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必须保持各个领域的均衡,如果只盯着经济增长,这个社会的整体结构就必然失衡
　　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采访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我们要实现小康目标还需要做出艰苦的努力;要建成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至少要到本世纪中期;要真正实现现代化,还要上百年的时间以至更长。这个说法振聋发聩,值得全社会深思。
　　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中国人的财富大幅度增加,国家实力也有所增加。这一引人瞩目的经济增长业绩在官、学两界催生了中国崛起、中国模式论、中国道路论等种种说法。与之相应的,一些对中国怀有疑虑的国际政治、学术人士,则提出“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必胜论”等说法。这两种说法其实是一体之两面。
　　温家宝总理却同时提醒双方:中国这些年经济虽然发展很快,但由于城乡不平衡、地区不平衡,再加上人口多、底子薄,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还要上百年的时间以至更长。他得出这一结论的前提论断:现代化绝不仅仅指经济的发达,它还应该包括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力量。
　　此一论断十分精辟。所有国家进行现代化努力的目标,都是建立现代国家。现代国家是由多方面制度组合在一起的复杂的结构。借助分工深化,技术进步,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社会财富大幅度增加,这确实是现代国家区别于前现代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不过,现代国家的经济活动与前现代国家还有另外一个显著区别,即财富相对均平地分布在社会各个群体、个体中间。
　　也就是说,仅用财富标准来衡量,中国目前就不是一个现代国家。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财富总量水平并不算高,更因为,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失衡,更糟糕的是,现在看不出逆转的迹象。温家宝总理就举了一个例子:过去十年中,他三次到距离北京只有150公里的滦平县,那里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虽然有所改变,但依然与北京有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就说明,在中国,构成经济制度之重要方面的财富分配制度还不是现代的。
　　而除了经济、财富这个维度之外,现代国家还至少包括其他三个方面的制度安排:
　　第一,解决公共事务的程序,即宪政制度。所有相对成熟的现代国家都建立了宪政制度。在此制度下,政府既享有巨大的权力,但这些权力又被宪法和法律清晰地界定,并受到有效约束。同时,民众可以广泛地参与各级政府的立法与决策过程。由此,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情,唯独很难做直接违反民众权利、利益的事情。
　　第二,法治秩序。在相对成熟的现代国家,法律是真正的统治者,政府的全部权力都接受法律的控制。在法律之下,人与人平等,个人、个人组成的团体也与政府平等。由此,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参与社会、市场活动。
　　第三,温家宝总理还提到了道德的力量。相当多数的人都可能注意到了宪政、法治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但精神秩序的重要性启示不下于宪政、法治。因为,归根到底,精神秩序构成了所有秩序的基础。很多到过国外的人都可以感受到,那里的人的精神风貌,似乎更为健全,比如有更多的仁爱、利他精神。
　　用上述标准综合衡量,当下的中国离现代化确实还有很大距离。至于说,争论中国究竟还需要五十年或者一百年才能实现现代化,这没有什么意义。可以确认的一点是:中国要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现代国家,还需要在多个方面付出巨大的努力,所谓任重而道远。
　　如此一来,中国能否实现现代化,取决于我们能否走上正“道”。这里的关键是,中国人能否正确地理解现代化。这些年来,从官员、到学界到普通民众,普遍形成了一种片面的现代化理念,以为现代化就是物质高度发达,财富极大丰富。据此,政府把全副精力用于实现经济高速增长,通常简化为GDP的高速增长,民众同样把全副精力用于发财致富。大家相信,只要经济增长了,社会富裕了,一切社会政治问题就都可以解决。
　　温家宝总理却提醒我们,现代化、现代国家根本不是这么简单。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必须保持各个领域的均衡,如果只盯着经济增长,这个社会的整个结构就必然失衡。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社会之种种令人不满意的现象,基本上不再是经济不发达的结果,而是大家的目光只盯着经济增长和财富的结果。比如,乡村公共品供应匮乏,绝不是因为社会没有这笔财富,而是因为,政府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略了对乡村的公共财政责任。
　　因此,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回到宪政、法治、市场、精神等各方面秩序均衡推进的正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