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位: 大学的“心件”被很多人忽视了

来源 :财经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xiaomeitomei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大学之优异与否,不在大小,不在名称,而在有无品质,有无特色。”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郭位说,“一所大学要有办学宗旨,在有限的资源下,切忌盲目跟风,要先为大学定位,作出战略性规划。”
  郭位在电子系统与核能可靠度设计研究方面享有盛名,2000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是当时最年轻的华裔院士,之后他又获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及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在2008年出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之前,郭位曾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他首开先河,以科学实证的方法剖析教学与研究的关系,赢得许多称誉,并受邀在世界50余所大学讲授教学研究成果。最近,他的论著《心件 大学校长说教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日前,郭位在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办公室接受《财经》记者专访,畅谈他对大陆和台湾、香港高等教育的观察和思考。
  这位校长很有魅力,谦和幽默,见解独到,发人深思。在他看来,港台大陆的高等院校仍处于国际化的起步阶段,“行政复杂,牵制太多,信任太少”。郭位建议,两岸三地的高教界“有必要汲取先进文明的精髓,了解世界多样性的文化,调整方针,把握契机,借由高等教育再造中华文化,营造特色品牌”。
  “是应该我迎接大官,
  还是大官迎接我?”
  《财经》:对于公立大学的管理者来说,一个重要工作是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在内地,政府对大学的管理非常具体细致,大学啧有怨言。在您看来,台湾、香港的大学是否也存在类似问题?
  郭位:香港、台湾也有这种现象。简单地说,两岸三地的高教界,行政复杂,牵制太多,信任太少,乃文化使然。我曾总结三地大学的特点:香港高智商低创新,台湾有资金欠经营,大陆多人力缺人才。仔细看来,这些缺憾有些文化上的共同性。
  《财经》:是哪些文化共同性呢?
  郭位:其一,外行拟定高教政策。表面上,看不出高教有什么学问,所以,有影响力的人就像是计程车司机一样,容易自以为是,喜就高教事务高谈阔论。高教代表一种文化,需要身历其境,才能有所作为,即使有些教研经验的人,切勿随意插手。打个比方,生病看医生,还是问邻居,其理易明。
  其二,政治掺和高教。教研非为服务政治,所以不应该被当作政治游戏的筹码。两岸教育体制与政策因非学术的缘故而常改变,政治任务随时随意左右高教方针。官与学本质不同,本该各行其是,两岸的高教界历来像野菜掺和着野草一样,总是在官、学之间纠缠得难分难解。
  其三,大学自主性不足。除了政策拟定受政治的主导之外,两岸大学的学术行政也受法规或者情绪化社会的牵制。北美的大学,自主性强,学术归学术,校友、学术生、媒体、校董、议会、政府官员不会指挥大学的学术行政,也不干扰大学的教研学程。但是在两岸,有人假社会公民之名,跳过大学专业的判断或执行,动辄对高教说长道短。
  《财经》:是不是由于您在西方受教育的时间长,又先后在台湾、香港和美国等地的大学任教,对比非常鲜明,所以对不同文化的感触非常深?
  郭位:是这样的。美国政府对大学只管大事,不管小事。大事主要是资金和法律。在美国,只要法律没有规定的,都可以做;在中国,法律没有规定的,都不能做。美国政府官员不随便到校。不是不允许,根本不会来。
  《财经》:这是典型的“官本位文化”。前些年大陆高校进行评估,教育部的一个处长到大学里面去,大学校长也要去迎接。所以,内地很多大学教授很愿意去政府部门当官,哪怕是学校里的处长之类也趋之若鹜。
  郭位:香港、台湾都一样的,能够当官就觉得了不起,亲戚朋友也高兴,这也是文化。
  政府应该把官和学分开,不要找大学里面的老师去当官。我常常跟年轻的教授讲,既然确定要当教授,你就专心当教授;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就不要来。愿意当官是到外面,不是学校。学校里面的行政职务还可以,因为校务毕竟需要有人负责和服务。
  《财经》:现在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政府希望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因此鼓励创新,许多大学也开设创新课。在您看来,中国的创新前景如何?
  郭位:美国强调创新,也有制衡,但是约束比较小。
  中国文化重共性、随大流,不鼓励竞争冒尖,不鼓励创新。给一个标准,你就一定要这样做,脱离出来是不可以的。
  香港、台湾也是一样。如果不解决文化问题,要创新是很难的。所以,对于中国创新的前景,我不乐观。
  举一个例子。假如你的小孩在名牌大学读经济系,读了半个学期,打电话给你,不想读了,我要去开计程车。你的反应怎么样?
  《财经》:我当然反对,很多家长也会反对。
  郭位:如果孩子这样的话,我相信,中国没有一个家长赞成。我给你那么大的希望,你怎么开计程车?可是,一位美国家长就同意了。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就是今天优步公司(UBER)的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现在是美国第二富豪。美国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
  在重共性、随大流的文化里,创新可能吗?我们可以守成,吃口饭没问题,但创新很难。
  我们的大学也是这样。中国大学一个学期21个星期,在美国只有12个星期,而且经常放假,学生们的自由时间很多。为什么美国大学有那么多创新?这就是秘密。自由是创新的前提。
  “让教研归教研,学术归学术”
  《财经》:我们经常听到教育界人士感叹,为什么今天见不着民初北大的自由气氛,找不到蔡元培、傅斯年那样清高、开放的校长?在他们的眼中,人心不古,大学风华不在。
  郭位:坦率地说,这些都是不着边际的讲法,是由于没有专业系统评鉴而产生的假象,经不起考验。难道大家真想知道蔡元培、傅斯年当年是怎样带领北大、台大的吗?以50年前甚至百年前治校的方法,面对今天的环境,有可能立足吗?只有自由,没有专业表现,算是大学吗?可以空讲教条,而不理会世界的脉搏吗?   今天的大学需要募款以弥补经费的不足,重教研、保质量,更新学程、促进交流以达国际化,面对沟通、争取奖助学金的诉求,帮助学生毕业后就业,创新创业等,这些都超出民初大学的想象。当然,我们也很难想象民初的校长采用今天的治校态度处理当年北大、清华的问题。
  《财经》:民初的大学很像象牙塔,不像现在的大学饱受烦杂的外务干扰。
  郭位:民初的大学校长把中国人的智慧摆放在象牙塔里,远离务实。所以,那时候的大学,抽象、孤芳自赏、自说自话的时候多。今天的大学具体,透明度高,专业性强、检验度重,不能同日而语。
  《财经》:不过,在有些问题上似乎也有共同性,例如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现在不少教育界人士主张,大学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应该像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那样“教授治校”。
  郭位:台湾也说教授治校,错了。台湾搞“教授治校”,通过投票来治校,乱七八糟。教授不能治校,也没有时间。正确的讲法是“专业治校,教授治理学务”。我们常常把校务和学务混在一起。什么叫学务?就是学生该修什么课、该做什么研究、如何评定学生成绩,这是教授管的。至于教师聘任、教授加薪、系馆建设等事务性工作,教授不可能做到。在美国也是如此。
  至于学术自由,是大学的核心理念,不因时代变迁而更替。学术自由是追求真理、创造知识与创新的土壤。按照爱因斯坦的话说,“学术自由就是探求真理,以及发表和传授认知真理的权利。”
  《财经》:那么,怎么理解大学自治呢?
  郭位:大学自治的精髓可以归纳为:在体制之下,尊重专业管理,修补高教文化上的缺失,让教研归教研,学术归学术。从策略上看,引入良性竞争机制,为高等教育注入动力;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贡献社会。
  《财经》:您所说的“体制之下”,是什么样的体制呢?
  郭位:高教法规须松绑,由各大学自主决定包括财政经费、招生教学的运作细节。政府负责总量管制,拟定国家社会发展的原则,指出科研、教学或推广的方向以及订出相应的奖励机制。政府在制定政策之后,应该放手让各级学校用自由市场机制自行发挥。假如坚持微观管理,违反现代经营管理的原则,成效必微。
  美国并没有全国统一的高教体制,联邦政府通过战略性发展项目,为在竞争中表现出色的大学提供资助,于是大学在学术自由、独立于政治干扰的环境下,得以从事有前景的教学科研。这种做法值得学习借鉴。
  《财经》:现在内地的许多大学都说自己经费紧张,缺钱,产、学、研没有形成良好结合,大学主要仰仗政府拨款。
  郭位:欧美产、学、研成果丰硕,主要得自于企业界对大学投入大量资助,因此大学的回馈较多,大学与业界构成一个良性的合作伙伴关系。高品质的高教昂贵,但是美国州立大学受州政府的资助只占年度预算的10%到20%,其差额则有赖学费、科研经费、募款所得等支付。业界经过各种渠道支持科研与教学,是美国高等教育贡献社会的功臣。
  两岸的大学在与业界合作方面,大抵乏善可陈。少了业界投入,不要怪大学不能即时提供所需的人力资源,教研不合一,产业不会有希望。
  “大学的‘心件’被很多人忽视了”
  《财经》:现在内地有很多大学都搞世界一流大学,就像跑道上的赛马,大家都在使劲挥鞭,说到×××年要成为世界一流,目标非常远大。我不知道您怎么理解“一流大学”?
  郭位:许多大学搞不清什么是世界一流。本来,每一个大学都应该是世界一流的。每一个大学都想办成最好的,最好就是一流。
  办大学有三个条件:硬件、软件和心件。大学的硬件就是与设备相关的物件,包括先进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必须有充分的教研经费,因为现在的教学设施很贵。没有钱,圣人也干不了什么事。其实在梅贻琦时代,金钱也很重要,清华也很有钱。现在办大学没有钱是不可能的。
  但是,除了硬件,还要有软件。大学的软件,就是与人事、行政制度、教育政策等相关的事务,包括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规章制度,以执行大学教研与行政事务。
  《财经》:“心件”是一个很新鲜的提法,什么是“心件”呢?
  郭位:大学的硬件、软件终究要靠人运作,沟通协调。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所以执政者的见解,社会的进取心,校园内各部门、阶层同人的心态,可说是大学国际化不可忽视的要件,我把它们称之为“心件”。
  港、台、大陆的大学在硬件、软件上大体追上了国际标准,因此在国际评比上有些进展。然则在心件上却阻力横生,尚难以与硬件、软件的进步相提并论。
  《财经》:确如您所说,内地许多大学的硬件很好,新校园占地广阔、绿化成荫、硬件充足。有些人认为,只要建起大楼来,校园阔气豪华,就可以办成一流大学。每一个校园都大得不得了。
  郭位:我觉得不是好事情。有些大学教授的办公室也很阔气,甚至配有卫生间,没有必要啊。为什么差距还很大?是软件和心件上不足。
  制度建设,不要事事都管,管那么多干什么?更重要的是,“心件”被很多人忽视了。心件是好的心态、好的态度、好的现代思维。该怎么做要有眼光,眼光有时候是学不来的。
  《财经》:现在大学的“心件”缺失严重。例如,现在很多大学搞综合性大学,他们认为综合大学是走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
  郭位:台湾也是这样,香港也都把学校拔高为“大学”。这个思路莫名其妙,因为“心件”不对。像我们香港城市大学,最早叫香港城市理工学院,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改为大学呢?大学之优异与否,不在大小,不在名称,而在有无品质,有无特色。
  加州理工学院可以说是一个极佳的例子。该校师资仅270人左右,学生人数也不过2100多名,没有“大学”的名称,也不看重一般中国人士心目中的通识教育,在众人追求“大而全”的当下,好像犯了大忌,然而无损其学术声誉。法国巴黎的高等师范学校也无大学之名,其规模较加州理工学院更小,声誉堪称世界顶尖。谁敢说它们不是一流大学?
  贪大求全,这是中国人的习惯。追求综合性大学,是一种观念在作怪。
  《财经》:如果一定硬性搞综合性大学,反而离一流大学会越来越远。
  郭位:对,因为一所大学只有在某几个专业上可能走到世界前沿,不可能在整个水平上都是世界一流。大学大小不重要,历史长久不重要,校园宽窄不重要,校名校徽的陈列不重要,甚至名字里有没有“大学”两个字一点也不重要。大学的学术自由气氛更重要,教研的品质才重要。
  大学其实有四种大学:
  一是综合性的大学,学科完整,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是很好的代表。
  二是专业学科为主的专业型大学,强调专业教育,与社会紧密结合,学以致用,麻省理工学院为其中翘楚。
  三是人文学科专长的四年制大学,重博雅教育,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及达特茅斯学院算是典型代表。
  四是专科大学:此类大学多为单一术科,其出众者,深入研究,以舞蹈、戏剧与音乐为主的纽约茱莉亚学院就是一个例子。
  无论是哪一类大学,学术水准的高低无关学校的规模和名称,一所大学要有办学宗旨,在有限的资源下,切忌盲目跟风,要先为大学定位,作出战略性规划。
  《财经》:那么,香港城市大学的定位是什么?
  郭位:我们以“大隐隐于市,学研研出尘”为努力目标,定位香港城市大学为专业大学,务求以学生为主,创新为本,厉行校政革新。
  总之,全球的高等学府为了应对国际化带来的冲击,绘制了各具特色的发展蓝图。港台大陆的高等院校,仍处于国际化的起步阶段,有必要汲取先进文明的精髓,了解世界多样性的文化,调整方针,把握契机,借由高等教育再造中华文化,营造特色品牌。
其他文献
你曾经是那样的伟岸,一米八几的身躯,200斤的体重,声若洪钟,慷慨激昂,愤世嫉俗,针砭时弊,永远像一个火力十足的斗士!  你又是那么富有柔情,对90岁老母的病体时时惦念,因夫人半年前的突然辞世而终日哀痛,以至于病魔趁虚而人,无情爆发!  昨晚刚刚听说你病已危重住进监护病房并且不准探视,惊诧之余,我发了几条期待你挺过难关的微信,祈盼你早日回到我们中间,孰料今早就收到噩耗,你竟然这样行色匆匆地告别了这
期刊
中国经济正在积极转型,而新经济则被认为是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目前的转型既有为提高全要素生产力而主动为之的成分,也有来自各种制约因素的压力。对中国经济转型进行探讨,需要厘清何为新经济以及中国经济为何转型。什么是新经济  从美国的实践来看,新经济实际上也就是经济从制造业为基础的发展模式而转向服务业为基础的模式上的一个结果  新经济是相对于旧经济而言的。新经济作为一个概念,源自美国。1983年的
期刊
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棋局过半,增长前景减弱的风险却日益真实。根据IMF最近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2016年全球增长率的基线预测为3.2%,比年初预期下调了0.2个百分点。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经济增长已不会切换到金融危机前的“大稳定”模式,如何保持现有动力而不是试图回到原有增长轨道,是成功实现长期发展的关键。  从国内情况来看,中国经济在增速企稳中正努力实现着新旧动能的转化。追寻新经济是不甘于苟
期刊
早晨得知保育钧先生去世的消息,非常悲伤。记得2014年采访时,他曾亲手送笔者一本书。从书架上取下这本《再呼唤:民营经济、中国的变革与发展》,读到整整20年前的1996年夏天,保育钧在深圳和一位企业家的对话——  企业家:你说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变?  保育钧:人民群众都拥护,为什么会改变呢?我看不会变,不能变,谁也难改变。  企业家:那为什么不立法保护私有财产呀?  企业家的问题引起了保育钧的深
期刊
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在晚年曾经说过:“历史、统计和‘理论’这三门学问合在一起构成我们所谓经济分析。”  熊彼特进一步强调,“三门基础学问之中,包括直至今天为止的事实在内的经济史是最重要的一门。照我现在的愿望,假使我要从头开始研究经济,而又只能在三门中由我选择一门来研究的话,那么我要选择的是经济史。”  要知道,熊彼特是20世纪最受推崇的经济
期刊
一直以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都有着广泛影响,它的含义是:每个国家应该根据国内各种商品生产成本的相对差别,专门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商品出口,而对于生产成本相对较高的商品,即使生产该商品的成本绝对地低于其他国家,也仍以从国外进口较为有利。该学说证明,即使在各种商品的生产成本方面一个国家都占有绝对优势,而另一国家都处于绝对劣势,仍然存在着有利于双方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可能性。只要两国各自生产在比较成
期刊
中国经济正迈向“新常态”,由过去要素驱动向未来创新驱动转变的大背景下,创建“科技创新型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指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是,到202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有必要以美国硅谷为样本,设立一个旨在吸引全球人才集聚中国的“人才自贸区”,让全球创新人才
期刊
适度扩大财政赤字,将提升中国的财政政策力度,既确保财政支出亦留下减税空间,但预算体系优化及财税体制改革,不能因此而拖延。  为托底下行通道的中国经济,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将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政府扩大赤字率堪为相机抉择。  在经济整体放缓过程中,全国财政收入增幅明显降低,从过去几年高于GDP的增幅,落至2015年5.8%的增长率,低于同年度GDP增幅。而财政支出服务于“
期刊
2015年6月下旬,中国融资杠杆推动型A股市场泡沫开始破裂,逐步演变成一场不断跌破投资者和监管层底线的股灾。探究股灾背后的原因,股指期货、融资杠杆、伞形信托、场外配资等均被提及,但从本质上看,目前中国国内“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原则已经改变,资本市场和银行之间的“防火墙”已经很大程度被突破,风险在股市和银行间进行传递。  此次事件仅是中国金融市场混业的一个缩影,但却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金融混业趋势正
期刊
1870年的普法战争,对欧洲列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法国的战败终结了法兰西第二帝国,也使德意志国家统一成了德意志帝国。德意志帝国的诞生改变了欧洲的外交关系,也打破了英法两大帝国争霸世界的格局。  到了19世纪下半叶,俾斯麦时代之后的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政策以“世界政策”为其基本特征。从实用主义出发,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旨在推行德意志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政策,其主要目的是在经济领域与欧洲老牌
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