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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近现代的主流思想和文化精神，用一句话概括，应该就是“向西方学习”。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中国思想界发展兴盛，异常活跃。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是最激烈的一次全民思想解放运动，其意义是不容忽视的。“西学”思想的最终目的是在于救国图存，并且丰富中国的文化。“西学”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和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因此，“向西方学习”具有历史性的深远意义。本文将对西学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作总体介绍，并对各时期的西学思想做出评论。最后，本文将提出中西文化交融和民族性的话题，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西学；中国近代；西化；全盘西化；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11-0093-04
一、绪论
“文艺复兴”是欧洲14至16世纪的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标志着从中世纪到现代时期的过渡。在三百多年后的中国近代，同样发生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影响延续至今，那就是西化思潮运动。之所以用“中国文艺复兴”这个名词，是因为Renaissance的意义已经不局限于“再生、复苏”，而是包含其中更深刻的“思想解放、人文主义”意义。
中西文化的交流有着漫长的历史渊源。从16世纪末开始，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文化通过传教士、商人、旅游者等传到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各国，形成了随后的“中国热”。然而相对于西方人接受中国文化来说，中国的“西学东渐”时间较晚，而且态度被动。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人经历了从最初的排斥，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的态度变迁。
二、西学思想的发展过程
1.萌芽：鸦片战争前的西学东渐。西学的历史最早要追溯到明代了。当时大批欧洲传教士来华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同时也以传教的方式向中国传播了西方文化。那时的中国人大都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更将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但也有少数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开始思考西方文化，比如利玛窦的好朋友徐光启。他与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并不仅局限于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军事、经济、水利等无所不谈。他对数学的兴趣最大，并和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套《几何原本》。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西方科学技术正要开始迅速发展，而中国这时科学技术的发展非常缓慢，远远落后于欧洲。到了清朝，中国一些士大夫和皇帝接受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如康熙是对于西方文化持比较开明态度的皇帝，然而，康熙的西学只是一种个人行为，最终没有形成大范围的社会影响。他去世后，西学东渐由于雍正皇帝的禁教，加上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中断，但较小规模的西学传入并未完全终止。此时的西学东渐，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为主。西学的内容仅限于天文学、数学等方面，传播范围也只限于少数士大夫贵族。
2.初期：鸦片战争之后到“五四”之前的西学东渐。19世纪中叶前后开始，西方人以悍然发动战争的形式再次进入中国。鸦片战争的船坚炮利使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迷蒙中惊醒，一些士大夫阶层的有志之士开始思索救国之路。林则徐和魏源成了新思想的最初倡导者，他们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并开始编译西方著作，魏源更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们的西学主要以学习科技、军事为主，希望建立一支新式海军。他们的这些探索开了一代西学风气之先，对以后的洋务派、维新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后的洋务运动，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武器制造和器械运输等，而没有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文化进行应有的关注。至此，西学东渐都只局限于学“技”，“中体西用”是这一时期西学的特点。甲午战争一役，中国惨败，举国震惊。这也是西学的转折点。一些思想家们认识到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更要主张政治上的改革。西学由此实现了从单纯学习科学技术到以学习先进思想为主的跨越。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领导的维新运动是思想界一次伟大的变革，对于近代西学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一些有系统的思想体系也在这一时期形成。
3.极大发展：民国时期的西学东渐。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以归国留学生和进步青年为主体，以探索救国之路为目的，出现了多种思潮，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西学最兴盛、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主要有以下几种主张：一是中体西用，华化、儒化西学，以文化保守主义者为代表，如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派”（当时的社会背景是一战爆发，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各种危机和矛盾，这对中国人的西方观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30年代的“本位文化派”以及现代新儒家；二是全盘西化思潮，陈序经、胡适等西化派或反传统主义者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三是拿来主义，鲁迅是这一主张的倡导者；四是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于西学的态度。对于不同国家的道路，也存在各种各样的观点，如五四时期对法兰西启蒙文化的倾慕，以及后来对俄国革命的赞扬。这些思想论争与晚清时期的论争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从“要不要学习西方”到“如何学习西方”和“选择哪一种西化”的转变，说明中国人对于西学的认识已经更进了一大步。此时的西学内容之丰富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如果说1894年以前，西学主要指西方的自然科学，1895年后是以社会科学为主，那么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来，几乎所有的西学门类，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史学、文学、美学、语言、文字、艺术、科技、医学、教育等都传入了中国。传播途径较之从前也是多样性的，除了翻译西方著作这一重要途径，著书介绍之风也异常盛行。如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人对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介绍，张申府、张东荪等人对罗素数理逻辑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张铭鼎、范寿康、郑昕等人对康德哲学的介绍，朱光潜对克罗齐哲学的介绍，李大钊、李达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绍，等等。另外，邀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也是当时传播西学的一条重要途径，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德国著名哲学家杜里舒等都曾来到中国宣传其哲学思想，使得西学在进步学生中迅速传播，直接推动了西化思想。 4.高潮：陈序经、胡适的全盘西化思想。①陈序经的全盘西化思想。陈序经出生于海南，长于广州，沿海侨乡的生长环境对于他以后思想的形成有着一定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广东是最早被打开为通商口岸的，因此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思想上都更加开放，也成为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陈序经从小接受新式学堂教育，后来又游学欧美，亲身体会到西方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于是开始思考中国的出路，撰写各种论文，而后形成了自成一派的“全盘西化”思想体系。在论述全盘西化之前，陈序经首先阐述了自己的文化观原理，提出了“文化圈围”这个概念，它是由地理、生物、心理及文化各种要素的影响而组成的某一社会的文化，“是某一种文化的整个方面的表示，而别于他种文化圈围。它也可叫做研究文化的单位，好像政治学上的政治，经济学上的财产，生物学上的生命，天文学上的天体。”他认为，同一圈围的文化自然是和谐一致的，不同圈围的文化通过互相接触与融合，其最终的结果也是趋于和谐一致。进而他又提出适应新时代与环境的文化要素，将成为共同的文化组成部分，反之不适应新时代与环境的文化要素，将逐渐消亡，而成为历史的陈迹。之后，陈序经对于复古派和折衷派都进行了有力的批评。前者大都是尊孔复古，陈序经就提出了孔子复古思想的自相矛盾：一方面，孔子承认文化的演化是进步的，周之文化胜于夏商；另一方面，孔子又把尧舜时代的文化作为绝对的理想世界，此后的文化演化又是退步。这就是没有充足事实根据与严密理论支撑的孔子思想，只是“孔子个人的空中楼阁”。而对于折衷派的批评，陈序经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好像一间旧屋子，我们随便可以部分地拆毁，看看哪几块砖石，或是木料，可以留用。他们忘记了文化的各方面的特质的分析，不外是我们自己的假定，而非文化本身上有这么一回事。”因此，陈序经认为中国文化的唯一出路就是全盘西化，他从中国人对于西学的态度以及中国近代西化的事实来说明了自己的观点。从明末清初的漠然置之，到鸦片战争的震惊警醒，再到甲午战争的中体西用，再到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整体来看，近代中国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是朝着全盘西化的趋势发展的，“从很小的范围放到较大的范围，从枝叶的接受主张，而走到根本的采纳主张”。但是，“能够彻底和贯穿而做有系统的全盘西化的主张，还是找不到。”不仅是态度上，就是事实上，近代中国也不可避免的沿着西化的趋势发展：西洋物质文化的大量流入，西洋宗教的传入与信徒的增多，新式教育的日渐发展，等等，都说明了近代中国事实上已经走上了西化之路，而不可能再倒退回去了。由此，陈序经提出，全盘西化是中国必然的趋势。之所以如此主张全盘西化，是因为陈序经认为，当今西洋文化就是现代世界的文化。“假使中国要做现代世界的一个国家，中国应当彻底采纳而且必须全盘适应这个现代世界的文化。”而且西洋文化的特点是个人主义的提倡，只有实现个性的解放，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个人才能，最大程度地创造和发展文化。中国要走全盘西化之路，就是要彻底打破中国传统思想对于个性的压制，实现个性解放。②胡适的全盘西化思想。胡适的思想一向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门，对于他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作为全盘西化思想的另一主张者，胡适也有着自己的理论体系。他对美国社会倾慕不已，推崇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又经常以日本为例说明“无保留地接受”西方文明的必要性（“日本无保留地接受了现代西方文明，因而成功地实现了它自身的文明的再生。”）。他指出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再造文明，对于中国旧文化“反对盲从，反对调和”。上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胡适提出了他全盘西化的主张。他指出，中国百不如人，继而又提出，既然中国百不如人，那么就必须全盘接受西方文明。他对于西化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然而对于实现西化的途径却陷于保守。他反对以革命的形式建设新文明，主张渐进的改革。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反应类型属于“发散渗透型”，其特点是循序渐进，“变化总是以新事物悄无声息地取代或修正旧事物的形式发生”。这也是胡适思想体系的矛盾之处。
可以看出，胡适的全盘西化思想与陈序经的思想存在着不同。陈序经注重于文化的整体观，胡适则重点评判了西方文化的进步与中国文化的落后。陈序经的思想理论更加系统，带有理想化的色彩，并认为全盘西化是必然趋势，是有可能实现的；胡适则更注重实践，而且并不对全盘西化报有十分乐观的态度。
三、一些论者对于西学思潮的评价
1.对于新文化运动造成的“激进主义”的评价。近年来，一些论者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激进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新文化运动激进地“全盘反传统”，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以至于自从“五四”以后，中国的精神文化发展极为缓慢，如文学、艺术，等等。诚然，五四时期的西化思潮确实有着激进的倾向，主张彻底的除旧布新是当时进步青年的热切要求。在文化建设的目标上，他们坚持以西方文化为取向，作为中国文化变革的方向，而绝不是以中国固有文化为取向。在文化建设的立场上，出现了“全盘性”的态度，要求从传统文化中彻底解放，并彻底接受西方价值观念。然而，只因为这些偏激的倾向就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则也陷入了一种极端。任何事件都应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大背景中来看待，脱离背景的评论都会有失公允。当时的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再加上当时的统治者在战后对列强的奴颜和谀态，使人民对其失望透顶。此时以西学为取向的教育体制的建立，又推动了西学热潮的发展。许多有志之士急于寻找救国之路，在当时中国日渐衰落的情况下，不免要有一些激进的言论与主张。况且社会上的保守势力仍然顽强，这就更激起了进步思想家在思想取向上的激进，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西化”并不就是“激进”，“崇洋”也不等于“媚外”，西学的发展与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的变化息息相关。而且对于晚清以来多灾多难的中国来说，向西方学习已成为基本潮流，其深度与广度与日俱增，已是不可遏制的趋势。因此，我们应该肯定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历史意义，继承五四精神。
2.对于全盘西化思潮的误解。全盘西化思潮历来就受到政治家、学者的批评和抨击，他们总是会把这种思潮与激进、崇洋、背叛传统、丧失民族意识等相联系。然而并非如此。首先，全盘西化不等于完全走资本主义道路。虽然陈序经和胡适提倡的西化思想，无论在政治经济上还是思想文化上，都与资本主义相吻合，但是社会主义也是他们思索的内容。陈序经认为，社会主义本身也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按照他的“文化圈围”理论，同一圈围的文化是和谐一致的，在这一点上，他就抹平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胡适在这方面也有着相同的见解，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其次，全盘西化不等于丧失民族意识。当时的中国危难重重，有识之士们无不忧国忧民，他们绝不愿看到国土沦丧、民不聊生甚至亡国灭种。提倡全盘西化的学者们都是以探索救国之路为出发点而提出自己的主张的，他们希望中国能够避免沦为殖民地的悲惨命运，而尽快摆脱愚昧落后，跟上世界现代化的步伐。无论是陈序经还是胡适，正因为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忧国忧民之心，才会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探寻中国文化的出路的思考中，把他们一概推为“丧失民族意识”，是过于简单化了。再次，全盘西化不等于非理性的思潮。如陈序经的思想，它有着严密的系统性及深刻的理论性，绝不是感情的产物。而胡适则更为理性地预测了文化演变的前途，他认为全盘接受了新文化，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它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因此，胡适的理想是通过鼓吹实践上的全盘西化，以达到建立民族新文化的目的。这就是胡适的高明之处，他的眼光是极其长远的，他救国救民的渴望是极其热烈的。这和他对于日本西化的理解是基本相同的。 四、中国文化的出路
1.历史的回眸。回首“五四”，启蒙者们所呼号的、痛苦的、愤怒的、期望的，在近百年后的今天，仍然余音未了。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其坚固无比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塑造了忍让保守的国民性格，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冲击，是很难被撼动的。正因为这段近代史，历史不再停滞，古老的帝国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少年中国，东西文化的大冲突，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中国的社会制度、国民性格、生活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段风雨飘摇的历史中，西学始终是学者、政客之中以至全社会共同的学习风气，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剧烈变迁所产生的巨大作用，是无论如何去强调其重要性都不为过的。
2.文化交融与个性。随着当今社会的日益开放，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与之相伴的，世界文化的一体化也迈开了它前进的步伐。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已经非常频繁，各国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影响，彼此发展，已是大势所趋。因此，我认为与其说中国是“西化”，不如说成是“世界一体化”。这是当今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虽然道路是缓慢而又曲折的。而这并不与民族性相冲突，民族性与世界性从来就不是相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任何民族文化都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具有世界性的因素，而不能以某一文化（如西方文化）作为衡量其他文化的普遍标准。全盘西化论者的局限性就在于，他们只看到了西方文化的世界性因素，却抹杀了其他文化中所具有的世界性因素。各种文化由于不是出于一源，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这就是这个民族所特有的并且不断传承的文化特征，它与其他文化是交而不融、汇而不合的。全盘西化论者提倡吸收西方文化的全部，也就是没有分清西方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我认为，任何文化的民族性都不能强加于另一个民族，那是一种民族征服，是违背人类发展的。对于民族性的理解，我们也应该解放思想。任何事物都不是停滞不前的，而是不断运动、变化、向前发展的，文化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够片面地认为固守孔孟之道或先秦其他流派的观点才是中国文化，近现代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西学则是中国近现代文化的时代特征，更是中国文化不断向前发展、走向世界一体化大目标的重要条件。因此，中国近现代的西学运动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应该给予肯定。
3.中国文化的出路。无论是回望历史，还是静观现状，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一个世纪以来始终遭遇着冲击与挑战，“西学”也是我们一直采取的文化发展之路。如今中国人的生活，处处都有西方的影子，我们的吃、穿、住、行较之以往都“西化”了很多，青年人喜欢过洋节，西式婚礼也是现在的主流风气。这是当今无法遏制的潮流。那么我们的传统文化会被逐渐遗忘吗？中国文化的未来会怎样发展，成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永远不会被遗忘。无论是“五四”国家危亡的时期，还是现在国家需要快速发展的时代，“西学”始终立足于中国，以拯救和发展中国为目的。一个国家对于先进文化的渴求总是为了使本国永远立于世界前列，使本国人民充满民族自豪感。因此，这种民族自豪感是不会让一个民族失去民族性的，中国的传统会代代相传，永远不息。然而，西方文化以及价值观也并非是绝对的文明，这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进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中，先进学者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理国故”运动，以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直面中国传统文化的“罪孽”。那么对于西方文化呢？我认为，我们也应该采取评判的态度，客观的估定西方文化的一切价值。生产高度发展，生活普遍富裕，掌握高科技的国家未必就是文明的，而生产力低下且弱小的国家未必就是野蛮的，两次世界大战、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都代表着西方价值观的野蛮成分，曾为人类带来了无限的痛苦和灾难。我们只有立足于本国利益，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积极、文明、先进的成分，才能求得发展。
五、结论
纵观中国近现代的西学历程，像是一部中国近代的探索史、抗争史。发展到今天，西学已经跳出了中国文化出路这个框架，并且融入了世界文化交流与世界文化一体化的研究领域。当今时代，我们对于西学的态度，应该是以开放的精神充分吸收世界各民族的时代性因素，发扬民族文化中合理健康的成分，建立符合时代性又具有民族精神的文化，朝着世界文化一体化的最终归宿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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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学；中国近代；西化；全盘西化；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11-0093-04
一、绪论
“文艺复兴”是欧洲14至16世纪的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标志着从中世纪到现代时期的过渡。在三百多年后的中国近代，同样发生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影响延续至今，那就是西化思潮运动。之所以用“中国文艺复兴”这个名词，是因为Renaissance的意义已经不局限于“再生、复苏”，而是包含其中更深刻的“思想解放、人文主义”意义。
中西文化的交流有着漫长的历史渊源。从16世纪末开始，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文化通过传教士、商人、旅游者等传到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各国，形成了随后的“中国热”。然而相对于西方人接受中国文化来说，中国的“西学东渐”时间较晚，而且态度被动。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人经历了从最初的排斥，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的态度变迁。
二、西学思想的发展过程
1.萌芽：鸦片战争前的西学东渐。西学的历史最早要追溯到明代了。当时大批欧洲传教士来华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同时也以传教的方式向中国传播了西方文化。那时的中国人大都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更将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但也有少数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开始思考西方文化，比如利玛窦的好朋友徐光启。他与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并不仅局限于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军事、经济、水利等无所不谈。他对数学的兴趣最大，并和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套《几何原本》。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西方科学技术正要开始迅速发展，而中国这时科学技术的发展非常缓慢，远远落后于欧洲。到了清朝，中国一些士大夫和皇帝接受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如康熙是对于西方文化持比较开明态度的皇帝，然而，康熙的西学只是一种个人行为，最终没有形成大范围的社会影响。他去世后，西学东渐由于雍正皇帝的禁教，加上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中断，但较小规模的西学传入并未完全终止。此时的西学东渐，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为主。西学的内容仅限于天文学、数学等方面，传播范围也只限于少数士大夫贵族。
2.初期：鸦片战争之后到“五四”之前的西学东渐。19世纪中叶前后开始，西方人以悍然发动战争的形式再次进入中国。鸦片战争的船坚炮利使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迷蒙中惊醒，一些士大夫阶层的有志之士开始思索救国之路。林则徐和魏源成了新思想的最初倡导者，他们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并开始编译西方著作，魏源更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们的西学主要以学习科技、军事为主，希望建立一支新式海军。他们的这些探索开了一代西学风气之先，对以后的洋务派、维新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后的洋务运动，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武器制造和器械运输等，而没有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文化进行应有的关注。至此，西学东渐都只局限于学“技”，“中体西用”是这一时期西学的特点。甲午战争一役，中国惨败，举国震惊。这也是西学的转折点。一些思想家们认识到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更要主张政治上的改革。西学由此实现了从单纯学习科学技术到以学习先进思想为主的跨越。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领导的维新运动是思想界一次伟大的变革，对于近代西学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一些有系统的思想体系也在这一时期形成。
3.极大发展：民国时期的西学东渐。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以归国留学生和进步青年为主体，以探索救国之路为目的，出现了多种思潮，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西学最兴盛、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主要有以下几种主张：一是中体西用，华化、儒化西学，以文化保守主义者为代表，如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派”（当时的社会背景是一战爆发，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各种危机和矛盾，这对中国人的西方观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30年代的“本位文化派”以及现代新儒家；二是全盘西化思潮，陈序经、胡适等西化派或反传统主义者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三是拿来主义，鲁迅是这一主张的倡导者；四是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于西学的态度。对于不同国家的道路，也存在各种各样的观点，如五四时期对法兰西启蒙文化的倾慕，以及后来对俄国革命的赞扬。这些思想论争与晚清时期的论争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从“要不要学习西方”到“如何学习西方”和“选择哪一种西化”的转变，说明中国人对于西学的认识已经更进了一大步。此时的西学内容之丰富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如果说1894年以前，西学主要指西方的自然科学，1895年后是以社会科学为主，那么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来，几乎所有的西学门类，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史学、文学、美学、语言、文字、艺术、科技、医学、教育等都传入了中国。传播途径较之从前也是多样性的，除了翻译西方著作这一重要途径，著书介绍之风也异常盛行。如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人对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介绍，张申府、张东荪等人对罗素数理逻辑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张铭鼎、范寿康、郑昕等人对康德哲学的介绍，朱光潜对克罗齐哲学的介绍，李大钊、李达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绍，等等。另外，邀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也是当时传播西学的一条重要途径，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德国著名哲学家杜里舒等都曾来到中国宣传其哲学思想，使得西学在进步学生中迅速传播，直接推动了西化思想。 4.高潮：陈序经、胡适的全盘西化思想。①陈序经的全盘西化思想。陈序经出生于海南，长于广州，沿海侨乡的生长环境对于他以后思想的形成有着一定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广东是最早被打开为通商口岸的，因此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思想上都更加开放，也成为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陈序经从小接受新式学堂教育，后来又游学欧美，亲身体会到西方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于是开始思考中国的出路，撰写各种论文，而后形成了自成一派的“全盘西化”思想体系。在论述全盘西化之前，陈序经首先阐述了自己的文化观原理，提出了“文化圈围”这个概念，它是由地理、生物、心理及文化各种要素的影响而组成的某一社会的文化，“是某一种文化的整个方面的表示，而别于他种文化圈围。它也可叫做研究文化的单位，好像政治学上的政治，经济学上的财产，生物学上的生命，天文学上的天体。”他认为，同一圈围的文化自然是和谐一致的，不同圈围的文化通过互相接触与融合，其最终的结果也是趋于和谐一致。进而他又提出适应新时代与环境的文化要素，将成为共同的文化组成部分，反之不适应新时代与环境的文化要素，将逐渐消亡，而成为历史的陈迹。之后，陈序经对于复古派和折衷派都进行了有力的批评。前者大都是尊孔复古，陈序经就提出了孔子复古思想的自相矛盾：一方面，孔子承认文化的演化是进步的，周之文化胜于夏商；另一方面，孔子又把尧舜时代的文化作为绝对的理想世界，此后的文化演化又是退步。这就是没有充足事实根据与严密理论支撑的孔子思想，只是“孔子个人的空中楼阁”。而对于折衷派的批评，陈序经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好像一间旧屋子，我们随便可以部分地拆毁，看看哪几块砖石，或是木料，可以留用。他们忘记了文化的各方面的特质的分析，不外是我们自己的假定，而非文化本身上有这么一回事。”因此，陈序经认为中国文化的唯一出路就是全盘西化，他从中国人对于西学的态度以及中国近代西化的事实来说明了自己的观点。从明末清初的漠然置之，到鸦片战争的震惊警醒，再到甲午战争的中体西用，再到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整体来看，近代中国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是朝着全盘西化的趋势发展的，“从很小的范围放到较大的范围，从枝叶的接受主张，而走到根本的采纳主张”。但是，“能够彻底和贯穿而做有系统的全盘西化的主张，还是找不到。”不仅是态度上，就是事实上，近代中国也不可避免的沿着西化的趋势发展：西洋物质文化的大量流入，西洋宗教的传入与信徒的增多，新式教育的日渐发展，等等，都说明了近代中国事实上已经走上了西化之路，而不可能再倒退回去了。由此，陈序经提出，全盘西化是中国必然的趋势。之所以如此主张全盘西化，是因为陈序经认为，当今西洋文化就是现代世界的文化。“假使中国要做现代世界的一个国家，中国应当彻底采纳而且必须全盘适应这个现代世界的文化。”而且西洋文化的特点是个人主义的提倡，只有实现个性的解放，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个人才能，最大程度地创造和发展文化。中国要走全盘西化之路，就是要彻底打破中国传统思想对于个性的压制，实现个性解放。②胡适的全盘西化思想。胡适的思想一向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门，对于他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作为全盘西化思想的另一主张者，胡适也有着自己的理论体系。他对美国社会倾慕不已，推崇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又经常以日本为例说明“无保留地接受”西方文明的必要性（“日本无保留地接受了现代西方文明，因而成功地实现了它自身的文明的再生。”）。他指出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再造文明，对于中国旧文化“反对盲从，反对调和”。上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胡适提出了他全盘西化的主张。他指出，中国百不如人，继而又提出，既然中国百不如人，那么就必须全盘接受西方文明。他对于西化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然而对于实现西化的途径却陷于保守。他反对以革命的形式建设新文明，主张渐进的改革。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反应类型属于“发散渗透型”，其特点是循序渐进，“变化总是以新事物悄无声息地取代或修正旧事物的形式发生”。这也是胡适思想体系的矛盾之处。
可以看出，胡适的全盘西化思想与陈序经的思想存在着不同。陈序经注重于文化的整体观，胡适则重点评判了西方文化的进步与中国文化的落后。陈序经的思想理论更加系统，带有理想化的色彩，并认为全盘西化是必然趋势，是有可能实现的；胡适则更注重实践，而且并不对全盘西化报有十分乐观的态度。
三、一些论者对于西学思潮的评价
1.对于新文化运动造成的“激进主义”的评价。近年来，一些论者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激进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新文化运动激进地“全盘反传统”，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以至于自从“五四”以后，中国的精神文化发展极为缓慢，如文学、艺术，等等。诚然，五四时期的西化思潮确实有着激进的倾向，主张彻底的除旧布新是当时进步青年的热切要求。在文化建设的目标上，他们坚持以西方文化为取向，作为中国文化变革的方向，而绝不是以中国固有文化为取向。在文化建设的立场上，出现了“全盘性”的态度，要求从传统文化中彻底解放，并彻底接受西方价值观念。然而，只因为这些偏激的倾向就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则也陷入了一种极端。任何事件都应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大背景中来看待，脱离背景的评论都会有失公允。当时的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再加上当时的统治者在战后对列强的奴颜和谀态，使人民对其失望透顶。此时以西学为取向的教育体制的建立，又推动了西学热潮的发展。许多有志之士急于寻找救国之路，在当时中国日渐衰落的情况下，不免要有一些激进的言论与主张。况且社会上的保守势力仍然顽强，这就更激起了进步思想家在思想取向上的激进，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西化”并不就是“激进”，“崇洋”也不等于“媚外”，西学的发展与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的变化息息相关。而且对于晚清以来多灾多难的中国来说，向西方学习已成为基本潮流，其深度与广度与日俱增，已是不可遏制的趋势。因此，我们应该肯定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历史意义，继承五四精神。
2.对于全盘西化思潮的误解。全盘西化思潮历来就受到政治家、学者的批评和抨击，他们总是会把这种思潮与激进、崇洋、背叛传统、丧失民族意识等相联系。然而并非如此。首先，全盘西化不等于完全走资本主义道路。虽然陈序经和胡适提倡的西化思想，无论在政治经济上还是思想文化上，都与资本主义相吻合，但是社会主义也是他们思索的内容。陈序经认为，社会主义本身也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按照他的“文化圈围”理论，同一圈围的文化是和谐一致的，在这一点上，他就抹平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胡适在这方面也有着相同的见解，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其次，全盘西化不等于丧失民族意识。当时的中国危难重重，有识之士们无不忧国忧民，他们绝不愿看到国土沦丧、民不聊生甚至亡国灭种。提倡全盘西化的学者们都是以探索救国之路为出发点而提出自己的主张的，他们希望中国能够避免沦为殖民地的悲惨命运，而尽快摆脱愚昧落后，跟上世界现代化的步伐。无论是陈序经还是胡适，正因为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忧国忧民之心，才会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探寻中国文化的出路的思考中，把他们一概推为“丧失民族意识”，是过于简单化了。再次，全盘西化不等于非理性的思潮。如陈序经的思想，它有着严密的系统性及深刻的理论性，绝不是感情的产物。而胡适则更为理性地预测了文化演变的前途，他认为全盘接受了新文化，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它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因此，胡适的理想是通过鼓吹实践上的全盘西化，以达到建立民族新文化的目的。这就是胡适的高明之处，他的眼光是极其长远的，他救国救民的渴望是极其热烈的。这和他对于日本西化的理解是基本相同的。 四、中国文化的出路
1.历史的回眸。回首“五四”，启蒙者们所呼号的、痛苦的、愤怒的、期望的，在近百年后的今天，仍然余音未了。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其坚固无比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塑造了忍让保守的国民性格，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冲击，是很难被撼动的。正因为这段近代史，历史不再停滞，古老的帝国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少年中国，东西文化的大冲突，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中国的社会制度、国民性格、生活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段风雨飘摇的历史中，西学始终是学者、政客之中以至全社会共同的学习风气，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剧烈变迁所产生的巨大作用，是无论如何去强调其重要性都不为过的。
2.文化交融与个性。随着当今社会的日益开放，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与之相伴的，世界文化的一体化也迈开了它前进的步伐。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已经非常频繁，各国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影响，彼此发展，已是大势所趋。因此，我认为与其说中国是“西化”，不如说成是“世界一体化”。这是当今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虽然道路是缓慢而又曲折的。而这并不与民族性相冲突，民族性与世界性从来就不是相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任何民族文化都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具有世界性的因素，而不能以某一文化（如西方文化）作为衡量其他文化的普遍标准。全盘西化论者的局限性就在于，他们只看到了西方文化的世界性因素，却抹杀了其他文化中所具有的世界性因素。各种文化由于不是出于一源，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这就是这个民族所特有的并且不断传承的文化特征，它与其他文化是交而不融、汇而不合的。全盘西化论者提倡吸收西方文化的全部，也就是没有分清西方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我认为，任何文化的民族性都不能强加于另一个民族，那是一种民族征服，是违背人类发展的。对于民族性的理解，我们也应该解放思想。任何事物都不是停滞不前的，而是不断运动、变化、向前发展的，文化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够片面地认为固守孔孟之道或先秦其他流派的观点才是中国文化，近现代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西学则是中国近现代文化的时代特征，更是中国文化不断向前发展、走向世界一体化大目标的重要条件。因此，中国近现代的西学运动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应该给予肯定。
3.中国文化的出路。无论是回望历史，还是静观现状，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一个世纪以来始终遭遇着冲击与挑战，“西学”也是我们一直采取的文化发展之路。如今中国人的生活，处处都有西方的影子，我们的吃、穿、住、行较之以往都“西化”了很多，青年人喜欢过洋节，西式婚礼也是现在的主流风气。这是当今无法遏制的潮流。那么我们的传统文化会被逐渐遗忘吗？中国文化的未来会怎样发展，成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永远不会被遗忘。无论是“五四”国家危亡的时期，还是现在国家需要快速发展的时代，“西学”始终立足于中国，以拯救和发展中国为目的。一个国家对于先进文化的渴求总是为了使本国永远立于世界前列，使本国人民充满民族自豪感。因此，这种民族自豪感是不会让一个民族失去民族性的，中国的传统会代代相传，永远不息。然而，西方文化以及价值观也并非是绝对的文明，这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进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中，先进学者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理国故”运动，以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直面中国传统文化的“罪孽”。那么对于西方文化呢？我认为，我们也应该采取评判的态度，客观的估定西方文化的一切价值。生产高度发展，生活普遍富裕，掌握高科技的国家未必就是文明的，而生产力低下且弱小的国家未必就是野蛮的，两次世界大战、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都代表着西方价值观的野蛮成分，曾为人类带来了无限的痛苦和灾难。我们只有立足于本国利益，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积极、文明、先进的成分，才能求得发展。
五、结论
纵观中国近现代的西学历程，像是一部中国近代的探索史、抗争史。发展到今天，西学已经跳出了中国文化出路这个框架，并且融入了世界文化交流与世界文化一体化的研究领域。当今时代，我们对于西学的态度，应该是以开放的精神充分吸收世界各民族的时代性因素，发扬民族文化中合理健康的成分，建立符合时代性又具有民族精神的文化，朝着世界文化一体化的最终归宿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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