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已经接近3年。回望一体化历程，长三角三省一市通过各方努力，协同发展，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与此同时，也有诸多一体化中新课题需要研究和化解。
　　为此，南风窗专访了华东师范大学区域经济学终身教授曾刚。曾刚是国家发改委专家、上海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咨询专家、浙江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安徽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专家委员会委员以及江苏省南京市/苏州市政府顾问，长期为地方经济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提供决策咨询。此外，曾刚对企业网络与产业集群的关注，也使他可以带入企业研发的视角与产业发展的思维。
　　对于长三角一体化，曾刚强调，以市场机制的活力激发民间文化的支持是最底层的逻辑。

长三角和珠三角不同

　　南风窗：长三角经过近三年的聚合，你认为总体取得了哪些进展？
　　曾刚：目前，国务院2016年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目标已然提前实现—长三角41城已经跨越“小世界”发展阶段，正式步入整体协同发展的一体化新阶段。
　　所谓“小世界”，就是指在局部性、个体化的思维下，各地方陷入互相竞赛比拼的内部博弈局面。随着系统性、整体化的区域发展思维占据上风，从鼓励竞争淘汰机制转为强调协同合作理念，长三角一体化的外部环境基础已经打得比较牢固。
　　当然，认识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总体的新思维和个别的老观念往往会共存很长一段时间，需要不断去深化理解。微观层面上，强调小我利益和地方主义的思想依然存在—说起一体化，“地方麻烦区域均摊”的要求目前还是多于“地方优势区域共享”的觉悟。
　　南风窗：从各自为政到区域协同，長三角各地为什么能够快速取得一致认识？进一步深化区域协同的核心要旨是什么？
　　曾刚：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很多时候要到“文化DNA”里去寻根。
　　长三角最能代表汉民族文化特点—对待外来人事物有兼容并包、博采众长的襟怀。正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长三角有天下大同、美美与共的文化气质和历史底蕴，在区域协同方面天然具有低排异性。所以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要着落在文化层面形成共同认识。
　　南风窗：包容是长三角的独有特征吗？其他区域有这个特征吗？
　　曾刚：区域的文化DNA是不同的，其形成要追溯自然地理环境的塑造。
　　长三角所处的北半球中纬度地区是陆地最集中、气候和地形条件最好的“金腰带”区域。在中国，钱学森认为秦岭淮河以南则是自然生产前景最好的地方，也与现在长三角地区有较大重合。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珠三角地区并不理想的自然条件—南方湿热，风蚀强烈，且多山地。南方的山体多陡峭，亦与冰碛平原作用下形成的北方平缓山势不同，显然更不利于生产活动和交通交流。
　　“爱拼才会赢。”中国人民都是勤劳的，尤以岭南人出于不向命运低头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将吃苦耐劳发挥到了极致。同时，自然环境的严峻也迫使他们具备了更加灵活、更加外向的发展思维。
　　所以，珠三角的文化DNA是自立自强地“走出去”—敢闯敢拼，锐意开拓。而长三角则是温文尔雅地“请进来”—接纳同化，包容开放。
　　不同的文化造就不同的发展路径，条条大路可通罗马。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没有一定之规和高下之分，只有合适与否。
　　在环球同纬度各地区中，珠三角属于“异军突起”，其经济发展堪称奇迹，但也因为独特而不具备可复制性。
　　珠三角进行一体化，选择基于市场利益，由市场推动区域合作。这种思路照搬到长三角，可能会水土不服。
　　为什么在长三角要谈文化？因为包容的土壤源自基层生活、百姓行止和乡土情感。所以在长三角，激活民间文化中“一家亲”的基因，与一体化战略相融合，是更深远的力量、更有力的支撑。
　　可以说，长三角进行区域一体化的资质是最好的。

认清“团体赛”

　　南风窗：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抽象的文化体现为哪些具体的抓手？
　　曾刚：交通一体化已经不再是卡脖子的要素。在各地都在打通断头路的背景下，虽然依旧是一个可以改善的方面，但已经不是核心的障碍，边际效用在递减。
　　而且长三角在基础设施一体化上的难得之处并不在硬件，而在软环境层面管理制度和运营机制的同步联动。跨区域的行政壁垒通过文化的方式去突破往往是最有效的，这是长三角得天独厚的优势。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很多时候要到“文化DNA”里去寻根。

　　当产品和技术自主研发成为时代发展要求，长三角地区应当仁不让承担起特殊责任，以高水平科技供给承接国家重大战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宏观格局中的脊梁。
　　但纵览长三角地区，目前城市协同发展能力东高西低—以上海为中心，以合肥、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宁波为重点呈“Z”形分布，形成“龙头—枢纽—节点—一般节点—地方”的“核心—边缘”层级空间结构。各城市在科技创新领域的能力差异还比较大。除去龙头和枢纽城市，长三角其他地区仍旧面临着从汗水驱动向创新驱动转轨的艰巨任务。
　　所以下一阶段一体化的推动力量，首在关键技术研发。
　　在中国，科学中心在北京、技术中心在深圳、科技中心在上海。
　　科学研究，是关怀人类未来与探究世界本质的基础研究，投入成本巨大、经济回报缓慢，是首都北京肩负的职能。技术研发，直接对接企业需求、以产生可观经济效益为目的，是特区深圳所擅长的领域。科技创新，则兼具科学研究的实力和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的潜力，最宜由魔都上海作为龙头、长三角共同协作来推动实现产学研一体化。 　　具体来讲，41市要共同组成上下游供应顺畅的产业集群网络：以要素齐备的大型城市统筹技术研发创新，发力大科学装置等基础研究，引领长三角整体发展。而没有“大城市病”的中型城市可以通过将自身产业与龙头城市科研力量紧密捆绑，做好产业配套衔接，扮演“科技产业中心”的角色。中小城市则积极发挥劳动力、水电等生产要素价格优势，承接大中型城市转移出来的产业和嵌套的技术。
　　真正的一体化，应该是域内所有城市共赢发展的—只有快慢之分，没有成败之别。
　　南风窗：除了科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还有其他的切入口吗？
　　曾刚：苏州产业升级，苏州河就自动干净了。长江沿岸整治重污染产业，崇明的有机食品产业才能有机会。
　　现实决定，长三角的生态保护要用全局观、系统观来统筹。因为降水、大气、土壤这些要素会循环，长三角平坦的地貌更便于微物质流动和累积—环境污染牵一发而动全身，生态治理是休戚与共的命题。
　　从这个角度看，长三角的包容文化不是“无中生有”，协同精神也源于自然大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此理。
　　南风窗：长三角的政企研各方在关键技术研发中各自需要发挥什么作用？
　　曾刚：一体化是一场“团体赛”。政府和高校层面，都要继续深化“大家好，我才好”的认识，发扬包容文化、放下竞争心态，保持“以邻为伴”、而不“以邻为壑”。具体来说，就是要加强流动性和共享性。
　　在更大的视野格局下，政府科研拨款的走向和科创成果的转化不必拘泥于本城本地，而是要鼓励资源配置到最适宜的地方，实现效率最优。以数据为例，作为社会第五大生产要素，目前还处在“数据事业”阶段。孤岛状被垄断的数据碎片要发展成链条流畅的“数据产业”，就需要地方政府部门间互通有无。
　　高校也要放下防备心理和对排名的执念。
　　长三角地区生物医药产业发达，产业链完整，2020年整体产业规模达1.3万亿，产值占全国总量的30%。目前，三省一市都已建成从研发制造—物流—综合服务的完整产业体系，但相互之间欠缺联动。主要原因就在于，高校研究所作为医药开发的主体，彼此之间“充分不合作”。国外很多高校通过企业化运作，以持股的形式组建联合实验室，我期待这种模式未来在中国也可以得到推广。
　　企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天然倾向于突破壁垒、增强流动。所以商会适宜作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的民间中坚力量。
　　现在政府为企业提供支持服务，提倡“店小二”精神，我认为挺好。
　　什么叫“店小二”？
　　我的理解是，政府要提供那些没有人做的公共服务。也就是说，企业面临解决不了的问题，政府要帮助解决。但是如果企业能够自行处理，那么政府也要有退下去、不干涉的襟怀，不做事事都管的“店老爷”。

科技创新，则兼具科学研究的实力和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的潜力，最宜由魔都上海作为龙头、长三角共同协作来推动实现产学研一体化。

　　顺着这种思路，要发挥商会和企业在一体化中的推动作用，就要“在商言商”。商会的议程要鼓励企业家掌舵，发挥资本流动的特质去冲破跨区域的各种壁垒。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南风窗：江苏的“强政府”模式和浙江的“小政府”理念有很明显的不同。你认为两省融入一体化的路径各有何特色？
　　曾刚：浙江是个很有趣的地方。早些年，被罚款的司机可以和交警讲一讲价。这个细节透露出的是浙江政府面对公民所保持的平等心态，其实就是“杀手锏”。浙江政府不把自己当什么都懂的神仙，就会鼓励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去自由摸索，所以浙江的民营经济才那么有活力。继续保持放松手、不多管的作风，浙江的企业就会推着浙江省加深拥抱一体化。
　　江苏不同于浙江，更注重发挥政府的规划和引领作用。细观苏南模式，会发现这种“强政府”的特点在于乡镇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层政府最了解公众和企业的痛点，能够把集体意识和当地需求紧密结合，作出理性务实的决策，所以也是非常贴近民间包容文化的“接地气者”。因此，江苏融入一体化，要鼓励乡镇政府放手探索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南风窗：最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发布，支持浦东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浦东要如何继续发挥龙头作用，引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曾刚：上海的城市精神被归纳为海纳百川、大气谦和，我认为是一个准确的追求。这里面有两层意义：
　　第一，上海一直是“有才者居之”，对待外地人的确是广纳贤士。
　　第二，所谓龙头，不是体现在自身GDP全国最高的碾压性实力，而是体现在能够带动小兄弟们一起谋发展的担当意识。大气，就是要“大树底下好乘凉”—在自身成长为参天巨树的同时，回望身后还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与之相反的思维就是“大树底下不长草”，那就违背了“龙头”的意义。说到底，还是要有整体思维。

　　目前浦东有这几方面优势值得期待：
　　其一，对外开放的窗口。从当年郑和从太仓港下西洋，到上海港雄踞全球第一大港，上海及毗邻地区一直是中国对外交流的门户，是有开放的历史底蕴的。
　　有句话说“浦东是中国离世界最近的地方”，我觉得浦东要追求的是自身成长之余对集体的贡献，所以“浦东是代表长三角和中国来与世界握手的地方”。
　　其二，先进制造业。2020年上海三产占比达73.1%。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提出要再战工业，确保制造业占比不低于25%。能够意识到制造业对于国民经济起压舱石的作用，保持制造业占比稳定，是好事。我认为上海制造业的比例还可以再提升一些，至少30%，可能40%会更安全。

浦东要追求的是自身成长之余对集体的贡献，所以“浦东是代表长三角和中国来与世界握手的地方”。

　　其三，科学大装置和国家实验室等重大科学基础设施。总体来说，上海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设施规模和能力在长三角是最强的。强，不仅体现在投入高，也体现在上海真正有机会将科学大装置发展成对长三角开放的公共平台，从而通过扩大用户规模来产生经济效益。
　　其四，东方芯谷。芯片是汽车、手机、电视等工业产品都不可或缺的基础零部件，是国家战略产业之一。对于芯片开发和其他所有关键技术研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吃独食”的思想要坚决抛弃。
　　产业研究院也好，国家科学中心也好，一定要有多点网络状发展的连锁店思维。发挥长三角兼容并蓄的优势，一个研究院完全可以将分院开遍各大城市。
　　要保持开放的心態，在政府投资的板块之外，允许长三角充裕的民间资金流入。设置准入门槛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是一旦进入门内，自由和公平的环境才可以最大程度激发研究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