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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人说深圳没地标，深圳人说：有！
城市地标是指城市中最广为人知、在空间上具有重要标识作用的建筑物。当10个新老深圳人被问到深圳地标时，却给出了10个迥异的答案：深圳国贸大厦、地王大厦、平安金融中心、招商银行大厦、深圳市民中心、罗湖口岸、购物公园、世界之窗、南山科技园、腾讯滨海大厦……
这无法说明深圳地标多，只能说明当地人因为生活背景、代际和知识构成的差异，对地标产生了不同的理解。然而，来到深圳的外地人却很难说出深圳地标是什么，包括那些来过深圳很多次的人。
上面罗列出来的10个建筑，仅仅是深圳某一个区域的地标，或者仅仅是深圳本地人心中能代表深圳的地标。它们有的承载了老深圳人的特区记忆，有的丰富了深圳年轻人的休闲生活，有的是每日跨越深港的上班族的重要交通节点。虽然这些建筑都和深圳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但深圳似乎缺乏一个外形足够独特，而且又能承载整个城市精神的建筑，一个在深圳市民、广东省乃至全国人民心中有着统一认知的地标。
要成为地标，光有外形和高度远远不够
深圳拥有的摩天大楼数量仅次于上海（不计香港），排行中国第二，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已经成了深圳鲜明的城市特征。福田CBD就像城市的磁场核心，吸引了传媒集团、大型银行、政府服务机关和电子信息创新企业等众多公司在这里建起体量巨大的总部大楼。
和深圳“爬楼党”朋友一起站在平安金融中心最顶层时，他用手电筒为我示意脚下建筑的名字。
白光打在平安金融中心脚下高度不过百米、有着波浪曲线屋顶的建筑上。他说，这也是深圳的地标性建筑：深圳市民中心。相信朋友口中的这个集政府办公和市民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鲜少在大家的记忆中停驻，更遑论将其视为地标，这不由令人再度审视地标的定义和衡量尺度。
土耳其诗人纳乔姆·希克梅曾说过：“人的一生中有两样东西永远不会忘记，一个是母亲的脸庞，而另一个是城市的面貌。”无论是从物质功能还是精神需求来说，一个城市都需要完整的地标系统，好让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有归属感和认同感。
这里说的地标，不是房地产开发商最爱用的“绝版地段的城市地标”，而是指城市中位处要冲，让人_看便能定位空间和地方的建筑物。地标的外形要足够独特，更要有醒目的高度，才能从背景中突围而出，成为人们定位的标记和城市景观的第一印象。
然而仅有外形和高度是不够的，城市地标并不能和城市最高建筑或最出位设计建筑完全等同，它应该有着更丰富和深层的文化内涵。
深圳市民中心位处市中心福田区的中轴线上，有着如大鹏展翅般舒展的波浪形屋顶，以及嵌入屋顶的红色方塔和黄色圆塔。诚然，它的外表虽然独特，但并不出挑，高度也不及周围的摩天大厦，但它能成为一些深圳人心中的地标的原因在于它的文化功能。市民中心周围有图书馆、少年宫、音乐厅和中心书城等各种文化设施，书城门口的广场有很多卖艺的人，每天下午都很热闹，是深圳人进行文化活动的最佳场所。
深圳地标更迭之快全国罕见
深圳建城短短30余年，人们曾经赋予过很多建筑“地标”的头衔。从上世纪80年代领导人访问参观必至的国贸大厦，到90年代亚洲第一高楼地王大厦，到441.8米高的京基100大厦，再到刚刚封顶的600米高的平安国际金融中心，一座座代表深圳高度的地标建筑不断拔起，得到关注，再被另一座更高的大厦夺去光芒。除了国贸大厦和地王大厦这两个承载了深圳重要历史的建筑，其他被冠以地标的摩天大楼都只是以高度取得阶段性胜利，在城市精神层面却很难引起深圳人的共鸣。以深圳修建摩天大楼的速度，它们自然也会很快被未来的更高楼取代。
深圳人喜欢以高度决定地标，根本的原因是深圳还太年轻。在物质缺乏的年代，深圳人修建高楼、引入外资、研发电子产品，这让深圳在30年间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变化。但30年太短，还不足以让深圳人积淀出自己独有的城市文化，自然也就没有可以凝聚城市文化和特征的地标建筑。只有经过自然积淀和历史考验的地标，才能引起深圳人的广泛共鸣，以及全国范围内的认可。
上世纪80年代，深圳人把去国贸大厦顶层的旋转餐厅吃广式早茶当做神圣的梦想。只有西装革履的有钱人才能走进位于53层的旋转餐厅，一边享用美食，一边透过玻璃幕墙看深圳神话般的崛起过程。当时，深圳人均月工资不足200元，而在国贸大厦饱餐一顿要至少30元。近年来，曾经日日爆满的旋转餐厅已经走下高贵的神坛，虽然价格变得平易近人，但相比去国贸旋转餐厅吃中餐，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去国贸对面时髦的金光华广场吃饭和购物。
老深圳人的情感地标，年轻人却说“没感觉”
“如今年轻的深圳人，估计没有人知道‘大钟楼’是哪了。”邓友力感叹道。邓友力在1991年毕业后分配至深圳，对于当时刚刚二十出头的他来说，大钟楼几乎是最为重要的深圳地标，“每次约会碰头，大家问‘在哪见’，毫无疑问，答案一定是‘大钟楼’。”
邓友力口中的“大钟楼”，指的是华联大厦上的钟楼。上世纪80年代末华联大厦建成的时候，楼顶气派恢弘的大石英钟曾有“亚洲第一钟”的美誉。90年代，华联大厦商品价格低廉，旁边的爱华电子市场售卖着最新鲜时髦的BP机、收音机和随身听。由于“大钟楼”标志明显，周边商场众多，遂成为当时最受年轻人认可的地标。
建于1985年的国贸大厦之于老深圳人更难以忘却。彼时的国贸大厦，是最时髦的百货大楼，不仅货物齐全，还拥有全市唯一的免税店，只能用港币购物。邓友力当时就职于一家合资企业，每个月工资一半是人民币，一半是港币，每个月发了港币，他便会到国贸“血拼”一把。每天下班之后，邓友力也常骑着单车环绕国贸大厦，似乎看一眼这栋大厦也有了努力的斗志。
这样的历史性地标还有很多，例如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初，深圳人吃早点必去的老新安酒楼，80年代最上档次的商务酒店上海宾馆，以及八九_十年代外地朋友前来必须陪同前往购物的中英街。然而这些曾经和深圳市民生活紧紧相连的地标，却无法激起现在的深圳年轻人心中的涟漪。他们更喜欢把市中心的购物商场、酒吧街、通往香港的关口、甚至是公司所在的大厦和园区视作他们心目中的地标。 聊到沙头角中英街和国贸大厦这些老深圳人的情感地标时，2012年大学毕业后就来到深圳，在腾讯工作了3年的刘培只淡淡地说，“离我太远了，我在深圳三年就去过两次罗湖”。她在深圳房价疯涨前按揭了南山区一套小小的房子，作为在深圳扎根发展的决心和寄托。她工作所在的南山区科技园云集了腾讯和中兴这样如日中天的IT名企，她每天两点一线往返于南山区的小窝和腾讯大厦，周末和同事聚会也选择在南山区商业中心的海岸城。她骄傲地告诉我她心中的深圳地标是科技园内还在建的腾讯滨海大厦，这个现在连外墙都没有的未来腾讯总部。确实，对刘培来说，福田区CBD的摩天大楼在地理上离得太远，罗湖区的传统标志性建筑所承载的历史在时间上也隔得太久。
深圳的宝安区、南山区、福田区和罗湖区是东西走向狭长分布的，这种带状组团式的城市布局让各个行政区域各自具有发达的文化商业中心。这让刘培这样生活和工作都集中在一个行政区域的年轻人不再愿意“千里迢迢”地跨区域吃饭和购物。这些忙碌的新深圳人的生活范围就这样被切割和收窄，与工作有关的地点和聚会场所逐渐形成了他们对这个城市的情感认知。而那些曾经的深圳老地标，甚至从来就没有叩开过深圳新一代人的心门。
这个勤奋务实的城市，还需要集体崇拜式的地标吗？
“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是每个来到深圳的人印象最深的标语，遍布大街小巷。深圳是一座流动性的城市，是一座属于外来移民的城市，它的流动也像他们的血液一样，充满了闯劲和激情。比起按部就班的上班族，深圳这座城市似乎更欢迎那些有着“淘金”情结的冒险者。
对于1993年来深圳打拼的黑龙江人安杰来说，这是一个最适合年轻人前来奋斗的城市。原本他来到深圳“下海”只是为了赚够买一辆桑塔纳的钱，回老家开出租车。如今经过20年的拼搏奋斗，这方处于南粤大地的他乡早已成为了故乡。
安杰算了一笔账：即使是现在，在宝安区的任何一个地铁口，骑电单车拉货载人，一天收入就可以达到500元到600元，轻轻松松月入15000元。即便深圳房价继续上涨，他们也足以付得起首付。“深圳便是这样的城市，只要你肯吃苦，就一定可以扎根。”
确实，很多来这里工作和定居的深圳人关注的都是吃的饭、赚的钱、住的房和脚下的路。在这里，地标这一概念也变得更接地气，转换成了和衣食住行相关的场所。他们不愿意人云亦云地把最高摩天楼或者最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当成心目中的地标。现在的深圳人更愿意把这座城市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参考系视作地标，正因为如此，他们给出的答案才会大相径庭。
或许，这是一座并不需要地标的城市。在深圳这座日新月异的年轻都市中，只有实实在在的效率和成就才是很多深圳人努力的目标，而那些有着“中国第一高”、“华南第三高”、“深圳第一高”华丽头衔的地标们也仅仅是深圳人奋斗史中的配角和见证者。
（据中国国家地理）
城市地标是指城市中最广为人知、在空间上具有重要标识作用的建筑物。当10个新老深圳人被问到深圳地标时，却给出了10个迥异的答案：深圳国贸大厦、地王大厦、平安金融中心、招商银行大厦、深圳市民中心、罗湖口岸、购物公园、世界之窗、南山科技园、腾讯滨海大厦……
这无法说明深圳地标多，只能说明当地人因为生活背景、代际和知识构成的差异，对地标产生了不同的理解。然而，来到深圳的外地人却很难说出深圳地标是什么，包括那些来过深圳很多次的人。
上面罗列出来的10个建筑，仅仅是深圳某一个区域的地标，或者仅仅是深圳本地人心中能代表深圳的地标。它们有的承载了老深圳人的特区记忆，有的丰富了深圳年轻人的休闲生活，有的是每日跨越深港的上班族的重要交通节点。虽然这些建筑都和深圳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但深圳似乎缺乏一个外形足够独特，而且又能承载整个城市精神的建筑，一个在深圳市民、广东省乃至全国人民心中有着统一认知的地标。
要成为地标，光有外形和高度远远不够
深圳拥有的摩天大楼数量仅次于上海（不计香港），排行中国第二，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已经成了深圳鲜明的城市特征。福田CBD就像城市的磁场核心，吸引了传媒集团、大型银行、政府服务机关和电子信息创新企业等众多公司在这里建起体量巨大的总部大楼。
和深圳“爬楼党”朋友一起站在平安金融中心最顶层时，他用手电筒为我示意脚下建筑的名字。
白光打在平安金融中心脚下高度不过百米、有着波浪曲线屋顶的建筑上。他说，这也是深圳的地标性建筑：深圳市民中心。相信朋友口中的这个集政府办公和市民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鲜少在大家的记忆中停驻，更遑论将其视为地标，这不由令人再度审视地标的定义和衡量尺度。
土耳其诗人纳乔姆·希克梅曾说过：“人的一生中有两样东西永远不会忘记，一个是母亲的脸庞，而另一个是城市的面貌。”无论是从物质功能还是精神需求来说，一个城市都需要完整的地标系统，好让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有归属感和认同感。
这里说的地标，不是房地产开发商最爱用的“绝版地段的城市地标”，而是指城市中位处要冲，让人_看便能定位空间和地方的建筑物。地标的外形要足够独特，更要有醒目的高度，才能从背景中突围而出，成为人们定位的标记和城市景观的第一印象。
然而仅有外形和高度是不够的，城市地标并不能和城市最高建筑或最出位设计建筑完全等同，它应该有着更丰富和深层的文化内涵。
深圳市民中心位处市中心福田区的中轴线上，有着如大鹏展翅般舒展的波浪形屋顶，以及嵌入屋顶的红色方塔和黄色圆塔。诚然，它的外表虽然独特，但并不出挑，高度也不及周围的摩天大厦，但它能成为一些深圳人心中的地标的原因在于它的文化功能。市民中心周围有图书馆、少年宫、音乐厅和中心书城等各种文化设施，书城门口的广场有很多卖艺的人，每天下午都很热闹，是深圳人进行文化活动的最佳场所。
深圳地标更迭之快全国罕见
深圳建城短短30余年，人们曾经赋予过很多建筑“地标”的头衔。从上世纪80年代领导人访问参观必至的国贸大厦，到90年代亚洲第一高楼地王大厦，到441.8米高的京基100大厦，再到刚刚封顶的600米高的平安国际金融中心，一座座代表深圳高度的地标建筑不断拔起，得到关注，再被另一座更高的大厦夺去光芒。除了国贸大厦和地王大厦这两个承载了深圳重要历史的建筑，其他被冠以地标的摩天大楼都只是以高度取得阶段性胜利，在城市精神层面却很难引起深圳人的共鸣。以深圳修建摩天大楼的速度，它们自然也会很快被未来的更高楼取代。
深圳人喜欢以高度决定地标，根本的原因是深圳还太年轻。在物质缺乏的年代，深圳人修建高楼、引入外资、研发电子产品，这让深圳在30年间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变化。但30年太短，还不足以让深圳人积淀出自己独有的城市文化，自然也就没有可以凝聚城市文化和特征的地标建筑。只有经过自然积淀和历史考验的地标，才能引起深圳人的广泛共鸣，以及全国范围内的认可。
上世纪80年代，深圳人把去国贸大厦顶层的旋转餐厅吃广式早茶当做神圣的梦想。只有西装革履的有钱人才能走进位于53层的旋转餐厅，一边享用美食，一边透过玻璃幕墙看深圳神话般的崛起过程。当时，深圳人均月工资不足200元，而在国贸大厦饱餐一顿要至少30元。近年来，曾经日日爆满的旋转餐厅已经走下高贵的神坛，虽然价格变得平易近人，但相比去国贸旋转餐厅吃中餐，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去国贸对面时髦的金光华广场吃饭和购物。
老深圳人的情感地标，年轻人却说“没感觉”
“如今年轻的深圳人，估计没有人知道‘大钟楼’是哪了。”邓友力感叹道。邓友力在1991年毕业后分配至深圳，对于当时刚刚二十出头的他来说，大钟楼几乎是最为重要的深圳地标，“每次约会碰头，大家问‘在哪见’，毫无疑问，答案一定是‘大钟楼’。”
邓友力口中的“大钟楼”，指的是华联大厦上的钟楼。上世纪80年代末华联大厦建成的时候，楼顶气派恢弘的大石英钟曾有“亚洲第一钟”的美誉。90年代，华联大厦商品价格低廉，旁边的爱华电子市场售卖着最新鲜时髦的BP机、收音机和随身听。由于“大钟楼”标志明显，周边商场众多，遂成为当时最受年轻人认可的地标。
建于1985年的国贸大厦之于老深圳人更难以忘却。彼时的国贸大厦，是最时髦的百货大楼，不仅货物齐全，还拥有全市唯一的免税店，只能用港币购物。邓友力当时就职于一家合资企业，每个月工资一半是人民币，一半是港币，每个月发了港币，他便会到国贸“血拼”一把。每天下班之后，邓友力也常骑着单车环绕国贸大厦，似乎看一眼这栋大厦也有了努力的斗志。
这样的历史性地标还有很多，例如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初，深圳人吃早点必去的老新安酒楼，80年代最上档次的商务酒店上海宾馆，以及八九_十年代外地朋友前来必须陪同前往购物的中英街。然而这些曾经和深圳市民生活紧紧相连的地标，却无法激起现在的深圳年轻人心中的涟漪。他们更喜欢把市中心的购物商场、酒吧街、通往香港的关口、甚至是公司所在的大厦和园区视作他们心目中的地标。 聊到沙头角中英街和国贸大厦这些老深圳人的情感地标时，2012年大学毕业后就来到深圳，在腾讯工作了3年的刘培只淡淡地说，“离我太远了，我在深圳三年就去过两次罗湖”。她在深圳房价疯涨前按揭了南山区一套小小的房子，作为在深圳扎根发展的决心和寄托。她工作所在的南山区科技园云集了腾讯和中兴这样如日中天的IT名企，她每天两点一线往返于南山区的小窝和腾讯大厦，周末和同事聚会也选择在南山区商业中心的海岸城。她骄傲地告诉我她心中的深圳地标是科技园内还在建的腾讯滨海大厦，这个现在连外墙都没有的未来腾讯总部。确实，对刘培来说，福田区CBD的摩天大楼在地理上离得太远，罗湖区的传统标志性建筑所承载的历史在时间上也隔得太久。
深圳的宝安区、南山区、福田区和罗湖区是东西走向狭长分布的，这种带状组团式的城市布局让各个行政区域各自具有发达的文化商业中心。这让刘培这样生活和工作都集中在一个行政区域的年轻人不再愿意“千里迢迢”地跨区域吃饭和购物。这些忙碌的新深圳人的生活范围就这样被切割和收窄，与工作有关的地点和聚会场所逐渐形成了他们对这个城市的情感认知。而那些曾经的深圳老地标，甚至从来就没有叩开过深圳新一代人的心门。
这个勤奋务实的城市，还需要集体崇拜式的地标吗？
“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是每个来到深圳的人印象最深的标语，遍布大街小巷。深圳是一座流动性的城市，是一座属于外来移民的城市，它的流动也像他们的血液一样，充满了闯劲和激情。比起按部就班的上班族，深圳这座城市似乎更欢迎那些有着“淘金”情结的冒险者。
对于1993年来深圳打拼的黑龙江人安杰来说，这是一个最适合年轻人前来奋斗的城市。原本他来到深圳“下海”只是为了赚够买一辆桑塔纳的钱，回老家开出租车。如今经过20年的拼搏奋斗，这方处于南粤大地的他乡早已成为了故乡。
安杰算了一笔账：即使是现在，在宝安区的任何一个地铁口，骑电单车拉货载人，一天收入就可以达到500元到600元，轻轻松松月入15000元。即便深圳房价继续上涨，他们也足以付得起首付。“深圳便是这样的城市，只要你肯吃苦，就一定可以扎根。”
确实，很多来这里工作和定居的深圳人关注的都是吃的饭、赚的钱、住的房和脚下的路。在这里，地标这一概念也变得更接地气，转换成了和衣食住行相关的场所。他们不愿意人云亦云地把最高摩天楼或者最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当成心目中的地标。现在的深圳人更愿意把这座城市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参考系视作地标，正因为如此，他们给出的答案才会大相径庭。
或许，这是一座并不需要地标的城市。在深圳这座日新月异的年轻都市中，只有实实在在的效率和成就才是很多深圳人努力的目标，而那些有着“中国第一高”、“华南第三高”、“深圳第一高”华丽头衔的地标们也仅仅是深圳人奋斗史中的配角和见证者。
（据中国国家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