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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君如伴虎，玩火必自焚。帝王学是一柄淬毒的双刃剑，它见血封喉，既能伤人，也能伤己，风险极难把控。
帝王学，更准确的名称应该是帝王术。任何人文之“学”都讲求格物致知，悲天悯人，有定法、定则、定理、定律可供众人寻绎，多多少少总得包含些终极关怀。“帝王术”注重的却是达变通权，审时度势，扳倒对手，折损敌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没有定法、定则、定理、定律可供众人寻绎，它的工具理性冰冷彻骨。
说白了，帝王术只判明得失利害，不辨别是非曲直;只在乎胜负输赢，不顾及礼义廉耻;它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帝王学的尖端技术在于“借权”，其巅峰表现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权力久假不归，傀儡戏的牵线人便走上前台。
修炼帝王学的“四要”
修炼帝王学，要在“明目”。智者静观天下大势，捕捉要点和重点，透析疑点和难点。诸葛亮《隆中对》预言天下鼎足三分，充分显示了这位青年才俊惊人的眼力。曹操将汉献帝玩弄于股掌之间，随时可以颠覆汉室，却迟迟不肯篡位，也是看出火候未到，不宜操之过急。智者师心自用，最忌走眼，若见势不明，鉴人不准，则很可能痛失好局。
修炼帝王学，要在“下心”。大头领礼遇奇材异能之士，竭诚网罗天下英雄豪杰，方能使勇者奋其力，智者竭其谋，愚者搏其命。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均发迹于卑微，他们能一统江山，成就帝业，礼贤下士的高光表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修炼帝王学，要在“利口”。“一言兴邦”、“利口覆国”这样的成语透露了个中信息。有人说：“一支笔，抵得过三千毛瑟枪;三寸之舌，重于九鼎之宝;一人之辩，强于百万之师。”智士修成利口，舌灿莲花，天衣无缝，其大忽悠就无往而不利。
修炼帝王学，要在“辣手”。开国之君登基之后，就忙着剪除功臣，用铁扫帚收拾老伙计。他们打江山时礼贤下士，坐江山时翻脸不认人，这正好体现了帝王学的诡异莫测之处，术随时变，法无定法。须知，他们打江山时成功优先，坐江山时安全第一，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不可同日而语。
找准了对象即找准了方向
范蠡和文种都是智者中的智者，他们看准勾践是位能够成就霸业的英主，故而为之效命，即使勾践战败失国，仅存五千甲士，困居会稽，卧薪尝胆，受尽屈辱，他们仍然不离不弃。勾践采取范蠡的方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运用大夫种的“九术”，培元固本，秣马厉兵。二十年后，他胜算在握，向吴王夫差摊牌，彻底洗刷失国之耻，夷平姑苏，称霸诸侯。范蠡、文种看不起威风八面的吴王夫差，却看得起失国忍辱的越王勾践，最终功成名就，足见眼力不凡。
苏秦、张仪是鬼谷子的得意门生。鬼谷子是纵横家的鼻祖，他的学说讲求“捭阖”、“反应”、“忤合”、“揣摩”和“权谋”，这无疑是帝王学的标准胚胎。苏秦、张仪学成下山，从理论到实践，举步维艰，在事业上均遭遇挫折。
苏秦先去游说身价大跌的周显王，不灵;再去游说秦惠文王，还是不灵;旅费用完了，黑貂皮大衣上的毛也磨光了，苏秦踯躅于咸阳街头，活像一片秋风中打旋的枯叶;他落魄潦倒，抱愧回家，妻子不肯正眼瞧他，嫂子不肯给他做饭。张仪在楚国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儿去，他在楚国令尹家做客，却被怀疑为窃贼，一顿拳脚后，满地寻牙。如此惨状，他非但得不到妻子的同情，还受到冷嘲热讽，但张仪的幽默感超强，他让妻子看看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在不在，只要舌头安然无恙，希望就仍能在大地上茁壮成长。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个浅显的道理哥俩哪能不明白？
苏秦以合纵策略说服了燕文侯，一旦芝麻开门，他就因势利导，相继说服赵肃侯、韩威侯、魏襄王、齐宣王、楚威王，组成六国军事联盟，对抗强大的秦国。
苏秦下得最妙的一步棋是故意当面折辱师弟张仪，然后暗地里派人将张仪护送到秦国，为他铺平道路，张仪果然没辜负苏秦的厚望，成为了秦国的相国。师兄合纵，师弟连横，一个“做多”六国，一个“做空”六国，双簧好戏，热闹非凡，荣华富贵都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两人威风八面，张仪的表现尤其出色，竟可以收到“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奇效。
风险难以把控
为学不精，难以成才;持术不慎，危及性命。帝王学是一柄见血封喉的双刃剑，操持帝王学的顶尖高手乘时而起，顺势而为，确实能够称帝封王，出将入相，但很多人为了撬动权力，加上了十倍百倍的“杠杆”，风险巨大，难以把控，往往死无葬身之地。
修炼帝王学能全身而退的人少之又少，范蠡的表现特别值得称道。功成之日，他弃官远引，泛舟五湖，嗣后成为天下首富陶朱公，以聚财散财为乐事。他曾写信提醒好友文种：“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良犬就烹。”可惜文种执迷不悟，殊不知，其“破吴九术”只用三术，尚剩六术，这正是文种的取死之道。待到越王勾践派遣使者送来那柄淬过剧毒的属镂剑，文种悔之晚矣。
司马迁在《史记·商鞅列传》的结尾评议道：“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也。其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也。”商鞅能将秦国做大做强，可是他保命乏术，终被五马分尸。
挟持帝王学以为利器，最终却以身殉道的高人，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位：吴起在鲁则鲁强，在魏则魏强，在楚则楚强，最终却躲在楚悼王的尸体旁被乱箭射死。吴起要变法图强，势必与权贵为敌，一旦谗言四起，主子断气，他就没了活路。吕不韦立主定国，其政治献金所获得的回报极其丰厚，拜为秦国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户，身为大臣，富贵已极。然而一招（他将嫪毐送给皇太后赵姬做男宠）不慎，满盘皆输。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天下，功勋盖世，算度无人能出其右，他设计害死师兄韩非，足见其手段狠辣。
然而他贪恋富贵，竟与暴虐弱智的胡亥和阴险奸恶的赵高结盟，矫诏害死公子扶苏，风险失控之后，三族诛夷的悲剧就铁定上演。晁错是汉景帝信任的智囊，他的削藩主张乃是正确的国策，七国举兵，以清君侧为借口，死对头袁盎一言，晁错即沦为替罪羊和冤死鬼。景帝深惜之，尚且如此，遑论其他。
帝王学死而未僵
晚清文豪王闿运一生修炼帝王学，欲做帝王师，可是他费尽口舌，也没能说服曾国藩，以湘军覆清，取而代之。其弟子杨度急功近利，颇有“一舞剑器动四方”的气概，曾致书友人，大言不惭：“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1903年，章太炎被囚禁于上海西牢，写诗讥讽杨度，其中两句为“长策惟干禄，微言是借权”，就是嘲弄杨度操持帝王学，哭着喊着要报效清廷，其实打的全是个人的如意算盘。
民国初期，杨度将帝王学包装成光鲜无比的君主立宪论，孤注一掷，牵头成立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杨度昧于时势，异想天开，他认为袁世凯能够成为德皇威廉一世、日本明治天皇那样雄心勃勃的有为明君，他可以效仿铁血宰相俾斯麦、伊藤博文，成就一番伟业。
為了捞足政治资本，杨度擅自在劝进书上代恩师签名。王闿运年逾八旬，却并不糊涂，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劝杨度不可犯下常识性错误：“若先劝进，则不可也。何也？总统系民立公仆，不可使仆为帝。”王闿运致信袁世凯，也婉言劝导后者打消称帝魔念：“但有其实，不必其名。四海乐推，曾何加于毫末？”袁世凯正在乐颠颠地试穿龙袍，这种逆耳之言，哪里听得进去。
王闿运崇尚风骨远胜过重视利禄，就算他要兜售帝王学的“老锅底”，也绝对不肯沿街叫卖。袁世凯得陇望蜀，欲壑难填，王翁视之为一介鄙夫。后来，王闿运出任过国史馆馆长，不足一年，即自劾离任，挂印南归。
杨度是一位刚愎自用的政治操盘手，他走的是一条黑路，一条通往坟场的路，一条通往地狱的路。尽管这位虎禅师抱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道德勇气，但与地藏菩萨的宏愿“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毫不相干，最终他沦为了洪宪丑剧中的“扛尸人”，可哂复可悲。
诚然，帝王学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它代表不了先进文化的方向。有人说，这门昔日的显学早已过气;有人说，帝王学死而未僵。不管怎样，它要借尸还魂，绝对千难万难。
（《北京日报》2015.11.2）
帝王学，更准确的名称应该是帝王术。任何人文之“学”都讲求格物致知，悲天悯人，有定法、定则、定理、定律可供众人寻绎，多多少少总得包含些终极关怀。“帝王术”注重的却是达变通权，审时度势，扳倒对手，折损敌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没有定法、定则、定理、定律可供众人寻绎，它的工具理性冰冷彻骨。
说白了，帝王术只判明得失利害，不辨别是非曲直;只在乎胜负输赢，不顾及礼义廉耻;它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帝王学的尖端技术在于“借权”，其巅峰表现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权力久假不归，傀儡戏的牵线人便走上前台。
修炼帝王学的“四要”
修炼帝王学，要在“明目”。智者静观天下大势，捕捉要点和重点，透析疑点和难点。诸葛亮《隆中对》预言天下鼎足三分，充分显示了这位青年才俊惊人的眼力。曹操将汉献帝玩弄于股掌之间，随时可以颠覆汉室，却迟迟不肯篡位，也是看出火候未到，不宜操之过急。智者师心自用，最忌走眼，若见势不明，鉴人不准，则很可能痛失好局。
修炼帝王学，要在“下心”。大头领礼遇奇材异能之士，竭诚网罗天下英雄豪杰，方能使勇者奋其力，智者竭其谋，愚者搏其命。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均发迹于卑微，他们能一统江山，成就帝业，礼贤下士的高光表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修炼帝王学，要在“利口”。“一言兴邦”、“利口覆国”这样的成语透露了个中信息。有人说：“一支笔，抵得过三千毛瑟枪;三寸之舌，重于九鼎之宝;一人之辩，强于百万之师。”智士修成利口，舌灿莲花，天衣无缝，其大忽悠就无往而不利。
修炼帝王学，要在“辣手”。开国之君登基之后，就忙着剪除功臣，用铁扫帚收拾老伙计。他们打江山时礼贤下士，坐江山时翻脸不认人，这正好体现了帝王学的诡异莫测之处，术随时变，法无定法。须知，他们打江山时成功优先，坐江山时安全第一，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不可同日而语。
找准了对象即找准了方向
范蠡和文种都是智者中的智者，他们看准勾践是位能够成就霸业的英主，故而为之效命，即使勾践战败失国，仅存五千甲士，困居会稽，卧薪尝胆，受尽屈辱，他们仍然不离不弃。勾践采取范蠡的方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运用大夫种的“九术”，培元固本，秣马厉兵。二十年后，他胜算在握，向吴王夫差摊牌，彻底洗刷失国之耻，夷平姑苏，称霸诸侯。范蠡、文种看不起威风八面的吴王夫差，却看得起失国忍辱的越王勾践，最终功成名就，足见眼力不凡。
苏秦、张仪是鬼谷子的得意门生。鬼谷子是纵横家的鼻祖，他的学说讲求“捭阖”、“反应”、“忤合”、“揣摩”和“权谋”，这无疑是帝王学的标准胚胎。苏秦、张仪学成下山，从理论到实践，举步维艰，在事业上均遭遇挫折。
苏秦先去游说身价大跌的周显王，不灵;再去游说秦惠文王，还是不灵;旅费用完了，黑貂皮大衣上的毛也磨光了，苏秦踯躅于咸阳街头，活像一片秋风中打旋的枯叶;他落魄潦倒，抱愧回家，妻子不肯正眼瞧他，嫂子不肯给他做饭。张仪在楚国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儿去，他在楚国令尹家做客，却被怀疑为窃贼，一顿拳脚后，满地寻牙。如此惨状，他非但得不到妻子的同情，还受到冷嘲热讽，但张仪的幽默感超强，他让妻子看看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在不在，只要舌头安然无恙，希望就仍能在大地上茁壮成长。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个浅显的道理哥俩哪能不明白？
苏秦以合纵策略说服了燕文侯，一旦芝麻开门，他就因势利导，相继说服赵肃侯、韩威侯、魏襄王、齐宣王、楚威王，组成六国军事联盟，对抗强大的秦国。
苏秦下得最妙的一步棋是故意当面折辱师弟张仪，然后暗地里派人将张仪护送到秦国，为他铺平道路，张仪果然没辜负苏秦的厚望，成为了秦国的相国。师兄合纵，师弟连横，一个“做多”六国，一个“做空”六国，双簧好戏，热闹非凡，荣华富贵都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两人威风八面，张仪的表现尤其出色，竟可以收到“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奇效。
风险难以把控
为学不精，难以成才;持术不慎，危及性命。帝王学是一柄见血封喉的双刃剑，操持帝王学的顶尖高手乘时而起，顺势而为，确实能够称帝封王，出将入相，但很多人为了撬动权力，加上了十倍百倍的“杠杆”，风险巨大，难以把控，往往死无葬身之地。
修炼帝王学能全身而退的人少之又少，范蠡的表现特别值得称道。功成之日，他弃官远引，泛舟五湖，嗣后成为天下首富陶朱公，以聚财散财为乐事。他曾写信提醒好友文种：“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良犬就烹。”可惜文种执迷不悟，殊不知，其“破吴九术”只用三术，尚剩六术，这正是文种的取死之道。待到越王勾践派遣使者送来那柄淬过剧毒的属镂剑，文种悔之晚矣。
司马迁在《史记·商鞅列传》的结尾评议道：“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也。其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也。”商鞅能将秦国做大做强，可是他保命乏术，终被五马分尸。
挟持帝王学以为利器，最终却以身殉道的高人，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位：吴起在鲁则鲁强，在魏则魏强，在楚则楚强，最终却躲在楚悼王的尸体旁被乱箭射死。吴起要变法图强，势必与权贵为敌，一旦谗言四起，主子断气，他就没了活路。吕不韦立主定国，其政治献金所获得的回报极其丰厚，拜为秦国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户，身为大臣，富贵已极。然而一招（他将嫪毐送给皇太后赵姬做男宠）不慎，满盘皆输。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天下，功勋盖世，算度无人能出其右，他设计害死师兄韩非，足见其手段狠辣。
然而他贪恋富贵，竟与暴虐弱智的胡亥和阴险奸恶的赵高结盟，矫诏害死公子扶苏，风险失控之后，三族诛夷的悲剧就铁定上演。晁错是汉景帝信任的智囊，他的削藩主张乃是正确的国策，七国举兵，以清君侧为借口，死对头袁盎一言，晁错即沦为替罪羊和冤死鬼。景帝深惜之，尚且如此，遑论其他。
帝王学死而未僵
晚清文豪王闿运一生修炼帝王学，欲做帝王师，可是他费尽口舌，也没能说服曾国藩，以湘军覆清，取而代之。其弟子杨度急功近利，颇有“一舞剑器动四方”的气概，曾致书友人，大言不惭：“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1903年，章太炎被囚禁于上海西牢，写诗讥讽杨度，其中两句为“长策惟干禄，微言是借权”，就是嘲弄杨度操持帝王学，哭着喊着要报效清廷，其实打的全是个人的如意算盘。
民国初期，杨度将帝王学包装成光鲜无比的君主立宪论，孤注一掷，牵头成立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杨度昧于时势，异想天开，他认为袁世凯能够成为德皇威廉一世、日本明治天皇那样雄心勃勃的有为明君，他可以效仿铁血宰相俾斯麦、伊藤博文，成就一番伟业。
為了捞足政治资本，杨度擅自在劝进书上代恩师签名。王闿运年逾八旬，却并不糊涂，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劝杨度不可犯下常识性错误：“若先劝进，则不可也。何也？总统系民立公仆，不可使仆为帝。”王闿运致信袁世凯，也婉言劝导后者打消称帝魔念：“但有其实，不必其名。四海乐推，曾何加于毫末？”袁世凯正在乐颠颠地试穿龙袍，这种逆耳之言，哪里听得进去。
王闿运崇尚风骨远胜过重视利禄，就算他要兜售帝王学的“老锅底”，也绝对不肯沿街叫卖。袁世凯得陇望蜀，欲壑难填，王翁视之为一介鄙夫。后来，王闿运出任过国史馆馆长，不足一年，即自劾离任，挂印南归。
杨度是一位刚愎自用的政治操盘手，他走的是一条黑路，一条通往坟场的路，一条通往地狱的路。尽管这位虎禅师抱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道德勇气，但与地藏菩萨的宏愿“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毫不相干，最终他沦为了洪宪丑剧中的“扛尸人”，可哂复可悲。
诚然，帝王学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它代表不了先进文化的方向。有人说，这门昔日的显学早已过气;有人说，帝王学死而未僵。不管怎样，它要借尸还魂，绝对千难万难。
（《北京日报》2015.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