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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力的小儿子吴添从刑拘所出来，没有回家，径直去了发小钟不归的摩托修理店。吴大力在刑拘所郝所长的办公室办完手续走出门，不见了儿子的踪影，本来心里就窝着火，这下火就更大了。他朝刑拘所出口的岔路左右看了看，确定儿子已经先他离开，便骑上摩托，轰大了油门，经岔路出了山，回城。刑拘所离城三公里半，是一个人们不愿提及更不愿光顾的地方，凤城人不叫它刑拘所，而是直接叫三公里半。从三公里半往前走半公里，是以前枪毙死刑犯的地方，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四公里。凤城人骂不成器的孩子，往往说：你这个孽障，再这样非凡下去，恐怕是注定要去四公里的。
“非凡”在凤城人的嘴里，是忤逆不孝的意思，吴大力的小儿子吴添就很非凡。吴大力的老婆徐萍就经常骂吴添：花包谷，你是不是要去四公里。凤城人说的“花包谷”，其实和“杂种”的意思差不多。徐萍骂自己的儿子花包谷，其实也有责怪丈夫吴大力的意思，也就是说，儿子品行不端，是品种出了问题。徐萍一生气就骂儿子，从儿子五六岁时开始骂到二十多岁，后来儿子吴添就到了三公里半，离四公里只差了一点点。
吴大力在回家的途中，在轻工大楼下看见大儿子吴发扛着一个纸箱钻进一家五金店，便停了车，待他从店里走出来，问他：“看见你弟弟没？”
吴发见是老爹，忙拍拍身上的灰尘，对他说：“没看见，你不是去接他了？”
“这畜生，刚从里面出来，一转身就不见，我还以为到你这里来了。”
吴大力把摩托车停在轻工大楼一楼的电器商行旁边，上了锁，钻进吴发的面包车，往环城路上拐，他要吴发把他拖到钟不归的摩托修理店，他知道吴添出来后一定会去找钟不归。
吴发对吴大力说：“你还是别去了，让他在那里缓一缓，我保准他明天一定回家。”
吴大力说：“我不在乎他回不回家，也不希望他回家，我只想让他知道，他下次最好直接去四公里，免得我低三下四到处求人，我这张老脸早就没地方搁了。”
吴发减慢车速。他在后视镜里看到一辆摩托车从后面飞快地驶来，一个黄头发小子带着一个满脸抹得不成人样的女孩，按着喇叭唰地经过了他们。吴发说：“看见没老爹，吴添就是为了这女孩。”
吴大力没看清楚，但他知道小儿子吴添此次进了刑拘所，是因为一个叫“梅溪”的女孩。梅溪让两个男孩争风吃醋，各拉了几十号人在南门口打群架，被派出所民警抓获，送进刑拘所关了十五天。
吴发的面包车停在钟不归的修理店门口，吴大力迅速开了车门，几步就迈进店里。吴添正和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小青年坐在一个小火炉旁吃火锅，喝烧酒，几个人喝得脖子通红。见吴大力冲进来，其中一个半边脑袋留着长发的青年站起来，一只手把酒瓶举得老高，问：“干什么，不想活了？”
吴大力不管举着酒瓶的年轻人，而是绕过他的身子，走到背对他坐着的吴添面前。吴添看了他一眼，不说话，筷子还往锅里夹着什么。吴大力隔着火炉，“啪”的就是一耳光，大骂：“你狗日的翅膀真硬，从号里出来家也不回，来这里逍遥，我看你是想去四公里。”
吴添捂着脸，气愤地看着他，拿筷子的手举到半空又落下，嘴里只管大声地咆哮：“我去不去四公里你管得着吗，我被枪毙又与你何干？告诉你，你再扇一耳光试试，看我不打还你。”
吴发拉着弟弟的一只手，拼命地往外拽。吴大力还想过去再给他两下，被修摩托车的钟不归一把抱住。
钟不归说：“吴叔你听我说，我们就是知道添哥回来了，约几个朋友在这里喝喝酒，为他压压惊，这又不是什么违法乱纪的事，你干嘛动那么大的肝火？”
“还不违法乱纪，你们是要把人杀死在街上才完事？”吴大力没给钟不归好脸。钟不归有些生气，抱住吴大力的手就松开，说：“别我们我们的，就算杀人也是吴添一个人的事，别往我们身上赖！”
吴大力追到街上的时候，吴添已经被哥哥吴发用面包车带走了。吴大力边走边骂，一直骂到轻工大楼一楼的电器商行。骑上摩托，给老婆打了个电话，问吴添这兔崽子回家没有。电话那头很吵，听不清，知道妻子也没在家，就使劲摁了挂机键，轰上油门走了。
回到家，却不见大儿子吴发的面包车，知道没人回来过，吴大力有些茫然。早上从家里出去，一耗就是一整天，肚子里一粒粮食也没进。刚从刑拘所出来的时候，还感觉到有些饿，现在却什么也不想吃了。吴大力把疲惫的身子放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直到徐萍开门进来。
这些天，两口子总是一见面就掐，为小儿子吴添的事争得面红耳赤，家里满是硝烟味道。以前，吴大力是不会把过多的时间放在吵架这种无聊的事情上的，只要老婆一开口，或者脸色不对，他就把自己一个人关进房间，抽烟打发时光。吴大力就抽烟这点嗜好，心情不好的时候，点一支，日子就在缭绕的烟雾中过去了。后来，徐萍把烟灰缸砸了，还和他分房睡觉，他就干脆戒了烟，每每遇到烦心事，就拿指头往鼻子上戳，弄得整个鼻头红通通的。
徐萍进来，就放开嗓子大骂，骂的是小儿子吴添，骂的是丈夫吴大力，骂的是自己，骂的是没给这个家带来好日子的老天。骂累了，也把自己一屁股甩在沙发上，呜呜呜地哭了起来。吴大力看了看妻子，没说话，掏出手机给大儿子吴发打电话。打了好几遍，电话还是在通话中，索性把手机放在茶几上，每隔两分钟按一次重播键，直到吴发把电话打过来。
吴发问他怎么把电话打通了又不说话，他说从未打通；吴发说你明明是打通了。他才反应过来，莫不是电话通了，但电话放在茶几上，就没听到儿子的说话声。吴大力说，你赶快把那绝种的给我带回来，免得在外面又惹事生非。吴发说放心吧，一会儿就回来了。
果然一会儿兄弟两人就回了家。看见父母坐在沙发上不说话，吴添径直去了卧室，啪的一声关了房门，从里面锁上了。吴发见父母两张脸冬瓜一样没好颜色，就走过去，嬉皮笑脸地摸了摸母亲的脸，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你看，人不是回来了吗，我敢保证，他以后再也不会干这种蠢事，他向我保证过了。”
徐萍推开大儿子的手，厉声喝道：“你晓得个屁，这回他是粘上狐狸精的妖气了，想洗也洗不掉，难说以后会弄出什么事情来。再说，也不需要你为他开脱，这杂种生来就是收账的，我前世不知道欠了他多少。”说完又呜呜呜哭了起来。
吴大力受不了老婆的哭闹，在旁边说：“你要忏悔别在家里，菩萨供得太远了，你应该到庙里去，那里清静。”
两口子又吵了一阵，终是吴大力招架不住而妥协下来，就走到厨房，和大儿子吴发一起弄吃的，顺便又问他把弟弟带到哪里去。吴发说：“我怕你一时转不过来，你俩真较上劲，不好收场，就带他到我的托运部歇了歇，这不，很快就回来了。”
父子两做好饭，准备叫徐萍吃饭，却见她拿手机接了个电话，提着包匆匆出去了。
2
南门口废弃的缫丝厂院坝里，有两棵树。一棵弯曲，经年的风霜过后，看上去就要死了，可每年春来，枯朽的树杈上又起了花苞，发了新芽，不蓬勃也不荒芜，也就为老气横秋的院子报了春；另一棵，不开花，叶子常年在落，常年在生，树干倒也笔直，就是不见长，多少年了，还保持着一丈开外的个头。两棵树相隔也只有一丈，像形影不离的恋人，也像凤城年轻时候的街上来过的两个杂耍艺人，一个干瘦，五六十岁；一个矮胖，十五六的样子，右眼下有一颗明显的黑痣。两个人最初是在五金巷旁边的电影院门口落脚。放下挑子，从箩筐里拿出几样稀罕物件，叮叮咚咚一阵，待周围聚了一帮子人，就开始玩弄一些小小的戏法，也就是一些把硬币吞到肚子里然后从脚底板抠出来、把一杯红色的液体变成白色之类的小把戏。凤城人在他们面前的瓷碗里丢一个一毛钱的硬币或一张毛票，回家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就算十来岁的孩子，只要肯琢磨，最多两三天就能悟出个大概。杂耍艺人像爷孙，当然也有可能不是，反正他们相依为命，形影不离。五金巷一带没人扔硬币或毛票了，没人看了，他们就搬到郎家坪，那里有一个刚刚建起来的集贸市场，人多，不但有城里的，还有乡下的，总有些人喜欢稀奇。集贸市场旁边的居民们看惯了，他们就演给乡下人看。乡下人丢不起硬币和毛票，只管睁着眼睛看，看完了麻利地转身，走人。两个人不可能只收获空气，就另找去处，最后搬到废弃的缫丝厂院坝里。
缫丝厂曾经是个热闹的地方，没改制之前，可谓县城之繁华一景。缫丝厂的女工是清一色的苗条，好看。县城最高学府凤城师范学校的大男生总爱往这个地方钻，海誓山盟的有，争风吃醋的有，把个厂长和看门的老头气个半死，屡屡到师范学校政教处告状，政教主任汇报到校长那里，学校大会小会都在讲这件伤风败俗的事情。对于师范学校来说，缫丝厂一度成为是非之地，成为莘莘学子嘴上不屑的龌龊地方，但仍有不甘寂寞的大龄男生偷偷摸摸进去寻欢作乐，打架斗殴。好在全县蚕桑产业一度时间受瓶颈制约，蚕丝市场不景气，缫丝厂顺利地结束了使命，年轻女子们倾巢离开，各谋出路，就留下了几间废弃的厂房和一个小院坝，几年后风雨飘摇，破败不堪，尽收留那些不知从何处来的流浪者，还有凤城街上令人作呕的痴傻懒汉。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出于怀旧，偶到那里走走。
两个杂耍艺人各自倚在一棵树下。年老的干瘦老者，背靠着弯曲的那棵，打盹，吐痰，偶用手中物件弄出些叮叮当当的声响；年轻矮胖的小伙子，一只脚往树干上不住地踢，抖落几片树叶，就捡起来看看，随手扔向空中。
废弃的厂房败了瓦，剩下几根孤独的房梁。两个刚放学的小孩，顶梁一边骑一个，啃着指甲看树下的一老一少。见半天没有动静，两个孩子就蹭着顶梁往中间爬，越来越近，最后都停下来，像两只飞累的小鸟，栖息在电线上。
大一点的孩子十一二岁，小点的那个，十来岁的样子。小的那个说，“哥哥，咱们把这根木头拆下来吧！”
哥哥说：“太沉，拆不了。”
弟弟说：“我有办法。”
哥哥问：“能有什么办法？”
弟弟说：“咱们用火柴把另一头点着了，一会儿它就会断，自然就掉下来了。”
哥俩一起爬向顶梁的那一头。弟弟从裤兜里掏出火柴，从腐朽的木头上剥几条干枯的小木屑点着了，对着顶梁的楔缝烧了起来。
哥哥说：“木头太大，火太小，点不燃的。”
弟弟说：“多烧一会儿就燃了。”
树下的一老一少看见房顶上冒出火光，就一起奔过去，他们一人拿一个箩筐，想把突然升起来的火焰扑灭。
两个孩子已经从房顶爬下来，看火焰越来越大，高兴得手舞足蹈。
弟弟说：“我们猜猜，这个老头能不能爬上去。”
哥哥说：“我看他爬不上去。”
弟弟说：“我们猜猜，那个死胖子要不要爬上去。”
哥哥说：“我看他不想爬上去。”
两兄弟还在猜想一老一少要不要爬上去、能不能爬上去的时候，顶梁咔嚓一声坍塌下来，砸在干瘦老人的脚上，兄弟俩看见干瘦老头疼痛难忍大声嚎叫，吓得丢了书包抱头鼠窜。
两个孩子是吴大力的儿子，哥哥吴发，弟弟吴添。
吴大力的儿子十一二岁就闯了大祸，在凤城南门激起了不小的波澜，吴大力也因为管教不严被追究了责任，出了钱给老头治病，还被学校领导痛批了一顿。
吴大力从凤城师范学校毕业，在县城边上的一所小学任教。妻子徐萍原是缫丝厂女工，企业改制后，经人介绍，到北门口的猪鬃厂上班。猪鬃厂也是惨淡经营，徐萍每月收入只不过能添补些油盐酱醋之用。孩子惹了祸，吴大力一年的工资就没了，气得徐萍把两个儿子打得哇哇直叫，又咒骂他们以后必去四公里。
被砸了脚的老头，只能整天躺在那棵弯曲的树下，有一阵没一阵地呻吟。偶尔，他也会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往外走，站在废弃厂房的大门外，盯着一个地方看，有时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年轻的矮胖的小伙子，除了去外面买些馒头、烧洋芋之类的食物回来，基本上都是背靠着那棵常年落叶的树打盹，偶尔还会发出响亮的鼾声。年轻人没有老头的配合，耍不了把戏，眼睛里流露出无比失落的神色。一老一少很少说话，他们似乎也没有名字，没听见谁称呼过谁。老头饿了，朝年轻人喊，“把它拿来”。于是小伙子会把干瘪的馒头或者发硬的烧洋芋以及盛了水的瓷碗递给他，然后看也不看他一眼，转身回到树下继续打盹，右眼下的那颗黑痣微微颤抖。有时，年轻人会问，“我们明天整吗？”老头摇摇头，表示不整。其实是整不了，老头的脚伤似乎一天比一天严重了，最后就不能一瘸一拐往外走了。
烧断的顶梁躺在地上，黑糊糊的，像一根上锈的管道。两个孩子偶尔还会来，他们躲在顶梁背后的乱石中。弟弟问哥哥，“那老头会不会死？”
哥哥说：“我不知道。”
弟弟又问：“那个死胖子会不会离开？”
哥哥说：“我不知道。”
弟弟问什么，哥哥都不知道。弟弟觉得，哥哥对这个瘦老头和胖小伙的事不感兴趣，就问别的。
“哥哥，你说昨晚爸妈打架没有？”
哥哥说：“没打啊。”
弟弟又问：“我昨晚又听见妈妈大声地叫唤，说自己要死了，是不是妈妈病了？”
哥哥说：“妈妈没病，妈妈高兴。”
弟弟说：“高兴了还会哭？”
哥哥说：“以后你就知道了。”
弟弟又问：“你大我两岁，为什么你知道的比爸爸的还要多？”
哥哥看了看弟弟，说：“你问过爸爸吗？”
弟弟说：“我还问过妈妈，他两都没有回答我。”
哥哥使劲掐了弟弟，弟弟疼得哇哇直叫，惊扰了树下打盹的胖小伙，他拿着一串铃铛奔跑过来。两个孩子没来得及跑，可怜地望着他。
胖小伙子怒目圆瞪，一只手举到空中，又放下来了。胖小伙子什么也不说，慢慢走回树下，干瘦老头有气无力地说，“把它拿来。”
胖小伙把一只皱了壳的馒头递过去，老头摆摆手，说，“不是这个。”
“你要什么？”胖小伙问。
“你手里的。”老头说。
老头将手里的铃铛弄得叮叮咚咚直响，眼睛里噙着一丝泪花。
两个孩子没看见这一切，他们沿着南门口寂静的街道往上走，一会儿就到轻工大楼脚下。
弟弟说：“哥哥，你说我们长大后会不会来这里上班？”
哥哥说：“不知道。”
弟弟又问：“你说在这里上班好不好玩？”
哥哥说：“不知道。”
弟弟接着问：“如果我们以后在这里上班，会不会有很多钱？”
哥哥说：“不知道。”
轻工大楼一层的门面是个土杂店，里面的柜台上摆着很多能吃的东西。弟弟问，“我们没有钱，可以把里面的东西拿走吗？”
哥哥说：“不可以。”
弟弟说：“我们趁那个老女人打瞌睡的时候，顺便拿走一些吧！”
哥哥掐了弟弟一下，弟弟哇哇地大叫起来。
他们顺着油炸街方向走，看见一个抱着电线杆哭泣的女孩。女孩十一二岁，穿得破烂，仿佛农村来的，应是和父母走散了。
弟弟说：“我们可不可以揍她？”
哥哥说：“不可以。”
弟弟说：“为什么？”
哥哥掐了弟弟一下。
哥哥叫弟弟走到新华书店门口去等他，他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办。
哥哥对哭泣的小女孩说，“我能带你找到你的父母。”
小女孩边哭边说，“我不认识你，我不会相信你的。”
他拉着小女孩的胳膊，往集贸市场的方向走，边走边说，“你们乡下人，总喜欢逛集贸市场，你的父母一定在那里。”
小女孩就跟着他走，果然，他们在集贸市场的门口看见一个东张西望的妇女。
哥哥回到新华书店，不见了弟弟的踪影。他沿着油炸街往环城路方向找，没找到，又折回身来，朝中山路方向找，还是没找到。哥哥有些急，就飞快地跑回家，对刚刚下班回来的父母说弟弟不见了，急得父母边带着他找弟弟，边骂这个不成器的东西，要是真把弟弟弄丢了，干脆也把他赶出家门。
弟弟睡着在新华书店门口那个卖黄历的老头的桌子底下。卖黄历的老头喝醉了酒，靠在墙上睡大觉，没有发现这个倚在桌腿上学他睡觉还真睡着了的小孩。
徐萍责怪丈夫吴大力，“也不知是真有鬼唆使你还是你哪根筋拉长了，给咱孩子起了这么晦气的名字，我看这两个孽障长大后，八成是无法无天了。”
吴大力给第一个孩子取名的时候，是想让孩子长大后成大器，发大财。不想这名字一叫出去，街坊邻居就取笑他，说亏你还是个老师，取个名字没水准，要是你再有一个，怕会取作吴天。吴大力当时没打算再要孩子，因为按照政策，双职工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可是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不久，徐萍就没了工作，吴大力晚上在床上使大力，徐萍又怀上了。吴大力说，干脆把他生下来，要是个小子，就叫吴天。徐萍揪着吴大力的耳朵格格地笑，说，“我可不稀罕这个名字，政府不允许。”
吴大力说，“我说的是添砖加瓦的添，小儿子降临，咱们家又添丁了，好预兆，农村说的什么来着——内添人口外添财。”
吴添降临后，街坊邻居们又是取笑了好一阵，不过，他们倒也佩服吴大力的果敢和创意。
3
秋天，废弃的缫丝厂倍感荒凉，连飞累的鸟也会跑到这里来拉屎，一粒一粒的，金黄色的，黑色的，褐色的，灰白色的，各种各样的鸟粪自空中降落，砸在干瘦老头的脸上，头发上。老头的呻吟一天比一天弱小了，小到最后只能看见嘴唇在抽动。胖小伙像一只被谁穿废的鞋子，傍在树干上，眼神呆滞，没有一点精神。吴添没有哥哥的陪伴，一个人来到院子里。现在，他可以不用躲躲闪闪了，他确信那个死胖子不敢对他怎么样。有时候，他会用一个弹弓，装上纸球，朝胖子射过去，纸球有时打在他的脸上，有时打在他的肩膀上。最准的一次，吴添看见胖子一只手捂住左眼呜呜直哭。胖子其实现在已经不那么胖了，他宽大的袖管里，两根手臂黑乎乎的，像两截烧糊的木棍。吴添玩累了，就拿出书包，取出一本书，把里面的纸一张一张地揭下来。摆在乱石上的纸页被风吹着整个院子里乱飞，吴添扔下书包，追着那些不知要往哪里去的课文，捡回来一张，又去追另一张。这时候，吴添听见父亲吴大力的喊声，忙拿起书包从岔道里跑掉。吴大力看了看躺在树下的老头，看了看打盹的小伙子，折身回去了。不一会儿，吴大力提着两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回来，对落叶树下的小伙子说，把这个拿过去。吴大力把东西放在石头上，看了看院子里的一老一少，心里仿佛涌起了什么。
吴大力一家住在南门口原轻工局的家属房里。吴大力的父亲去世之前是轻工局的中层干部，为轻工局贡献了大半辈子。老伴死得早，老爷子带着吴大力和吴大力的姐姐过日子。吴大力的姐姐吴小飞跟一个弹棉花的四川人走后，吴大力的父亲神智恍惚了一个月，就抬腿走了人。吴大力住在父亲留下来的一进三间房子里。房子在二楼，外面一个阳台，三间房三道门，里面两间均要从外面一间开门进去。房子时间不长，却灰不溜秋，天花板上常常显现出各种灰色图案。吴大力和徐萍就是在这套房子里结了婚，生下两个儿子吴发和吴添的。徐萍长得饱满，一张脸时常红润红润的，两只眼睛清亮如泉水。徐萍有一个捆得很紧的屁股，走路时左右两瓣错落有致，节奏鲜明。吴大力白天看老婆的屁股，晚上用两只手轮番揉捏，弄得徐萍咿呀咿呀浪叫。两个孩子出生后，睡在里屋，吴大力两口子睡中间的那间，孩子经常被父母狂欢的尖叫声吵醒，在里面一间屋子里哇哇地哭。吴大力几乎每个晚上都要和老婆做功课，有时一做就忘乎所以，直到孩子从床上摔下来，吴大力才气喘吁吁进屋哄孩子。两个孩子逐渐长大，吴发十二岁，吴添十岁，两口子依然肆无忌惮拼命厮杀，弄得整个屋子里尽是你死我活的挣扎。小儿子吴添似乎不大喜欢睡觉，经常侧着耳朵听母亲在夜里一浪一浪地尖叫。徐萍有时被吴大力推到浪尖，竟不计后果地喊起“救命”、“死人了”之类的字眼，让小儿子翻身下床径直跑到父母床前，还好每到这时哥哥吴发总会大声地叫唤弟弟的名字，两口子听到叫唤后赶紧用被子裹紧了身子，拼命地屏住呼吸。吴添摸摸母亲的鼻子，徐萍叫他快快去睡，孩子才又跑回屋里睡觉。房子就像一个鼻孔出气的兄弟或妯娌，安静的时候每一间都能听到同一只蚊子的叫声。有时上床之后，吴大力很安静，徐萍就把肥硕的屁股往他的下面顶。吴大力说，“孩子醒着，过一会吧。”徐萍就把身子翻过来，用舌头舔吴大力的耳根。吴大力坐起身来，侧着耳朵听听里屋没动静，就一把将徐萍搂在自己身上，不一会整个房间又是你死我活的声音。两个孩子在里屋屏神静气，听这小小的世界风雨大作。
吴添有一天回到家，对伏在回风炉盘上写作业的哥哥吴发说，“那个死老头死了。”吴发没吭声，只用碳素笔在嘴上戳了一下，接着写作业。吴发又说，“哥哥，我带你去看看，那老头死去的样子好难看。”
吴发就同弟弟一起去看瘦老头。老头躺在弯曲的那棵树下，他的身上盖着一件又烂又脏的衣服。胖子坐在石头上哭，似乎看不出伤心，但满脸无奈。两个孩子捂住鼻子走过去，看躺在地上的老头半张着嘴，露出一排褐色的牙齿，稀疏的胡子一根根竖起来，眼睛微闭。吴发不敢确信老头死了，就叫弟弟用木棍捅了他一下，果然没有反应。
吴添问哥哥：“这个老头会不会变成鬼？”
吴发说：“也许会吧，听同学说，如果一个人是冤死的，就会变成鬼。”
“那他是不是冤死的？”吴添问。
吴发沉默了好一阵子不说话。吴添见哥哥没回答，又接着问，“哥哥，什么是冤死的呀？”
吴发看了弟弟一眼，又看了看躺在地上的老头，说，“他是自己把自己饿死的，他是因为自己和胖子的懒惰才饿死的。他不会变成鬼。”
吴添知道这个老头变成一只懒鬼的原因是被那根顶梁砸了脚，不能再到街上演戏，没有人往他们面前的瓷碗里扔钱。而那个胖子，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瘦子了，看上去比老头还瘦，他变成一只懒鬼的原因是他根本不能一个人去演戏，无法得到人们的硬币和毛票。想到这里，十岁的吴添有些害怕，就问哥哥：“这个死老头会不会因为咱们烧了那根木头，砸了他的脚，变成一只冤死的鬼？”
吴发盯着弟弟看了一会，说，“我们该回家了。”
吴大力跑了民政部门，为死去的干瘦老头在城郊要了块三尺之地，花三十块钱雇两个农民工将老头拉去埋了。吴大力回到缫丝厂废弃的院坝里，不见了小伙子，忙往周围四处寻找，也不见，就回了家。第二天清晨，吴大力在去学校上课的途中，看见那个瘦小伙衣衫褴褛亦步亦趋行走在南门口空荡荡的街上，脸上黑黢黢沾满恶心的浆糊，只有右眼下的那颗黑痣，像脸上中了弹，一粒弹头明显地凸起。吴大力想，这孩子准是抓了垃圾桶里的脏物吃了。想到这里，吴大力一阵心酸，他知道是自己的两个淘气孩子把两个相依为命的街头艺人害成这样，不免生出很深的内疚。他真想折身到孩子读书的学校，把两个畜生揪出来痛打一顿，但转念一想，这也不完全是两个懵懂孩子的过错，是命。吴大力在安慰自己，又从内心找了很多关于命运的道理来为自己的孩子开脱，赎罪。一整天，吴大力神志恍惚，长吁短叹，晚上睡觉时无论妻子如何挑逗，都无动于衷。徐萍按耐不住，把手伸进他的档里，那物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般，倒觉得男人两胯之间是那样宽阔，漫无边际。
4
吴添把街边女夏敏带回老房子的时候，他十六岁。
那时，吴大力他们家刚从轻工局家属房搬到旺达新区，老房子还未租出去。老房子不允许出卖，只能出租。吴大力准备搬完新房后再把老房子租给从乡下来的学生用，就留下了两张床和一些废旧物品，比如被煤气灶和取暖器代替了的回风炉，几张不适合拿进新居的破旧床单和棉被，哐当哐当作响的暖水壶，钝得生锈的切菜刀。吴大力没有想到的是，他留下的这些东西居然为小儿子吴添创造了条件。他把街边女夏敏带回老房子，在他留下的旧式木床破旧的床单上，用青春期里的斑斑血痕绘出了暗淡的未来。街边女夏敏是凤城煤炉街上一户破落人家的姑娘，因家境贫寒，父母离异，十五岁就被别人唆使站在一个叫水巷子的终年流淌着污水的地方守候着那些酒后寻欢的顾客。夏敏到了十八岁，也就是吴添把她带回老房子的时候，已经懂得用廉价的脂粉往脸上涂抹了，虽粗制滥造，但也能看出些许轮廓来。夏敏到了十八岁，实际上还算得上是一个好看的姑娘，只因她是个街边女，在别人眼里自然就成了不好的货色，很多人看见她的时候都想朝他脸吐一口唾沫。吴添不这样看，吴添十六岁，他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让自己肆意开垦的异性，他不管夏敏是不是街边女，她即便是一个长得异常难看的女人，他也会把她带回家。吴添把夏敏按倒在床上，他想把她开垦出歇斯底里的尖叫，然而夏敏除了在吴添的身子下面喘气，一声猫叫也没有。吴添草草完事，看也不用多看她一眼，站在她身后叫她离开。夏敏可怜地望着吴添，吴添就叫她滚，她就只好低着头走了。可就在第二天，吴添又来水巷子找夏敏，夏敏不理他，吴添就使劲拽她的胳膊，把她押到轻工局家属房老房子，又镇压了她一回，完事后又撵她回去。
吴大力回老房子找小儿子的时候，吴添正酣畅淋漓地在街边女夏敏的身上忙活，他一直希望夏敏能发出童年记忆中无法忘却的声嘶力竭的呐喊，可夏敏却一直死死地咬着下嘴唇，不吭一声。吴添一边抽动，一边用锋利的指甲使劲划着夏敏的脸，夏敏的叫声终于出来了，但不是小时候听到的那种，难怪哥哥说那是高兴的叫声。夏敏一边挣扎，一边大声地哭，眼泪顺着吴添的手指，浸在一道道血痕里。夏敏一边喊痛，一边用双手推着吴添的身体。这时候，吴大力破门进来了。
夏敏吓得捡了裤子胡乱套上就跑，吴添被吴大力擒住，光着身子萎缩在墙角，像一只泄了气的足球。吴大力突然有些后悔，他想，孩子就算千错万错，也不能搞突然袭击，让人防不胜防，这样有可能让孩子落下终身障碍，会毁了他一辈子。吴大力把衣服扔给他，骂了句“畜生”，走出门去等他，足有十分钟，孩子还没出来，忙折回屋去，吴添却已经睡着了，嘴里流淌着稠密的唾液。吴大力感受到一生之中最大的痛苦，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甚至想从楼上跳下来，而实际上，他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比如，大儿子吴发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吴发是在飙车的时候受伤的。凤城的一大景观，就是大街上一群飙车的年轻人。黄头发，坎肩，破牛仔，几乎是一样的成色，一样的乳臭未干。他们一般是两个人或三个人骑在同一张摩托车上，有时是四个人，男女不等。身后突然响起一节轰隆隆的闷响，一道弧线就从眼前划过去了，转瞬之间人影全无。凤城人戏称之为导弹，核武器，又为落地响。有时，你淬不及防就被弹出一丈开外。有时，你突然听见“啪”的一声，几个人就躺在你面前了，那阵势，造型，简直千姿百态；那响声，毫无前奏，就是闷，就是冷。当然，有时那响声也婉转，清脆，比如迎面一辆对头车，高大威猛，行动迟缓，突然就有一道弧线划过来，也是淬不及防，也是措手不及，“叮——当”地一转调，车下数人如惊飞之鸟，腾起，落下。一会儿，警笛长鸣，再过一会儿，丧钟长鸣。凤城人过街，总是左顾右盼，见前后左右无车，又看斜刺里，无车，走到中央，见一只重负的大鸟飞奔而来，吓得魂飞魄散，赶紧加快速度，逃之夭夭。
吴发两只手抱住前面的人，前面的人两只手抱住另一个人，另一个人两只手有时抱住开摩托车的人，有时伸到空中一晃一晃，好像在指挥着一曲壮丽的交响乐。那人长毛嘴尖，着眼镜，光膀，手势优美，节奏鲜明。“卡擦——”，长毛落在花坛的石头边沿上，再无声息；长毛后面的人，落在长毛身上，却有一根从花坛基脚里伸出头来的钢筋直穿腹中，还有一丝气息；吴发一个仰八叉，屁股摔成臭豆腐，哎哟哎哟地叫。他是幸运的，可以说是幸运的很，一辆的士从他的发间驶过，刹车咕噜噜地响了半天终于停下来，司机跳下车，脸色铁青地过来将他扶起，发出一阵阿弥陀佛的干笑，拍了拍巴掌走人。四个人，有一个被大地超强的引力直接送到花坛里，安逸地睡了一阵，就爬了起来。那人是摩托车司机黑皮，用手不停地摸自己的后脑勺。另外三个，有一个直接送去太平间，有一个第二天也进去了，还有一个，就是吴发，躺在医院半个月下不了床。
吴大力一直偏爱着大儿子。吴发听话，规矩，虽学习成绩平庸，但从未给老爹惹过麻烦。回到家，吴大力让他洗碗，他抱着一大摞碗筷就奔水槽里去了；吴大力让他到菜市场买菜，他接过吴大力手中的零钱快去快回。可以说，吴发是个乖孩子，又会讨父母欢心，让吴大力和徐萍心里多少有些安慰。不像吴添，隔三岔五就有学生家长找上门来，让吴大力又是上医院给人交费，又是登门赔礼道歉，有一段时间，吴大力的上班地点好像改在医院里，不是到三号病房给人倒开水，就是给四号病房送药。而吴添，惹了祸，却装作没事一样，任由吴大力夫妇敲锅边撞锅底，超强的心里承受能力不仅抵御了肉体上的疼痛，还练就了一身逃跑的本领。吴添惹了祸，被吴大力揪住头发，往脸上就是一巴掌。一巴掌就把吴添的身体从揪着头发的手上打开了，吴添一个箭步窜到门外，迅速蒸发，让吴大力顿时升起一股莫名的失落感来。吴发回到家，父亲要他去找弟弟。读高二的吴发到街上找读初三的弟弟，多少有一些线索。他知道，吴添每次挨了打，都要到体育中学隔壁找他的铁哥们钟不归。钟不归坐在门前的一个铁椅子上，拿把扇子不停地摇，见了吴添的哥哥吴发，忙说，“吴添刚才找黑皮他们去了。”
吴发就让钟不归带他去找黑皮。在翡翠路的“辽西”电玩城门口，他们看见黑皮和另外两个人正从一辆摩托车上下来，但没见到吴添。钟不归朝黑皮他们走过去，问吴添在哪里，留长发光膀子的黑皮说，“他可能去水巷子找街边妹夏敏去了，要不，我带你找去。”
吴发坐上黑皮他们的摩托，刚到桂花路，就在黑皮的手舞足蹈中发生了车祸。
吴大力懊丧至极，他把小儿子吴添从老房子撵回家后，又去了医院，见徐萍早已守在那里，就陪着两人坐了一会，回了家。
晚上，吴添在医院陪哥哥。吴大力夫妇躺在床上不停地争吵。徐萍怪吴大力没有管教好孩子，吴大力说，“管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徐萍说，“你爱管不管，反正我是管不了了。”吴大力转过身子，一句话也不说。徐萍一个人吵累了，坐起来背靠床头玩弄起手机来，她好像在给谁发短信，手机不停地响着间隙性铃声。自从缫丝厂院坝里干瘦的流浪艺人死后，吴大力的人生就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几年来，他没有和老婆痛快地做过一次爱，每次都是在徐萍的威逼利诱下，草草结束战斗。自从搬进新家，大人和孩子有了单独的房间，条件大大改善，他却从来没有让徐萍痛快地叫喊过一次。近段时间，徐萍总是很晚才回家，有时在外面整夜未归。即便回了家，也懒得扶他上马，而是倒头就睡，两瓣屁股勒得紧紧的。有时徐萍没有出门，就躲在被窝里玩弄着手机。吴大力知道老婆已有外遇，却懒得发作。自从十六岁的吴添与街边女夏敏搞上之后，吴大力好像突然意识到前些年和老婆不识时务的暴饮暴食实际上已酿成了天大的过错，儿子的提前发育和性冲动，无疑是做父母的造成的。
他突然想起前段时间，和几个朋友一起吃饭，有个叫王军的书法家讲的一个荤段子。王军讲故事善于营造气氛，总有很诱人的前奏。王军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王军和不同的人在一起，故事的背景和主人公的姓氏都不同。比如，他知道吴大力老家在清河，就说，本故事发生在清河乡，一个姓吴的人家。王军字正腔圆，讲得别人捧腹大笑，他却将两只眼睛对着天花板，若有所思，这样的造型又让一些人笑得转不过气来。王军讲：话说，在清河乡，有一吴姓人家，家境很不殷实，只有茅草屋一间，木床一张。有一儿子，年方七岁。丈夫壮实，婆娘很骚，每晚必厮杀一次。初冬，晚，三人睡。夫妇二人欲火中烧，在被中偷偷摸摸，不觉渐入佳境，浪得被子随波起舞，有风自破屋来，小儿冷，但隐忍不语，静待父母完事。第二日，晚，夫妇欲待儿睡再战，不料儿坐火炉边，长坐不寝。母曰：“幺儿快睡，今晚要打霜，冷得很。”小儿以为父母行房便是打霜，怒曰：“你两要打霜，尽管快快打去，打完，我好睡觉。”众人笑得喷了饭，一则因为故事的确好笑，二则因为王军讲故事竟然仿评书之谈吐。吴大力也笑，当晚回来后，讲与老婆听，兴起，又一番厮杀，杀声震天。
吴大力此时想起这个荤段子，生出很多的伤感来。有生之年，听过很多故事，却没想到过会有哪一个故事和自己经历的事情何等相似，更没想过某一个故事最后隐藏着的结局会成为一种预言。吴大力想，他两口子更年轻的时候对房事的沉溺和留恋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儿子刚满十六岁，就开始步入后尘，而且还是和一个肮脏的女子，就在那张自己和老婆无数次翻云覆雨的床上，那情景何其相似。这孩子今后会生出什么事端来，吴大力不敢往下想。整个夜晚，吴大力都在与自己作斗争，一边控制着不去想眼下这些糟糕的事，一边促使自己呼吸均匀，好让自己睡去。可吴大力使尽浑身解数，最后还是睁着眼睛熬了一个晚上。早晨要起床的时候，听见老婆的手机又响了一声，见她还没醒，便拿了过来看，一个被老婆存为“二哥”的人发了一个短信过来：没有我在你身边的夜晚，你睡得好吗？
真是扯淡。没有你在的日子，这个女人还不是睡得像死猪一样，你以为你他妈真的碰见情种了，充其量也就是个玩具而已。吴大力知道老婆在那方面的本事和追求，再自信的男人也抵挡不住她的摧残。但吴大力还是心痛，想想这些年，自己一介平民过的日子就是不具体。别人在昆明买了房，自己终于在凤城有了九十平米；别人有了车，自己不敢想；别人有其他女人，自己的老婆成了别人的其他女人。再就是儿女，他更不敢想。别人为考上大学的孩子张罗喜宴，邀请他参加，他总是以有特殊事情要办而推脱了。自己的两个孩子，他是清楚的，吴添眼下这样子，永远也等不到那一天了，而大儿子吴发虽然听话，但在功课上是真的无法，班主任老师说，吴发这孩子，在班级里是一个真正的旁观者，他就是把高三读到高十，也只能见证别人如何走向大学的校门。
吴大力洗漱完毕，正要往医院走，却听见老婆叫他。吴大力刚才看了短信，感觉有些恶心，本不想理她，但又不知道她会叮嘱他做些什么，便停下脚步。老婆对他说，“我这几天要出一趟远差，你要看好两个杂种。”吴大力也没问她去哪里，他知道，很有可能她是和那个发短信的“二哥”到外面厮混去了，便“嗯”了一声，重重的摔门而去。
5
吴发高三毕业，只领了个毕业证书回家。吴大力说，“再补习一个吧！”
吴发说,“无法。”
吴大力说，“怎么会无法？你对自己要有信心。”
吴发说，“我对自己够有信心的了，我就是吴发。”说完冲着老爹笑。
吴大力就不说话了，心想，当初真不该给孩子取这个倒霉的名字。
吴发在朋友的撺掇下去驾校学了车，考了驾照，又叫父亲用住房公积金贷了款，买了一辆面包车，在五金巷租了两间房，开了个托运部。起初，惨淡经营，没什么业务。吴发去了几趟昆明，和几家大的托运公司联系上，凡发到凤城的货，多少有几宗会交给他。这样，日子一久，有了信誉，生意逐渐好起来，也能一个月挣两三千块。
吴发的托运部有了起色的时候，弟弟吴添正和同校女生梅溪打得火热。两人一起辍了学，晚上在老房子媾和，白天骑着同学的摩托车在街上飙。几个和吴添一样货色的乡下同学，把学校发给他们的贫困生补助凑起来，买了一张二手摩托，成天在凤城的大街上弄出些“呜呜呜”的噪音。吴添对骑摩托的黄皮小子杜龙凯说，“杜洛克，把摩托车给我。”
被叫成“杜洛克”的小子说，“凭什么要给你？”
吴添说，“你敢不给我，我叫你回你姥姥家。”
杜洛克正要发动车子，吴添往背后一脚，把他从车上踹了下来，缴了他的钥匙，带上黄头发的梅溪走了。
杜洛克叫上凑钱买摩托车的几个小青年，在油炸街等吴添。吴添正轰隆隆地从新华书店过来，就被一根绳子绊倒在地上。
后来，黄头发女孩梅溪就成了黄皮小子杜洛克的战利品。吴添不服气，就约了杜洛克，各带几十号人马在南门口火拼，双方僵持了几个小时，待吴添抽出明晃晃的刀子直奔对方的时候，那帮人却瞬间作鸟兽散，不见了踪影。吴添正和弟兄们歌颂自己的威力的时候，派出所干警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将他们抓获，把为首的吴添送进了刑拘所。
吴添在哥哥的车里还说，是杜洛克这个狗娘养的不讲道义，事先通知了派出所，他才进去的，他一定要找杜洛克算账。
吴发对弟弟说：“算了，你既然不读书了，就来我的托运部，咱俩一起干，别再为梅溪这样的女人去打架了，不值得。”
吴添说：“哥，你知道我想对你说什么吗？”
吴发说：“不知道。”
吴天说：“从小到大我问你什么，你都说不知道。不过我今天可以告诉你我想对你说什么。”
“你要说什么？”吴发问。
“你就是一个软蛋。”吴添说。
吴发把弟弟带回家里的第二天，徐萍又和“二哥”出了远差。周日，吴大力没有课，他想和吴添谈谈。
吴添把自己窝在房间里，就是不出来。吴大力做了饭，打电话叫大儿子吴发回来吃饭，顺便叫他给弟弟做做思想工作。吴发敲了几次门，吴添还是没有出来，便自个儿盛了碗饭吃了。吴大力气得不行，就踹了门，把吴添拖出来。吴添差点就是一个踉跄，头险些撞在餐桌上。吴添转过身来，怒视着吴大力，几秒钟后，狠狠地甩了吴大力一个耳光，拉门而去。
被儿子打，可以说是相当不幸了，吴大力对吴添彻底死了心。一个作孽的儿子让当父亲的产生了挫败感本是正常的事，可也不至于让一个有了挫败感的男人去跳楼。吴大力那天就去跳楼了，这让大儿子吴发不敢相信。吴发一向了解父亲的忍耐力的，从小到大，他无数次看见吴大力败在母亲的手下。有时，母亲会暴躁如雷地对着吴大力吼叫：“吴大力，你就是一个没本事的男人，有不起房子，有不起车子，连没断乳的小儿你也赶不上。”每每这时候，吴大力总会低着头，或者嘴里喃喃地说：“赶不上就赶不上呗，干嘛非要赶上别人？”吴大力通过同事的帮忙，去银行按揭了房子以后，徐萍的叫骂少了一些，可搬家不久，徐萍又开始吼叫：“吴大力，你就是个没本事的男人，孩子成了这个样子，我看你怎么办。”吴大力这时就拼命地指望听话的大儿子能有出息，可吴发高考落败，他又开始在老婆的眼皮底下低着头过日子。吴发的托运部搞出了名堂，吴大力就有了一丝安慰，把全部希望寄托到他的身上。他希望吴发的生意越做越红火，最好是很快就买一张豪华轿车，最好是很快就去昆明买房。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对小儿子吴添越来越失望了，失望到何种程度？他甚至希望小儿子只要不惹是生非，以后就靠哥哥养着。但吴添总是一茬接一茬地干一些背离他期望的事，他就开始沮丧了。吴大力爬上小区住房的顶楼，他准备一下子就跃下去，瞬间结束小儿子给他带来的烦恼。在爬上顶楼的一瞬间，他还为自己的举动找到另外一个理由，这个理由来自他的老婆徐萍。徐萍和他的“二哥”出远差已经好多次了，其实他们就在凤城，也许就是找个安静的地方寻欢作乐而已。吴大力戴了绿帽子，心里一直窝囊着。如果他从顶楼上跳下来，徐萍也许会因为他为她带来的这个阴影而产生恐惧，就像多年前那个流浪老艺人的死给他带来的阴影一样，让他一下子惧怕男女之事。但是，吴大力很快推翻了这个理由，原因是，吴添这几年都在闯祸，也没有影响徐萍与“二哥”幽会的兴致。吴大力正矛盾地站在顶楼的护栏边，便被大儿子吴发拦腰抱住了。吴发一边把吴大力往后拖，一边对吴大力说，“好好的往这里来干什么？至于吗？”
吴大力很想伏在大儿子肩上哭，但他分明感到儿子的身体是多么孱弱，他知道，眼前这个刚二十出头的大男孩，还不能让他寄托什么。
6
秋深了，小区绿化带的很多树叶都在落，连那些常年落叶的树在这个时候都要落得比以前更多一些。吴大力想起以前的缫丝厂，想起缫丝厂院坝内的那两棵树。吴大力现在住的这个小区，就是在以前的缫丝厂的位置修建的。开发商真是大手笔，居然把缫丝厂下面的一处绝壁填平，在上面建起了漂亮的商品房。在吴大力的印象中，自己所住的这一栋房子的位置就是以前缫丝厂的院坝，那两颗树瞬间就被开发商的斧头削得无影无踪。昔日的缫丝厂繁华落尽之后，现在已经成了记忆的灰烬。吴大力在凤城师范读书那几年，缫丝厂是他的心灵的故乡。那时，徐萍算得上是缫丝厂有名的美人，师范很多大龄男生都去嗅过她。那时徐萍长得非常饱满，又有一张方正得富态的脸，两瓣屁股在走起路来的时候起伏有致。吴大力到缫丝厂，和其他同学去的目的不一样，他想找一个他真正喜欢的人，找一个能够和自己共度一生的人。徐萍的心里，看上过几个来打自己主意的花花公子，但却没有让他们沾染过自己的身子。徐萍知道，师范那些饿得如狼似虎的大龄青年，只要和你有了肉体上的接触，便不会把你当回事，你只不过是他们开垦自己青春的一个道具而已。徐萍看上吴大力，正是因为他同其他人不一样，他在徐萍的面前说话吞吞吐吐，一张脸羞得通红。吴大力认识徐萍两年，从不敢主动地牵她的手，有时是徐萍主动地拉他。师范毕业后，吴大力对徐萍说，“咱们结婚吧！”徐萍说，“让我再考虑考虑。”吴大力说，“你都考虑两年了，我实在不想再等下去了。”徐萍说，“好吧，但是你要发誓一辈子对我好。”吴大力和徐萍结了婚，后来住在他父亲留下来的轻工局的房子里。
吴大力从没有想过的是，他和徐萍的未来竟是今天这个样子，貌合神离的婚姻，两个看似差别巨大好像又没有什么差别的孩子，让他感觉到接下来的人生旅程是那么无味。吴大力在这个时候开始怀旧，实在是早了一些。吴大力不可能再有很多机会去设计孩子的未来，对于他来说，现在最好的未来就是让小儿子吴添成为一个规规矩矩的人，他不希望他能有多大出息，甚至也不希望大儿子吴发能有多大出息，只求他们能够找到自己的饭碗。吴大力四十五岁，却感觉到自己已经老了，成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糟老头子。他想起那个被儿子烧断横木砸坏了脚而慢慢死去的流浪老艺人，他死去的神态是多么的哀伤。孩子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也许就是报应。吴大力坐在小区绿化带内的石凳上，他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倚着一棵树打盹，这个似曾相识的男人，到底是谁？他想了好大一阵，始终没有想起来，就准备起身回家，却听见老婆的声音在身后响起。转过头来，的确是徐萍，她在和一个人打电话，嘻嘻哈哈的弄出一连串听起来怪不舒服的声音。见了吴大力，徐萍的声音收敛了一些，她甚至匆忙地挂了电话，把手腕上的挎包挂在肩上，对吴大力说，“吴添呢？”
吴大力没有理会他，只顾往前面走，徐萍就没好声气地说：“你那宝贝儿子又去找那个狐狸精去了？”
吴大力差点被徐萍的话逗笑了起来，他的嘴角真的泛起一丝别扭的笑，但马上就凝固了。他想，徐萍为什么可以说别人是狐狸精。如果吴添在外面找的那些女孩是狐狸精，她徐萍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一个有夫之妇，成天和丈夫以外的男人在一起，好像比“狐狸精”还要好。吴大力不知道老婆判断一个人的逻辑是什么，就问她：“你见过狐狸精吗？”
徐萍怒视着他，半晌说：“那些不干不净的女人，你儿子去找的那些婊子，难道不是狐狸精？”
吴大力说：“之前我也这样认为，可是现在不了。”顿了顿，又说：“人和人之间，只要比较一下，就不敢乱下定义了。”
吴大力的刻薄终于让徐萍爆发了。开了家门进去的一瞬，徐萍几乎是变成一股强劲的台风横扫进去的。她撂下包，指着吴大力的鼻子说：“跟你二十多年，我体会过什么是幸福吗？”
吴大力说：“你现在有幸福感了，还用回来干什么？再说，你知道什么是幸福吗？”
徐萍脸都气歪了，她从挎包里迅速地掏出几样东西，砸在沙发上，厉声问吴大力：“你见过这些东西没有？”
瑞士名表，价值少说也是两三万；纯金手镯，更不敢任意估价。还有戒指、耳环、苹果手机。
吴大力真的想马上跑到顶楼，结束他在这个世界上遭遇的一切。
时光真的是无情的，当吴大力在心里重新翻洗了二十多年来的生活，觉得一切都来得相当突然。三年，吴大力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睁只眼闭只眼，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徐萍的手机他偷偷地看过几次通讯录，除了“二哥”，还有“大宝贝”、“阿东仔”这些肉麻的名字。他还偷偷地看了徐萍的收件箱，被徐萍尽数删除，本来他不想再看了，反正徐萍毁尸灭迹的觉悟是相当高的，但他突然想到，徐萍有可能不会删除已发短信，这是一个聪明过头就会成为一头蠢猪的女人，有可能，徐萍想都没有想过。
果然，他看到了自己不想看到的东西。恶心，低俗，糜烂，这一切，让他对身边这个女人全然失望，后悔，甚至抵制。
眼前的一堆饰物成为吴大力半生失败的见证，也让他看清了一个女人扭曲的嘴脸。吴大力对徐萍说，“你不必这样糟蹋一个和你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男人，尽管我是一个弱者，但我也有自尊。这样吧，咱们离婚得了。”
“我想也是，既然你先提出来，我就直说吧。”徐萍说，“离婚是必然的，但是，房子归我，孩子你管。”
吴大力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好好好，你把所有的都拿去，两个孩子也归我，行了吧？”
吴大力离婚的消息竟然在亲戚朋友和同事之间没有一点波澜，仿佛世人都比他清楚，他们的婚姻必将结束。
吴添好久没回来，吴发因为托运部的事情多，吃住都基本在店里，回来见钥匙开不了房门，就给吴大力打电话。吴大力说，“你就不用回来了，那房子已经抵押给了别人。”
吴发不知道父母离婚的事，以为是吴添又惹了祸，害得家里赔光了一切。便说，“是不是吴添又闯祸了？”
吴大力说，“你不要管这些，你把托运部的事情搞好就行了，我相信有一天你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你能理解我的。”
吴发知道一切真相的时候，他就再也没多问，而是直接跑到父亲的学校，在学校旁边吴大力租住的水泥平房里找到了他。吴发说，“你搬到我的托运部去吧，我每天用面包车接送你。”吴大力眼睛里噙着泪花，他是被儿子感动的，尽管面前这个瘦弱的小伙子不可能有什么宏图之志，但他始终是一个健健康康的男人。
吴大力没有搬到儿子的托运部去，当然也没有让儿子每天用面包车接送他去学校上课。吴大力现在最揪心的事情是小儿子吴添以后怎么办，这个长了一身邪肉的孩子，不知道现在到哪里去了，他决定去找他。他在学校食堂里吃了饭，就骑着摩托车来到城里。到了南门口，他才意识到自己全然没有目标，偌大的一座县城，哪里是吴添的窝呢？街上时不时都有染黄头发飙车的小青年，哪一个又是吴添？老房子他去了，门紧锁着，锁孔已经上锈，开门进去看，什么也没有。水巷子在别人眼中是个龌龊的地方，他也去了，现在连一个街边女都没有了。他听说翡翠路是现在凤城的红灯区，他也曾无数次骑车从那里过，成排的发廊，茶色玻璃上贴着红色的“欢迎光临”的字样，但他又不知道吴添会窝在其中哪一间。他开始想到一个让自己毛骨悚然的问题，如果吴添没钱，不到这里来还好；如果没钱的吴添硬要到这里来，一定会和这里的发廊老板发生冲突的。他经常听别人说，在翡翠路上，有些嫖客因为赖账，被人杀死。他简直不敢再往下想了，他甚至有一种直觉，那就是吴添很有可能在这条街上出事了，要不怎么很久了都没看见过他。这样一想，他就把这种直觉当成是事实了。他就给吴发打电话，说：“吴发，你弟弟出事了。”
吴发在那头问：“出什么事了，是不是他在什么地方又打了人？”
吴大力说：“不是，是他被人杀了。”
吴发说，“你说什么，吴添正和我在一起呢。”
吴大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吴添怎么会和哥哥在一起呢？他两本不是同一类人，自己的直觉分明告诉他吴添出事了，难道是自己过于紧张。吴大力加大油门，几乎是用小青年飙车的速度赶到吴发的托运部，见吴添正和几个年龄相仿的青年从一辆大卡车里将一个个鼓鼓囊囊的布袋扛进吴发的托运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吴发对吴大力说：“我弟弟现在可懂事了，他已经加入我的托运部，有工作了。”
吴大力马上就担心起来，他知道吴添不会无条件改邪归正，那些和他一起扛布袋的年轻人，一看那嘴脸就不是什么好人，怎么会和他一起为哥哥干活呢。
吴大力把吴发叫到身边，对他说，“你要小心点，别被他们骗了。”
吴发说，“不会的，他是我弟弟。”
吴大力骑车回学校，就在他发动摩托车的一瞬间，他看见吴添扭过头来偷偷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很复杂。
7
吴大力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小儿子吴添伙同钟不归等一群年轻人偷了哥哥吴发托运部里的货。吴发那天送货回来，见店门大敞着，就有了不祥的预感。昨天晚上，吴添从外面回来，鬼鬼祟祟地在店里东张西望，还边看边打电话。吴发说，“你在找什么？”吴添说，“我看看货多不多，明天用不用帮忙。”吴发说，“明天再说吧！”吴发没有想到的是，吴添干起事来还真不顾兄弟情义，竟将店里所有的货全部卷走。清晨，吴发给西环路的陈记家纺送货，刚到街心花园，一辆很旧的桑塔拉就横在他的面包车面前，开车的黄毛小子不紧不慢地从车上下来，拍拍车门，随即蹲下身去，头朝车底下看。吴发以为桑塔拉出了故障，便把方向往左边打，想绕过桑塔拉，不想前面又来了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唰地停下了，司机也是不紧不慢地跳下车来，往车底下瞅瞅看看。吴发感到很奇怪，两辆车不约而同地坏在同一个地方，开车的人像事先商量过了似的。吴发想掉头，但身后已经堵了一大串，各种声音的车喇叭不停地叫。前面两辆车的司机一会儿拿出电话叽里咕噜地说一阵，半个小时后，爬进驾驶室，启动车子走人。吴发送完货回来，店里空空如也，连炊具也一件不剩。吴发知道是弟弟伙同那帮小无赖干的，便掏出手机给吴添打电话，通了，但没人接，再打，关机了。吴发找到钟不归的摩托修理店，见门关着，卷帘门上贴着一张房屋出租启事。吴发又发动车子，去了煤炉街，找到夏敏，问有没有看见弟弟。夏敏说没有见过吴添，他好久没有去找他了。吴发最后去了轻工局老房子，见门锁着，就开了面包车回来。吴发丢了别人的货，不敢在托运部呆着，只得一边寻找弟弟，一边躲着那些找他取货的人，他不敢想象那些货能值多少钱，但他很清楚，他丢了别人一块钱的货，五块钱也赔不上，自己辛辛苦苦干了一年，还不够赔这批货其中一个失主的损失。吴发只好到派出所报案。林凤派出所接待室有很多人，吵吵嚷嚷的，吴发听见其中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男人一边和别人打电话，一边抱怨派出所干警不务实，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等来一个警察。办公桌上伏着一个穿警服的小伙子，旁若无人地抽烟，对着电脑显示屏吞云吐雾。吴发知道他是个协警员。在凤城，协警员被称为“二派”。以前他和一个开酒吧的朋友在一个小馆子吃饭的时候遇到过他，在邻桌喝得醉醺醺的，端了半杯酒过来敬酒，还拍着他的肩膀说：“兄弟，我在林凤派出所，以后有什么事尽管说，哥多少能摆平一些事情。”吴发当时觉得好笑，心里说，你又不是公安局长，说话口气那么大，况且公安局长也有摆不平的事。吴发和他碰了杯，那人就歪歪倒倒回邻桌去了。几个二派吃完饭，又一起进了他们的包间，对他们说，“两位兄弟，今天这顿饭是你们请还是我们请呢？”吴发的朋友忙说，“我们请我们请，以后劳烦弟兄们的事多着，这顿饭就算谢过弟兄们了。”那些人走后，吴发问他，“怎么这帮人跟无赖差不多？”朋友说，“怎么说跟无赖差不多，简直就是无赖。”
吴发对派出所二派的印象很差，但是他今天还真有事求上门来了，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凑过去和他打招呼。
“蔡哥。”吴发叫了一声。
那人扭过头看了看吴发，说，“什么事？”
吴发说，“兄弟的托运部今天被洗了，来找你报案。”
那个叫蔡伦的二派把眼睛放回显示屏，冷冷地说，“报案的人多了，你不懂先来后到吗？到后面排队耐心等待去！”
吴发退到一群人的背后，好久没看到一个警察回来，有些心急，便给开酒吧的朋友打电话，要他给蔡伦商量商量，找个警察接待他一下。朋友在电话那头说：“商量个屁，这些狗日的二派，他不来找你的麻烦就够了，你指望他给你办事，没门。”等了好久，终于看见一辆警车停在派出所门口，几个警察打着呵欠从车上下来，进了办公室，又直奔二楼去了。一群人呼啦啦地跟在警察后面，想往楼梯上挤，被蔡伦喝住了。
蔡伦说，“死了人也用不着这么着急呀，你们这些老百姓，丢了点瓜瓜菜菜就往派出所找人，派出所干脆专门为你们服务算了。”
之前发牢骚的中年男人终于忍不住，问他：“你不是老百姓吗？难道你是国家领导？”
蔡伦说，“我是不是老百姓关你屁事，你有本事别往这里吵吵。”
中年男人说，“难道派出所是你家，人民出钱养着你，就是为了让你居高临下，不为群众着想，在这儿作威作福？”
蔡伦不说话，两只眼睛轻蔑地瞟了中年男人一眼。
吴发报完案，做完笔录，已经是晚上十点过了。下了楼，他和蔡伦打招呼，这个有模有样的二派对他说：“你回去耐心等待吧，如果你有线索，赶紧通知我们。”吴发说：“我如果有线索，就不用找你们了。”
蔡伦有些生气，对他说：“不管你有没有线索，都要按照程序走，你没有权力对你怀疑的人采取任何手段，就算你确定是谁偷了你的东西，就算你有证据，你也得先报告派出所。”
吴发说，“我怀疑是我弟弟伙同其他人偷的，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警察说，“既然是这样就好办，你弟弟什么时候回来，你就通知我们。”
吴发觉得好笑。吴发报案的目的就是希望派出所能想办法尽快找出他的弟弟，如果真的等到弟弟变卖了赃物花完钱回来，一切都晚了。吴发想到前些时候的一件同样可笑的事情。凤城人喜欢放鞭炮，婚丧嫁娶要放，子女高中要放，工程奠基剪裁要放，逢年过节也要放。最可恨的是，凤城这些年流行乔迁放鞭炮，搬家的良辰吉日多半是在下半夜，时辰一到，鞭炮齐鸣，搞得周围邻里无法入睡。有人举报到县纪委，说乔迁之举罪大恶极，首先是无耻地大摆筵席敛财，其次是深更半夜放鞭炮影响别人休息。县里责令县公安局立即采取手段遏制这一不良现象的蔓延，公安局发出公告，并公布了举报热线。一日凌晨三点，环城路一带有人大放鞭炮，吴发打派出所的电话举报，那头说：“知道了，你等半个小时，如果他们还放，你就再打电话过来。”吴发心想，肯定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二派接的电话。再过半个小时，当然不会再放了，放鞭炮的人哪会花那么多钱买响声。自此对夜半放鞭炮之事不闻不问，凤城夜夜炮声隆隆，好不热闹。
吴发只好自己去寻找弟弟，差不多把凤城翻了个底朝天，才在南门口的一个足浴城找到吴添。吴添和几个黄头发青年在足浴城的休息室里打麻将，被掀门进来的哥哥逮了个正着。吴发是从钟不归摩托修理店的房东那里找到线索的。房东说，钟不归最喜欢去那里洗脚，有一次几个年轻人洗完脚回来，在房东面前谈论着哪个洗脚妹的胸脯漂亮，哪个洗脚妹的屁股太大。房东对吴发说，“他们还把几个洗脚妹带回来过，半夜三更在屋里闹腾。”吴发去了足浴城，果然找到了弟弟，不过他没有找到自己丢失的东西。吴添对吴发说，“东西是我们拿的，但我们已经无法还回来，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几个年轻人和吴添一起看着吴发大笑，吴发气得跺了跺脚，转身离开。
吴发刚出足浴城大门，就碰见迎面走来的派出所二派蔡伦。蔡伦的目光似乎在他脸上顿了一下，旋即又移开了。吴发想，该不该把弟弟的行踪告诉蔡伦呢？如果告诉他，几个臭小子会被派出所一锅端，但是丢失了的东西却找不回来；不告诉他，心里难除那口恶气。吴发悄悄跟在蔡伦身后，想看看这个二派是不是已经有了弟弟他们的线索，他看见蔡伦径直走进了吴添他们那间麻将室，随即“啪”的一声，门关了。
吴发侧耳在门外，听见里面有人叫“蔡哥”，一会儿，又是哗哗作响的麻将声。
吴发一口气跑到派出所，径直上了二楼，他看见一个警察正从打印机里拿出一叠纸。吴发凑上去，对警察说：“我要报案。”
警察两眼通红，像是没睡好，见了吴发，认出了他，便问：“你有线索了？”
吴发将所见向警察说了，警察问他：“你敢不敢确定和你弟弟在一起的就是蔡伦？”
吴发说：“我敢确定，他们一定是同伙。”
警察把右手狠狠地拍在桌子上，大声地骂：“这个花包谷，我早就知道他是个祸害。”
吴添他们被林凤派出所一锅端了。半月后，几个人分别被判了刑，其中蔡伦量刑最重，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吴添、钟不归以及另外四个年轻人分别被判了六年。
8
吴大力从学校旁边的出租房搬回轻工局老房子那天，天空投放一些蒙蒙细雨。吴大力和吴发走在一张板车后面，板车上放着吴大力的全部家当。吴大力对吴发说：“人生就像画圈，你老爸我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了。”吴发笑笑，没说话，他好像有很重的心事。自从丢了客户的货，吴发整天东躲西藏，好不容易靠朋友周济和父亲的工资赔了损失，自己又欠下了好几万。没了工作，明天该去哪里，他不知道，吴大力也不可能告诉他明天去哪里，他唯一清楚的是，他现在正和父亲回到那个充满童年记忆的地方。
吴大力又说：“吴添要好几年才回来了，他要是不进去，我还不想搬回这个破地方来。”他这句话已经说了好几遍了，之前吴发动员他搬回来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说的。吴大力当初和老婆离婚的时候，本想搬回老房子住，但他想起吴添经常把街边女夏敏带回来，就不想回去了，他宁愿守在学校旁边的出租房里，一个人静静地打发时光，也不愿意看到那些让自己伤心的事。
吴大力和儿子在老房子里吃了一碗面条，正准备睡觉，却接到前妻徐萍的电话。
徐萍在那头不说话，只狠命地抽泣。吴大力大声地“喂”了几声，听见那头哭声越来越响亮了，有时那哭声像突然遁了一般，好大一会才接上来。在他的印象中，徐萍是一个不轻易哭的女人，按他后来的总结是，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哪来的眼泪。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在前夫的面前哭，一定是出了什么事，而且是一件不小的事。
吴大力走出门外，他尽量不让儿子知道他和谁通电话。那头仍然不说话，只一个劲地哭。他干脆挂了电话，打了的去以前他们一家人住的旺达小区，上楼摁门铃，没人开门；又使劲用拳头擂，还是没动静。这个时候，徐萍的电话又来了。
“你到底在哪里？”吴大力问。
“我在他们手上。”徐萍说。
“他们是谁？”吴大力好像感觉到前妻被谁绑架了，但又觉得这不太可能，他们没有必要勒索一个身无分文的中年男人，况且这个男人已经和被绑架的人没有什么关系了。
徐萍在那头说：“我被他们骗了，他们还不让我走，说我欠了他们的钱，要我赶快想办法。”
“你打电话给我，就是为了让我替你还钱？你可是知道的，我现在不但一分钱也没有，还因为你那个混蛋儿子欠下一屁股债，你还是找你的二哥去吧！”吴大力说完，感觉到自己有些刻薄，不，是多么痛快。他早就盼望着有一天能看见前妻在前面的沙漠中渴死，用自己所期待的完美结局去诠释罪有应得。可是，徐萍的遭遇给他带来的快乐是那么短暂，那么暴戾，他突然后悔自己刚才对前妻所说的话，他确信这不是他的风格。
徐萍还在抽泣，他又问：“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徐萍说：“在翡翠路上的平安商务酒店，八层，1123房间。”
“我可以帮你做什么吗？”吴大力问。
“不知道。”徐萍说。
徐萍挂了电话，吴大力再打，关机。
吴大力按照徐萍所说，去了翡翠路，找到了那家酒店，上了八层，敲了1123房间的门。一个打扫卫生的服务员对他说，客人已经退了房间走了。
三天后，徐萍蓬头垢面地出现在吴大力父子面前，她脸上有明显的被人抓伤的痕迹。
徐萍自从和“二哥”在一起后，就做起了地下六合彩的庄家。开始，那钱的确来得容易，几期下来，钱包就鼓鼓囊囊的了。正在徐萍为自己的新生活欢欣鼓舞的时候，厄运诞生了。买家接连数期投中特码，不但赚来的钱赔个精光，还欠下买家几十万。“二哥”人间蒸发，负责开单累帐的徐萍就被逮了个正着。他们把徐萍掳进酒店里，要她尽快想办法拿钱，她是在无可奈何的时候打电话给吴大力的，但是当她拨通了电话，却又什么也说不出来。她知道，自己没有任何理由求救于一个被自己一脚踹开的男人，眼下的一切是自己造成的，她不但深深地伤害了吴大力和整个家庭，还深深地伤害了自己。吴大力在酒店里找不到她，又向她的朋友们打听，都说好久没见到了，他甚至怀疑她遭遇了不测。
“没办法，我把旺达的房子抵押了。”徐萍可怜地望着吴大力，她希望吴大力原谅她所做的一切。
“房子本来就是你的，抵押了就抵押了吧。”吴大力说。在他说这句话之前，徐萍没有从他的脸上看到任何的诧异和不安，她知道面前这个男人对自己是彻底的死心了，一个死心的男人，是多么可怕。
“你就住过来吧，我搬回学校去。”吴大力说，“至于吴发，他可以和你在一起，也可以和我在一起，听他的。”
吴发从里屋走出来，看了母亲一眼，没有叫她，而是重重地摔门而去。
连吴大力也觉得儿子今天的反常，从小到大，儿子何曾有过这样的举动。吴发的懂事、识大体是两口子公认的，他和吴添完全是两个类型的人，但他摔门的动作，却与吴添的一笔一画都是那么雷同，相似，甚至隐藏着某种难以想象的后果。
吴大力追出去，在后面叫他的名字。吴发没有搭理他，而是加快脚步，头也不回地走了。
9
南门口发生了一起震撼人心的血案，一个年过七旬的老妪和两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在小屋里死于非命，凶手搜了她身上仅有的一千多块钱。
警察在“辽西”电玩城找到了作案者之一黑皮，在黑皮提供的线索之下，警察又很快从煤炉街街边女夏敏的房间抓住了另一个凶手吴发。在他们带着两个年轻人在南门口指认现场的时候，吴大力还在为学生们上课。电话是林凤派出所的王所长打来的，王所长在电话里说：“老吴吗，你孩子出事了。”
吴大力说：“出什么事了，他在牢里打人了？”
“不，我说的不是吴添。”王所长说。
“吴发？他怎么了？”吴大力很惊讶。
“他杀人了。”王所长说。
吴大力一头栽在讲台上，等他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他没有去刑拘所看望儿子，尽管他知道儿子在那里呆不了几天还得被送走，最终会被送到四公里，伴随着一声低沉的枪响之后，儿子就会到另一个世界去。当然，儿子也许会被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听说，现在已经不对死刑犯执行枪决了，而是采取药物注射，让他们安安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他不想看到这么一个听话的孩子成了杀人犯之后面对他的时候的表情，他希望他安静地离开，最好是像往常一样，不打一声招呼就走了，去了就永远不回来，在外面终其一生。他对自己说，由他去吧，反正他已经不再是自己的希望，也不是他屡次绝望之后的小小的安慰。他要安慰干什么呢？他曾经有好多次想去死，最终还是没死成，除了大儿子在呼唤他，还有就是他没有找到足够的去死的理由，他要看看自己的世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比如，吴添被判刑，吴发杀了人，前妻终于在一连串的遭遇中疯掉，拿着一把假首饰在街上晃来晃去。也许，他是在等待着有一天，小儿子吴添从监狱里出来，看他在面对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时是什么样子，当然，这可能只是一种好奇，他对吴添的绝望是彻底的。
吴大力还是会在梦里听到枪声，每每那一声低沉的枪响过后，他都会大汗淋漓地从床上爬起来，点燃一根烟，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徐萍在另外一张床上，手里攥着一把假首饰，她自从疯了之后，好像就从来没入睡过，整夜对着天花板叽里咕噜地念叨着。
初冬了，树叶都一个劲地往下掉，就连常年落叶的那些树，比如旺达小区绿化带里的那些，也时不时砸下一两片绿得牵强的叶片来。吴大力徘徊在小区内，他不知道自己来这里干什么，反正这些日子，没事的时候，走着走着就不由自主走到这里来了。他也许是想看看自己原来住过的那套房子，也许是为了祭奠一段千疮百孔的记忆。他宁愿呆在这里，就坐在石凳上，看那些树叶飕飕往下落。有时，小区保安会用不友好或者说是不耐烦的眼神看他，甚至会恶声恶气地提醒他很晚了，该回去了。他总是笑而不语，静静地离开。
清晨的阳光照在那一片高高低低的树上，泛出朵朵白色的光芒。太阳温煦地抚摸着吴大力的额际，竟觉丝丝寒意袭往心头。是的，打霜了，远山穿上了洁白的衣裳，萧索而宁静，这个城市有很多人开始怕冷了，会把自己裹得更紧一些。他从小区里出来，行走在宽阔的大街上，发现自己是那么轻，轻得如风中的落叶，差点就要坠落于地了。他努力为自己寻找一个实在的活着的证据，却发现脑子里也是空空的，仿佛什么也没有，就想起几年前书法家王军讲的那个荤段子，真好笑。他在心里说：这厮，改天找他，让他重讲一遍。
路过南门口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肩被谁拍了一下，转过头来，一个瘦骨嶙峋满身污垢的男人冲着他笑。那个男人，手执一串铃铛，右眼下有一颗黑痣。
责任编辑 余冬云
吴大力的小儿子吴添从刑拘所出来，没有回家，径直去了发小钟不归的摩托修理店。吴大力在刑拘所郝所长的办公室办完手续走出门，不见了儿子的踪影，本来心里就窝着火，这下火就更大了。他朝刑拘所出口的岔路左右看了看，确定儿子已经先他离开，便骑上摩托，轰大了油门，经岔路出了山，回城。刑拘所离城三公里半，是一个人们不愿提及更不愿光顾的地方，凤城人不叫它刑拘所，而是直接叫三公里半。从三公里半往前走半公里，是以前枪毙死刑犯的地方，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四公里。凤城人骂不成器的孩子，往往说：你这个孽障，再这样非凡下去，恐怕是注定要去四公里的。
“非凡”在凤城人的嘴里，是忤逆不孝的意思，吴大力的小儿子吴添就很非凡。吴大力的老婆徐萍就经常骂吴添：花包谷，你是不是要去四公里。凤城人说的“花包谷”，其实和“杂种”的意思差不多。徐萍骂自己的儿子花包谷，其实也有责怪丈夫吴大力的意思，也就是说，儿子品行不端，是品种出了问题。徐萍一生气就骂儿子，从儿子五六岁时开始骂到二十多岁，后来儿子吴添就到了三公里半，离四公里只差了一点点。
吴大力在回家的途中，在轻工大楼下看见大儿子吴发扛着一个纸箱钻进一家五金店，便停了车，待他从店里走出来，问他：“看见你弟弟没？”
吴发见是老爹，忙拍拍身上的灰尘，对他说：“没看见，你不是去接他了？”
“这畜生，刚从里面出来，一转身就不见，我还以为到你这里来了。”
吴大力把摩托车停在轻工大楼一楼的电器商行旁边，上了锁，钻进吴发的面包车，往环城路上拐，他要吴发把他拖到钟不归的摩托修理店，他知道吴添出来后一定会去找钟不归。
吴发对吴大力说：“你还是别去了，让他在那里缓一缓，我保准他明天一定回家。”
吴大力说：“我不在乎他回不回家，也不希望他回家，我只想让他知道，他下次最好直接去四公里，免得我低三下四到处求人，我这张老脸早就没地方搁了。”
吴发减慢车速。他在后视镜里看到一辆摩托车从后面飞快地驶来，一个黄头发小子带着一个满脸抹得不成人样的女孩，按着喇叭唰地经过了他们。吴发说：“看见没老爹，吴添就是为了这女孩。”
吴大力没看清楚，但他知道小儿子吴添此次进了刑拘所，是因为一个叫“梅溪”的女孩。梅溪让两个男孩争风吃醋，各拉了几十号人在南门口打群架，被派出所民警抓获，送进刑拘所关了十五天。
吴发的面包车停在钟不归的修理店门口，吴大力迅速开了车门，几步就迈进店里。吴添正和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小青年坐在一个小火炉旁吃火锅，喝烧酒，几个人喝得脖子通红。见吴大力冲进来，其中一个半边脑袋留着长发的青年站起来，一只手把酒瓶举得老高，问：“干什么，不想活了？”
吴大力不管举着酒瓶的年轻人，而是绕过他的身子，走到背对他坐着的吴添面前。吴添看了他一眼，不说话，筷子还往锅里夹着什么。吴大力隔着火炉，“啪”的就是一耳光，大骂：“你狗日的翅膀真硬，从号里出来家也不回，来这里逍遥，我看你是想去四公里。”
吴添捂着脸，气愤地看着他，拿筷子的手举到半空又落下，嘴里只管大声地咆哮：“我去不去四公里你管得着吗，我被枪毙又与你何干？告诉你，你再扇一耳光试试，看我不打还你。”
吴发拉着弟弟的一只手，拼命地往外拽。吴大力还想过去再给他两下，被修摩托车的钟不归一把抱住。
钟不归说：“吴叔你听我说，我们就是知道添哥回来了，约几个朋友在这里喝喝酒，为他压压惊，这又不是什么违法乱纪的事，你干嘛动那么大的肝火？”
“还不违法乱纪，你们是要把人杀死在街上才完事？”吴大力没给钟不归好脸。钟不归有些生气，抱住吴大力的手就松开，说：“别我们我们的，就算杀人也是吴添一个人的事，别往我们身上赖！”
吴大力追到街上的时候，吴添已经被哥哥吴发用面包车带走了。吴大力边走边骂，一直骂到轻工大楼一楼的电器商行。骑上摩托，给老婆打了个电话，问吴添这兔崽子回家没有。电话那头很吵，听不清，知道妻子也没在家，就使劲摁了挂机键，轰上油门走了。
回到家，却不见大儿子吴发的面包车，知道没人回来过，吴大力有些茫然。早上从家里出去，一耗就是一整天，肚子里一粒粮食也没进。刚从刑拘所出来的时候，还感觉到有些饿，现在却什么也不想吃了。吴大力把疲惫的身子放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直到徐萍开门进来。
这些天，两口子总是一见面就掐，为小儿子吴添的事争得面红耳赤，家里满是硝烟味道。以前，吴大力是不会把过多的时间放在吵架这种无聊的事情上的，只要老婆一开口，或者脸色不对，他就把自己一个人关进房间，抽烟打发时光。吴大力就抽烟这点嗜好，心情不好的时候，点一支，日子就在缭绕的烟雾中过去了。后来，徐萍把烟灰缸砸了，还和他分房睡觉，他就干脆戒了烟，每每遇到烦心事，就拿指头往鼻子上戳，弄得整个鼻头红通通的。
徐萍进来，就放开嗓子大骂，骂的是小儿子吴添，骂的是丈夫吴大力，骂的是自己，骂的是没给这个家带来好日子的老天。骂累了，也把自己一屁股甩在沙发上，呜呜呜地哭了起来。吴大力看了看妻子，没说话，掏出手机给大儿子吴发打电话。打了好几遍，电话还是在通话中，索性把手机放在茶几上，每隔两分钟按一次重播键，直到吴发把电话打过来。
吴发问他怎么把电话打通了又不说话，他说从未打通；吴发说你明明是打通了。他才反应过来，莫不是电话通了，但电话放在茶几上，就没听到儿子的说话声。吴大力说，你赶快把那绝种的给我带回来，免得在外面又惹事生非。吴发说放心吧，一会儿就回来了。
果然一会儿兄弟两人就回了家。看见父母坐在沙发上不说话，吴添径直去了卧室，啪的一声关了房门，从里面锁上了。吴发见父母两张脸冬瓜一样没好颜色，就走过去，嬉皮笑脸地摸了摸母亲的脸，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你看，人不是回来了吗，我敢保证，他以后再也不会干这种蠢事，他向我保证过了。”
徐萍推开大儿子的手，厉声喝道：“你晓得个屁，这回他是粘上狐狸精的妖气了，想洗也洗不掉，难说以后会弄出什么事情来。再说，也不需要你为他开脱，这杂种生来就是收账的，我前世不知道欠了他多少。”说完又呜呜呜哭了起来。
吴大力受不了老婆的哭闹，在旁边说：“你要忏悔别在家里，菩萨供得太远了，你应该到庙里去，那里清静。”
两口子又吵了一阵，终是吴大力招架不住而妥协下来，就走到厨房，和大儿子吴发一起弄吃的，顺便又问他把弟弟带到哪里去。吴发说：“我怕你一时转不过来，你俩真较上劲，不好收场，就带他到我的托运部歇了歇，这不，很快就回来了。”
父子两做好饭，准备叫徐萍吃饭，却见她拿手机接了个电话，提着包匆匆出去了。
2
南门口废弃的缫丝厂院坝里，有两棵树。一棵弯曲，经年的风霜过后，看上去就要死了，可每年春来，枯朽的树杈上又起了花苞，发了新芽，不蓬勃也不荒芜，也就为老气横秋的院子报了春；另一棵，不开花，叶子常年在落，常年在生，树干倒也笔直，就是不见长，多少年了，还保持着一丈开外的个头。两棵树相隔也只有一丈，像形影不离的恋人，也像凤城年轻时候的街上来过的两个杂耍艺人，一个干瘦，五六十岁；一个矮胖，十五六的样子，右眼下有一颗明显的黑痣。两个人最初是在五金巷旁边的电影院门口落脚。放下挑子，从箩筐里拿出几样稀罕物件，叮叮咚咚一阵，待周围聚了一帮子人，就开始玩弄一些小小的戏法，也就是一些把硬币吞到肚子里然后从脚底板抠出来、把一杯红色的液体变成白色之类的小把戏。凤城人在他们面前的瓷碗里丢一个一毛钱的硬币或一张毛票，回家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就算十来岁的孩子，只要肯琢磨，最多两三天就能悟出个大概。杂耍艺人像爷孙，当然也有可能不是，反正他们相依为命，形影不离。五金巷一带没人扔硬币或毛票了，没人看了，他们就搬到郎家坪，那里有一个刚刚建起来的集贸市场，人多，不但有城里的，还有乡下的，总有些人喜欢稀奇。集贸市场旁边的居民们看惯了，他们就演给乡下人看。乡下人丢不起硬币和毛票，只管睁着眼睛看，看完了麻利地转身，走人。两个人不可能只收获空气，就另找去处，最后搬到废弃的缫丝厂院坝里。
缫丝厂曾经是个热闹的地方，没改制之前，可谓县城之繁华一景。缫丝厂的女工是清一色的苗条，好看。县城最高学府凤城师范学校的大男生总爱往这个地方钻，海誓山盟的有，争风吃醋的有，把个厂长和看门的老头气个半死，屡屡到师范学校政教处告状，政教主任汇报到校长那里，学校大会小会都在讲这件伤风败俗的事情。对于师范学校来说，缫丝厂一度成为是非之地，成为莘莘学子嘴上不屑的龌龊地方，但仍有不甘寂寞的大龄男生偷偷摸摸进去寻欢作乐，打架斗殴。好在全县蚕桑产业一度时间受瓶颈制约，蚕丝市场不景气，缫丝厂顺利地结束了使命，年轻女子们倾巢离开，各谋出路，就留下了几间废弃的厂房和一个小院坝，几年后风雨飘摇，破败不堪，尽收留那些不知从何处来的流浪者，还有凤城街上令人作呕的痴傻懒汉。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出于怀旧，偶到那里走走。
两个杂耍艺人各自倚在一棵树下。年老的干瘦老者，背靠着弯曲的那棵，打盹，吐痰，偶用手中物件弄出些叮叮当当的声响；年轻矮胖的小伙子，一只脚往树干上不住地踢，抖落几片树叶，就捡起来看看，随手扔向空中。
废弃的厂房败了瓦，剩下几根孤独的房梁。两个刚放学的小孩，顶梁一边骑一个，啃着指甲看树下的一老一少。见半天没有动静，两个孩子就蹭着顶梁往中间爬，越来越近，最后都停下来，像两只飞累的小鸟，栖息在电线上。
大一点的孩子十一二岁，小点的那个，十来岁的样子。小的那个说，“哥哥，咱们把这根木头拆下来吧！”
哥哥说：“太沉，拆不了。”
弟弟说：“我有办法。”
哥哥问：“能有什么办法？”
弟弟说：“咱们用火柴把另一头点着了，一会儿它就会断，自然就掉下来了。”
哥俩一起爬向顶梁的那一头。弟弟从裤兜里掏出火柴，从腐朽的木头上剥几条干枯的小木屑点着了，对着顶梁的楔缝烧了起来。
哥哥说：“木头太大，火太小，点不燃的。”
弟弟说：“多烧一会儿就燃了。”
树下的一老一少看见房顶上冒出火光，就一起奔过去，他们一人拿一个箩筐，想把突然升起来的火焰扑灭。
两个孩子已经从房顶爬下来，看火焰越来越大，高兴得手舞足蹈。
弟弟说：“我们猜猜，这个老头能不能爬上去。”
哥哥说：“我看他爬不上去。”
弟弟说：“我们猜猜，那个死胖子要不要爬上去。”
哥哥说：“我看他不想爬上去。”
两兄弟还在猜想一老一少要不要爬上去、能不能爬上去的时候，顶梁咔嚓一声坍塌下来，砸在干瘦老人的脚上，兄弟俩看见干瘦老头疼痛难忍大声嚎叫，吓得丢了书包抱头鼠窜。
两个孩子是吴大力的儿子，哥哥吴发，弟弟吴添。
吴大力的儿子十一二岁就闯了大祸，在凤城南门激起了不小的波澜，吴大力也因为管教不严被追究了责任，出了钱给老头治病，还被学校领导痛批了一顿。
吴大力从凤城师范学校毕业，在县城边上的一所小学任教。妻子徐萍原是缫丝厂女工，企业改制后，经人介绍，到北门口的猪鬃厂上班。猪鬃厂也是惨淡经营，徐萍每月收入只不过能添补些油盐酱醋之用。孩子惹了祸，吴大力一年的工资就没了，气得徐萍把两个儿子打得哇哇直叫，又咒骂他们以后必去四公里。
被砸了脚的老头，只能整天躺在那棵弯曲的树下，有一阵没一阵地呻吟。偶尔，他也会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往外走，站在废弃厂房的大门外，盯着一个地方看，有时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年轻的矮胖的小伙子，除了去外面买些馒头、烧洋芋之类的食物回来，基本上都是背靠着那棵常年落叶的树打盹，偶尔还会发出响亮的鼾声。年轻人没有老头的配合，耍不了把戏，眼睛里流露出无比失落的神色。一老一少很少说话，他们似乎也没有名字，没听见谁称呼过谁。老头饿了，朝年轻人喊，“把它拿来”。于是小伙子会把干瘪的馒头或者发硬的烧洋芋以及盛了水的瓷碗递给他，然后看也不看他一眼，转身回到树下继续打盹，右眼下的那颗黑痣微微颤抖。有时，年轻人会问，“我们明天整吗？”老头摇摇头，表示不整。其实是整不了，老头的脚伤似乎一天比一天严重了，最后就不能一瘸一拐往外走了。
烧断的顶梁躺在地上，黑糊糊的，像一根上锈的管道。两个孩子偶尔还会来，他们躲在顶梁背后的乱石中。弟弟问哥哥，“那老头会不会死？”
哥哥说：“我不知道。”
弟弟又问：“那个死胖子会不会离开？”
哥哥说：“我不知道。”
弟弟问什么，哥哥都不知道。弟弟觉得，哥哥对这个瘦老头和胖小伙的事不感兴趣，就问别的。
“哥哥，你说昨晚爸妈打架没有？”
哥哥说：“没打啊。”
弟弟又问：“我昨晚又听见妈妈大声地叫唤，说自己要死了，是不是妈妈病了？”
哥哥说：“妈妈没病，妈妈高兴。”
弟弟说：“高兴了还会哭？”
哥哥说：“以后你就知道了。”
弟弟又问：“你大我两岁，为什么你知道的比爸爸的还要多？”
哥哥看了看弟弟，说：“你问过爸爸吗？”
弟弟说：“我还问过妈妈，他两都没有回答我。”
哥哥使劲掐了弟弟，弟弟疼得哇哇直叫，惊扰了树下打盹的胖小伙，他拿着一串铃铛奔跑过来。两个孩子没来得及跑，可怜地望着他。
胖小伙子怒目圆瞪，一只手举到空中，又放下来了。胖小伙子什么也不说，慢慢走回树下，干瘦老头有气无力地说，“把它拿来。”
胖小伙把一只皱了壳的馒头递过去，老头摆摆手，说，“不是这个。”
“你要什么？”胖小伙问。
“你手里的。”老头说。
老头将手里的铃铛弄得叮叮咚咚直响，眼睛里噙着一丝泪花。
两个孩子没看见这一切，他们沿着南门口寂静的街道往上走，一会儿就到轻工大楼脚下。
弟弟说：“哥哥，你说我们长大后会不会来这里上班？”
哥哥说：“不知道。”
弟弟又问：“你说在这里上班好不好玩？”
哥哥说：“不知道。”
弟弟接着问：“如果我们以后在这里上班，会不会有很多钱？”
哥哥说：“不知道。”
轻工大楼一层的门面是个土杂店，里面的柜台上摆着很多能吃的东西。弟弟问，“我们没有钱，可以把里面的东西拿走吗？”
哥哥说：“不可以。”
弟弟说：“我们趁那个老女人打瞌睡的时候，顺便拿走一些吧！”
哥哥掐了弟弟一下，弟弟哇哇地大叫起来。
他们顺着油炸街方向走，看见一个抱着电线杆哭泣的女孩。女孩十一二岁，穿得破烂，仿佛农村来的，应是和父母走散了。
弟弟说：“我们可不可以揍她？”
哥哥说：“不可以。”
弟弟说：“为什么？”
哥哥掐了弟弟一下。
哥哥叫弟弟走到新华书店门口去等他，他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办。
哥哥对哭泣的小女孩说，“我能带你找到你的父母。”
小女孩边哭边说，“我不认识你，我不会相信你的。”
他拉着小女孩的胳膊，往集贸市场的方向走，边走边说，“你们乡下人，总喜欢逛集贸市场，你的父母一定在那里。”
小女孩就跟着他走，果然，他们在集贸市场的门口看见一个东张西望的妇女。
哥哥回到新华书店，不见了弟弟的踪影。他沿着油炸街往环城路方向找，没找到，又折回身来，朝中山路方向找，还是没找到。哥哥有些急，就飞快地跑回家，对刚刚下班回来的父母说弟弟不见了，急得父母边带着他找弟弟，边骂这个不成器的东西，要是真把弟弟弄丢了，干脆也把他赶出家门。
弟弟睡着在新华书店门口那个卖黄历的老头的桌子底下。卖黄历的老头喝醉了酒，靠在墙上睡大觉，没有发现这个倚在桌腿上学他睡觉还真睡着了的小孩。
徐萍责怪丈夫吴大力，“也不知是真有鬼唆使你还是你哪根筋拉长了，给咱孩子起了这么晦气的名字，我看这两个孽障长大后，八成是无法无天了。”
吴大力给第一个孩子取名的时候，是想让孩子长大后成大器，发大财。不想这名字一叫出去，街坊邻居就取笑他，说亏你还是个老师，取个名字没水准，要是你再有一个，怕会取作吴天。吴大力当时没打算再要孩子，因为按照政策，双职工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可是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不久，徐萍就没了工作，吴大力晚上在床上使大力，徐萍又怀上了。吴大力说，干脆把他生下来，要是个小子，就叫吴天。徐萍揪着吴大力的耳朵格格地笑，说，“我可不稀罕这个名字，政府不允许。”
吴大力说，“我说的是添砖加瓦的添，小儿子降临，咱们家又添丁了，好预兆，农村说的什么来着——内添人口外添财。”
吴添降临后，街坊邻居们又是取笑了好一阵，不过，他们倒也佩服吴大力的果敢和创意。
3
秋天，废弃的缫丝厂倍感荒凉，连飞累的鸟也会跑到这里来拉屎，一粒一粒的，金黄色的，黑色的，褐色的，灰白色的，各种各样的鸟粪自空中降落，砸在干瘦老头的脸上，头发上。老头的呻吟一天比一天弱小了，小到最后只能看见嘴唇在抽动。胖小伙像一只被谁穿废的鞋子，傍在树干上，眼神呆滞，没有一点精神。吴添没有哥哥的陪伴，一个人来到院子里。现在，他可以不用躲躲闪闪了，他确信那个死胖子不敢对他怎么样。有时候，他会用一个弹弓，装上纸球，朝胖子射过去，纸球有时打在他的脸上，有时打在他的肩膀上。最准的一次，吴添看见胖子一只手捂住左眼呜呜直哭。胖子其实现在已经不那么胖了，他宽大的袖管里，两根手臂黑乎乎的，像两截烧糊的木棍。吴添玩累了，就拿出书包，取出一本书，把里面的纸一张一张地揭下来。摆在乱石上的纸页被风吹着整个院子里乱飞，吴添扔下书包，追着那些不知要往哪里去的课文，捡回来一张，又去追另一张。这时候，吴添听见父亲吴大力的喊声，忙拿起书包从岔道里跑掉。吴大力看了看躺在树下的老头，看了看打盹的小伙子，折身回去了。不一会儿，吴大力提着两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回来，对落叶树下的小伙子说，把这个拿过去。吴大力把东西放在石头上，看了看院子里的一老一少，心里仿佛涌起了什么。
吴大力一家住在南门口原轻工局的家属房里。吴大力的父亲去世之前是轻工局的中层干部，为轻工局贡献了大半辈子。老伴死得早，老爷子带着吴大力和吴大力的姐姐过日子。吴大力的姐姐吴小飞跟一个弹棉花的四川人走后，吴大力的父亲神智恍惚了一个月，就抬腿走了人。吴大力住在父亲留下来的一进三间房子里。房子在二楼，外面一个阳台，三间房三道门，里面两间均要从外面一间开门进去。房子时间不长，却灰不溜秋，天花板上常常显现出各种灰色图案。吴大力和徐萍就是在这套房子里结了婚，生下两个儿子吴发和吴添的。徐萍长得饱满，一张脸时常红润红润的，两只眼睛清亮如泉水。徐萍有一个捆得很紧的屁股，走路时左右两瓣错落有致，节奏鲜明。吴大力白天看老婆的屁股，晚上用两只手轮番揉捏，弄得徐萍咿呀咿呀浪叫。两个孩子出生后，睡在里屋，吴大力两口子睡中间的那间，孩子经常被父母狂欢的尖叫声吵醒，在里面一间屋子里哇哇地哭。吴大力几乎每个晚上都要和老婆做功课，有时一做就忘乎所以，直到孩子从床上摔下来，吴大力才气喘吁吁进屋哄孩子。两个孩子逐渐长大，吴发十二岁，吴添十岁，两口子依然肆无忌惮拼命厮杀，弄得整个屋子里尽是你死我活的挣扎。小儿子吴添似乎不大喜欢睡觉，经常侧着耳朵听母亲在夜里一浪一浪地尖叫。徐萍有时被吴大力推到浪尖，竟不计后果地喊起“救命”、“死人了”之类的字眼，让小儿子翻身下床径直跑到父母床前，还好每到这时哥哥吴发总会大声地叫唤弟弟的名字，两口子听到叫唤后赶紧用被子裹紧了身子，拼命地屏住呼吸。吴添摸摸母亲的鼻子，徐萍叫他快快去睡，孩子才又跑回屋里睡觉。房子就像一个鼻孔出气的兄弟或妯娌，安静的时候每一间都能听到同一只蚊子的叫声。有时上床之后，吴大力很安静，徐萍就把肥硕的屁股往他的下面顶。吴大力说，“孩子醒着，过一会吧。”徐萍就把身子翻过来，用舌头舔吴大力的耳根。吴大力坐起身来，侧着耳朵听听里屋没动静，就一把将徐萍搂在自己身上，不一会整个房间又是你死我活的声音。两个孩子在里屋屏神静气，听这小小的世界风雨大作。
吴添有一天回到家，对伏在回风炉盘上写作业的哥哥吴发说，“那个死老头死了。”吴发没吭声，只用碳素笔在嘴上戳了一下，接着写作业。吴发又说，“哥哥，我带你去看看，那老头死去的样子好难看。”
吴发就同弟弟一起去看瘦老头。老头躺在弯曲的那棵树下，他的身上盖着一件又烂又脏的衣服。胖子坐在石头上哭，似乎看不出伤心，但满脸无奈。两个孩子捂住鼻子走过去，看躺在地上的老头半张着嘴，露出一排褐色的牙齿，稀疏的胡子一根根竖起来，眼睛微闭。吴发不敢确信老头死了，就叫弟弟用木棍捅了他一下，果然没有反应。
吴添问哥哥：“这个老头会不会变成鬼？”
吴发说：“也许会吧，听同学说，如果一个人是冤死的，就会变成鬼。”
“那他是不是冤死的？”吴添问。
吴发沉默了好一阵子不说话。吴添见哥哥没回答，又接着问，“哥哥，什么是冤死的呀？”
吴发看了弟弟一眼，又看了看躺在地上的老头，说，“他是自己把自己饿死的，他是因为自己和胖子的懒惰才饿死的。他不会变成鬼。”
吴添知道这个老头变成一只懒鬼的原因是被那根顶梁砸了脚，不能再到街上演戏，没有人往他们面前的瓷碗里扔钱。而那个胖子，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瘦子了，看上去比老头还瘦，他变成一只懒鬼的原因是他根本不能一个人去演戏，无法得到人们的硬币和毛票。想到这里，十岁的吴添有些害怕，就问哥哥：“这个死老头会不会因为咱们烧了那根木头，砸了他的脚，变成一只冤死的鬼？”
吴发盯着弟弟看了一会，说，“我们该回家了。”
吴大力跑了民政部门，为死去的干瘦老头在城郊要了块三尺之地，花三十块钱雇两个农民工将老头拉去埋了。吴大力回到缫丝厂废弃的院坝里，不见了小伙子，忙往周围四处寻找，也不见，就回了家。第二天清晨，吴大力在去学校上课的途中，看见那个瘦小伙衣衫褴褛亦步亦趋行走在南门口空荡荡的街上，脸上黑黢黢沾满恶心的浆糊，只有右眼下的那颗黑痣，像脸上中了弹，一粒弹头明显地凸起。吴大力想，这孩子准是抓了垃圾桶里的脏物吃了。想到这里，吴大力一阵心酸，他知道是自己的两个淘气孩子把两个相依为命的街头艺人害成这样，不免生出很深的内疚。他真想折身到孩子读书的学校，把两个畜生揪出来痛打一顿，但转念一想，这也不完全是两个懵懂孩子的过错，是命。吴大力在安慰自己，又从内心找了很多关于命运的道理来为自己的孩子开脱，赎罪。一整天，吴大力神志恍惚，长吁短叹，晚上睡觉时无论妻子如何挑逗，都无动于衷。徐萍按耐不住，把手伸进他的档里，那物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般，倒觉得男人两胯之间是那样宽阔，漫无边际。
4
吴添把街边女夏敏带回老房子的时候，他十六岁。
那时，吴大力他们家刚从轻工局家属房搬到旺达新区，老房子还未租出去。老房子不允许出卖，只能出租。吴大力准备搬完新房后再把老房子租给从乡下来的学生用，就留下了两张床和一些废旧物品，比如被煤气灶和取暖器代替了的回风炉，几张不适合拿进新居的破旧床单和棉被，哐当哐当作响的暖水壶，钝得生锈的切菜刀。吴大力没有想到的是，他留下的这些东西居然为小儿子吴添创造了条件。他把街边女夏敏带回老房子，在他留下的旧式木床破旧的床单上，用青春期里的斑斑血痕绘出了暗淡的未来。街边女夏敏是凤城煤炉街上一户破落人家的姑娘，因家境贫寒，父母离异，十五岁就被别人唆使站在一个叫水巷子的终年流淌着污水的地方守候着那些酒后寻欢的顾客。夏敏到了十八岁，也就是吴添把她带回老房子的时候，已经懂得用廉价的脂粉往脸上涂抹了，虽粗制滥造，但也能看出些许轮廓来。夏敏到了十八岁，实际上还算得上是一个好看的姑娘，只因她是个街边女，在别人眼里自然就成了不好的货色，很多人看见她的时候都想朝他脸吐一口唾沫。吴添不这样看，吴添十六岁，他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让自己肆意开垦的异性，他不管夏敏是不是街边女，她即便是一个长得异常难看的女人，他也会把她带回家。吴添把夏敏按倒在床上，他想把她开垦出歇斯底里的尖叫，然而夏敏除了在吴添的身子下面喘气，一声猫叫也没有。吴添草草完事，看也不用多看她一眼，站在她身后叫她离开。夏敏可怜地望着吴添，吴添就叫她滚，她就只好低着头走了。可就在第二天，吴添又来水巷子找夏敏，夏敏不理他，吴添就使劲拽她的胳膊，把她押到轻工局家属房老房子，又镇压了她一回，完事后又撵她回去。
吴大力回老房子找小儿子的时候，吴添正酣畅淋漓地在街边女夏敏的身上忙活，他一直希望夏敏能发出童年记忆中无法忘却的声嘶力竭的呐喊，可夏敏却一直死死地咬着下嘴唇，不吭一声。吴添一边抽动，一边用锋利的指甲使劲划着夏敏的脸，夏敏的叫声终于出来了，但不是小时候听到的那种，难怪哥哥说那是高兴的叫声。夏敏一边挣扎，一边大声地哭，眼泪顺着吴添的手指，浸在一道道血痕里。夏敏一边喊痛，一边用双手推着吴添的身体。这时候，吴大力破门进来了。
夏敏吓得捡了裤子胡乱套上就跑，吴添被吴大力擒住，光着身子萎缩在墙角，像一只泄了气的足球。吴大力突然有些后悔，他想，孩子就算千错万错，也不能搞突然袭击，让人防不胜防，这样有可能让孩子落下终身障碍，会毁了他一辈子。吴大力把衣服扔给他，骂了句“畜生”，走出门去等他，足有十分钟，孩子还没出来，忙折回屋去，吴添却已经睡着了，嘴里流淌着稠密的唾液。吴大力感受到一生之中最大的痛苦，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甚至想从楼上跳下来，而实际上，他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比如，大儿子吴发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吴发是在飙车的时候受伤的。凤城的一大景观，就是大街上一群飙车的年轻人。黄头发，坎肩，破牛仔，几乎是一样的成色，一样的乳臭未干。他们一般是两个人或三个人骑在同一张摩托车上，有时是四个人，男女不等。身后突然响起一节轰隆隆的闷响，一道弧线就从眼前划过去了，转瞬之间人影全无。凤城人戏称之为导弹，核武器，又为落地响。有时，你淬不及防就被弹出一丈开外。有时，你突然听见“啪”的一声，几个人就躺在你面前了，那阵势，造型，简直千姿百态；那响声，毫无前奏，就是闷，就是冷。当然，有时那响声也婉转，清脆，比如迎面一辆对头车，高大威猛，行动迟缓，突然就有一道弧线划过来，也是淬不及防，也是措手不及，“叮——当”地一转调，车下数人如惊飞之鸟，腾起，落下。一会儿，警笛长鸣，再过一会儿，丧钟长鸣。凤城人过街，总是左顾右盼，见前后左右无车，又看斜刺里，无车，走到中央，见一只重负的大鸟飞奔而来，吓得魂飞魄散，赶紧加快速度，逃之夭夭。
吴发两只手抱住前面的人，前面的人两只手抱住另一个人，另一个人两只手有时抱住开摩托车的人，有时伸到空中一晃一晃，好像在指挥着一曲壮丽的交响乐。那人长毛嘴尖，着眼镜，光膀，手势优美，节奏鲜明。“卡擦——”，长毛落在花坛的石头边沿上，再无声息；长毛后面的人，落在长毛身上，却有一根从花坛基脚里伸出头来的钢筋直穿腹中，还有一丝气息；吴发一个仰八叉，屁股摔成臭豆腐，哎哟哎哟地叫。他是幸运的，可以说是幸运的很，一辆的士从他的发间驶过，刹车咕噜噜地响了半天终于停下来，司机跳下车，脸色铁青地过来将他扶起，发出一阵阿弥陀佛的干笑，拍了拍巴掌走人。四个人，有一个被大地超强的引力直接送到花坛里，安逸地睡了一阵，就爬了起来。那人是摩托车司机黑皮，用手不停地摸自己的后脑勺。另外三个，有一个直接送去太平间，有一个第二天也进去了，还有一个，就是吴发，躺在医院半个月下不了床。
吴大力一直偏爱着大儿子。吴发听话，规矩，虽学习成绩平庸，但从未给老爹惹过麻烦。回到家，吴大力让他洗碗，他抱着一大摞碗筷就奔水槽里去了；吴大力让他到菜市场买菜，他接过吴大力手中的零钱快去快回。可以说，吴发是个乖孩子，又会讨父母欢心，让吴大力和徐萍心里多少有些安慰。不像吴添，隔三岔五就有学生家长找上门来，让吴大力又是上医院给人交费，又是登门赔礼道歉，有一段时间，吴大力的上班地点好像改在医院里，不是到三号病房给人倒开水，就是给四号病房送药。而吴添，惹了祸，却装作没事一样，任由吴大力夫妇敲锅边撞锅底，超强的心里承受能力不仅抵御了肉体上的疼痛，还练就了一身逃跑的本领。吴添惹了祸，被吴大力揪住头发，往脸上就是一巴掌。一巴掌就把吴添的身体从揪着头发的手上打开了，吴添一个箭步窜到门外，迅速蒸发，让吴大力顿时升起一股莫名的失落感来。吴发回到家，父亲要他去找弟弟。读高二的吴发到街上找读初三的弟弟，多少有一些线索。他知道，吴添每次挨了打，都要到体育中学隔壁找他的铁哥们钟不归。钟不归坐在门前的一个铁椅子上，拿把扇子不停地摇，见了吴添的哥哥吴发，忙说，“吴添刚才找黑皮他们去了。”
吴发就让钟不归带他去找黑皮。在翡翠路的“辽西”电玩城门口，他们看见黑皮和另外两个人正从一辆摩托车上下来，但没见到吴添。钟不归朝黑皮他们走过去，问吴添在哪里，留长发光膀子的黑皮说，“他可能去水巷子找街边妹夏敏去了，要不，我带你找去。”
吴发坐上黑皮他们的摩托，刚到桂花路，就在黑皮的手舞足蹈中发生了车祸。
吴大力懊丧至极，他把小儿子吴添从老房子撵回家后，又去了医院，见徐萍早已守在那里，就陪着两人坐了一会，回了家。
晚上，吴添在医院陪哥哥。吴大力夫妇躺在床上不停地争吵。徐萍怪吴大力没有管教好孩子，吴大力说，“管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徐萍说，“你爱管不管，反正我是管不了了。”吴大力转过身子，一句话也不说。徐萍一个人吵累了，坐起来背靠床头玩弄起手机来，她好像在给谁发短信，手机不停地响着间隙性铃声。自从缫丝厂院坝里干瘦的流浪艺人死后，吴大力的人生就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几年来，他没有和老婆痛快地做过一次爱，每次都是在徐萍的威逼利诱下，草草结束战斗。自从搬进新家，大人和孩子有了单独的房间，条件大大改善，他却从来没有让徐萍痛快地叫喊过一次。近段时间，徐萍总是很晚才回家，有时在外面整夜未归。即便回了家，也懒得扶他上马，而是倒头就睡，两瓣屁股勒得紧紧的。有时徐萍没有出门，就躲在被窝里玩弄着手机。吴大力知道老婆已有外遇，却懒得发作。自从十六岁的吴添与街边女夏敏搞上之后，吴大力好像突然意识到前些年和老婆不识时务的暴饮暴食实际上已酿成了天大的过错，儿子的提前发育和性冲动，无疑是做父母的造成的。
他突然想起前段时间，和几个朋友一起吃饭，有个叫王军的书法家讲的一个荤段子。王军讲故事善于营造气氛，总有很诱人的前奏。王军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王军和不同的人在一起，故事的背景和主人公的姓氏都不同。比如，他知道吴大力老家在清河，就说，本故事发生在清河乡，一个姓吴的人家。王军字正腔圆，讲得别人捧腹大笑，他却将两只眼睛对着天花板，若有所思，这样的造型又让一些人笑得转不过气来。王军讲：话说，在清河乡，有一吴姓人家，家境很不殷实，只有茅草屋一间，木床一张。有一儿子，年方七岁。丈夫壮实，婆娘很骚，每晚必厮杀一次。初冬，晚，三人睡。夫妇二人欲火中烧，在被中偷偷摸摸，不觉渐入佳境，浪得被子随波起舞，有风自破屋来，小儿冷，但隐忍不语，静待父母完事。第二日，晚，夫妇欲待儿睡再战，不料儿坐火炉边，长坐不寝。母曰：“幺儿快睡，今晚要打霜，冷得很。”小儿以为父母行房便是打霜，怒曰：“你两要打霜，尽管快快打去，打完，我好睡觉。”众人笑得喷了饭，一则因为故事的确好笑，二则因为王军讲故事竟然仿评书之谈吐。吴大力也笑，当晚回来后，讲与老婆听，兴起，又一番厮杀，杀声震天。
吴大力此时想起这个荤段子，生出很多的伤感来。有生之年，听过很多故事，却没想到过会有哪一个故事和自己经历的事情何等相似，更没想过某一个故事最后隐藏着的结局会成为一种预言。吴大力想，他两口子更年轻的时候对房事的沉溺和留恋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儿子刚满十六岁，就开始步入后尘，而且还是和一个肮脏的女子，就在那张自己和老婆无数次翻云覆雨的床上，那情景何其相似。这孩子今后会生出什么事端来，吴大力不敢往下想。整个夜晚，吴大力都在与自己作斗争，一边控制着不去想眼下这些糟糕的事，一边促使自己呼吸均匀，好让自己睡去。可吴大力使尽浑身解数，最后还是睁着眼睛熬了一个晚上。早晨要起床的时候，听见老婆的手机又响了一声，见她还没醒，便拿了过来看，一个被老婆存为“二哥”的人发了一个短信过来：没有我在你身边的夜晚，你睡得好吗？
真是扯淡。没有你在的日子，这个女人还不是睡得像死猪一样，你以为你他妈真的碰见情种了，充其量也就是个玩具而已。吴大力知道老婆在那方面的本事和追求，再自信的男人也抵挡不住她的摧残。但吴大力还是心痛，想想这些年，自己一介平民过的日子就是不具体。别人在昆明买了房，自己终于在凤城有了九十平米；别人有了车，自己不敢想；别人有其他女人，自己的老婆成了别人的其他女人。再就是儿女，他更不敢想。别人为考上大学的孩子张罗喜宴，邀请他参加，他总是以有特殊事情要办而推脱了。自己的两个孩子，他是清楚的，吴添眼下这样子，永远也等不到那一天了，而大儿子吴发虽然听话，但在功课上是真的无法，班主任老师说，吴发这孩子，在班级里是一个真正的旁观者，他就是把高三读到高十，也只能见证别人如何走向大学的校门。
吴大力洗漱完毕，正要往医院走，却听见老婆叫他。吴大力刚才看了短信，感觉有些恶心，本不想理她，但又不知道她会叮嘱他做些什么，便停下脚步。老婆对他说，“我这几天要出一趟远差，你要看好两个杂种。”吴大力也没问她去哪里，他知道，很有可能她是和那个发短信的“二哥”到外面厮混去了，便“嗯”了一声，重重的摔门而去。
5
吴发高三毕业，只领了个毕业证书回家。吴大力说，“再补习一个吧！”
吴发说,“无法。”
吴大力说，“怎么会无法？你对自己要有信心。”
吴发说，“我对自己够有信心的了，我就是吴发。”说完冲着老爹笑。
吴大力就不说话了，心想，当初真不该给孩子取这个倒霉的名字。
吴发在朋友的撺掇下去驾校学了车，考了驾照，又叫父亲用住房公积金贷了款，买了一辆面包车，在五金巷租了两间房，开了个托运部。起初，惨淡经营，没什么业务。吴发去了几趟昆明，和几家大的托运公司联系上，凡发到凤城的货，多少有几宗会交给他。这样，日子一久，有了信誉，生意逐渐好起来，也能一个月挣两三千块。
吴发的托运部有了起色的时候，弟弟吴添正和同校女生梅溪打得火热。两人一起辍了学，晚上在老房子媾和，白天骑着同学的摩托车在街上飙。几个和吴添一样货色的乡下同学，把学校发给他们的贫困生补助凑起来，买了一张二手摩托，成天在凤城的大街上弄出些“呜呜呜”的噪音。吴添对骑摩托的黄皮小子杜龙凯说，“杜洛克，把摩托车给我。”
被叫成“杜洛克”的小子说，“凭什么要给你？”
吴添说，“你敢不给我，我叫你回你姥姥家。”
杜洛克正要发动车子，吴添往背后一脚，把他从车上踹了下来，缴了他的钥匙，带上黄头发的梅溪走了。
杜洛克叫上凑钱买摩托车的几个小青年，在油炸街等吴添。吴添正轰隆隆地从新华书店过来，就被一根绳子绊倒在地上。
后来，黄头发女孩梅溪就成了黄皮小子杜洛克的战利品。吴添不服气，就约了杜洛克，各带几十号人马在南门口火拼，双方僵持了几个小时，待吴添抽出明晃晃的刀子直奔对方的时候，那帮人却瞬间作鸟兽散，不见了踪影。吴添正和弟兄们歌颂自己的威力的时候，派出所干警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将他们抓获，把为首的吴添送进了刑拘所。
吴添在哥哥的车里还说，是杜洛克这个狗娘养的不讲道义，事先通知了派出所，他才进去的，他一定要找杜洛克算账。
吴发对弟弟说：“算了，你既然不读书了，就来我的托运部，咱俩一起干，别再为梅溪这样的女人去打架了，不值得。”
吴添说：“哥，你知道我想对你说什么吗？”
吴发说：“不知道。”
吴天说：“从小到大我问你什么，你都说不知道。不过我今天可以告诉你我想对你说什么。”
“你要说什么？”吴发问。
“你就是一个软蛋。”吴添说。
吴发把弟弟带回家里的第二天，徐萍又和“二哥”出了远差。周日，吴大力没有课，他想和吴添谈谈。
吴添把自己窝在房间里，就是不出来。吴大力做了饭，打电话叫大儿子吴发回来吃饭，顺便叫他给弟弟做做思想工作。吴发敲了几次门，吴添还是没有出来，便自个儿盛了碗饭吃了。吴大力气得不行，就踹了门，把吴添拖出来。吴添差点就是一个踉跄，头险些撞在餐桌上。吴添转过身来，怒视着吴大力，几秒钟后，狠狠地甩了吴大力一个耳光，拉门而去。
被儿子打，可以说是相当不幸了，吴大力对吴添彻底死了心。一个作孽的儿子让当父亲的产生了挫败感本是正常的事，可也不至于让一个有了挫败感的男人去跳楼。吴大力那天就去跳楼了，这让大儿子吴发不敢相信。吴发一向了解父亲的忍耐力的，从小到大，他无数次看见吴大力败在母亲的手下。有时，母亲会暴躁如雷地对着吴大力吼叫：“吴大力，你就是一个没本事的男人，有不起房子，有不起车子，连没断乳的小儿你也赶不上。”每每这时候，吴大力总会低着头，或者嘴里喃喃地说：“赶不上就赶不上呗，干嘛非要赶上别人？”吴大力通过同事的帮忙，去银行按揭了房子以后，徐萍的叫骂少了一些，可搬家不久，徐萍又开始吼叫：“吴大力，你就是个没本事的男人，孩子成了这个样子，我看你怎么办。”吴大力这时就拼命地指望听话的大儿子能有出息，可吴发高考落败，他又开始在老婆的眼皮底下低着头过日子。吴发的托运部搞出了名堂，吴大力就有了一丝安慰，把全部希望寄托到他的身上。他希望吴发的生意越做越红火，最好是很快就买一张豪华轿车，最好是很快就去昆明买房。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对小儿子吴添越来越失望了，失望到何种程度？他甚至希望小儿子只要不惹是生非，以后就靠哥哥养着。但吴添总是一茬接一茬地干一些背离他期望的事，他就开始沮丧了。吴大力爬上小区住房的顶楼，他准备一下子就跃下去，瞬间结束小儿子给他带来的烦恼。在爬上顶楼的一瞬间，他还为自己的举动找到另外一个理由，这个理由来自他的老婆徐萍。徐萍和他的“二哥”出远差已经好多次了，其实他们就在凤城，也许就是找个安静的地方寻欢作乐而已。吴大力戴了绿帽子，心里一直窝囊着。如果他从顶楼上跳下来，徐萍也许会因为他为她带来的这个阴影而产生恐惧，就像多年前那个流浪老艺人的死给他带来的阴影一样，让他一下子惧怕男女之事。但是，吴大力很快推翻了这个理由，原因是，吴添这几年都在闯祸，也没有影响徐萍与“二哥”幽会的兴致。吴大力正矛盾地站在顶楼的护栏边，便被大儿子吴发拦腰抱住了。吴发一边把吴大力往后拖，一边对吴大力说，“好好的往这里来干什么？至于吗？”
吴大力很想伏在大儿子肩上哭，但他分明感到儿子的身体是多么孱弱，他知道，眼前这个刚二十出头的大男孩，还不能让他寄托什么。
6
秋深了，小区绿化带的很多树叶都在落，连那些常年落叶的树在这个时候都要落得比以前更多一些。吴大力想起以前的缫丝厂，想起缫丝厂院坝内的那两棵树。吴大力现在住的这个小区，就是在以前的缫丝厂的位置修建的。开发商真是大手笔，居然把缫丝厂下面的一处绝壁填平，在上面建起了漂亮的商品房。在吴大力的印象中，自己所住的这一栋房子的位置就是以前缫丝厂的院坝，那两颗树瞬间就被开发商的斧头削得无影无踪。昔日的缫丝厂繁华落尽之后，现在已经成了记忆的灰烬。吴大力在凤城师范读书那几年，缫丝厂是他的心灵的故乡。那时，徐萍算得上是缫丝厂有名的美人，师范很多大龄男生都去嗅过她。那时徐萍长得非常饱满，又有一张方正得富态的脸，两瓣屁股在走起路来的时候起伏有致。吴大力到缫丝厂，和其他同学去的目的不一样，他想找一个他真正喜欢的人，找一个能够和自己共度一生的人。徐萍的心里，看上过几个来打自己主意的花花公子，但却没有让他们沾染过自己的身子。徐萍知道，师范那些饿得如狼似虎的大龄青年，只要和你有了肉体上的接触，便不会把你当回事，你只不过是他们开垦自己青春的一个道具而已。徐萍看上吴大力，正是因为他同其他人不一样，他在徐萍的面前说话吞吞吐吐，一张脸羞得通红。吴大力认识徐萍两年，从不敢主动地牵她的手，有时是徐萍主动地拉他。师范毕业后，吴大力对徐萍说，“咱们结婚吧！”徐萍说，“让我再考虑考虑。”吴大力说，“你都考虑两年了，我实在不想再等下去了。”徐萍说，“好吧，但是你要发誓一辈子对我好。”吴大力和徐萍结了婚，后来住在他父亲留下来的轻工局的房子里。
吴大力从没有想过的是，他和徐萍的未来竟是今天这个样子，貌合神离的婚姻，两个看似差别巨大好像又没有什么差别的孩子，让他感觉到接下来的人生旅程是那么无味。吴大力在这个时候开始怀旧，实在是早了一些。吴大力不可能再有很多机会去设计孩子的未来，对于他来说，现在最好的未来就是让小儿子吴添成为一个规规矩矩的人，他不希望他能有多大出息，甚至也不希望大儿子吴发能有多大出息，只求他们能够找到自己的饭碗。吴大力四十五岁，却感觉到自己已经老了，成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糟老头子。他想起那个被儿子烧断横木砸坏了脚而慢慢死去的流浪老艺人，他死去的神态是多么的哀伤。孩子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也许就是报应。吴大力坐在小区绿化带内的石凳上，他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倚着一棵树打盹，这个似曾相识的男人，到底是谁？他想了好大一阵，始终没有想起来，就准备起身回家，却听见老婆的声音在身后响起。转过头来，的确是徐萍，她在和一个人打电话，嘻嘻哈哈的弄出一连串听起来怪不舒服的声音。见了吴大力，徐萍的声音收敛了一些，她甚至匆忙地挂了电话，把手腕上的挎包挂在肩上，对吴大力说，“吴添呢？”
吴大力没有理会他，只顾往前面走，徐萍就没好声气地说：“你那宝贝儿子又去找那个狐狸精去了？”
吴大力差点被徐萍的话逗笑了起来，他的嘴角真的泛起一丝别扭的笑，但马上就凝固了。他想，徐萍为什么可以说别人是狐狸精。如果吴添在外面找的那些女孩是狐狸精，她徐萍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一个有夫之妇，成天和丈夫以外的男人在一起，好像比“狐狸精”还要好。吴大力不知道老婆判断一个人的逻辑是什么，就问她：“你见过狐狸精吗？”
徐萍怒视着他，半晌说：“那些不干不净的女人，你儿子去找的那些婊子，难道不是狐狸精？”
吴大力说：“之前我也这样认为，可是现在不了。”顿了顿，又说：“人和人之间，只要比较一下，就不敢乱下定义了。”
吴大力的刻薄终于让徐萍爆发了。开了家门进去的一瞬，徐萍几乎是变成一股强劲的台风横扫进去的。她撂下包，指着吴大力的鼻子说：“跟你二十多年，我体会过什么是幸福吗？”
吴大力说：“你现在有幸福感了，还用回来干什么？再说，你知道什么是幸福吗？”
徐萍脸都气歪了，她从挎包里迅速地掏出几样东西，砸在沙发上，厉声问吴大力：“你见过这些东西没有？”
瑞士名表，价值少说也是两三万；纯金手镯，更不敢任意估价。还有戒指、耳环、苹果手机。
吴大力真的想马上跑到顶楼，结束他在这个世界上遭遇的一切。
时光真的是无情的，当吴大力在心里重新翻洗了二十多年来的生活，觉得一切都来得相当突然。三年，吴大力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睁只眼闭只眼，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徐萍的手机他偷偷地看过几次通讯录，除了“二哥”，还有“大宝贝”、“阿东仔”这些肉麻的名字。他还偷偷地看了徐萍的收件箱，被徐萍尽数删除，本来他不想再看了，反正徐萍毁尸灭迹的觉悟是相当高的，但他突然想到，徐萍有可能不会删除已发短信，这是一个聪明过头就会成为一头蠢猪的女人，有可能，徐萍想都没有想过。
果然，他看到了自己不想看到的东西。恶心，低俗，糜烂，这一切，让他对身边这个女人全然失望，后悔，甚至抵制。
眼前的一堆饰物成为吴大力半生失败的见证，也让他看清了一个女人扭曲的嘴脸。吴大力对徐萍说，“你不必这样糟蹋一个和你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男人，尽管我是一个弱者，但我也有自尊。这样吧，咱们离婚得了。”
“我想也是，既然你先提出来，我就直说吧。”徐萍说，“离婚是必然的，但是，房子归我，孩子你管。”
吴大力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好好好，你把所有的都拿去，两个孩子也归我，行了吧？”
吴大力离婚的消息竟然在亲戚朋友和同事之间没有一点波澜，仿佛世人都比他清楚，他们的婚姻必将结束。
吴添好久没回来，吴发因为托运部的事情多，吃住都基本在店里，回来见钥匙开不了房门，就给吴大力打电话。吴大力说，“你就不用回来了，那房子已经抵押给了别人。”
吴发不知道父母离婚的事，以为是吴添又惹了祸，害得家里赔光了一切。便说，“是不是吴添又闯祸了？”
吴大力说，“你不要管这些，你把托运部的事情搞好就行了，我相信有一天你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你能理解我的。”
吴发知道一切真相的时候，他就再也没多问，而是直接跑到父亲的学校，在学校旁边吴大力租住的水泥平房里找到了他。吴发说，“你搬到我的托运部去吧，我每天用面包车接送你。”吴大力眼睛里噙着泪花，他是被儿子感动的，尽管面前这个瘦弱的小伙子不可能有什么宏图之志，但他始终是一个健健康康的男人。
吴大力没有搬到儿子的托运部去，当然也没有让儿子每天用面包车接送他去学校上课。吴大力现在最揪心的事情是小儿子吴添以后怎么办，这个长了一身邪肉的孩子，不知道现在到哪里去了，他决定去找他。他在学校食堂里吃了饭，就骑着摩托车来到城里。到了南门口，他才意识到自己全然没有目标，偌大的一座县城，哪里是吴添的窝呢？街上时不时都有染黄头发飙车的小青年，哪一个又是吴添？老房子他去了，门紧锁着，锁孔已经上锈，开门进去看，什么也没有。水巷子在别人眼中是个龌龊的地方，他也去了，现在连一个街边女都没有了。他听说翡翠路是现在凤城的红灯区，他也曾无数次骑车从那里过，成排的发廊，茶色玻璃上贴着红色的“欢迎光临”的字样，但他又不知道吴添会窝在其中哪一间。他开始想到一个让自己毛骨悚然的问题，如果吴添没钱，不到这里来还好；如果没钱的吴添硬要到这里来，一定会和这里的发廊老板发生冲突的。他经常听别人说，在翡翠路上，有些嫖客因为赖账，被人杀死。他简直不敢再往下想了，他甚至有一种直觉，那就是吴添很有可能在这条街上出事了，要不怎么很久了都没看见过他。这样一想，他就把这种直觉当成是事实了。他就给吴发打电话，说：“吴发，你弟弟出事了。”
吴发在那头问：“出什么事了，是不是他在什么地方又打了人？”
吴大力说：“不是，是他被人杀了。”
吴发说，“你说什么，吴添正和我在一起呢。”
吴大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吴添怎么会和哥哥在一起呢？他两本不是同一类人，自己的直觉分明告诉他吴添出事了，难道是自己过于紧张。吴大力加大油门，几乎是用小青年飙车的速度赶到吴发的托运部，见吴添正和几个年龄相仿的青年从一辆大卡车里将一个个鼓鼓囊囊的布袋扛进吴发的托运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吴发对吴大力说：“我弟弟现在可懂事了，他已经加入我的托运部，有工作了。”
吴大力马上就担心起来，他知道吴添不会无条件改邪归正，那些和他一起扛布袋的年轻人，一看那嘴脸就不是什么好人，怎么会和他一起为哥哥干活呢。
吴大力把吴发叫到身边，对他说，“你要小心点，别被他们骗了。”
吴发说，“不会的，他是我弟弟。”
吴大力骑车回学校，就在他发动摩托车的一瞬间，他看见吴添扭过头来偷偷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很复杂。
7
吴大力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小儿子吴添伙同钟不归等一群年轻人偷了哥哥吴发托运部里的货。吴发那天送货回来，见店门大敞着，就有了不祥的预感。昨天晚上，吴添从外面回来，鬼鬼祟祟地在店里东张西望，还边看边打电话。吴发说，“你在找什么？”吴添说，“我看看货多不多，明天用不用帮忙。”吴发说，“明天再说吧！”吴发没有想到的是，吴添干起事来还真不顾兄弟情义，竟将店里所有的货全部卷走。清晨，吴发给西环路的陈记家纺送货，刚到街心花园，一辆很旧的桑塔拉就横在他的面包车面前，开车的黄毛小子不紧不慢地从车上下来，拍拍车门，随即蹲下身去，头朝车底下看。吴发以为桑塔拉出了故障，便把方向往左边打，想绕过桑塔拉，不想前面又来了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唰地停下了，司机也是不紧不慢地跳下车来，往车底下瞅瞅看看。吴发感到很奇怪，两辆车不约而同地坏在同一个地方，开车的人像事先商量过了似的。吴发想掉头，但身后已经堵了一大串，各种声音的车喇叭不停地叫。前面两辆车的司机一会儿拿出电话叽里咕噜地说一阵，半个小时后，爬进驾驶室，启动车子走人。吴发送完货回来，店里空空如也，连炊具也一件不剩。吴发知道是弟弟伙同那帮小无赖干的，便掏出手机给吴添打电话，通了，但没人接，再打，关机了。吴发找到钟不归的摩托修理店，见门关着，卷帘门上贴着一张房屋出租启事。吴发又发动车子，去了煤炉街，找到夏敏，问有没有看见弟弟。夏敏说没有见过吴添，他好久没有去找他了。吴发最后去了轻工局老房子，见门锁着，就开了面包车回来。吴发丢了别人的货，不敢在托运部呆着，只得一边寻找弟弟，一边躲着那些找他取货的人，他不敢想象那些货能值多少钱，但他很清楚，他丢了别人一块钱的货，五块钱也赔不上，自己辛辛苦苦干了一年，还不够赔这批货其中一个失主的损失。吴发只好到派出所报案。林凤派出所接待室有很多人，吵吵嚷嚷的，吴发听见其中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男人一边和别人打电话，一边抱怨派出所干警不务实，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等来一个警察。办公桌上伏着一个穿警服的小伙子，旁若无人地抽烟，对着电脑显示屏吞云吐雾。吴发知道他是个协警员。在凤城，协警员被称为“二派”。以前他和一个开酒吧的朋友在一个小馆子吃饭的时候遇到过他，在邻桌喝得醉醺醺的，端了半杯酒过来敬酒，还拍着他的肩膀说：“兄弟，我在林凤派出所，以后有什么事尽管说，哥多少能摆平一些事情。”吴发当时觉得好笑，心里说，你又不是公安局长，说话口气那么大，况且公安局长也有摆不平的事。吴发和他碰了杯，那人就歪歪倒倒回邻桌去了。几个二派吃完饭，又一起进了他们的包间，对他们说，“两位兄弟，今天这顿饭是你们请还是我们请呢？”吴发的朋友忙说，“我们请我们请，以后劳烦弟兄们的事多着，这顿饭就算谢过弟兄们了。”那些人走后，吴发问他，“怎么这帮人跟无赖差不多？”朋友说，“怎么说跟无赖差不多，简直就是无赖。”
吴发对派出所二派的印象很差，但是他今天还真有事求上门来了，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凑过去和他打招呼。
“蔡哥。”吴发叫了一声。
那人扭过头看了看吴发，说，“什么事？”
吴发说，“兄弟的托运部今天被洗了，来找你报案。”
那个叫蔡伦的二派把眼睛放回显示屏，冷冷地说，“报案的人多了，你不懂先来后到吗？到后面排队耐心等待去！”
吴发退到一群人的背后，好久没看到一个警察回来，有些心急，便给开酒吧的朋友打电话，要他给蔡伦商量商量，找个警察接待他一下。朋友在电话那头说：“商量个屁，这些狗日的二派，他不来找你的麻烦就够了，你指望他给你办事，没门。”等了好久，终于看见一辆警车停在派出所门口，几个警察打着呵欠从车上下来，进了办公室，又直奔二楼去了。一群人呼啦啦地跟在警察后面，想往楼梯上挤，被蔡伦喝住了。
蔡伦说，“死了人也用不着这么着急呀，你们这些老百姓，丢了点瓜瓜菜菜就往派出所找人，派出所干脆专门为你们服务算了。”
之前发牢骚的中年男人终于忍不住，问他：“你不是老百姓吗？难道你是国家领导？”
蔡伦说，“我是不是老百姓关你屁事，你有本事别往这里吵吵。”
中年男人说，“难道派出所是你家，人民出钱养着你，就是为了让你居高临下，不为群众着想，在这儿作威作福？”
蔡伦不说话，两只眼睛轻蔑地瞟了中年男人一眼。
吴发报完案，做完笔录，已经是晚上十点过了。下了楼，他和蔡伦打招呼，这个有模有样的二派对他说：“你回去耐心等待吧，如果你有线索，赶紧通知我们。”吴发说：“我如果有线索，就不用找你们了。”
蔡伦有些生气，对他说：“不管你有没有线索，都要按照程序走，你没有权力对你怀疑的人采取任何手段，就算你确定是谁偷了你的东西，就算你有证据，你也得先报告派出所。”
吴发说，“我怀疑是我弟弟伙同其他人偷的，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警察说，“既然是这样就好办，你弟弟什么时候回来，你就通知我们。”
吴发觉得好笑。吴发报案的目的就是希望派出所能想办法尽快找出他的弟弟，如果真的等到弟弟变卖了赃物花完钱回来，一切都晚了。吴发想到前些时候的一件同样可笑的事情。凤城人喜欢放鞭炮，婚丧嫁娶要放，子女高中要放，工程奠基剪裁要放，逢年过节也要放。最可恨的是，凤城这些年流行乔迁放鞭炮，搬家的良辰吉日多半是在下半夜，时辰一到，鞭炮齐鸣，搞得周围邻里无法入睡。有人举报到县纪委，说乔迁之举罪大恶极，首先是无耻地大摆筵席敛财，其次是深更半夜放鞭炮影响别人休息。县里责令县公安局立即采取手段遏制这一不良现象的蔓延，公安局发出公告，并公布了举报热线。一日凌晨三点，环城路一带有人大放鞭炮，吴发打派出所的电话举报，那头说：“知道了，你等半个小时，如果他们还放，你就再打电话过来。”吴发心想，肯定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二派接的电话。再过半个小时，当然不会再放了，放鞭炮的人哪会花那么多钱买响声。自此对夜半放鞭炮之事不闻不问，凤城夜夜炮声隆隆，好不热闹。
吴发只好自己去寻找弟弟，差不多把凤城翻了个底朝天，才在南门口的一个足浴城找到吴添。吴添和几个黄头发青年在足浴城的休息室里打麻将，被掀门进来的哥哥逮了个正着。吴发是从钟不归摩托修理店的房东那里找到线索的。房东说，钟不归最喜欢去那里洗脚，有一次几个年轻人洗完脚回来，在房东面前谈论着哪个洗脚妹的胸脯漂亮，哪个洗脚妹的屁股太大。房东对吴发说，“他们还把几个洗脚妹带回来过，半夜三更在屋里闹腾。”吴发去了足浴城，果然找到了弟弟，不过他没有找到自己丢失的东西。吴添对吴发说，“东西是我们拿的，但我们已经无法还回来，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几个年轻人和吴添一起看着吴发大笑，吴发气得跺了跺脚，转身离开。
吴发刚出足浴城大门，就碰见迎面走来的派出所二派蔡伦。蔡伦的目光似乎在他脸上顿了一下，旋即又移开了。吴发想，该不该把弟弟的行踪告诉蔡伦呢？如果告诉他，几个臭小子会被派出所一锅端，但是丢失了的东西却找不回来；不告诉他，心里难除那口恶气。吴发悄悄跟在蔡伦身后，想看看这个二派是不是已经有了弟弟他们的线索，他看见蔡伦径直走进了吴添他们那间麻将室，随即“啪”的一声，门关了。
吴发侧耳在门外，听见里面有人叫“蔡哥”，一会儿，又是哗哗作响的麻将声。
吴发一口气跑到派出所，径直上了二楼，他看见一个警察正从打印机里拿出一叠纸。吴发凑上去，对警察说：“我要报案。”
警察两眼通红，像是没睡好，见了吴发，认出了他，便问：“你有线索了？”
吴发将所见向警察说了，警察问他：“你敢不敢确定和你弟弟在一起的就是蔡伦？”
吴发说：“我敢确定，他们一定是同伙。”
警察把右手狠狠地拍在桌子上，大声地骂：“这个花包谷，我早就知道他是个祸害。”
吴添他们被林凤派出所一锅端了。半月后，几个人分别被判了刑，其中蔡伦量刑最重，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吴添、钟不归以及另外四个年轻人分别被判了六年。
8
吴大力从学校旁边的出租房搬回轻工局老房子那天，天空投放一些蒙蒙细雨。吴大力和吴发走在一张板车后面，板车上放着吴大力的全部家当。吴大力对吴发说：“人生就像画圈，你老爸我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了。”吴发笑笑，没说话，他好像有很重的心事。自从丢了客户的货，吴发整天东躲西藏，好不容易靠朋友周济和父亲的工资赔了损失，自己又欠下了好几万。没了工作，明天该去哪里，他不知道，吴大力也不可能告诉他明天去哪里，他唯一清楚的是，他现在正和父亲回到那个充满童年记忆的地方。
吴大力又说：“吴添要好几年才回来了，他要是不进去，我还不想搬回这个破地方来。”他这句话已经说了好几遍了，之前吴发动员他搬回来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说的。吴大力当初和老婆离婚的时候，本想搬回老房子住，但他想起吴添经常把街边女夏敏带回来，就不想回去了，他宁愿守在学校旁边的出租房里，一个人静静地打发时光，也不愿意看到那些让自己伤心的事。
吴大力和儿子在老房子里吃了一碗面条，正准备睡觉，却接到前妻徐萍的电话。
徐萍在那头不说话，只狠命地抽泣。吴大力大声地“喂”了几声，听见那头哭声越来越响亮了，有时那哭声像突然遁了一般，好大一会才接上来。在他的印象中，徐萍是一个不轻易哭的女人，按他后来的总结是，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哪来的眼泪。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在前夫的面前哭，一定是出了什么事，而且是一件不小的事。
吴大力走出门外，他尽量不让儿子知道他和谁通电话。那头仍然不说话，只一个劲地哭。他干脆挂了电话，打了的去以前他们一家人住的旺达小区，上楼摁门铃，没人开门；又使劲用拳头擂，还是没动静。这个时候，徐萍的电话又来了。
“你到底在哪里？”吴大力问。
“我在他们手上。”徐萍说。
“他们是谁？”吴大力好像感觉到前妻被谁绑架了，但又觉得这不太可能，他们没有必要勒索一个身无分文的中年男人，况且这个男人已经和被绑架的人没有什么关系了。
徐萍在那头说：“我被他们骗了，他们还不让我走，说我欠了他们的钱，要我赶快想办法。”
“你打电话给我，就是为了让我替你还钱？你可是知道的，我现在不但一分钱也没有，还因为你那个混蛋儿子欠下一屁股债，你还是找你的二哥去吧！”吴大力说完，感觉到自己有些刻薄，不，是多么痛快。他早就盼望着有一天能看见前妻在前面的沙漠中渴死，用自己所期待的完美结局去诠释罪有应得。可是，徐萍的遭遇给他带来的快乐是那么短暂，那么暴戾，他突然后悔自己刚才对前妻所说的话，他确信这不是他的风格。
徐萍还在抽泣，他又问：“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徐萍说：“在翡翠路上的平安商务酒店，八层，1123房间。”
“我可以帮你做什么吗？”吴大力问。
“不知道。”徐萍说。
徐萍挂了电话，吴大力再打，关机。
吴大力按照徐萍所说，去了翡翠路，找到了那家酒店，上了八层，敲了1123房间的门。一个打扫卫生的服务员对他说，客人已经退了房间走了。
三天后，徐萍蓬头垢面地出现在吴大力父子面前，她脸上有明显的被人抓伤的痕迹。
徐萍自从和“二哥”在一起后，就做起了地下六合彩的庄家。开始，那钱的确来得容易，几期下来，钱包就鼓鼓囊囊的了。正在徐萍为自己的新生活欢欣鼓舞的时候，厄运诞生了。买家接连数期投中特码，不但赚来的钱赔个精光，还欠下买家几十万。“二哥”人间蒸发，负责开单累帐的徐萍就被逮了个正着。他们把徐萍掳进酒店里，要她尽快想办法拿钱，她是在无可奈何的时候打电话给吴大力的，但是当她拨通了电话，却又什么也说不出来。她知道，自己没有任何理由求救于一个被自己一脚踹开的男人，眼下的一切是自己造成的，她不但深深地伤害了吴大力和整个家庭，还深深地伤害了自己。吴大力在酒店里找不到她，又向她的朋友们打听，都说好久没见到了，他甚至怀疑她遭遇了不测。
“没办法，我把旺达的房子抵押了。”徐萍可怜地望着吴大力，她希望吴大力原谅她所做的一切。
“房子本来就是你的，抵押了就抵押了吧。”吴大力说。在他说这句话之前，徐萍没有从他的脸上看到任何的诧异和不安，她知道面前这个男人对自己是彻底的死心了，一个死心的男人，是多么可怕。
“你就住过来吧，我搬回学校去。”吴大力说，“至于吴发，他可以和你在一起，也可以和我在一起，听他的。”
吴发从里屋走出来，看了母亲一眼，没有叫她，而是重重地摔门而去。
连吴大力也觉得儿子今天的反常，从小到大，儿子何曾有过这样的举动。吴发的懂事、识大体是两口子公认的，他和吴添完全是两个类型的人，但他摔门的动作，却与吴添的一笔一画都是那么雷同，相似，甚至隐藏着某种难以想象的后果。
吴大力追出去，在后面叫他的名字。吴发没有搭理他，而是加快脚步，头也不回地走了。
9
南门口发生了一起震撼人心的血案，一个年过七旬的老妪和两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在小屋里死于非命，凶手搜了她身上仅有的一千多块钱。
警察在“辽西”电玩城找到了作案者之一黑皮，在黑皮提供的线索之下，警察又很快从煤炉街街边女夏敏的房间抓住了另一个凶手吴发。在他们带着两个年轻人在南门口指认现场的时候，吴大力还在为学生们上课。电话是林凤派出所的王所长打来的，王所长在电话里说：“老吴吗，你孩子出事了。”
吴大力说：“出什么事了，他在牢里打人了？”
“不，我说的不是吴添。”王所长说。
“吴发？他怎么了？”吴大力很惊讶。
“他杀人了。”王所长说。
吴大力一头栽在讲台上，等他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他没有去刑拘所看望儿子，尽管他知道儿子在那里呆不了几天还得被送走，最终会被送到四公里，伴随着一声低沉的枪响之后，儿子就会到另一个世界去。当然，儿子也许会被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听说，现在已经不对死刑犯执行枪决了，而是采取药物注射，让他们安安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他不想看到这么一个听话的孩子成了杀人犯之后面对他的时候的表情，他希望他安静地离开，最好是像往常一样，不打一声招呼就走了，去了就永远不回来，在外面终其一生。他对自己说，由他去吧，反正他已经不再是自己的希望，也不是他屡次绝望之后的小小的安慰。他要安慰干什么呢？他曾经有好多次想去死，最终还是没死成，除了大儿子在呼唤他，还有就是他没有找到足够的去死的理由，他要看看自己的世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比如，吴添被判刑，吴发杀了人，前妻终于在一连串的遭遇中疯掉，拿着一把假首饰在街上晃来晃去。也许，他是在等待着有一天，小儿子吴添从监狱里出来，看他在面对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时是什么样子，当然，这可能只是一种好奇，他对吴添的绝望是彻底的。
吴大力还是会在梦里听到枪声，每每那一声低沉的枪响过后，他都会大汗淋漓地从床上爬起来，点燃一根烟，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徐萍在另外一张床上，手里攥着一把假首饰，她自从疯了之后，好像就从来没入睡过，整夜对着天花板叽里咕噜地念叨着。
初冬了，树叶都一个劲地往下掉，就连常年落叶的那些树，比如旺达小区绿化带里的那些，也时不时砸下一两片绿得牵强的叶片来。吴大力徘徊在小区内，他不知道自己来这里干什么，反正这些日子，没事的时候，走着走着就不由自主走到这里来了。他也许是想看看自己原来住过的那套房子，也许是为了祭奠一段千疮百孔的记忆。他宁愿呆在这里，就坐在石凳上，看那些树叶飕飕往下落。有时，小区保安会用不友好或者说是不耐烦的眼神看他，甚至会恶声恶气地提醒他很晚了，该回去了。他总是笑而不语，静静地离开。
清晨的阳光照在那一片高高低低的树上，泛出朵朵白色的光芒。太阳温煦地抚摸着吴大力的额际，竟觉丝丝寒意袭往心头。是的，打霜了，远山穿上了洁白的衣裳，萧索而宁静，这个城市有很多人开始怕冷了，会把自己裹得更紧一些。他从小区里出来，行走在宽阔的大街上，发现自己是那么轻，轻得如风中的落叶，差点就要坠落于地了。他努力为自己寻找一个实在的活着的证据，却发现脑子里也是空空的，仿佛什么也没有，就想起几年前书法家王军讲的那个荤段子，真好笑。他在心里说：这厮，改天找他，让他重讲一遍。
路过南门口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肩被谁拍了一下，转过头来，一个瘦骨嶙峋满身污垢的男人冲着他笑。那个男人，手执一串铃铛，右眼下有一颗黑痣。
责任编辑 余冬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