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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教育值得深刻反思、批判甚至否定的方面不少。这里笔者想说的就是:在实施教育过程中,我们的确以最大的努力保障了学生受教育的权利,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和一些方面对学生实施了剥夺。当然,如果我们不站在学生的立场或角度来反思教育,那么用“剥夺”一词显然会被看成对教育和教育者们的不公或是攻击。但这毕竟是不可抹杀的事实,只不过受教育者的感受和认识难以影响和支配主流和主体者的观点。这种剥夺式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几乎无所不在,伴随着教育的全过程,以至于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孩子们天生在受教育过程中就应该是被剥夺,被剥夺是受教育者的自然的社会属性——难道孩子们不需要教育就能成长吗?难道孩子们不需要经师长们的塑造就能成人吗?难道受教育者能不听从于教育者耳提面命、灌输知识技能而能成材吗?难道孩子们的人生蓝图,只能由他们自己去涂鸦吗?……我们有足够多的理由或理论可以证明教育对孩子们实施剥夺的合理性,并在潜移默化或公开引导,使教育者、家长、社会甚至孩子们自己都认为这是一种现实的合理,或至少可以称之为“无可奈何的合理”。
如果说,我们的教育,特别是现代教育还必须以对受教育者进行一定程度甚至相当程度的剥夺作为其合理内核,那么教育就完全背离了现代社会发展和社会文明的基本精神,最终将延缓和阻碍社会进步,因为剥夺式的教育将培养出缺乏创新、缺乏个性、缺乏民主精神的下一代。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定目前的教育是剥夺式教育。因为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教育的方向性,党和国家的方针或政策历来强调必须使受教育者全面发展,必须面向全体学生,并强调教育的民主精神和人文关怀。如大力倡导素质教育,进行评价机制、招生考试改革等,尤其是近几年所进行的新课程改革,更是一场具有广泛和深刻意义上的变革,充满着对儿童成长规律的尊重和人格完善的重视,充满了人文关怀的精神。但从现实情况看,这些努力的效果相当低,或者说是一种超前付诸实施的理想化模式,不具有可操作的条件和内外部环境。从法律的层面看,我国为保障少年儿童受教育的权利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到2004年,除部分西部省份和极少数的中部贫困省份的县以外,均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前后仅花了10年时间,而美国普及初级中等义务教育花了60年的时间。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问题。同时高中阶段教育正迅猛发展,毛入学率不少地区已达到60%以上。为保证普九成果的巩固和提高,依照《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各级政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穷国办大教育所解决的每一项工作都值得称道。但问题是,我们的总体目标和具体实施教育的过程是不和谐的,甚至在许多方面是相悖的:我们的总体目标从量上来说,就是要实施教育的普及和均衡发展;从质上来说,就是要实现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而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我们既没有做到面向全体学生,也没有做到使学生全面发展。整个教育过程是剥夺式的。在这样的情形下,就可能出现如下令人尴尬的逻辑关系:是法律在维持和强化孩子们受剥夺。如在农村,有不少学生因厌学而辍学,辍学的原因又是因为这些学生有意识或无意识感受到了这种剥夺式的教育过程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和痛苦。但《义务教育法》规定,他们这个年龄必须接受教育,政府、家庭、学校都必须依法动员、帮助乃至强制他们复学,强制他们接受他们认为难以忍受的教育过程。
还是回到开篇时提出的问题:难道孩子们不要接受教育,不要被塑造?当然不是,因为是教育使人类走出了荒蛮蒙昧,是教育使个体的人得以成为一个能适应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合格社会成员。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教育为达到功利性目标(升学率)而非党和国家提出的总体目标(升学是总体目标中的重要内容,但远不是全部内容)而采取的极具功利色彩的教育教学手段;出在家长、社会对教育的非理性要求和评价;出在与教育密切相关的诸多因素对教育的负面影响甚至干扰;出在一些制度有力地维护着这样一种状态。用现代文明尺度来衡量,我们的教育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从某种程度上它已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即在对受教育者给予的同时又在实施着剥夺。在这种剥夺式的教育过程中,作为具体实施者的教师,其价值也出现了扭曲:教师是蜡烛,燃烧掉了自己,也烧伤了学生。
对教育所患的病症,党和国家十分重视,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寻找良方。如前些年开始实施的素质教育,似乎是一剂良药,但由于药的成分难以确定(到目前为止什么是素质教育尚且不明),服药者各取所需,教育自身机体的抗药性强(中考高考的指挥棒作用等),教育所处的制度、文化等环境因素,最终搞成了“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但愿这不是素质教育的终结。目前,正在蓬勃开展的新课程改革,是建国以来教育领域一场最深刻的变革,其核心价值就是要进一步体现学生的主体性、自主性、发展性,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自我教育、自我塑造以及自我设计和描绘。这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权益的重新分配组合,是一种更贴近理性的权益的让步。但这仍然是一种理想,建构这样的理想教育,需要更大的勇气、更多的睿智、更艰辛的努力和漫长的时间。
如果说,我们的教育,特别是现代教育还必须以对受教育者进行一定程度甚至相当程度的剥夺作为其合理内核,那么教育就完全背离了现代社会发展和社会文明的基本精神,最终将延缓和阻碍社会进步,因为剥夺式的教育将培养出缺乏创新、缺乏个性、缺乏民主精神的下一代。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定目前的教育是剥夺式教育。因为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教育的方向性,党和国家的方针或政策历来强调必须使受教育者全面发展,必须面向全体学生,并强调教育的民主精神和人文关怀。如大力倡导素质教育,进行评价机制、招生考试改革等,尤其是近几年所进行的新课程改革,更是一场具有广泛和深刻意义上的变革,充满着对儿童成长规律的尊重和人格完善的重视,充满了人文关怀的精神。但从现实情况看,这些努力的效果相当低,或者说是一种超前付诸实施的理想化模式,不具有可操作的条件和内外部环境。从法律的层面看,我国为保障少年儿童受教育的权利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到2004年,除部分西部省份和极少数的中部贫困省份的县以外,均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前后仅花了10年时间,而美国普及初级中等义务教育花了60年的时间。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问题。同时高中阶段教育正迅猛发展,毛入学率不少地区已达到60%以上。为保证普九成果的巩固和提高,依照《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各级政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穷国办大教育所解决的每一项工作都值得称道。但问题是,我们的总体目标和具体实施教育的过程是不和谐的,甚至在许多方面是相悖的:我们的总体目标从量上来说,就是要实施教育的普及和均衡发展;从质上来说,就是要实现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而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我们既没有做到面向全体学生,也没有做到使学生全面发展。整个教育过程是剥夺式的。在这样的情形下,就可能出现如下令人尴尬的逻辑关系:是法律在维持和强化孩子们受剥夺。如在农村,有不少学生因厌学而辍学,辍学的原因又是因为这些学生有意识或无意识感受到了这种剥夺式的教育过程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和痛苦。但《义务教育法》规定,他们这个年龄必须接受教育,政府、家庭、学校都必须依法动员、帮助乃至强制他们复学,强制他们接受他们认为难以忍受的教育过程。
还是回到开篇时提出的问题:难道孩子们不要接受教育,不要被塑造?当然不是,因为是教育使人类走出了荒蛮蒙昧,是教育使个体的人得以成为一个能适应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合格社会成员。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教育为达到功利性目标(升学率)而非党和国家提出的总体目标(升学是总体目标中的重要内容,但远不是全部内容)而采取的极具功利色彩的教育教学手段;出在家长、社会对教育的非理性要求和评价;出在与教育密切相关的诸多因素对教育的负面影响甚至干扰;出在一些制度有力地维护着这样一种状态。用现代文明尺度来衡量,我们的教育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从某种程度上它已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即在对受教育者给予的同时又在实施着剥夺。在这种剥夺式的教育过程中,作为具体实施者的教师,其价值也出现了扭曲:教师是蜡烛,燃烧掉了自己,也烧伤了学生。
对教育所患的病症,党和国家十分重视,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寻找良方。如前些年开始实施的素质教育,似乎是一剂良药,但由于药的成分难以确定(到目前为止什么是素质教育尚且不明),服药者各取所需,教育自身机体的抗药性强(中考高考的指挥棒作用等),教育所处的制度、文化等环境因素,最终搞成了“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但愿这不是素质教育的终结。目前,正在蓬勃开展的新课程改革,是建国以来教育领域一场最深刻的变革,其核心价值就是要进一步体现学生的主体性、自主性、发展性,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自我教育、自我塑造以及自我设计和描绘。这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权益的重新分配组合,是一种更贴近理性的权益的让步。但这仍然是一种理想,建构这样的理想教育,需要更大的勇气、更多的睿智、更艰辛的努力和漫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