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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清末的传统教育，国人一方面不愿意提及那个积贫积弱备受列强欺凌时代中的科举制度和科举考试，另一方面又会自觉不自觉地借此来衡量中国近代教育、社会乃至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体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和悖论。清末西学教育作为传统教育的对立物出现，对近代中国有极大的影响，人们怎么认识和汲取它，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历程。那么在传统教育视阈下的西学教育为何物，清末西学教育在强大的传统教育势力下又如何扎根于中国社会是个值得讨论和研究的题目。
丁家立的学堂规划书与中国第一所大学的建立
从事教育史、外交史、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人对美国人丁家立并不陌生，其原名Charles Daniel Tenney，教育家、政治家和外交家，曾在华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国立大学，协助清末重臣袁世凯构建了直隶省的教育体系，其后又作为美国在华的外交人士活跃于清末民初的风起云涌之中。他在华的功绩被有些学者认为，“应当名列他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百人榜”，以彰显其“在中国教育和外交现代化的主战场上处于风口浪尖”位置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而教育和外交的现代化恰恰是“中国近代从帝国向共和过渡时期的两大主要改革议程”。
其实，丁家立最初来华的身份并不是教育使者，而是一名神职人员，1878年毕业于美国达特茅斯大學，1882年在欧柏林学院的神学院获得神学硕士。此前，欧柏林学院正式获得全美海外传教士委员会的承认，由美国公理会设立一个特别项目专门向中国山西地区派遣传教士。随后，欧柏林大学的毕业生组成了小分队，到以山西太谷为中心的附近区域传教。在当年赫赫有名的Oberlin College Shanxi Band中，丁家立就是其中的先锋之一。
丁家立第一次来华，落脚山西。“1882年，我怀着一生奉献上帝，传教异域的初衷启程前往中国，同行的还有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事，我们一起进入中国的腹地。这是一个长达十天的旅途，穿越崇山峻岭进入山西中部，在那里建立我们的传教点。”然而在中国传教绝非易事。中国下层百姓对宗教抱有现实功利的态度，上层统治者对宗教有驾驭驱使之欲望，且基督教是伴随着洋人的舰船大炮抵达中国的，即使是新教徒在传教布道的同时也推行扫盲和禁吸鸦片等社会责任，这一切也无法排解中国人对其自然产生的抵制情绪，且处于腹地的山西更是相对闭锁在中西文化交流上所持的态度相对保守，加之初出茅庐的传教青年对未来困难缺乏思考和准备，以致语言不通而导致传教只得依靠当地请翻译的局面也持续了很久。1886年，丁家立离开山西，远赴天津。
当时的天津可谓清末北洋大臣的行政中心，李鸿章常年坐镇于此，天津以北方名港和工业重镇傲视群侪，“成为封疆之首”。丁家立到天津不久就建立了自己的学堂，讲授英文、中文、数学和初级科学。其间清末名臣李鸿章邀请他到署衙做其子孙的家庭教师。此事，“对我本人来说有着得天独厚的好处，我逐渐结识了大批当时权倾朝堂的官员，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利用这种关系，我得以在大清帝国的改革与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与影响”。他眼中的李鸿章代表的并不是日趋没落的清廷，而是即将崛起的中国。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战败，李鸿章离职天津，其坚定的幕僚天津海关道盛宣怀要丁家立停办自己的学堂，建立一个政府大学（Government University），作为国家的第一次尝试。丁家立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一份缜密和系统的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的规划书。在规划书中，准备建设的这所大学被称为Tientsin University，是一所兼具本科和预科的研习西学的大学。他始终认为，建立一个兼具本科和预科，讲习各种专业的完整统一的大学，才能使其施展抱负。他清楚地知晓，新教传教士已经在中国各地开办了学校，其中成功的典范在办学方针和课程设计方面都尽量贴近中国传统的儒学学府。然而他并不想如此，他延续着自己从前办西学的经验，抵制来自外界的各种质疑。
依照这份规划书，丁家立、盛宣怀等人深入研商细情，完成了《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中奏定的《头等学堂章程》和《二等学堂章程》， 并依此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美式大学”，这所学校是“中国新教育的发端和支柱”。依照《章程禀》中的说明“所有学堂事务， 任大责重， 必须遴选深通西学体用之员总理， 方不致有名无实， 拟订请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对于丁家立而言，这所学校的建立并不仅仅标志着其已经站在了中国教育的顶峰，更标志着其踏入了清末政治的纷争。“从那时起，我就正式进入中国官场，并成为改革派的一员。当时，这一切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主张改革的进步官员真诚地支持我，另一方面，守旧和保守阵营对我恨之入骨。”
丁家立在中国的西学教育实践
丁家立在最初规划中准备设立工程学、电学、矿务学、机器学和律例（法科）五个学门，正式开办时减为工程、矿冶、机械和律例四学门，组建了以外国教习为核心的教职团队。头等学堂拟聘洋人教习5名，主讲工程学、算学、格物学、化学、矿物机器学、地学、机器学、绘图学、律例学等；华人教习汉文2名；华人教习洋文6名。二等学堂拟聘洋文华人教习8名，汉文华人教习4名。学堂的一切设置皆以美国著名学府哈佛、耶鲁为蓝图，所需图书、标本、仪器、实验器材都尽量从美国购置，对具有世界理工权威的学术期刊常保持一百余种，促使西方教育界把北洋大学列入世界名校之列。客观地说，丁家立在规划书中对北洋大学堂的设想还是基本上迎合了清政府的需求，在规划书中开列的学习内容也基本符合清末现代化进程中对人才的需求。此时的丁家立骨血里依旧是美国海外服务精英，但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大清帝国龙旗下的实践者了。
丁家立与李鸿章的密切关系有力地推动了丁家立的办学实践。“我所创办的学校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小有名气，我当然颇为自得，这都是因为李鸿章大人。而且我深知，只要他继续扶持，我们的学校还会不断壮大。我的新职位赋予我的最大好处就是我有了更多接触李鸿章的机会。”这表明了当时西学在中国社会传播的一种特殊途径，这样的背景必然造成日后西学在中国嬗变和传播的障碍所在。 而此时的传统教育已经无法实现强国御辱的自强目的，从1861年开始，“自强”是人们希望的一种新政策，“以应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所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变化”。“自强”逐渐成为清朝新对外政策的基点和组成部分。以光绪皇帝为首的清廷诏准了曾国藩、李鸿章先后奏请的各项举措。中日甲午海战被普遍认为是盛宣怀提议在天津建立北洋大学堂的重要缘由。其实，创办学校的动议要远远早于此，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创办学堂的奏折中存在着较强的任务明示，“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求才之道以设立学堂为先”。建立北洋大学堂是基于丁家立在中国兴办西式教育的实践，同时也是对此前中国办西式学堂经验的一种扬弃。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办什么样的西学学堂，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才是丁家立建学堂的过人之处，也是学堂能够持续的生存之道。从前的西学培养的是初级的技术人员，无法从事管理以及深度的技术革新，使得从事实际管理的多为清朝官僚，这些人不通西洋技术，因此，管理只能是形式上的，也无法领导技术创新和改革。北洋大学堂要培养的就是那些既通晓西学又能引导技术创新改革从而将洋务本土化的领导管理人才，这一点可以从北洋大学堂培养的毕业生的去向上获得证明。
然而此时科举未停，在校学生意志不坚，或因科举退学，或因科举耽误课业被开除，无法安心完成这四年的学习，学堂的发展一直遭受科举考試的种种羁绊。西学的教育成果在当时的社会直接服务于洋务运动，谈不上触及旧教育的根基。中国传统上的重理义轻技术的思想也在或多或少地发挥着抵制作用。同时，中西思想及传统的深层矛盾差异在众多办学实践中也有所体现，办学者必小心而为之。可以说，北洋大学堂的建立在形式上不难，而面临的核心思想冲突是非常大的，这所学校在冲破中国人传统教育和传统思想意识上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但是应该客观地看到，虽然许多教育措施开风气之先，令全国瞩目，但此时的西学教育无法完全撼动以科举制为中心的教育体制。
西学学堂在政治上倾向于改革维新派，曾经一度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作为实际馆主与严复等人创办《国闻报》，成为北方宣扬维新思想的一盏明灯，外洋稿件的译稿也多出自北洋大学堂学生之手。当顽固派反扑的时候，学堂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伤害。清廷中的极端保守势力获得政府实权，保守派对新式学堂的态度为“必先铲除之而后快”。随后义和团运动爆发，丁家立把学生武装起来，成立了大学自卫队。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对所有他们认为和中国有一星半点联系的人和物必催之而后快，在此情形下，我不得不解散大学”。丁家立并没有像多数外国人那样离开中国。
政局安定后，清政府关于全方位的新式学习系统的法规开始实施，诏令所有在西学堂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文人学士担任教师，旧式体制下的学堂学生全部被编入西式新学堂。丁家立立即恢复了教学，使北洋大学堂重新走上正轨在天津西沽复校，同时参与在直隶全省建立起了教育体系。现代化的学校体系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由于缺乏受过专业训练的师资队伍，整个体系的运作尚未完善，效率不够高。然而，日积月累，年复一年，西学真正的效益不断地显示出来。
丁家立的大学精神与文化，正是建设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的核心内容
中国并不是一个忽视教育的国家。与此相反，在人类文明长河中，中国的学校出现得最早。而崇文的风气使偏于学理的学者们历来处于社会的高位，这一点对中国影响至深至巨，至今无与伦比。科举制度确立，千载以降，绵延不绝。其原因首先在于科举制度隐含着中国文明的宏大理想，它是千百年来中华文明得以传承的重要因素。继而，科举取士旨在为政府广为延揽胸怀报国之志，才能出众的学者文人。如果以现代的观点反思科举制度，其优点在于寒门可以出贵子，其缺点在于过分看重文字能力，而低估实际执政和工作的能力。以中国古代典籍为基础的传统教育，其实质内容为伦理。所以传统学说多以伦理为中心，讨论伦理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和在政府事务中的实际应用，伦理以外尚有诸多思想范畴，旧式中国教育对此鲜有涉猎，呈现出过于狭隘的特征。
以北洋大学堂为代表的西学教育得以在中国生根，与丁家立的教育实践密切相关。丁家立在华30年的传教、办学、外交经历，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丁家立在推广西学上所做的贡献，“丁博士乃首先创办新教育之人，北洋乃其首创者故于中国教育界有极大之功”。丁家立在中国的教育实践可谓困难重重，险象环生，其在中国教育领域取得的成果并不是按部就班就可以得到，而是来自其个人具有的强大创新精神，对中西教育超乎寻常的思维能力和坚定的行动力，在规划书中他做到了整合好中外能够动用的所有资源制定了在古老中国建立西学教育的充满挑战的目标。此外，危机意识也是丁家立成功的教育实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面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吸收和同化能力，在反思中世纪基督教社团和开封犹太人在中国传教的前车之鉴后，丁家立思考自己的教育实践如外来的溪流一旦汇入浩如烟海的中国人如何能够遭受灭顶，保持失去自身的特点。因此，他真正做到了“洞察20世纪初中国领导者内心的希望和恐惧”，在教育实践中做到“为国尽力”，这也使得他在中国的西学教育实践得以保全。
清末中国国力微弱，希冀能够采取各种措施限制外国的炮舰铁蹄对古老文明的冲击，在如此环境下，丁家立在中国仿照美国大学的模式创办大学堂的西学实践可谓艰辛异常。如果以美国大学为标准来审视当年丁家立以哈佛和耶鲁大学为蓝本建立的北洋大学堂，也许后者在很多层面无法实现尽善尽美，但是这样的教育实践能够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并保存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深究其取得成功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丁家立的教育实践能够符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迎合了当时清政府的国家政策取向。纵观世界历史，英国、德国、美国等众多国家的大学发展都离不开国家政策取向。时至今日，我们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探求中，将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和国家的政策取向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丁家立扎根中国大地办西式大学的教育实践，势必要服务于清政府的需求，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不同于西式大学的大学精神与文化，而这也正是眼下我们建设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的核心内容。人作为能够引导大学精神和促进大学文化形成的主体，其作用不可小觑，办学者一如丁家立要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准确的自身定位，才有可能“扎根祖国的大地办大学”，服务于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发展。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天津大学档案馆编研部主任、副研究馆员。）
丁家立的学堂规划书与中国第一所大学的建立
从事教育史、外交史、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人对美国人丁家立并不陌生，其原名Charles Daniel Tenney，教育家、政治家和外交家，曾在华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国立大学，协助清末重臣袁世凯构建了直隶省的教育体系，其后又作为美国在华的外交人士活跃于清末民初的风起云涌之中。他在华的功绩被有些学者认为，“应当名列他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百人榜”，以彰显其“在中国教育和外交现代化的主战场上处于风口浪尖”位置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而教育和外交的现代化恰恰是“中国近代从帝国向共和过渡时期的两大主要改革议程”。
其实，丁家立最初来华的身份并不是教育使者，而是一名神职人员，1878年毕业于美国达特茅斯大學，1882年在欧柏林学院的神学院获得神学硕士。此前，欧柏林学院正式获得全美海外传教士委员会的承认，由美国公理会设立一个特别项目专门向中国山西地区派遣传教士。随后，欧柏林大学的毕业生组成了小分队，到以山西太谷为中心的附近区域传教。在当年赫赫有名的Oberlin College Shanxi Band中，丁家立就是其中的先锋之一。
丁家立第一次来华，落脚山西。“1882年，我怀着一生奉献上帝，传教异域的初衷启程前往中国，同行的还有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事，我们一起进入中国的腹地。这是一个长达十天的旅途，穿越崇山峻岭进入山西中部，在那里建立我们的传教点。”然而在中国传教绝非易事。中国下层百姓对宗教抱有现实功利的态度，上层统治者对宗教有驾驭驱使之欲望，且基督教是伴随着洋人的舰船大炮抵达中国的，即使是新教徒在传教布道的同时也推行扫盲和禁吸鸦片等社会责任，这一切也无法排解中国人对其自然产生的抵制情绪，且处于腹地的山西更是相对闭锁在中西文化交流上所持的态度相对保守，加之初出茅庐的传教青年对未来困难缺乏思考和准备，以致语言不通而导致传教只得依靠当地请翻译的局面也持续了很久。1886年，丁家立离开山西，远赴天津。
当时的天津可谓清末北洋大臣的行政中心，李鸿章常年坐镇于此，天津以北方名港和工业重镇傲视群侪，“成为封疆之首”。丁家立到天津不久就建立了自己的学堂，讲授英文、中文、数学和初级科学。其间清末名臣李鸿章邀请他到署衙做其子孙的家庭教师。此事，“对我本人来说有着得天独厚的好处，我逐渐结识了大批当时权倾朝堂的官员，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利用这种关系，我得以在大清帝国的改革与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与影响”。他眼中的李鸿章代表的并不是日趋没落的清廷，而是即将崛起的中国。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战败，李鸿章离职天津，其坚定的幕僚天津海关道盛宣怀要丁家立停办自己的学堂，建立一个政府大学（Government University），作为国家的第一次尝试。丁家立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一份缜密和系统的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的规划书。在规划书中，准备建设的这所大学被称为Tientsin University，是一所兼具本科和预科的研习西学的大学。他始终认为，建立一个兼具本科和预科，讲习各种专业的完整统一的大学，才能使其施展抱负。他清楚地知晓，新教传教士已经在中国各地开办了学校，其中成功的典范在办学方针和课程设计方面都尽量贴近中国传统的儒学学府。然而他并不想如此，他延续着自己从前办西学的经验，抵制来自外界的各种质疑。
依照这份规划书，丁家立、盛宣怀等人深入研商细情，完成了《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中奏定的《头等学堂章程》和《二等学堂章程》， 并依此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美式大学”，这所学校是“中国新教育的发端和支柱”。依照《章程禀》中的说明“所有学堂事务， 任大责重， 必须遴选深通西学体用之员总理， 方不致有名无实， 拟订请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对于丁家立而言，这所学校的建立并不仅仅标志着其已经站在了中国教育的顶峰，更标志着其踏入了清末政治的纷争。“从那时起，我就正式进入中国官场，并成为改革派的一员。当时，这一切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主张改革的进步官员真诚地支持我，另一方面，守旧和保守阵营对我恨之入骨。”
丁家立在中国的西学教育实践
丁家立在最初规划中准备设立工程学、电学、矿务学、机器学和律例（法科）五个学门，正式开办时减为工程、矿冶、机械和律例四学门，组建了以外国教习为核心的教职团队。头等学堂拟聘洋人教习5名，主讲工程学、算学、格物学、化学、矿物机器学、地学、机器学、绘图学、律例学等；华人教习汉文2名；华人教习洋文6名。二等学堂拟聘洋文华人教习8名，汉文华人教习4名。学堂的一切设置皆以美国著名学府哈佛、耶鲁为蓝图，所需图书、标本、仪器、实验器材都尽量从美国购置，对具有世界理工权威的学术期刊常保持一百余种，促使西方教育界把北洋大学列入世界名校之列。客观地说，丁家立在规划书中对北洋大学堂的设想还是基本上迎合了清政府的需求，在规划书中开列的学习内容也基本符合清末现代化进程中对人才的需求。此时的丁家立骨血里依旧是美国海外服务精英，但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大清帝国龙旗下的实践者了。
丁家立与李鸿章的密切关系有力地推动了丁家立的办学实践。“我所创办的学校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小有名气，我当然颇为自得，这都是因为李鸿章大人。而且我深知，只要他继续扶持，我们的学校还会不断壮大。我的新职位赋予我的最大好处就是我有了更多接触李鸿章的机会。”这表明了当时西学在中国社会传播的一种特殊途径，这样的背景必然造成日后西学在中国嬗变和传播的障碍所在。 而此时的传统教育已经无法实现强国御辱的自强目的，从1861年开始，“自强”是人们希望的一种新政策，“以应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所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变化”。“自强”逐渐成为清朝新对外政策的基点和组成部分。以光绪皇帝为首的清廷诏准了曾国藩、李鸿章先后奏请的各项举措。中日甲午海战被普遍认为是盛宣怀提议在天津建立北洋大学堂的重要缘由。其实，创办学校的动议要远远早于此，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创办学堂的奏折中存在着较强的任务明示，“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求才之道以设立学堂为先”。建立北洋大学堂是基于丁家立在中国兴办西式教育的实践，同时也是对此前中国办西式学堂经验的一种扬弃。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办什么样的西学学堂，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才是丁家立建学堂的过人之处，也是学堂能够持续的生存之道。从前的西学培养的是初级的技术人员，无法从事管理以及深度的技术革新，使得从事实际管理的多为清朝官僚，这些人不通西洋技术，因此，管理只能是形式上的，也无法领导技术创新和改革。北洋大学堂要培养的就是那些既通晓西学又能引导技术创新改革从而将洋务本土化的领导管理人才，这一点可以从北洋大学堂培养的毕业生的去向上获得证明。
然而此时科举未停，在校学生意志不坚，或因科举退学，或因科举耽误课业被开除，无法安心完成这四年的学习，学堂的发展一直遭受科举考試的种种羁绊。西学的教育成果在当时的社会直接服务于洋务运动，谈不上触及旧教育的根基。中国传统上的重理义轻技术的思想也在或多或少地发挥着抵制作用。同时，中西思想及传统的深层矛盾差异在众多办学实践中也有所体现，办学者必小心而为之。可以说，北洋大学堂的建立在形式上不难，而面临的核心思想冲突是非常大的，这所学校在冲破中国人传统教育和传统思想意识上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但是应该客观地看到，虽然许多教育措施开风气之先，令全国瞩目，但此时的西学教育无法完全撼动以科举制为中心的教育体制。
西学学堂在政治上倾向于改革维新派，曾经一度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作为实际馆主与严复等人创办《国闻报》，成为北方宣扬维新思想的一盏明灯，外洋稿件的译稿也多出自北洋大学堂学生之手。当顽固派反扑的时候，学堂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伤害。清廷中的极端保守势力获得政府实权，保守派对新式学堂的态度为“必先铲除之而后快”。随后义和团运动爆发，丁家立把学生武装起来，成立了大学自卫队。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对所有他们认为和中国有一星半点联系的人和物必催之而后快，在此情形下，我不得不解散大学”。丁家立并没有像多数外国人那样离开中国。
政局安定后，清政府关于全方位的新式学习系统的法规开始实施，诏令所有在西学堂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文人学士担任教师，旧式体制下的学堂学生全部被编入西式新学堂。丁家立立即恢复了教学，使北洋大学堂重新走上正轨在天津西沽复校，同时参与在直隶全省建立起了教育体系。现代化的学校体系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由于缺乏受过专业训练的师资队伍，整个体系的运作尚未完善，效率不够高。然而，日积月累，年复一年，西学真正的效益不断地显示出来。
丁家立的大学精神与文化，正是建设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的核心内容
中国并不是一个忽视教育的国家。与此相反，在人类文明长河中，中国的学校出现得最早。而崇文的风气使偏于学理的学者们历来处于社会的高位，这一点对中国影响至深至巨，至今无与伦比。科举制度确立，千载以降，绵延不绝。其原因首先在于科举制度隐含着中国文明的宏大理想，它是千百年来中华文明得以传承的重要因素。继而，科举取士旨在为政府广为延揽胸怀报国之志，才能出众的学者文人。如果以现代的观点反思科举制度，其优点在于寒门可以出贵子，其缺点在于过分看重文字能力，而低估实际执政和工作的能力。以中国古代典籍为基础的传统教育，其实质内容为伦理。所以传统学说多以伦理为中心，讨论伦理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和在政府事务中的实际应用，伦理以外尚有诸多思想范畴，旧式中国教育对此鲜有涉猎，呈现出过于狭隘的特征。
以北洋大学堂为代表的西学教育得以在中国生根，与丁家立的教育实践密切相关。丁家立在华30年的传教、办学、外交经历，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丁家立在推广西学上所做的贡献，“丁博士乃首先创办新教育之人，北洋乃其首创者故于中国教育界有极大之功”。丁家立在中国的教育实践可谓困难重重，险象环生，其在中国教育领域取得的成果并不是按部就班就可以得到，而是来自其个人具有的强大创新精神，对中西教育超乎寻常的思维能力和坚定的行动力，在规划书中他做到了整合好中外能够动用的所有资源制定了在古老中国建立西学教育的充满挑战的目标。此外，危机意识也是丁家立成功的教育实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面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吸收和同化能力，在反思中世纪基督教社团和开封犹太人在中国传教的前车之鉴后，丁家立思考自己的教育实践如外来的溪流一旦汇入浩如烟海的中国人如何能够遭受灭顶，保持失去自身的特点。因此，他真正做到了“洞察20世纪初中国领导者内心的希望和恐惧”，在教育实践中做到“为国尽力”，这也使得他在中国的西学教育实践得以保全。
清末中国国力微弱，希冀能够采取各种措施限制外国的炮舰铁蹄对古老文明的冲击，在如此环境下，丁家立在中国仿照美国大学的模式创办大学堂的西学实践可谓艰辛异常。如果以美国大学为标准来审视当年丁家立以哈佛和耶鲁大学为蓝本建立的北洋大学堂，也许后者在很多层面无法实现尽善尽美，但是这样的教育实践能够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并保存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深究其取得成功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丁家立的教育实践能够符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迎合了当时清政府的国家政策取向。纵观世界历史，英国、德国、美国等众多国家的大学发展都离不开国家政策取向。时至今日，我们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探求中，将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和国家的政策取向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丁家立扎根中国大地办西式大学的教育实践，势必要服务于清政府的需求，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不同于西式大学的大学精神与文化，而这也正是眼下我们建设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的核心内容。人作为能够引导大学精神和促进大学文化形成的主体，其作用不可小觑，办学者一如丁家立要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准确的自身定位，才有可能“扎根祖国的大地办大学”，服务于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发展。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天津大学档案馆编研部主任、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