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这次三边首脑会标志着三国基本走出了由负面议题主导关系的局面，最近几年三方之间突出的或者是领土或者是历史问题，现在合作的正面议题在向主导地位重新回归。
中日韩合作起步于1999年。2008年，三国决定在保留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会晤的同时，将三国领导人单独举行会议机制化，每年在三国轮流举行。由于2012年日本政府宣布非法“购岛”，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参拜靖国神社、美化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等行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后，这一机制陷入停滞。如今，中日韩三国首脑会晤时隔3年5个月后，于11月1日在韩国首尔举行。
会议于此时重启有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中日韩站在走出负面议题转折点上
如今，东北亚政治氛围被认为处在一个转折点上。李克强总理也应约与安倍首相单独会晤，双方表态都较积极。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说，这次三边首脑会标志着三国基本走出了由负面议题主导关系的局面，最近几年三方之间突出的或者是领土或者是历史问题，现在合作的正面议题在向主导地位重新回归。
中日韩三方发表了《旨在实现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联合宣言能够签署发表，这是有分量的成果。宣言注意到区域内经济上相互依存、政治安全领域却矛盾重重的情况，提出必须摆脱这一情况。实现这一目标不啻是东北亚的长期挑战。
李克强总理在会见安倍时强调了历史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其实它也是韩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心之一。中日韩首脑会已决定定期举行，明年日本是东道国，然而东北亚合作要稳步推进下去，日本不在历史问题上出现倒退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这不以哪一方的意志为转移，它已成东北亚政治规律的一部分。
东北亚合作一直能感受到一股外力的存在，它就是美国的影响。美国同日韩都是盟国，尤其在日本的对外关系建构中扮演了潜在的重要角色。然而美国又显然说不上是区域内关系的决定性力量，比如三边关系中目前最稳固也前景最看好的是中韩关系，韩日关系反而像中日关系一样疙疙瘩瘩。因此要正视华盛顿的影响，也不应夸大它。
朝核问题是东北亚局势的定时炸弹，但是回过头来看，朝核问题并非是中日韩合作的重要障碍。在推动半岛无核化的大前提下处理好朝核问题，显然符合包括平壤在内各方的利益。
中日韩首脑会机制发起于2008年，当时日本尚且是亚洲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排在其后。当经过周折三国首脑会重新启动时，中国已经站稳了亚洲第一大经济体位置，它成为东北亚经济内在结构变化的引领性因素。
中日韩需对三种趋势形成共识
当前东亚各国间存在的诸多矛盾和对抗，原因复杂，但究其根本，在相当程度上都与有关各方是否认识到并正确对待三个历史趋势有关，那就是：中国崛起，重新成为世界强国;日本摆脱战败国身份，重新成为正常国家;朝鲜半岛克服分裂局面，重新走向统一。
近150年来，特殊的历史机遇使原本不具备世界大国基本条件的日本成为亚洲头号强国。日本很习惯也很享受这头把交椅。当中国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特别是1990年代中国发展正在发力时，日本经济却进入长期疲软期。于是，日本产生了失去头把交椅的危机感，对中国的崛起产生恐惧和抗拒心理，于是“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便成为一种宣泄。
其实，中国本身也未完全对自己的崛起做好准备。在东亚主要国家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翻转，一种新趋势正在形成时，有关各方都产生困惑、不适应。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过程。当这种历史趋势已成定势，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日本经过战败投降、被占领“训政”以后，特别是经过战后数十年和平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功以后，今天的日本已与战前的日本有了重大不同。不可否认，作为多元社会，那里有极右分子，有极端言行，但那不是日本社会的主流。在今天的日本，极端言行会遭到健康力量强有力的抵制，军国主义在那里复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战后朝鲜半岛的分裂，不仅给“三八线”两侧人民带来极大痛苦，也为东亚和平与稳定带来重大威胁。克服这些消极后果的迫切要求，便成为推动半岛重新走向统一的持久压力。当下，南北当政者都主张国家重新统一，但双方事实上都主张以自己为主导实现胜负统一。于是，许多时候，在统一的口号下采取的某些言行，却成为实现统一的重大障碍。
上述三趋势之形成是历史之必然，亦是好事，它符合三国人民根本利益，有利于东北亚长期的和平、穏定、发展、合作。新一轮中日韩领导人会晤，也许无暇就上述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对三种趋势形成共识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时间，但三国领导人能坐在一起，就共同關心的问题进行对话，营造一种谋求相互理解、合作共赢的气氛，这就是一个重大的福音。
合作关键是要越过政治这道坎
据了解，此次峰会为三国合作制定全面路线图，规划三国合作的未来。无论路线图包含什么内容、如何落实，有几个关键问题似乎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
中日韩三边关系说到底是两对双边关系。中日之间的钓鱼岛和历史问题、日韩之间的慰安妇问题等都阻碍着双边关系的改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日韩三个国家都是理性行为体。加强沟通、促进相互理解可能是破解当前双边关系困境的良药，也应成为三国努力的方向。此次峰会的重启可以视为这一努力的具体体现。当然沟通和理解绝不仅仅限于领导人层面，民众之间的沟通和交往同样重要。令人高兴的是，即使在双边政治关系和高层交往遇阻的情况下，民间和地方交往仍未停滞，成为维系双边关系和三国合作的重要纽带。
中日韩虽然是东亚地区最大的三个经济体，但相互间贸易依存度不到20%，建立自贸区的意义不言而喻。目前谈判总体在向前推进，但也遇到一些障碍，影响了谈判的进度。除了经济考虑和技术因素外，最重要的恐怕是政治意愿了。
首先是日本在推动三国自贸区上犹豫不决。日本在政治上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在加入TPP的同时对三国自贸谈判并不积极;而经济上中韩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特别是日韩两国的产业结构相似，很多对华出口产品可以相互代替，则给日本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日本的态度是决定三国自贸区谈判进度的关键因素之一。
对于韩国来说，由于已经与中国正式签署双边自贸区协定，而且与日本的贸易量本就不大，再加上政治关系遇冷，导致2012-2014年日韩贸易量连续三年下降，韩国对改善同日本的贸易关系并无太高期待，因此短期看韩国对推动三国自贸区也未必十分积极。
从中长期看，三国建立自贸区，提升区内贸易是大势所趋。现在有很多人将中日韩FTA与TPP相提并论，似乎二者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无论从成员构成、目标宗旨、贸易标准还是相关条款来说，二者都会有很大区别，它们不是对立和非此即彼的。相对于TPP，中日韩理应更容易达成共识，也会产生更多的经济利益，关键是要越过政治这道坎。
正如王毅外长所说：“朋友可以选择，但邻居不能选择。”“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用在中日韩三国再合适不过。中日韩完全有理由、也有能力克服问题和挑战，让永远的“邻居”成为永远的“朋友”，这不但是三国之福，更是地区和世界之福。
（《环球时报》2015.11.2、澎湃新闻网2015.10.31等）
中日韩合作起步于1999年。2008年，三国决定在保留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会晤的同时，将三国领导人单独举行会议机制化，每年在三国轮流举行。由于2012年日本政府宣布非法“购岛”，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参拜靖国神社、美化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等行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后，这一机制陷入停滞。如今，中日韩三国首脑会晤时隔3年5个月后，于11月1日在韩国首尔举行。
会议于此时重启有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中日韩站在走出负面议题转折点上
如今，东北亚政治氛围被认为处在一个转折点上。李克强总理也应约与安倍首相单独会晤，双方表态都较积极。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说，这次三边首脑会标志着三国基本走出了由负面议题主导关系的局面，最近几年三方之间突出的或者是领土或者是历史问题，现在合作的正面议题在向主导地位重新回归。
中日韩三方发表了《旨在实现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联合宣言能够签署发表，这是有分量的成果。宣言注意到区域内经济上相互依存、政治安全领域却矛盾重重的情况，提出必须摆脱这一情况。实现这一目标不啻是东北亚的长期挑战。
李克强总理在会见安倍时强调了历史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其实它也是韩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心之一。中日韩首脑会已决定定期举行，明年日本是东道国，然而东北亚合作要稳步推进下去，日本不在历史问题上出现倒退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这不以哪一方的意志为转移，它已成东北亚政治规律的一部分。
东北亚合作一直能感受到一股外力的存在，它就是美国的影响。美国同日韩都是盟国，尤其在日本的对外关系建构中扮演了潜在的重要角色。然而美国又显然说不上是区域内关系的决定性力量，比如三边关系中目前最稳固也前景最看好的是中韩关系，韩日关系反而像中日关系一样疙疙瘩瘩。因此要正视华盛顿的影响，也不应夸大它。
朝核问题是东北亚局势的定时炸弹，但是回过头来看，朝核问题并非是中日韩合作的重要障碍。在推动半岛无核化的大前提下处理好朝核问题，显然符合包括平壤在内各方的利益。
中日韩首脑会机制发起于2008年，当时日本尚且是亚洲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排在其后。当经过周折三国首脑会重新启动时，中国已经站稳了亚洲第一大经济体位置，它成为东北亚经济内在结构变化的引领性因素。
中日韩需对三种趋势形成共识
当前东亚各国间存在的诸多矛盾和对抗，原因复杂，但究其根本，在相当程度上都与有关各方是否认识到并正确对待三个历史趋势有关，那就是：中国崛起，重新成为世界强国;日本摆脱战败国身份，重新成为正常国家;朝鲜半岛克服分裂局面，重新走向统一。
近150年来，特殊的历史机遇使原本不具备世界大国基本条件的日本成为亚洲头号强国。日本很习惯也很享受这头把交椅。当中国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特别是1990年代中国发展正在发力时，日本经济却进入长期疲软期。于是，日本产生了失去头把交椅的危机感，对中国的崛起产生恐惧和抗拒心理，于是“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便成为一种宣泄。
其实，中国本身也未完全对自己的崛起做好准备。在东亚主要国家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翻转，一种新趋势正在形成时，有关各方都产生困惑、不适应。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过程。当这种历史趋势已成定势，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日本经过战败投降、被占领“训政”以后，特别是经过战后数十年和平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功以后，今天的日本已与战前的日本有了重大不同。不可否认，作为多元社会，那里有极右分子，有极端言行，但那不是日本社会的主流。在今天的日本，极端言行会遭到健康力量强有力的抵制，军国主义在那里复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战后朝鲜半岛的分裂，不仅给“三八线”两侧人民带来极大痛苦，也为东亚和平与稳定带来重大威胁。克服这些消极后果的迫切要求，便成为推动半岛重新走向统一的持久压力。当下，南北当政者都主张国家重新统一，但双方事实上都主张以自己为主导实现胜负统一。于是，许多时候，在统一的口号下采取的某些言行，却成为实现统一的重大障碍。
上述三趋势之形成是历史之必然，亦是好事，它符合三国人民根本利益，有利于东北亚长期的和平、穏定、发展、合作。新一轮中日韩领导人会晤，也许无暇就上述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对三种趋势形成共识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时间，但三国领导人能坐在一起，就共同關心的问题进行对话，营造一种谋求相互理解、合作共赢的气氛，这就是一个重大的福音。
合作关键是要越过政治这道坎
据了解，此次峰会为三国合作制定全面路线图，规划三国合作的未来。无论路线图包含什么内容、如何落实，有几个关键问题似乎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
中日韩三边关系说到底是两对双边关系。中日之间的钓鱼岛和历史问题、日韩之间的慰安妇问题等都阻碍着双边关系的改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日韩三个国家都是理性行为体。加强沟通、促进相互理解可能是破解当前双边关系困境的良药，也应成为三国努力的方向。此次峰会的重启可以视为这一努力的具体体现。当然沟通和理解绝不仅仅限于领导人层面，民众之间的沟通和交往同样重要。令人高兴的是，即使在双边政治关系和高层交往遇阻的情况下，民间和地方交往仍未停滞，成为维系双边关系和三国合作的重要纽带。
中日韩虽然是东亚地区最大的三个经济体，但相互间贸易依存度不到20%，建立自贸区的意义不言而喻。目前谈判总体在向前推进，但也遇到一些障碍，影响了谈判的进度。除了经济考虑和技术因素外，最重要的恐怕是政治意愿了。
首先是日本在推动三国自贸区上犹豫不决。日本在政治上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在加入TPP的同时对三国自贸谈判并不积极;而经济上中韩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特别是日韩两国的产业结构相似，很多对华出口产品可以相互代替，则给日本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日本的态度是决定三国自贸区谈判进度的关键因素之一。
对于韩国来说，由于已经与中国正式签署双边自贸区协定，而且与日本的贸易量本就不大，再加上政治关系遇冷，导致2012-2014年日韩贸易量连续三年下降，韩国对改善同日本的贸易关系并无太高期待，因此短期看韩国对推动三国自贸区也未必十分积极。
从中长期看，三国建立自贸区，提升区内贸易是大势所趋。现在有很多人将中日韩FTA与TPP相提并论，似乎二者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无论从成员构成、目标宗旨、贸易标准还是相关条款来说，二者都会有很大区别，它们不是对立和非此即彼的。相对于TPP，中日韩理应更容易达成共识，也会产生更多的经济利益，关键是要越过政治这道坎。
正如王毅外长所说：“朋友可以选择，但邻居不能选择。”“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用在中日韩三国再合适不过。中日韩完全有理由、也有能力克服问题和挑战，让永远的“邻居”成为永远的“朋友”，这不但是三国之福，更是地区和世界之福。
（《环球时报》2015.11.2、澎湃新闻网2015.10.3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