审视殖民都市“魔性”的重要切人口。学界对殖民都市的“魔性”已有深入的论述。刘建辉在《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中首先提出“上海魔性”，指出由于租界的诞生和扩展，殖民的近代异质空间和旧上海的传统空间开始杂糅和交错，形成了独立于民族国家之外的自由场域。这块充斥着新女性、现代娱乐装置和众声喧哗的各种思潮的地域，因其无国籍、无民族认同的性质，对人形成了巨大的魅惑和威胁。上海的魔性由此产生。谢惠贞解析了刘呐鸥对横光利一的译介、改写和对上海摩登男女恋爱的聚焦，认为刘呐鸥通过“女性是性欲的权化”的体认来叙述上海的“魔性”与“魔力”，从而讽刺了都市上海的表面化和缺乏精神性。柳书琴提出了“魔都尤物”的概念，指出上海新感觉派和其哈尔滨、台北的转喻者以“半虚构的尤物”——摩登女性象征魔都，通过共时性和空间性的叙事和声、光、速度和官能刺激的修辞来摹写殖民都市，试图将左翼文学的历时性、階级分析性叙事，将殖民都会“人格化、身体化、女性化”。而象征本土的男性通过尤物的身体和魔都体验，获得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的启蒙。“魔都尤物”凝结着殖民性的性关系，而男性被尤物“吞噬”的情爱故事，是具有左翼思想的对殖民主义和跨国资本的批判。然而笔者认为，魔都的磁力和身处其中的眩晕感及“尤物”与被吞噬男子关系的叙述，并非新感觉派的创造，而是古典烟粉灵怪故事原型在现代道具和背景下的还魂。而整场现代性性关系的建构，都是由革命者“晓瑛”的出场实现的。
　　综观三篇文本，我们可以看到相近的情节。不论是所谓“对摩登意象的营造和都市现代生产生活的分析有很好平衡”的《流》，还是与其有“全篇性对位性结构”的“满洲国转喻”《哈尔滨》，抑或是“对上海魔性有突破性表现”、被左翼文坛誉为“普罗小说的白眉”的《南北极》，都包含着相近的情节：俊美有才但出身贫寒的年轻男性进入阔绰的产业家家庭——目睹姨太太和大少爷的偷情，目睹姨太太与情人偷情——姨太太向此年轻男子表白其欲望，使男子惊惶窘迫——初识人事的小小姐求爱——年轻男子与一位摩登女性发生关系——目睹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离开富人家，并走向工人运动或暴力反抗。
　　在文本中，都市与都市的人际关系通过年轻男子的视角被聚焦，以奇观的方式呈现，往往难以理解并令人厌恶：“电车汽车不用人拉也不用人推，自家儿会跑，厢货车，可又不冒烟;人啦车啦有那么多，跑不完;汽车像蚂蚁似的一长串儿，也没个早晚儿在地上爬;屋子像小山，简直要碰坏了天似的。阿，上海真是天堂！这儿的东西我都没见过，就是这儿的人也有点两样。全又矮又小，哈着背儿，眼珠儿骨碌骨碌地成天在算计别人，腿像蜘蛛腿。”（《南北极》）文本中的都市，不仅在声、光、速度的修辞上营造晕眩感，其日常伦理的宽容与严苛也使主人公迷惘：“暗想着复杂的都市的市民，一个酒店里的客人，便有这样特异的历史和现况，一个坐在计算机旁窥探利息数目的资产家，却领着那么一个多事的妻子放在家里，恰好这个资产家的妻子和坐在酒店的客人又在十年前结有关系，甚至一个当家庭教师的青年刚来到这里一个多月，也被卷入这混乱的漩涡里。”（《哈尔滨》）“旅馆老板只认识钱，他讲什么面子情儿，我没了钱，他还认识我？只白住了一天，就给撵出来了。”（《南北极》）同时，摩登女性像一张无所不在的网，不论是情欲恣肆的女演员、“半兽主义”的姨太太，还是半大人气的、“天天用朱古律作名词调笑着男人”的小小姐，同样都在魅惑、捉捕并吞噬着初出茅庐的年轻男性，使其惶惑、无法自制以致屈从：“她回过头来说道：‘别假装正经。耍个嘴儿呀！’她攒着嘴唇迎上来。好个狐狸精，那娇模样儿就像要吞了天，吞了地，妈的吞了我！”（《南北极》）“这时她那小朱唇尖缩着，向他凑上来，等着他的接吻。”（《流》）“暗蓝的夜色映在她的脸上，那强烈的要求的眼珠子，把穆麦的一切全抹杀了。像个无挣扎的病人一样，被拉到床沿上的软质寝具上，不太热的液体便从眼里分泌出来。”（《哈尔滨》）
　　这里的青年男子，被女性玩弄，被欲望驱使，被动并且自伤自怜。一些论者认为这种男女关系的换位描写透露出男性对于都市尤物不受控制的焦虑。无法理喻的都市和难以掌控的尤物被认为是摩登都市的新质。然而，这种现代都市的震惊和眩晕感的描摹，是否只能发生在现代都市？而妖艳魅惑的、以身体宰制男性的女性形象，是近代都市的新创，还是古典小说中尤物形象的再生？进一步说，集色与欲于一身的现代都市尤物，真的实现了恋爱关系中男女权力位置的翻转吗？
　　古典时代，财富的占有程度被血统与地位所规定，物质享受被赋予森严的等级意义。超越自己位阶的庭院建造、歌舞享受乃至物件的拥有都被看作是僭越。而丰足的物质、纸醉金迷的享乐和巧夺天工的美感，都作为特权被贵族宅邸高高的围墙封藏起来，隔绝于百姓相对匮乏而质朴的日常生活。因而，古典小说中的眩晕感的获得，必须在非常状况下，平头百姓进入贵族的园林等非日常空间时方能获得：“才人堂屋，只闻一阵香扑了脸来，竞不辨是何气味，身子如在云端里一般。满屋中之物都耀眼争光的，使人头悬目眩。刘姥姥此时惟点头咂嘴念佛而已……刘姥姥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箩柜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般一物，却不住的乱幌。刘姥姥心中想着：‘这是什么爱物儿？有甚用呢？’正呆时，只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不防倒唬的一展眼。接着又是一连八九下。”（《红楼梦》）
　　“次日，忽有小鬟笼灯入，日：‘娘子伺郎久矣。’从之出。星斗光中，但见楼阁无数。经几曲画廓，始至一处，堂上垂珠帘，烧巨烛如昼。人，则美人华妆南向坐，年约二十许;锦袍眩目;头上明珠，翘颤四垂;地下皆设短烛，裙底皆照：诚天人也。郭迷乱失次，不觉屈膝。”（《聊斋志异·天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