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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2004～2012年浙江省农村固定观测点的调查数据，运用等分法、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法对当下浙江地区农民以经济收入两极化为主的垂直分化进行定量分析，探讨影响分化的因素。力求通过对浙江省农民分化现状研究，正确把握农民分化的趋势，从而为农村政策的制定提供相关数据支持，推动新时期农村的改革发展。
关键词浙江省农民；收入分化；基尼系数；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S-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7-6611（2015）10-337-04
Abstract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rural fixed observation sites in Zhejiang Province during 2004-2012， using the bisection method， the Lorenz curve and the Gene coefficient method， quantitative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on farmers vertical differentiation in economic income polarization based，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differentiation were discussed. Through study on status of farmers differenti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correct grasp farmers differentiation trend， so as to provide relevant data to support rural policy， promote rur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Farmers in Zhejiang Province； Income differentiation； Gini coefficient； Income distribution
十八大会议报告中特别强调，“三农”问题依旧是我国建设与发展的根本问题。“三农”问题中，农民问题的解决是重中之重。在我国，农民一直处于相对弱势群体的地位，而这也是我国农业、农村中诸多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因此解决农民问题是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农村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关键。
浙江省作为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其农民分化问题有其特殊性与典型性。相对于欠发达地区，浙江省农民收入的两极化和职业的多元化态势更为明显，由此导致的农民群体阶层分化和社会分工更加丰富。数据显示，2011年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3 071元，比上年增加1 768元，连续27年位居全国各省、自治区首位，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农民依然在贫困线以下，可见收入差距正在慢慢拉大，两极化的趋势日趋显现。为了更准确地测度浙江地区农民目前的收入分化情况，该研究以实地调查研究为基础，结合经济学数理统计方法，对浙江地区农民收入分化程度进行定量分析，并深入了解和分析影响农民分化的各种因素，进一步寻求防治和解决的措施。
目前关于浙江省农民收入差距问题已有一些研究。李炯等研究表明，工资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是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来源[1]。张清霞通过5等分法和基尼系数法分析得出1993～2007年浙江省农村居民收入分化较为严重，且有进一步缓慢攀升的趋势[2]。刘长庚等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且农民收入差距呈现出稳中有降的态势[3]。郭如平根据1990～2009年浙江省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相关统计数据，得到了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19 年间提高了2.29 倍的结论，并表明在总体上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笔者参考前人对农民收入分化的相关研究，结合2004～2012年浙江省农村固定观测点数据采用基尼系数法对农民收入分化程度进行研究分析。
1数据来源与处理
1.1数据来源
该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是2004～2012年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对浙江省10个村400户的跟踪调查得到的家庭年度可支配收入数据。
1.2处理方法该研究主要利用等分法、基尼系数法和泰尔指数法对浙江省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状况进行考察。
1.2.1等分法。
等分法是国际上经常使用的判定收入均等化程度的方法之一。
等分法的基本作法是：通过统计调查方式，将一定社会中的一定数量的居民（或家庭）按收入水平由低到高排列；在此基础上，将这些居民或家庭依次划分为不同的组，使每组有相同的居民（或家庭）数；计算出每个收入组的平均收入水平，这个平均收入水平代表该收入组的收入水平；通过比较各收入组的平均收入水平，从而得到总体居民总收入按组分布情况。
等分法具有相对简单、直观和容易理解的特点，能够用于各类收入主体的收入关系研究。但是，等分法没有形成一个综合的数值来体现总体收入分配的均等性。
1.2.2泰尔指数法。
泰尔指数又名泰尔熵标准，是由泰尔利用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来计算收入不平等而得名。泰尔指数法是一种测度指标，用收入的对数值与等值分配的对数测度它们之间的差别，并用收入比重加权处理。
假设U是某一特定事件A将要发生的概率，P（A）=U。这个事件发生的信息量为E（U）肯定是U的减函数。用公式表达为：
E（U）=log（1/u）
当有n个可能的事件1，2，…，n时，相应的概率假设分别为U1，U2，…，Un，Ui≥0，并且∑Ui=1。该方法与基尼系数法有相同的量化功能，结果也较为精确。但是该方法对原始数据要求较为苛刻，现有统计数据很难满足该种方法系统性、一致性和连续性等方面的研究要求，更难对原有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其适用性遭到诸多质疑。 1.2.3基尼系数。
国内不少学者对基尼系数的具体计算方法作了探索，提出了10多个不同的计算公式，但计算公式及过程都相对比较繁琐。山西农业大学经贸学院张建华根据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的定义，推导出了一个简便易用的公式：假定一定数量的人口按收入由低到高顺序排队，分为人数相等的n组，从第1组到第i组人口累计收入占全部人口总收入的比重为Wi，则说明该公式是利用定积分的定义将对洛伦茨曲线的积分（面积B）分成n个等高梯形的面积之和得到的。该计算公式为[5]：
从表1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农户人均纯收入1万元以下虽然占总户数比重是最多的，但其占总收入的比重却很小；相反，人均纯收入占5万元以上的占总收入比重却是前者的近6倍，最高人均纯收入甚至达到30万元。可见，浙江省农民收入分化态势严峻。
根据前文所述方法，该研究采用基尼系数法对浙江省固定观测点数据进行分析。
以浙江省2008年农村固定观测点数据为例，按照可支配收入（即人均纯收入）从低到高排序，然后按照人口数平均分成5组，2008年400户家庭总人口数为1 378人，将其平均分成5组，因为人数为整数，所以取每组为275或276人，将每组的可支配收入进行累计，求出可支配收入所占总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再求出从第1～5组的人口累计收入占全部人口总收入的比重（表2），再计算出基尼系数。
如图1所示，尽管在2006和2009年的基尼系数有小幅下降，但在整个2004～2012年区间内，浙江省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还是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2影响农民收入分化相关因素的理论分析
从总体上看，浙江农民间的收入分配已存在较大差距，不仅越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并且有进一步缓慢攀升的趋势，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由于农民收入分化的程度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需要充分结合浙江省的实情来考虑。该研究借鉴了国内外学者对于收入分化和 “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6-13]，基于这些理论进一步探究影响农民收入差距的相关因素，并将实证分析得出的一些因子也考虑进去。
该研究选取距今较近的2012年数据进行研究，将考虑的对象主要锁定为农民内部因素，假定外部宏观因素（价格、税收、集体经济提留、区域性因素等）不变，从而研究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对收入变化的影响。农民的内部因素主要考虑农民的年龄（具体为户主的年龄）、文化程度、政治资本（是否为村干部、是否为党员等）、是否为五保户（考虑转移性收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自我认定的健康状况、劳动力技能（是否受过职业教育或培训）、从事的主要行业等。
2.1政治资本
政治资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拥有一定政治资本之后所获得的潜在收益的扩大，该研究主要选取是否为村干部和是否为党员户这2个指标来综合考查农户所占有的政治资本，鉴于是否为村干部在一个样本中的数据量很小，此处主要考查是否为党员户。 2012年浙江省农村400户农民政治资本状况见表4。
从表 4中可以看出，样本中的非党员户的数量多于党员户的数量。根据统计，此次调查的非党员户的数量是党员户数量的2倍，在后文的分析中笔者也会对党员户和非党员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作t检验，检验其差异是否显著，即党员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是否显著高于非党员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从而检验拥有一定的政治资本将会影响农民收入的结论。
2.2文化程度
从文化程度上看，文化程度相对较高者所具备的劳动能力会相对提高，则农民自身所创造的的财富收入也会增加。相反，文化程度相对较低者，一方面自身所掌握的劳动技能不够，只能靠自身的体力来赢得收入，另一方面也较容易满足现有的生活，可支配收入相对较低。
从表 5可以看出，2012年浙江省农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文化程度最高的在校年数为13年，而最低的则处于文盲阶段。每户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差距也非常大，最高一户农民的可支配收入达到8 238 226.00元。
2.3劳动力技能（是否受过职业教育或培训）
从劳动力技能方面来看，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对劳动者劳动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以往凭借单纯的体力劳动的职业越来越边缘化，很多工作都对劳动者的文化
水平或上岗技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所以劳动力技能，即农
民是否受过职业教育或培训对于农民上岗就业有着重要的影响，进而也会影响到农户的可支配收入。
我国有关部门很早就开始在一些地区推广下岗职工再就业的职业培训和专门针对农民的职业技能的免费培训，目前全国大部分的地区都有类似的培训项目，实践成果证明，一定的职业教育或培训对农民收入的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
如表 6所示，在低收入组中，是否受过职业技能培训对于农民的全年家庭总收入没有显著的影响，两组的均值大致相当。但在高收入组中，是否受过职业技能培训则是一个显著性变量，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组的平均收入为89 245元，显著地高于未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组的66 327元。
2.4主要劳动者年龄
从年龄的角度来看，年龄主要影响的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强度，以及农民对外界新鲜事务的接受程度。一般来说，年纪较轻的农民劳动能力更强，能够承受较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并且他们很容易接受外界的新鲜事物，学习能力更强，外出打工改善生活的意愿也更强。而年龄较大的农民劳动能力会有很大的减弱，对外界事物的反应不灵敏，并且其观念开始转变，向往安定的生活，因此会限制其收入的增加。
该研究选取的数据中，由于主要是针对户主进行调查，所以主要劳动者的平均年龄偏大，样本中的400户户主的平均年龄大约为56岁。
2.5从事的主要行业
从事的主要行业是指当前农户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一般而言为户主）职业工作所从属的行业类型。该研究中行业划分参照浙江省农村固定观测点的标准，即：1表示农业；2表示工业；3表示建筑业；4表示运输业；5表示商业饮食服务业；6表示其他等。根据其他学者的理论研究成果，一般来说，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较低，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因此职业从属于不同行业的农户收入会有较大的差异。 样本中农户所选择的行业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农业和工业等，其中农业有272户，非农业有128户。
如表7所示，农业行业的平均收入明显低于其他行业的平均收入，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的农户平均收入大致相当，家庭全年平均总收入最高的是运输业，达到低收入组的40 269元和高收入组的98 256元，可见行业影响对于收入的差距还是很大的，这主要是各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差异造成的。
3农民收入分化程度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3.1关于数据的补充说明
对于浙江省农民分化程度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实证分析，该研究采用了2012年浙江省农村固定观测点的截面数据（截取400户），主要是以户主的信息进行研究。选取的数据变量有家庭全年总收入、是否为党员户（1表示“是”，2表示“否”），从事的主要行业、是否为五保户（1表示“是”，2表示“否”），户主年龄，户主的文化程度、户主的自我认定的健康状况（1表示“优”，2表示“良”，3表示“中”，4表示“差”，5表示丧失劳动能力），劳动力技能，即是否受过职业教育或培训（1表示“是”，2表示“否”）。数据描述性分析见表8。
3.2多元Logit回归模型
根据其他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研究影响浙江省农民分化程度的因素，由于是否为五保户以及户主自我认定的健康状况等指标的取值过于集中，不利于进行显著性分析，所以此处不考虑这2个变量的影响。
该研究将家庭总收入68 000元（接近400户样本家庭全年总收入的中位数）作为分界点，将全年总收入分为两组，即低收入组（收入小于等于68 000元）和高收入组（收入大于68 000元），低收入组赋值为0，高收入组赋值为1。因此，采用多元Logit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是一个自然的选择。
在作多元Logit回归时，如果因变量Y有n个值，以其中一个类别做为参考类别（baseline category），其他类别都同它相比较生成n-1个非冗余的Logit变量模型。如，y=n做为参考类别，则对于y=i，其Logit模型为：
g=logp（y=j）p（y=J）=Bi0+Bi1X1+Bi2X2+…+BipXp
在该研究中，y表示农户全年家庭总收入是从属于低收入组还是高收入组的情况；Bi0表示模型截距项；X1表示是否为党员户变量；X2表示从事的主要行业变量；X3表示年龄状况；X4表示文化程度变量；X5表示劳动力技能变量。
3.3Logit模型分析结果根据样本数据，Logit模型回归结果见表9。
从表9可以看出，是否为党员户即一定的政治资本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样本选取的问题，如果在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中分别作是否党员户变量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可以得出是否党员户在高收入组中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大于低收入组的结论。从理论上分析，这也可能是由于优势的马太效应造成的，即处于收入高的地位其相应的政治资本占有和教育资源的享有也会处于有利地位。
年龄变量也呈现为不显著，这可由样本数据的年龄结构来解释，即此样本中的年龄数据选取偏大，户主平均年龄已经达到56岁，所以主要集中在中老年人群体中，且年龄的分布比较均匀，由此导致回归结果的不显著也在可解释范围之内。
文化程度的高低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这也印证了传统的教育学理论，即个体所受的教育年限越长，文化程度越高，特别是在当今这个知识化的时代，对于收入的增长是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的。
回归结果中在0.05水平下显著的变量有户主所从事的行业和劳动力技能2项。在前文的理论分析中笔者也指出，由于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其边际劳动收益也是不同的。农业属于第一产业，目前已经有很大比例的农民正在从传统的农业生产部门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大部分集中在了工业（乡镇企业等）、建筑业、运输业、餐饮服务业等。这里面也涉及到了农民的职业分化问题，农民从农业部门向其他部门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户籍制度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是阻碍农民职业合理分化的最大障碍，近几年来我国的户籍制度已经开始进行改革，这一问题有望得到合理解决。劳动力技能（即是否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对于回归结果也是十分显著的，这充分说明了职业教育和培训对农民增收的重要性。职业教育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提高农民文化程度的途径，并且职业培训更加偏向于上岗技能等方面的应用型知识的教授，对农民而言是大有裨益的，也为政府相关部门决策的制定指明了方向。
4结论及政策建议
近几年，浙江省经济发展迅速，在整体上能够保持较高的增长效率和效益，但这一现象也加剧了农民收入水平的分化，通过基尼系数的分析可以得知浙江省农民收入已处于差距偏大甚至悬殊的行列。因此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能够在保证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的前提下，积极寻求措施和途径控制浙江省农民收入水平继续扩大的趋势，逐步地适当缩小收入差距，从而使社会更加和谐和稳定。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4.1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对相关职业技能进行培训
实践证明，受教育水平较高者收入也相对较高，加大农村教育投入是缓解收入分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加
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升农民整体素质；同时，也要重视各种职业技能培训，促进不同职业的农民收入增长。学校加大教育宣传力度，开设提供相关职业技能培训的课程，提升学生的就业适应能力，形成符合社会需求的人力资源结构，为劳动者提供更好的培训机会，从而提高普通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获得更高的收入。政府要加强对资金的监管力度，将其投入到农村教育的建设中来。城市的资源相对农村比较丰富，政府应加强城市与农村之间教育资源的共享，通过师资的相互交流与合作，提升教师的整体素质。
4.2加快发展乡镇企业及城镇化，大力发展非农产业 政府应支持农户发展乡镇企业，提供就业机会，从而有效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要加快乡镇企业及城镇化发展步伐，大力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中小城镇的建设及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均可以拉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增加了农民的就业机会，拓宽了就业渠道，实现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还可以提高农民非农收入，为促进农民增收提供持续动力。
4.3提高农村中低收入者收入，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浙江省农民中收入水平处在中低阶段的农民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大，因此提高农村中低收入者收入是缓解农民收入分化水平加剧的一个重要途径。收入水平较高者在满足基本消费后，增加的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份额较小，与高收入群体相比，中低收入者消费倾向高，他们将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而高收入群体储蓄倾向高、消费倾向低。
提高农村中低收入者收入不仅有利于缩小农民收入差距，而且有助于提高农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从而刺激内需、推动经济发展。通过转移支付及对农产品生产的政策支持，增加农村家庭经营收入可以有效提高农村中低收入者收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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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清霞.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及其演变的思考——基于浙江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的分析[J].乡镇经济，2009（4）：77-81.
[3] 刘长庚，王迎春.我国农民收入差距变化趋势及其结构分解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家，2012（11）：68-75.
[4] 郭如平.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实证分析——基于浙江省的数据[J].特区经济，2011（3）：189-190.
[5] 张建华.经济学——入门与创新[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5：253-254.
[6] 刘洪仁.世纪初农民分化的实证追踪研究——以山东省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09（5）：55-62，111.
[7] 刘洪仁，杨学成.转型期农民分化问题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5（4）：7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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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浙江省农民；收入分化；基尼系数；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S-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7-6611（2015）10-337-04
Abstract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rural fixed observation sites in Zhejiang Province during 2004-2012， using the bisection method， the Lorenz curve and the Gene coefficient method， quantitative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on farmers vertical differentiation in economic income polarization based，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differentiation were discussed. Through study on status of farmers differenti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correct grasp farmers differentiation trend， so as to provide relevant data to support rural policy， promote rur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Farmers in Zhejiang Province； Income differentiation； Gini coefficient； Income distribution
十八大会议报告中特别强调，“三农”问题依旧是我国建设与发展的根本问题。“三农”问题中，农民问题的解决是重中之重。在我国，农民一直处于相对弱势群体的地位，而这也是我国农业、农村中诸多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因此解决农民问题是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农村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关键。
浙江省作为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其农民分化问题有其特殊性与典型性。相对于欠发达地区，浙江省农民收入的两极化和职业的多元化态势更为明显，由此导致的农民群体阶层分化和社会分工更加丰富。数据显示，2011年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3 071元，比上年增加1 768元，连续27年位居全国各省、自治区首位，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农民依然在贫困线以下，可见收入差距正在慢慢拉大，两极化的趋势日趋显现。为了更准确地测度浙江地区农民目前的收入分化情况，该研究以实地调查研究为基础，结合经济学数理统计方法，对浙江地区农民收入分化程度进行定量分析，并深入了解和分析影响农民分化的各种因素，进一步寻求防治和解决的措施。
目前关于浙江省农民收入差距问题已有一些研究。李炯等研究表明，工资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是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来源[1]。张清霞通过5等分法和基尼系数法分析得出1993～2007年浙江省农村居民收入分化较为严重，且有进一步缓慢攀升的趋势[2]。刘长庚等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且农民收入差距呈现出稳中有降的态势[3]。郭如平根据1990～2009年浙江省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相关统计数据，得到了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19 年间提高了2.29 倍的结论，并表明在总体上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笔者参考前人对农民收入分化的相关研究，结合2004～2012年浙江省农村固定观测点数据采用基尼系数法对农民收入分化程度进行研究分析。
1数据来源与处理
1.1数据来源
该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是2004～2012年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对浙江省10个村400户的跟踪调查得到的家庭年度可支配收入数据。
1.2处理方法该研究主要利用等分法、基尼系数法和泰尔指数法对浙江省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状况进行考察。
1.2.1等分法。
等分法是国际上经常使用的判定收入均等化程度的方法之一。
等分法的基本作法是：通过统计调查方式，将一定社会中的一定数量的居民（或家庭）按收入水平由低到高排列；在此基础上，将这些居民或家庭依次划分为不同的组，使每组有相同的居民（或家庭）数；计算出每个收入组的平均收入水平，这个平均收入水平代表该收入组的收入水平；通过比较各收入组的平均收入水平，从而得到总体居民总收入按组分布情况。
等分法具有相对简单、直观和容易理解的特点，能够用于各类收入主体的收入关系研究。但是，等分法没有形成一个综合的数值来体现总体收入分配的均等性。
1.2.2泰尔指数法。
泰尔指数又名泰尔熵标准，是由泰尔利用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来计算收入不平等而得名。泰尔指数法是一种测度指标，用收入的对数值与等值分配的对数测度它们之间的差别，并用收入比重加权处理。
假设U是某一特定事件A将要发生的概率，P（A）=U。这个事件发生的信息量为E（U）肯定是U的减函数。用公式表达为：
E（U）=log（1/u）
当有n个可能的事件1，2，…，n时，相应的概率假设分别为U1，U2，…，Un，Ui≥0，并且∑Ui=1。该方法与基尼系数法有相同的量化功能，结果也较为精确。但是该方法对原始数据要求较为苛刻，现有统计数据很难满足该种方法系统性、一致性和连续性等方面的研究要求，更难对原有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其适用性遭到诸多质疑。 1.2.3基尼系数。
国内不少学者对基尼系数的具体计算方法作了探索，提出了10多个不同的计算公式，但计算公式及过程都相对比较繁琐。山西农业大学经贸学院张建华根据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的定义，推导出了一个简便易用的公式：假定一定数量的人口按收入由低到高顺序排队，分为人数相等的n组，从第1组到第i组人口累计收入占全部人口总收入的比重为Wi，则说明该公式是利用定积分的定义将对洛伦茨曲线的积分（面积B）分成n个等高梯形的面积之和得到的。该计算公式为[5]：
从表1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农户人均纯收入1万元以下虽然占总户数比重是最多的，但其占总收入的比重却很小；相反，人均纯收入占5万元以上的占总收入比重却是前者的近6倍，最高人均纯收入甚至达到30万元。可见，浙江省农民收入分化态势严峻。
根据前文所述方法，该研究采用基尼系数法对浙江省固定观测点数据进行分析。
以浙江省2008年农村固定观测点数据为例，按照可支配收入（即人均纯收入）从低到高排序，然后按照人口数平均分成5组，2008年400户家庭总人口数为1 378人，将其平均分成5组，因为人数为整数，所以取每组为275或276人，将每组的可支配收入进行累计，求出可支配收入所占总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再求出从第1～5组的人口累计收入占全部人口总收入的比重（表2），再计算出基尼系数。
如图1所示，尽管在2006和2009年的基尼系数有小幅下降，但在整个2004～2012年区间内，浙江省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还是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2影响农民收入分化相关因素的理论分析
从总体上看，浙江农民间的收入分配已存在较大差距，不仅越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并且有进一步缓慢攀升的趋势，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由于农民收入分化的程度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需要充分结合浙江省的实情来考虑。该研究借鉴了国内外学者对于收入分化和 “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6-13]，基于这些理论进一步探究影响农民收入差距的相关因素，并将实证分析得出的一些因子也考虑进去。
该研究选取距今较近的2012年数据进行研究，将考虑的对象主要锁定为农民内部因素，假定外部宏观因素（价格、税收、集体经济提留、区域性因素等）不变，从而研究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对收入变化的影响。农民的内部因素主要考虑农民的年龄（具体为户主的年龄）、文化程度、政治资本（是否为村干部、是否为党员等）、是否为五保户（考虑转移性收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自我认定的健康状况、劳动力技能（是否受过职业教育或培训）、从事的主要行业等。
2.1政治资本
政治资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拥有一定政治资本之后所获得的潜在收益的扩大，该研究主要选取是否为村干部和是否为党员户这2个指标来综合考查农户所占有的政治资本，鉴于是否为村干部在一个样本中的数据量很小，此处主要考查是否为党员户。 2012年浙江省农村400户农民政治资本状况见表4。
从表 4中可以看出，样本中的非党员户的数量多于党员户的数量。根据统计，此次调查的非党员户的数量是党员户数量的2倍，在后文的分析中笔者也会对党员户和非党员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作t检验，检验其差异是否显著，即党员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是否显著高于非党员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从而检验拥有一定的政治资本将会影响农民收入的结论。
2.2文化程度
从文化程度上看，文化程度相对较高者所具备的劳动能力会相对提高，则农民自身所创造的的财富收入也会增加。相反，文化程度相对较低者，一方面自身所掌握的劳动技能不够，只能靠自身的体力来赢得收入，另一方面也较容易满足现有的生活，可支配收入相对较低。
从表 5可以看出，2012年浙江省农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文化程度最高的在校年数为13年，而最低的则处于文盲阶段。每户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差距也非常大，最高一户农民的可支配收入达到8 238 226.00元。
2.3劳动力技能（是否受过职业教育或培训）
从劳动力技能方面来看，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对劳动者劳动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以往凭借单纯的体力劳动的职业越来越边缘化，很多工作都对劳动者的文化
水平或上岗技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所以劳动力技能，即农
民是否受过职业教育或培训对于农民上岗就业有着重要的影响，进而也会影响到农户的可支配收入。
我国有关部门很早就开始在一些地区推广下岗职工再就业的职业培训和专门针对农民的职业技能的免费培训，目前全国大部分的地区都有类似的培训项目，实践成果证明，一定的职业教育或培训对农民收入的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
如表 6所示，在低收入组中，是否受过职业技能培训对于农民的全年家庭总收入没有显著的影响，两组的均值大致相当。但在高收入组中，是否受过职业技能培训则是一个显著性变量，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组的平均收入为89 245元，显著地高于未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组的66 327元。
2.4主要劳动者年龄
从年龄的角度来看，年龄主要影响的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强度，以及农民对外界新鲜事务的接受程度。一般来说，年纪较轻的农民劳动能力更强，能够承受较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并且他们很容易接受外界的新鲜事物，学习能力更强，外出打工改善生活的意愿也更强。而年龄较大的农民劳动能力会有很大的减弱，对外界事物的反应不灵敏，并且其观念开始转变，向往安定的生活，因此会限制其收入的增加。
该研究选取的数据中，由于主要是针对户主进行调查，所以主要劳动者的平均年龄偏大，样本中的400户户主的平均年龄大约为56岁。
2.5从事的主要行业
从事的主要行业是指当前农户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一般而言为户主）职业工作所从属的行业类型。该研究中行业划分参照浙江省农村固定观测点的标准，即：1表示农业；2表示工业；3表示建筑业；4表示运输业；5表示商业饮食服务业；6表示其他等。根据其他学者的理论研究成果，一般来说，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较低，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因此职业从属于不同行业的农户收入会有较大的差异。 样本中农户所选择的行业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农业和工业等，其中农业有272户，非农业有128户。
如表7所示，农业行业的平均收入明显低于其他行业的平均收入，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的农户平均收入大致相当，家庭全年平均总收入最高的是运输业，达到低收入组的40 269元和高收入组的98 256元，可见行业影响对于收入的差距还是很大的，这主要是各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差异造成的。
3农民收入分化程度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3.1关于数据的补充说明
对于浙江省农民分化程度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实证分析，该研究采用了2012年浙江省农村固定观测点的截面数据（截取400户），主要是以户主的信息进行研究。选取的数据变量有家庭全年总收入、是否为党员户（1表示“是”，2表示“否”），从事的主要行业、是否为五保户（1表示“是”，2表示“否”），户主年龄，户主的文化程度、户主的自我认定的健康状况（1表示“优”，2表示“良”，3表示“中”，4表示“差”，5表示丧失劳动能力），劳动力技能，即是否受过职业教育或培训（1表示“是”，2表示“否”）。数据描述性分析见表8。
3.2多元Logit回归模型
根据其他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研究影响浙江省农民分化程度的因素，由于是否为五保户以及户主自我认定的健康状况等指标的取值过于集中，不利于进行显著性分析，所以此处不考虑这2个变量的影响。
该研究将家庭总收入68 000元（接近400户样本家庭全年总收入的中位数）作为分界点，将全年总收入分为两组，即低收入组（收入小于等于68 000元）和高收入组（收入大于68 000元），低收入组赋值为0，高收入组赋值为1。因此，采用多元Logit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是一个自然的选择。
在作多元Logit回归时，如果因变量Y有n个值，以其中一个类别做为参考类别（baseline category），其他类别都同它相比较生成n-1个非冗余的Logit变量模型。如，y=n做为参考类别，则对于y=i，其Logit模型为：
g=logp（y=j）p（y=J）=Bi0+Bi1X1+Bi2X2+…+BipXp
在该研究中，y表示农户全年家庭总收入是从属于低收入组还是高收入组的情况；Bi0表示模型截距项；X1表示是否为党员户变量；X2表示从事的主要行业变量；X3表示年龄状况；X4表示文化程度变量；X5表示劳动力技能变量。
3.3Logit模型分析结果根据样本数据，Logit模型回归结果见表9。
从表9可以看出，是否为党员户即一定的政治资本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样本选取的问题，如果在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中分别作是否党员户变量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可以得出是否党员户在高收入组中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大于低收入组的结论。从理论上分析，这也可能是由于优势的马太效应造成的，即处于收入高的地位其相应的政治资本占有和教育资源的享有也会处于有利地位。
年龄变量也呈现为不显著，这可由样本数据的年龄结构来解释，即此样本中的年龄数据选取偏大，户主平均年龄已经达到56岁，所以主要集中在中老年人群体中，且年龄的分布比较均匀，由此导致回归结果的不显著也在可解释范围之内。
文化程度的高低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这也印证了传统的教育学理论，即个体所受的教育年限越长，文化程度越高，特别是在当今这个知识化的时代，对于收入的增长是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的。
回归结果中在0.05水平下显著的变量有户主所从事的行业和劳动力技能2项。在前文的理论分析中笔者也指出，由于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其边际劳动收益也是不同的。农业属于第一产业，目前已经有很大比例的农民正在从传统的农业生产部门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大部分集中在了工业（乡镇企业等）、建筑业、运输业、餐饮服务业等。这里面也涉及到了农民的职业分化问题，农民从农业部门向其他部门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户籍制度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是阻碍农民职业合理分化的最大障碍，近几年来我国的户籍制度已经开始进行改革，这一问题有望得到合理解决。劳动力技能（即是否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对于回归结果也是十分显著的，这充分说明了职业教育和培训对农民增收的重要性。职业教育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提高农民文化程度的途径，并且职业培训更加偏向于上岗技能等方面的应用型知识的教授，对农民而言是大有裨益的，也为政府相关部门决策的制定指明了方向。
4结论及政策建议
近几年，浙江省经济发展迅速，在整体上能够保持较高的增长效率和效益，但这一现象也加剧了农民收入水平的分化，通过基尼系数的分析可以得知浙江省农民收入已处于差距偏大甚至悬殊的行列。因此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能够在保证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的前提下，积极寻求措施和途径控制浙江省农民收入水平继续扩大的趋势，逐步地适当缩小收入差距，从而使社会更加和谐和稳定。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4.1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对相关职业技能进行培训
实践证明，受教育水平较高者收入也相对较高，加大农村教育投入是缓解收入分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加
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升农民整体素质；同时，也要重视各种职业技能培训，促进不同职业的农民收入增长。学校加大教育宣传力度，开设提供相关职业技能培训的课程，提升学生的就业适应能力，形成符合社会需求的人力资源结构，为劳动者提供更好的培训机会，从而提高普通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获得更高的收入。政府要加强对资金的监管力度，将其投入到农村教育的建设中来。城市的资源相对农村比较丰富，政府应加强城市与农村之间教育资源的共享，通过师资的相互交流与合作，提升教师的整体素质。
4.2加快发展乡镇企业及城镇化，大力发展非农产业 政府应支持农户发展乡镇企业，提供就业机会，从而有效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要加快乡镇企业及城镇化发展步伐，大力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中小城镇的建设及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均可以拉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增加了农民的就业机会，拓宽了就业渠道，实现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还可以提高农民非农收入，为促进农民增收提供持续动力。
4.3提高农村中低收入者收入，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浙江省农民中收入水平处在中低阶段的农民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大，因此提高农村中低收入者收入是缓解农民收入分化水平加剧的一个重要途径。收入水平较高者在满足基本消费后，增加的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份额较小，与高收入群体相比，中低收入者消费倾向高，他们将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而高收入群体储蓄倾向高、消费倾向低。
提高农村中低收入者收入不仅有利于缩小农民收入差距，而且有助于提高农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从而刺激内需、推动经济发展。通过转移支付及对农产品生产的政策支持，增加农村家庭经营收入可以有效提高农村中低收入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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