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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句经》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一百八十有一条记载说，佛弟子有大路、小路二人，大路聪慧，记诵便利，小路愚钝。小路经大路教诲出家，一起诵读一个偈：
身、语、意莫作，一切世间恶，
离欲念正知，不受苦无义。但是小路雨季四个月安居时背诵，连牧牛、牧羊的人都诵读通利，可他就是记不住，遂被摈斥，哭泣到逝多林佛陀处，“佛时从外入逝多林，见而问之：‘可怜小路汝何以啼泣？’彼以上事具白世尊。佛便语言：‘汝能随我理所忘否？’彼答言：‘能。’尔时世尊即以神力专彼所有诵伽他障，更为授之。寻时诵得，过前四月所用功劳”。这个故事又见有部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是当初佛教教团内部使用伽他即“偈”、“偈颂”来教化弟子的例子。上述故事作为事实或可致疑，但反映早期教团教化情形应是真实的。
经典里这类佛陀说法的言句被尊称为“法句”，其本意是“真理的语言”。当然，佛经本来是后世一代代门徒结集起来的，后世被当做“法句”的不一定是佛陀本人所说。
佚名的《法句经序》上说：
昙钵偈者，众经之要义;昙之言法，钵者句也。而《法句经》别有数部，有九百偈，或七百偈及五百偈。偈者，偈语，犹诗颂也。是佛见事而作，非一时言，各有本末，布在诸经。佛一切智，厥性大仁，愍伤天下，出兴于世，开显道义，所以解人，凡十二部经总括其要，别为数部。四部《阿含》，佛去世后阿难所传，卷无大小，皆称“闻如是”，处佛所在，究畅其说。是后五部，沙门各自钞众经中四句、六句之偈，比次其义，条别为品，于“十二部经”靡不斟酌，无所适名，故曰《法句》。诸经为法言。法句者，犹法言也……这里是说法句表达的是阐述佛陀教法的经典的要点。《法句经》有九百颂、七百颂、五百颂等不同文本。佛陀当初的言教，非一时所说，分散在“十二部经”（又称“十二分教”，是对佛教文体的分类：修多罗，意译为契經;祇夜;授记，音译为“和伽罗那”;伽陀，简化为“偈”，意译为“孤起颂”;优陀那，佛陀无问的说教;因缘，音译为“尼陀那”;譬喻，音译为“阿婆陀那”;本事，音译为“尹提日多”;阇陀伽，佛说过去世因缘的经文;毗佛略，意译为“方广”;未曾有，音译为“阿浮陀达磨”，记述佛显现神通的经文;优婆提舍，意译为“论议”）里，即四部《阿含经》（根据南传《大藏经》，《阿含经》五部，汉译四部，即《杂阿含经》、《中阿含经》、《长阿含经》、《增一阿含经》，另有《小部》未译），后学抄撮其中偈颂成书为《法句经》。这表明《法句经》辑录的是属于小乘《阿含经》里的偈颂。
关于《阿含经》在中国传译情形，《出三藏记集》卷七所载佚名《法句经序》里说：
始者维祇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维祇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经达，是以自竭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则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然此虽辞朴而旨深，文约而义博。事钩众经，章有本故;句有义说，其在天竺始进业者，不学法句，谓之越叙。此乃始进者之鸿渐，深入者之奥藏也。可以启蒙辩惑，诱人自立，学之功微，而所苞者广，实可谓妙要者哉。昔传此时，有所不出，会将炎来，更从谘问，受此偈等，重得十三品，并校往故，有所增定，第其品目，合为一部三十九篇，大凡偈七百五十二章。庶有补益，共广闻焉。汉译《法句经》存四部：吴译《法句经》二卷，晋法炬共法立译《法句譬喻经》四卷，姚秦竺佛念译《出曜经》三十卷，宋天息灾译《法集要颂经》四卷。如上引文所述，最初是吴维祇难于黄武二年（223）向仆从传授《法句经》，并请其同道竺将炎翻译。这就是今存二卷本吴译《法句经》，全部由偈颂组成，其原本是有部譬喻师法救撰集的。公元四世纪初西晋法炬共法立二人翻译《法句譬喻经》四卷，内容是选吴本偈颂大约三分之二，加上散体譬喻故事，采用的是长行和偈颂相结合文体。第三种姚秦竺佛念译《出曜经》三十卷在四世纪初，其序文里说：“‘出曜’之言，旧名‘譬喻’，即十二部经第六部也。”这是把它算作譬喻经了。它的体制和《法句譬喻经》类似，也是兼有偈颂与因缘故事的韵、散结合体裁，其中偈颂有相当部分取自《法句经》。最后一部宋天息灾译《法集要颂经》四卷后出，已在十世纪末，全部是偈颂，内容和前面几部差距很大。《法句经》文字简洁、生动，有吟诵的偈颂，有生动的故事，历来受到各国、各族信仰者的欢迎，流传的不但有梵本、巴利文本，还有藏译和中亚各种语言译本。近世西方介绍佛教，《法句经》是译成各国文字最多的经典之一。在中国，直到现、当代，还有人重新把《法句经》翻译成现代汉语，还有人从《南传大藏经》翻译巴利文《法句经》。
如上所述，法句是作为佛陀言教传颂的。佛陀创建佛教，教导弟子遵行“八正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指引人们过正当的生活，因而其教法具有浓厚的伦理性质，其教化众人的法句也就贯穿伦理精神，包括不少人生哲理、道德训诫，内容丰富且接近人生实际。在表述方面，虽然用的是偈颂体，但却又传达出循循善诱的语气文情，又多使用比喻、形容，让人明白易懂。汉语译文则像是风格独特的通俗诗。例如维祇难等所出《法句经》卷上第一“无常品”，是讲“无常”义的，计二十一个偈，开头的七个偈是：
无常品者，悟欲昏乱，荣命难保，唯道是真。睡眠解悟，宜欢喜思，听我所说，撰记佛言：所行非常，谓兴衰法，夫生辄死，此灭为乐。譬如陶家，埏埴作器，一切要坏，人命亦然;如河驶流，往而不返，人命如是，逝者不还;譬人操杖，行牧食牛，老死犹然，亦养命去;千百非一，族姓男女，贮聚财产，无不衰丧……
这里讲说“无常”道理用了陶家作器、河流不返、养牛必死、聚财必丧等比喻，而表达内容关键的是第三个偈：“所行非常，谓兴衰法，夫生辄死，此灭为乐。”这即是本文开头引述的“无常偈”多种译文的一种。 称为“法句”，当然要阐明佛法又诱导人信仰佛法的。直接表达这样观念的如《法句经》里《教学品》的两个偈：
若人寿百岁，邪学志不善，不如生一日，精进受正法。
若人寿百岁，奉火修异术，不如须臾顷，事戒者福称。
这里所谓“教学”是指佛法修习;“邪学”指外道;“奉火”指婆罗门教，婆罗门教的天启祭奉祀“三火”：家主火、供养火、祖先祭火;萨摩祭则祭火神。这两个偈是要人精进努力，修习正法、持戒。又如《多闻品》的两个偈，所谓“多闻”也是指多闻佛法：
斫创无过忧，射箭无过愚，是壮莫能拔，惟从多闻除。
盲从是得眼，暗者从得烛，亦导世间人，如目将无目。
这先是用“斫创”、“射箭”来比喻，说优异的技能是通过“多闻”得到的;接着连用盲人和处在暗处的人作比喻，最后说“多闻”会引导世间人，就像有眼的人引导盲人。
再看伦理色彩突出的，《恶行品》里的一段：
莫轻小恶，以为无殃，水滴虽微，渐盈大器。凡罪充满，以小积成。
莫轻小善，以为无福，水滴虽微，渐盈大器。凡福充满，从纤维积。这也是利用水滴盈器作比喻，教导止恶扬善不要轻视小处，要从小处做起。又《明哲品》里的一个偈：
智人知动摇，譬如沙中树，朋友志未强，随色染其素。这是讲交友之道的，用了两个比喻：沙地上的树会动摇，纯白的绢容易染色，告诫交友需要谨慎。上述这样的偈当然意在教化，但其内容通于世间伦理，具有普世意义，又可看做是具有普遍教育意义的格言。
如上所述《法句譬喻经》和《出曜经》的行文是散体长行和韵文偈颂相结合的。生动有趣的故事和富于训诫意义的偈颂相配合，能够发挥更好的宣教效果。举一个例子。
《明哲品》里有个故事说，曾经有个二十岁的梵志（本意指外道，引申为一般的修道者）很有才能，事无大小，过目则能，发誓要掌握天下所有技艺;于是外出游学，无师不造访，人间之事无不通达;游行各国，从弓师学制角弓，从船师学习驾船，从殿匠学建宫殿，天才聪明，技艺皆胜于师;然后周行天下十六大国，与人较量技能，无敢应者，自心很骄傲：“天地之间，谁有胜我者？”佛在祇洹精舍，遙见此人应可化度：
佛以神足化作沙门，拄杖持钵在前而来。梵志由来国无道法，未见沙门，怪是何人，须至当问。须臾来到，梵志问曰：“百王之则，未见君辈，衣裳制度无有此服，宗庙异物不见此器，君是何人，形服改常也？”沙门答曰：“吾调身人也。”复问：“何谓调身？”于是沙门因其所习而说偈言：
弓匠调角，水人调船，巧匠调木，智者调身。
譬如厚石，风不能移，智者意重，毁誉不倾;
譬如深渊，澄静清明，慧人闻道，心净欢然。
于是沙门说此偈已，身升虚空，还现佛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光明洞达，照耀天地，从虚空来下，谓其人曰：“吾道德变化，调身之力也。”于是其人五体投地，稽首问曰：“愿闻调身，其有要乎。”佛告梵志：“五戒、十善、四等、六度、四禅、三解脱，此调身之法也。夫弓、船、木匠，六艺奇术，斯皆绮饰华誉之事，荡身纵意、生死之路也。”梵志闻之，欣然信解，愿为弟子。佛言：“沙门，善来！”须发自堕，即成沙门。佛重为说四谛、八解之要，寻时即得阿罗汉道。
所谓“调身”谓教化人学佛。这个故事是说，对于人来说，人间所有技艺都比不上佛法高超，只有用佛法的“五戒”、“十善”等来教化人，才能够得到解脱，达到“阿罗汉”境界。这中间的四个偈，照应前面梵志学做角弓，学习驾船，说明修习佛法比所有的人间技艺都重要，都有教益。
偈颂对中国文学体裁的影响
偈颂和《法句经》在中国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中发挥作用，对历代民众精神生活造成影响，这是佛教史、思想史的课题，这里不拟叙说。以下只就它们对于推进中国文学创作体制方面的作用略加说明。
就汉译偈颂体制而言，这是内容基本是说理的、多用譬喻手法的、句数字数整齐的韵文作品。从整体艺术水平看，不能严格遵循中国传统诗歌格律，句法、用语也尚欠通顺畅达。它们从外语翻译过来，表述的又是不同文化体系的思想内容，这些缺陷不可避免。而从另一方面看，这些译文又大体是相对浅俗的，体现特有的拙朴色彩，又带有“天然西域之语趣”，因而可看做是一种风格独特的通俗诗、说理诗。这些作品的写法首先直接影响中国佛教诗歌创作，包括僧人和习佛者的作品。僧人作品多有用偈颂体的，僧人往往把自己写的诗称为偈。
禅宗兴起，禅僧“以诗明禅”，所写禅偈，绕路说禅，也明显对于外来翻译的《法句经》偈颂写法有所借鉴，当然也有所发展。禅诗的研究是另一个课题。本专栏或有机会专门加以讨论。
偈颂又影响到世俗诗人的创作。早期的如谢灵运，这是历史上第一位显示佛教影响诗歌创作的诗人。他的《无量寿佛颂》：
法藏长王宫，怀道出国城。
愿言四十八，弘誓拯群生。
净土一何妙，来者皆清英。
颓年欲安寄，乘化好晨征。
唐代的白居易习佛好禅，他的《读禅经》诗：
须知诸相皆非相，若住无余却有余。
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
空花岂得兼求果，物焰如何更觅鱼。
摄动是禅禅是动，不禅不动即如如。
这是相当典型的翻译“法句”的风格和写法。宋人习禅者多，有更多的人以偈为诗，包括苏轼、黄庭坚等大诗人，对“法句”的借鉴也十分明显。如苏轼的《赠东林总长老》：
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
夜来四万八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如此利用比喻手法行议论正是《法句经》写法的特征。又：
乃知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若人了此言，地狱自破碎。这篇题目就直接叫做《地狱变相偈》。他的诗里类似偈颂的句子不少。如“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芍药樱桃俱扫地，鬓丝禅榻两忘机”（《来书云近看此书余未尝见也》）、“出本无心归亦好，白云还是望云人”（《和文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望云楼》）、“太山秋毫两无穷，巨细来出相形中”（《轼在颍州与赵德麟……》）等等，都如偈如颂。扩展开来说，宋人诗重理致，“以文为诗”，其写法和风格也接受了佛教偈颂包括《法句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许理和在其名著《佛教征服中国》里曾提出：
佛教曾是外来文学之影响的载体，因此，我们还应更多地关注它对中国俗文学所造成的影响。“法句”之类偈颂体作品直接被借鉴的还有流传民间的通俗诗创作。具有代表性的当数唐代的王梵志诗和寒山诗。从写作风格、手法看，这两部分作品都不会出自一人之手;其内容庞杂，内容也不全是佛教的;但从体制看，大多数作品绝似“法句”之类偈颂。不过参与写作的当是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僧、俗作者，因此其造句置词、谋篇成章都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比较早期翻译的拙朴的“法句”通达顺畅多了。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一百八十有一条记载说，佛弟子有大路、小路二人，大路聪慧，记诵便利，小路愚钝。小路经大路教诲出家，一起诵读一个偈：
身、语、意莫作，一切世间恶，
离欲念正知，不受苦无义。但是小路雨季四个月安居时背诵，连牧牛、牧羊的人都诵读通利，可他就是记不住，遂被摈斥，哭泣到逝多林佛陀处，“佛时从外入逝多林，见而问之：‘可怜小路汝何以啼泣？’彼以上事具白世尊。佛便语言：‘汝能随我理所忘否？’彼答言：‘能。’尔时世尊即以神力专彼所有诵伽他障，更为授之。寻时诵得，过前四月所用功劳”。这个故事又见有部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是当初佛教教团内部使用伽他即“偈”、“偈颂”来教化弟子的例子。上述故事作为事实或可致疑，但反映早期教团教化情形应是真实的。
经典里这类佛陀说法的言句被尊称为“法句”，其本意是“真理的语言”。当然，佛经本来是后世一代代门徒结集起来的，后世被当做“法句”的不一定是佛陀本人所说。
佚名的《法句经序》上说：
昙钵偈者，众经之要义;昙之言法，钵者句也。而《法句经》别有数部，有九百偈，或七百偈及五百偈。偈者，偈语，犹诗颂也。是佛见事而作，非一时言，各有本末，布在诸经。佛一切智，厥性大仁，愍伤天下，出兴于世，开显道义，所以解人，凡十二部经总括其要，别为数部。四部《阿含》，佛去世后阿难所传，卷无大小，皆称“闻如是”，处佛所在，究畅其说。是后五部，沙门各自钞众经中四句、六句之偈，比次其义，条别为品，于“十二部经”靡不斟酌，无所适名，故曰《法句》。诸经为法言。法句者，犹法言也……这里是说法句表达的是阐述佛陀教法的经典的要点。《法句经》有九百颂、七百颂、五百颂等不同文本。佛陀当初的言教，非一时所说，分散在“十二部经”（又称“十二分教”，是对佛教文体的分类：修多罗，意译为契經;祇夜;授记，音译为“和伽罗那”;伽陀，简化为“偈”，意译为“孤起颂”;优陀那，佛陀无问的说教;因缘，音译为“尼陀那”;譬喻，音译为“阿婆陀那”;本事，音译为“尹提日多”;阇陀伽，佛说过去世因缘的经文;毗佛略，意译为“方广”;未曾有，音译为“阿浮陀达磨”，记述佛显现神通的经文;优婆提舍，意译为“论议”）里，即四部《阿含经》（根据南传《大藏经》，《阿含经》五部，汉译四部，即《杂阿含经》、《中阿含经》、《长阿含经》、《增一阿含经》，另有《小部》未译），后学抄撮其中偈颂成书为《法句经》。这表明《法句经》辑录的是属于小乘《阿含经》里的偈颂。
关于《阿含经》在中国传译情形，《出三藏记集》卷七所载佚名《法句经序》里说：
始者维祇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维祇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经达，是以自竭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则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然此虽辞朴而旨深，文约而义博。事钩众经，章有本故;句有义说，其在天竺始进业者，不学法句，谓之越叙。此乃始进者之鸿渐，深入者之奥藏也。可以启蒙辩惑，诱人自立，学之功微，而所苞者广，实可谓妙要者哉。昔传此时，有所不出，会将炎来，更从谘问，受此偈等，重得十三品，并校往故，有所增定，第其品目，合为一部三十九篇，大凡偈七百五十二章。庶有补益，共广闻焉。汉译《法句经》存四部：吴译《法句经》二卷，晋法炬共法立译《法句譬喻经》四卷，姚秦竺佛念译《出曜经》三十卷，宋天息灾译《法集要颂经》四卷。如上引文所述，最初是吴维祇难于黄武二年（223）向仆从传授《法句经》，并请其同道竺将炎翻译。这就是今存二卷本吴译《法句经》，全部由偈颂组成，其原本是有部譬喻师法救撰集的。公元四世纪初西晋法炬共法立二人翻译《法句譬喻经》四卷，内容是选吴本偈颂大约三分之二，加上散体譬喻故事，采用的是长行和偈颂相结合文体。第三种姚秦竺佛念译《出曜经》三十卷在四世纪初，其序文里说：“‘出曜’之言，旧名‘譬喻’，即十二部经第六部也。”这是把它算作譬喻经了。它的体制和《法句譬喻经》类似，也是兼有偈颂与因缘故事的韵、散结合体裁，其中偈颂有相当部分取自《法句经》。最后一部宋天息灾译《法集要颂经》四卷后出，已在十世纪末，全部是偈颂，内容和前面几部差距很大。《法句经》文字简洁、生动，有吟诵的偈颂，有生动的故事，历来受到各国、各族信仰者的欢迎，流传的不但有梵本、巴利文本，还有藏译和中亚各种语言译本。近世西方介绍佛教，《法句经》是译成各国文字最多的经典之一。在中国，直到现、当代，还有人重新把《法句经》翻译成现代汉语，还有人从《南传大藏经》翻译巴利文《法句经》。
如上所述，法句是作为佛陀言教传颂的。佛陀创建佛教，教导弟子遵行“八正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指引人们过正当的生活，因而其教法具有浓厚的伦理性质，其教化众人的法句也就贯穿伦理精神，包括不少人生哲理、道德训诫，内容丰富且接近人生实际。在表述方面，虽然用的是偈颂体，但却又传达出循循善诱的语气文情，又多使用比喻、形容，让人明白易懂。汉语译文则像是风格独特的通俗诗。例如维祇难等所出《法句经》卷上第一“无常品”，是讲“无常”义的，计二十一个偈，开头的七个偈是：
无常品者，悟欲昏乱，荣命难保，唯道是真。睡眠解悟，宜欢喜思，听我所说，撰记佛言：所行非常，谓兴衰法，夫生辄死，此灭为乐。譬如陶家，埏埴作器，一切要坏，人命亦然;如河驶流，往而不返，人命如是，逝者不还;譬人操杖，行牧食牛，老死犹然，亦养命去;千百非一，族姓男女，贮聚财产，无不衰丧……
这里讲说“无常”道理用了陶家作器、河流不返、养牛必死、聚财必丧等比喻，而表达内容关键的是第三个偈：“所行非常，谓兴衰法，夫生辄死，此灭为乐。”这即是本文开头引述的“无常偈”多种译文的一种。 称为“法句”，当然要阐明佛法又诱导人信仰佛法的。直接表达这样观念的如《法句经》里《教学品》的两个偈：
若人寿百岁，邪学志不善，不如生一日，精进受正法。
若人寿百岁，奉火修异术，不如须臾顷，事戒者福称。
这里所谓“教学”是指佛法修习;“邪学”指外道;“奉火”指婆罗门教，婆罗门教的天启祭奉祀“三火”：家主火、供养火、祖先祭火;萨摩祭则祭火神。这两个偈是要人精进努力，修习正法、持戒。又如《多闻品》的两个偈，所谓“多闻”也是指多闻佛法：
斫创无过忧，射箭无过愚，是壮莫能拔，惟从多闻除。
盲从是得眼，暗者从得烛，亦导世间人，如目将无目。
这先是用“斫创”、“射箭”来比喻，说优异的技能是通过“多闻”得到的;接着连用盲人和处在暗处的人作比喻，最后说“多闻”会引导世间人，就像有眼的人引导盲人。
再看伦理色彩突出的，《恶行品》里的一段：
莫轻小恶，以为无殃，水滴虽微，渐盈大器。凡罪充满，以小积成。
莫轻小善，以为无福，水滴虽微，渐盈大器。凡福充满，从纤维积。这也是利用水滴盈器作比喻，教导止恶扬善不要轻视小处，要从小处做起。又《明哲品》里的一个偈：
智人知动摇，譬如沙中树，朋友志未强，随色染其素。这是讲交友之道的，用了两个比喻：沙地上的树会动摇，纯白的绢容易染色，告诫交友需要谨慎。上述这样的偈当然意在教化，但其内容通于世间伦理，具有普世意义，又可看做是具有普遍教育意义的格言。
如上所述《法句譬喻经》和《出曜经》的行文是散体长行和韵文偈颂相结合的。生动有趣的故事和富于训诫意义的偈颂相配合，能够发挥更好的宣教效果。举一个例子。
《明哲品》里有个故事说，曾经有个二十岁的梵志（本意指外道，引申为一般的修道者）很有才能，事无大小，过目则能，发誓要掌握天下所有技艺;于是外出游学，无师不造访，人间之事无不通达;游行各国，从弓师学制角弓，从船师学习驾船，从殿匠学建宫殿，天才聪明，技艺皆胜于师;然后周行天下十六大国，与人较量技能，无敢应者，自心很骄傲：“天地之间，谁有胜我者？”佛在祇洹精舍，遙见此人应可化度：
佛以神足化作沙门，拄杖持钵在前而来。梵志由来国无道法，未见沙门，怪是何人，须至当问。须臾来到，梵志问曰：“百王之则，未见君辈，衣裳制度无有此服，宗庙异物不见此器，君是何人，形服改常也？”沙门答曰：“吾调身人也。”复问：“何谓调身？”于是沙门因其所习而说偈言：
弓匠调角，水人调船，巧匠调木，智者调身。
譬如厚石，风不能移，智者意重，毁誉不倾;
譬如深渊，澄静清明，慧人闻道，心净欢然。
于是沙门说此偈已，身升虚空，还现佛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光明洞达，照耀天地，从虚空来下，谓其人曰：“吾道德变化，调身之力也。”于是其人五体投地，稽首问曰：“愿闻调身，其有要乎。”佛告梵志：“五戒、十善、四等、六度、四禅、三解脱，此调身之法也。夫弓、船、木匠，六艺奇术，斯皆绮饰华誉之事，荡身纵意、生死之路也。”梵志闻之，欣然信解，愿为弟子。佛言：“沙门，善来！”须发自堕，即成沙门。佛重为说四谛、八解之要，寻时即得阿罗汉道。
所谓“调身”谓教化人学佛。这个故事是说，对于人来说，人间所有技艺都比不上佛法高超，只有用佛法的“五戒”、“十善”等来教化人，才能够得到解脱，达到“阿罗汉”境界。这中间的四个偈，照应前面梵志学做角弓，学习驾船，说明修习佛法比所有的人间技艺都重要，都有教益。
偈颂对中国文学体裁的影响
偈颂和《法句经》在中国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中发挥作用，对历代民众精神生活造成影响，这是佛教史、思想史的课题，这里不拟叙说。以下只就它们对于推进中国文学创作体制方面的作用略加说明。
就汉译偈颂体制而言，这是内容基本是说理的、多用譬喻手法的、句数字数整齐的韵文作品。从整体艺术水平看，不能严格遵循中国传统诗歌格律，句法、用语也尚欠通顺畅达。它们从外语翻译过来，表述的又是不同文化体系的思想内容，这些缺陷不可避免。而从另一方面看，这些译文又大体是相对浅俗的，体现特有的拙朴色彩，又带有“天然西域之语趣”，因而可看做是一种风格独特的通俗诗、说理诗。这些作品的写法首先直接影响中国佛教诗歌创作，包括僧人和习佛者的作品。僧人作品多有用偈颂体的，僧人往往把自己写的诗称为偈。
禅宗兴起，禅僧“以诗明禅”，所写禅偈，绕路说禅，也明显对于外来翻译的《法句经》偈颂写法有所借鉴，当然也有所发展。禅诗的研究是另一个课题。本专栏或有机会专门加以讨论。
偈颂又影响到世俗诗人的创作。早期的如谢灵运，这是历史上第一位显示佛教影响诗歌创作的诗人。他的《无量寿佛颂》：
法藏长王宫，怀道出国城。
愿言四十八，弘誓拯群生。
净土一何妙，来者皆清英。
颓年欲安寄，乘化好晨征。
唐代的白居易习佛好禅，他的《读禅经》诗：
须知诸相皆非相，若住无余却有余。
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
空花岂得兼求果，物焰如何更觅鱼。
摄动是禅禅是动，不禅不动即如如。
这是相当典型的翻译“法句”的风格和写法。宋人习禅者多，有更多的人以偈为诗，包括苏轼、黄庭坚等大诗人，对“法句”的借鉴也十分明显。如苏轼的《赠东林总长老》：
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
夜来四万八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如此利用比喻手法行议论正是《法句经》写法的特征。又：
乃知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若人了此言，地狱自破碎。这篇题目就直接叫做《地狱变相偈》。他的诗里类似偈颂的句子不少。如“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芍药樱桃俱扫地，鬓丝禅榻两忘机”（《来书云近看此书余未尝见也》）、“出本无心归亦好，白云还是望云人”（《和文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望云楼》）、“太山秋毫两无穷，巨细来出相形中”（《轼在颍州与赵德麟……》）等等，都如偈如颂。扩展开来说，宋人诗重理致，“以文为诗”，其写法和风格也接受了佛教偈颂包括《法句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许理和在其名著《佛教征服中国》里曾提出：
佛教曾是外来文学之影响的载体，因此，我们还应更多地关注它对中国俗文学所造成的影响。“法句”之类偈颂体作品直接被借鉴的还有流传民间的通俗诗创作。具有代表性的当数唐代的王梵志诗和寒山诗。从写作风格、手法看，这两部分作品都不会出自一人之手;其内容庞杂，内容也不全是佛教的;但从体制看，大多数作品绝似“法句”之类偈颂。不过参与写作的当是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僧、俗作者，因此其造句置词、谋篇成章都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比较早期翻译的拙朴的“法句”通达顺畅多了。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