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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关于中国经济前景的争论再起，相关结构调整和改革建议亦层出不穷。
“尽管近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放缓的争议，但我认为中国经济仍然充满活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在北京接受《财经》专访时，坦言他对中国经济的乐观态度。
今年68岁的赫克曼，是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开创者，曾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由于对分析选择性抽样的原理和方法所做出的发展和贡献，他与丹尼尔?麦克法登分享了200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世界上许多经济学家一样，赫克曼也将关注的目光更多投向中国，并在特定领域进行专题研究。
早在2003年，赫克曼就提出“中国人力资本投资偏低”的观点。之后，他开始研究中国的人力资本以及教育改革领域，他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一个国家经济能否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基本要素，人力资本也是中国财富状况的最终决定因素。”
通过研究他发现，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劳动力市场和教育政策引发了整个国家的投资组合扭曲，更多的资金投向了物质资本而不是人力资本。今天，没有人否认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但这一切并非没有代价，高投入、高积累、高消耗的粗放发展模式已近极限。
在赫克曼看来，虽然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仍然巨大，但中国需要改革教育市场，对所有形式的资本开放；同时中国应放开劳动力市场，让私人激励发挥作用。
“如果中国能够提高国民的受教育程度，让他们掌握21世纪的新科技，中国的潜力就能实现。”赫克曼说。
物质和人力资本投资须适当
《财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依靠物质投资维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在你看来，这种增长方式是否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已经接近极限？
赫克曼：中国经济仍然充满活力。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原因很多，不仅仅是靠投资，还有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科技发展。
我不知道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否接近极限。中国的情况很复杂，比如面临家庭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等等。
但是，我认为中国教育结构需要做一些调整，提高教学质量和职业教育，以使劳动者的技能与科技发展相适应。因为在中国在发展更复杂精密的科学技术的同时，必然需要更多的专业技能，而中国所需的这些技能的概念还有待扩展。
《财经》：提高教学质量和职业教育，也就意味着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中国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与发达国家有哪些差距？
赫克曼：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和教育政策导致了整个国家的投资组合扭曲，更多资金投向了物质资本而不是人力资本。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对人进行投资的比例远远低于各国平均数，中国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很明显的。
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各级政府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不足3％，而在实物上的投资却大约占到GDP的30％。在美国这些指标分别是5.4％和17％，在韩国分别是3.7％和30％。到2002年，中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上升到3.3％，但实物投资占GDP的比重则上升到45％。
十年过去了，情况逐渐好转，某些方面的差距已经得到改善。比如中国削减了中小学学费，大幅扩大教育产业，大力提高科学技术。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绝对量在上升，教育领域大量投资的回报也是巨大的。
《财经》：或许你已经注意到，中国政府宣布要将教育支出提高到占GDP的比重4％，这是否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应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教育投资是否充足？
赫克曼：我会用投资回报率作为判断标准。公司或教育投资的收益计算方式就是投资回报率。在中国很少有人这么做。
不过如果有人计算过，就能看到中国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是很高的。这应该是衡量任何政府支出的指导标准。你如果想衡量对于一个活动的投资是否高于另一个，你应该总是考虑到社会效率，以使投资回报最大化。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必须有适当的比例，正如低成本的劳动力必须要有高素质的人员配比一样，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优化经济生产。
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需要平衡，过分强调其中的一方都会损失效率。如果过分强调物质资本投资而忽视人力资本投资，将使得中国不但不能最优化生产，也不能享受经济增长中高增值的部分。
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重视人的发展问题，这样才能给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人们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受到教育。
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是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很低，只是靠这些技术水平很低的人不停地生产，肯定会有问题。
《财经》：中国在人力资本领域还存在哪些问题？
赫克曼：在我看来，中国还需要提高教学质量和职业教育，可以考虑改进中等教育，培训具有中等技能的学生，提高劳动者生产技能，发展侧重就业岗位的职业培训，以满足公司发展的需要，促进学生就业。同时，中国也应该对以智商测验为主的考试体系等方面做出改进。
中国对技能的定义可以扩展一点，可以思考一下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要重视早期童年的角色，童年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农村地区的贫困可能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中国应增加对农民工子弟的教育投入，社会不平等在中国是一个严重问题，通过提高弱势群体的劳动技能，则能够改变这一状况。
改革教育市场
《财经》：你曾撰文指出，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潜在回报率可能会达到30％－40％，比发达国家要高得多。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潜在回报率是否在降低？
赫克曼：我是在十年前写下这段话的。在这十年中，中国在学校教育的投入是巨大的，现在中国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是十年前的6倍。600万的大学毕业生相比十年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为市场回报不断提高，这是中国教育发展的结果。 中国是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大国，整体仍然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所以有知识和技能的人接受新技术、帮助整个社会的“溢出效应”更为显著。换句话说，就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总回报仍然很高。现在的教育结构已经开始优化，但中国仍然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本。
《财经》：但是现在出现了新的现象，大学生和农民工的起薪差距在逐渐缩小。在某些地区大学生的工资甚至不如一个农民工的工资高。因此有人主张，既然大学毕业生得不到预期的回报，那就应该减少投资。
赫克曼：这是个错误观点。对人力资本投入将会有巨大回报，这不应受短期波动的影响，应该从长计议。为此，政府必须为这些潜在的回报变成真正的回报创造条件。
关键的问题是，放开劳动力市场，消除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障碍，让教育的高回报真正体现出来，让人们愿意投资教育。
《财经》：提高教育投资，既可以通过政府直接投资的方式，也可以采取激励私人部门的教育融资的办法。你认为哪种方式更适合，为什么？
赫克曼：在中国，政府的教育支出占到了整个社会教育支出的绝大部分。但是，政府绝不是教育资源的唯一途径。虽然刺激教育投资的一个可能的方法是补贴，但是政府资源有限，而且有大量其他问题需要解决，大量补贴肯定无法持续。
中国应该改革教育市场，对所有形式的资本开放竞争，以便创造融资的条件，让人们不但愿意、而且可以投资教育。
不管是商业领域、教育领域或者其他经济生活的领域，垄断行为只能导致人们要付很多钱接受服务或者机会，这样会导致不平等的情况出现，为了消除这种垄断，降低不平等，也应该在教育方面鼓励私营部门进行投资，建立更多的私营性教育机构，这样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多教育机会，也使教育成本进一步降低。
中国已经有一些资金投资于教育领域，也有一批私营学校，但这些都需要大大加速。只要政府取消对私人部门投资教育的种种限制，多种形式的教育投资将会涌入这个高回报的领域。依靠私人部门的融资将很大程度提高人力资本形成的未来收益，而又不需要增加税收负担。
换言之，不同教育机构的公平竞争，可以帮助政府进一步提高教育的有效性和效率。
教育的各个领域，包括大学都可以引入各种形式的资金进入竞争，从而促进教育基础设施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发展教育融资市场，使得人们不至于由于流动性约束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财经》：中国现在有“上学贵”的问题，有些人认为这是由于“教育产业化”造成的。他们认为教育是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加大直接投资。私人部门投资教育是否必然导致家庭教育支出的增加？
赫克曼：我在中国看到，家庭的初中、高中教育支出确实非常高。这对于贫困家庭的孩子是主要的制约因素。
这个现象也许是应该得到改善的。我认为省级或国家政府应该进行干预，以提高弱势群体儿童的教育水平，降低学费。
中国也许可以采用公众征税的办法，利用经济增长的盈余来补贴学费。爱尔兰的学费在40年前相当高。爱尔兰政府减少了学费，使大量高中生升入大学，爱尔兰从中得到极大收益。总之，中国不应减少人力资本投入，特别是早期教育投入。
越开放越好
《财经》：有人认为，开放劳动力市场可能在短期增加收入的不平等，因为年轻、有能力的人受益更大。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吗？
赫克曼：我认为市场越开放越好。在全国范围内放开市场，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寻找机会，将会促进经济发展。放开劳动力市场将会使私人的激励发挥作用，让个人得到他们技能所带来的好处，将促进人们获取技能而不需要任何政府成本。
允许私人的激励起作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通过释放私人激励来创造人力资本，中国将创造财富，受教育的人的储蓄将为物质资本提供资金支持，这将提高政府税收。
确实，开放市场会扩大收入差距，但这种差距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以释放出一种信号——获得越高技能的人能得到更高回报，因此收入差别在激励人们提高技能上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放开人力资本市场将会给每个人创造机会，人们技能提高对社会发展并没有害处。一个受过越多教育的劳动力能够产生更多的对资本的回报，从而生产更多的国民财富。在长期内，随着人口技能水平的整体提高，不平等程度将会下降。实际上，大量证据显示，即使在短期内，开放劳动力市场和物质资本市场也能够减少不公平，而且能促进政治的稳定。
不平等不是静态的观念，而是动态的。有些不平等是好的，它告诉人们大学毕业生可以得到高工资，小孩子会知道上大学会挣更多钱。当然，有些不平等是不好的，比如无望的状态，一个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父母没受过什么教育，自己没希望上大学，也不能高中毕业。所以他的生活是早期生活条件决定的，这不是好事。
《财经》：你所说的这种现象，恰恰是中国教育现在面临的一大问题。有调查显示，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不断下降，“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的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
赫克曼：确实，在中国不同地区资源约束对个人接受教育的影响是不同的，特别是城市和农村之间。出生地的差别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接受教育、获取技能的机会，从而导致严重的地区差异。
因此，应该进行教育改革，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不管哪个国家都应该提高教育的平等性，因为进行教育投资的终极目标就是使各个社会层级的人都能够接受教育。
教育政策要体现公平原则，不能因为其出生在农村或者不发达地区而降低其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例如，目前中国是按照省份来进行大学录取的，这就存在着不公平性。教育资源，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分配。其次，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机会。一个更加平衡的教育投资会促进经济发展，并会减少长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财经》：针对中国教育现实，你对下一步改革有何建议？
赫克曼：我建议中国更重视学前教育，减少以考试检验学校教育成果的做法，更强调人力资本的丰富概念，既重视认知技能，也重视非认知技能。
中国的情况很复杂，比如中国可能会因为独生子女政策面临一些问题，老人的赡养对年轻一代会成为巨大挑战，因为孩子的数量减少了而面临人口失衡。
像日本等发达国家一样，老年人口过多，靠较少的年轻人口赡养。无论如何，人力资本投资是一个国家能否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基本要素，人力资本也是决定中国财富状况的最终决定因素。
如果中国能够提高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使他们能够使用21世纪的新科技，中国的潜力就能实现。
全世界都认识到，中国经济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它的发展机遇很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我希望，中国在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能够通过有效的方式，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和社会的平等性。
“尽管近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放缓的争议，但我认为中国经济仍然充满活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在北京接受《财经》专访时，坦言他对中国经济的乐观态度。
今年68岁的赫克曼，是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开创者，曾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由于对分析选择性抽样的原理和方法所做出的发展和贡献，他与丹尼尔?麦克法登分享了200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世界上许多经济学家一样，赫克曼也将关注的目光更多投向中国，并在特定领域进行专题研究。
早在2003年，赫克曼就提出“中国人力资本投资偏低”的观点。之后，他开始研究中国的人力资本以及教育改革领域，他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一个国家经济能否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基本要素，人力资本也是中国财富状况的最终决定因素。”
通过研究他发现，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劳动力市场和教育政策引发了整个国家的投资组合扭曲，更多的资金投向了物质资本而不是人力资本。今天，没有人否认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但这一切并非没有代价，高投入、高积累、高消耗的粗放发展模式已近极限。
在赫克曼看来，虽然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仍然巨大，但中国需要改革教育市场，对所有形式的资本开放；同时中国应放开劳动力市场，让私人激励发挥作用。
“如果中国能够提高国民的受教育程度，让他们掌握21世纪的新科技，中国的潜力就能实现。”赫克曼说。
物质和人力资本投资须适当
《财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依靠物质投资维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在你看来，这种增长方式是否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已经接近极限？
赫克曼：中国经济仍然充满活力。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原因很多，不仅仅是靠投资，还有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科技发展。
我不知道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否接近极限。中国的情况很复杂，比如面临家庭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等等。
但是，我认为中国教育结构需要做一些调整，提高教学质量和职业教育，以使劳动者的技能与科技发展相适应。因为在中国在发展更复杂精密的科学技术的同时，必然需要更多的专业技能，而中国所需的这些技能的概念还有待扩展。
《财经》：提高教学质量和职业教育，也就意味着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中国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与发达国家有哪些差距？
赫克曼：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和教育政策导致了整个国家的投资组合扭曲，更多资金投向了物质资本而不是人力资本。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对人进行投资的比例远远低于各国平均数，中国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很明显的。
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各级政府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不足3％，而在实物上的投资却大约占到GDP的30％。在美国这些指标分别是5.4％和17％，在韩国分别是3.7％和30％。到2002年，中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上升到3.3％，但实物投资占GDP的比重则上升到45％。
十年过去了，情况逐渐好转，某些方面的差距已经得到改善。比如中国削减了中小学学费，大幅扩大教育产业，大力提高科学技术。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绝对量在上升，教育领域大量投资的回报也是巨大的。
《财经》：或许你已经注意到，中国政府宣布要将教育支出提高到占GDP的比重4％，这是否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应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教育投资是否充足？
赫克曼：我会用投资回报率作为判断标准。公司或教育投资的收益计算方式就是投资回报率。在中国很少有人这么做。
不过如果有人计算过，就能看到中国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是很高的。这应该是衡量任何政府支出的指导标准。你如果想衡量对于一个活动的投资是否高于另一个，你应该总是考虑到社会效率，以使投资回报最大化。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必须有适当的比例，正如低成本的劳动力必须要有高素质的人员配比一样，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优化经济生产。
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需要平衡，过分强调其中的一方都会损失效率。如果过分强调物质资本投资而忽视人力资本投资，将使得中国不但不能最优化生产，也不能享受经济增长中高增值的部分。
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重视人的发展问题，这样才能给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人们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受到教育。
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是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很低，只是靠这些技术水平很低的人不停地生产，肯定会有问题。
《财经》：中国在人力资本领域还存在哪些问题？
赫克曼：在我看来，中国还需要提高教学质量和职业教育，可以考虑改进中等教育，培训具有中等技能的学生，提高劳动者生产技能，发展侧重就业岗位的职业培训，以满足公司发展的需要，促进学生就业。同时，中国也应该对以智商测验为主的考试体系等方面做出改进。
中国对技能的定义可以扩展一点，可以思考一下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要重视早期童年的角色，童年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农村地区的贫困可能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中国应增加对农民工子弟的教育投入，社会不平等在中国是一个严重问题，通过提高弱势群体的劳动技能，则能够改变这一状况。
改革教育市场
《财经》：你曾撰文指出，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潜在回报率可能会达到30％－40％，比发达国家要高得多。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潜在回报率是否在降低？
赫克曼：我是在十年前写下这段话的。在这十年中，中国在学校教育的投入是巨大的，现在中国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是十年前的6倍。600万的大学毕业生相比十年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为市场回报不断提高，这是中国教育发展的结果。 中国是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大国，整体仍然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所以有知识和技能的人接受新技术、帮助整个社会的“溢出效应”更为显著。换句话说，就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总回报仍然很高。现在的教育结构已经开始优化，但中国仍然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本。
《财经》：但是现在出现了新的现象，大学生和农民工的起薪差距在逐渐缩小。在某些地区大学生的工资甚至不如一个农民工的工资高。因此有人主张，既然大学毕业生得不到预期的回报，那就应该减少投资。
赫克曼：这是个错误观点。对人力资本投入将会有巨大回报，这不应受短期波动的影响，应该从长计议。为此，政府必须为这些潜在的回报变成真正的回报创造条件。
关键的问题是，放开劳动力市场，消除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障碍，让教育的高回报真正体现出来，让人们愿意投资教育。
《财经》：提高教育投资，既可以通过政府直接投资的方式，也可以采取激励私人部门的教育融资的办法。你认为哪种方式更适合，为什么？
赫克曼：在中国，政府的教育支出占到了整个社会教育支出的绝大部分。但是，政府绝不是教育资源的唯一途径。虽然刺激教育投资的一个可能的方法是补贴，但是政府资源有限，而且有大量其他问题需要解决，大量补贴肯定无法持续。
中国应该改革教育市场，对所有形式的资本开放竞争，以便创造融资的条件，让人们不但愿意、而且可以投资教育。
不管是商业领域、教育领域或者其他经济生活的领域，垄断行为只能导致人们要付很多钱接受服务或者机会，这样会导致不平等的情况出现，为了消除这种垄断，降低不平等，也应该在教育方面鼓励私营部门进行投资，建立更多的私营性教育机构，这样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多教育机会，也使教育成本进一步降低。
中国已经有一些资金投资于教育领域，也有一批私营学校，但这些都需要大大加速。只要政府取消对私人部门投资教育的种种限制，多种形式的教育投资将会涌入这个高回报的领域。依靠私人部门的融资将很大程度提高人力资本形成的未来收益，而又不需要增加税收负担。
换言之，不同教育机构的公平竞争，可以帮助政府进一步提高教育的有效性和效率。
教育的各个领域，包括大学都可以引入各种形式的资金进入竞争，从而促进教育基础设施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发展教育融资市场，使得人们不至于由于流动性约束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财经》：中国现在有“上学贵”的问题，有些人认为这是由于“教育产业化”造成的。他们认为教育是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加大直接投资。私人部门投资教育是否必然导致家庭教育支出的增加？
赫克曼：我在中国看到，家庭的初中、高中教育支出确实非常高。这对于贫困家庭的孩子是主要的制约因素。
这个现象也许是应该得到改善的。我认为省级或国家政府应该进行干预，以提高弱势群体儿童的教育水平，降低学费。
中国也许可以采用公众征税的办法，利用经济增长的盈余来补贴学费。爱尔兰的学费在40年前相当高。爱尔兰政府减少了学费，使大量高中生升入大学，爱尔兰从中得到极大收益。总之，中国不应减少人力资本投入，特别是早期教育投入。
越开放越好
《财经》：有人认为，开放劳动力市场可能在短期增加收入的不平等，因为年轻、有能力的人受益更大。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吗？
赫克曼：我认为市场越开放越好。在全国范围内放开市场，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寻找机会，将会促进经济发展。放开劳动力市场将会使私人的激励发挥作用，让个人得到他们技能所带来的好处，将促进人们获取技能而不需要任何政府成本。
允许私人的激励起作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通过释放私人激励来创造人力资本，中国将创造财富，受教育的人的储蓄将为物质资本提供资金支持，这将提高政府税收。
确实，开放市场会扩大收入差距，但这种差距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以释放出一种信号——获得越高技能的人能得到更高回报，因此收入差别在激励人们提高技能上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放开人力资本市场将会给每个人创造机会，人们技能提高对社会发展并没有害处。一个受过越多教育的劳动力能够产生更多的对资本的回报，从而生产更多的国民财富。在长期内，随着人口技能水平的整体提高，不平等程度将会下降。实际上，大量证据显示，即使在短期内，开放劳动力市场和物质资本市场也能够减少不公平，而且能促进政治的稳定。
不平等不是静态的观念，而是动态的。有些不平等是好的，它告诉人们大学毕业生可以得到高工资，小孩子会知道上大学会挣更多钱。当然，有些不平等是不好的，比如无望的状态，一个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父母没受过什么教育，自己没希望上大学，也不能高中毕业。所以他的生活是早期生活条件决定的，这不是好事。
《财经》：你所说的这种现象，恰恰是中国教育现在面临的一大问题。有调查显示，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不断下降，“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的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
赫克曼：确实，在中国不同地区资源约束对个人接受教育的影响是不同的，特别是城市和农村之间。出生地的差别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接受教育、获取技能的机会，从而导致严重的地区差异。
因此，应该进行教育改革，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不管哪个国家都应该提高教育的平等性，因为进行教育投资的终极目标就是使各个社会层级的人都能够接受教育。
教育政策要体现公平原则，不能因为其出生在农村或者不发达地区而降低其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例如，目前中国是按照省份来进行大学录取的，这就存在着不公平性。教育资源，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分配。其次，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机会。一个更加平衡的教育投资会促进经济发展，并会减少长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财经》：针对中国教育现实，你对下一步改革有何建议？
赫克曼：我建议中国更重视学前教育，减少以考试检验学校教育成果的做法，更强调人力资本的丰富概念，既重视认知技能，也重视非认知技能。
中国的情况很复杂，比如中国可能会因为独生子女政策面临一些问题，老人的赡养对年轻一代会成为巨大挑战，因为孩子的数量减少了而面临人口失衡。
像日本等发达国家一样，老年人口过多，靠较少的年轻人口赡养。无论如何，人力资本投资是一个国家能否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基本要素，人力资本也是决定中国财富状况的最终决定因素。
如果中国能够提高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使他们能够使用21世纪的新科技，中国的潜力就能实现。
全世界都认识到，中国经济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它的发展机遇很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我希望，中国在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能够通过有效的方式，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和社会的平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