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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行政垄断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社会福利的损失、收入分配的不均以及地方保护和区域市场分割等问题日益成为经济学理论界以及其他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虽然国内对该问题的研究已形成部分文献，但是都没有从制度形成根源与机制角度上阐明行政垄断现象的实质，更缺少规范的经济学分析。本文在分析界定行政垄断定义以及性质的基础上，将行政垄断定义为一种中国转轨政治经济体制下的特定的制度安排，提出从制度需求和供给角度来理解行政垄断现象，并使用微观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提出了行政垄断制度形成根源与机制的理论假说。
关键词： 行政垄断；制度；形成根源；运行机制；假说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1-0029-07
一、问题的提出
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和自然垄断不同，作为转轨经济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往往是依靠公共权力来获取产业的独占地位或达到区域市场封锁目的的。行政垄断往往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社会福利的损失、收入分配的不均以及地方保护和区域市场分割等。行政垄断可以分为行业性行政垄断和地区性行政垄断。行业性行政垄断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国有经济比较集中的领域，特别是一些涉及自然垄断并伴随着国家经济安全、公共利益及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领域，反行政垄断与促进竞争研究必然会涉及到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产管理等问题。地区性行政垄断通过区域市场封锁折射出中国渐进式改革中经济分权模式所带来的制度成本问题。因此，对行政垄断问题的研究直接涉及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改革过程中利益的重新分配以及由此带来的权力结构调整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行政垄断的范畴以来，学术界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转轨经济中的行政垄断进行了概念界定，然而各种界定之间存在一定分歧，对行政垄断的实质把握不一。我们将行政垄断定义为：政府机构运用公共权力对市场竞争的限制或排斥。行政垄断是凭借公共权力形成的垄断，也就是运用非经济的强制力量，排除竞争对手，保持对市场的排他性独占，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公共权力对垄断厂商的选择以及对市场结构的设计。由于行政垄断涉及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改革过程中利益的重新分配以及由此带来的权力结构调整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因此行政垄断问题日益成为经济学理论界以及其他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行政垄断所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社会福利的损失、收入分配的不均以及地方保护和区域市场分割等问题也日益成为阻碍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国内对该问题的研究已形成部分文献，但是都没有从制度形成根源与机制上阐明行政垄断制度的实质，也缺少规范的经济学分析。
二、行政垄断形成的制度需求分析
如果将行政垄断现象理解为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那么这种制度形成以及运行必然存在着制度的需求以及对制度需求的强烈动因。就目前中国行政垄断制度的保护对象而言，主要是特定行业中的垄断厂商以及处于地方行政垄断保护下的各行业厂商，这些厂商一方面是这种制度安排的受益者，同时也意味着他们是行政垄断制度的需求者。按照经济学中厂商理论的基本假设和结论，实现利润最大化是任何一个厂商的生产和运营的短期和长期目标，而要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除了短期和长期调整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和组合以外，不同的市场结构对于厂商能否获得超额利润以及获得多少超额利润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只能在长期内获得正常利润，而不能获得超额利润；而在垄断市场上，厂商所面临的需求曲线越陡峭（垄断程度越高）越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如图1所示）。
图1中，CM表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厂商所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最低成本（MR=MC2），而MC1表示在垄断市场结构下厂商实际的边际成本，CM与MC1之间的差额是由垄断企业内部的X非效率损失造成的，也就是意味着垄断厂商的生产效率损失，MC1与PM之间的差额是由垄断市场结构下厂商资源配置效率损失造成的，也就意味着垄断厂商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两者合在一起就是垄断所造成的总损失。厂商之所以希望实现垄断市场结构下的垄断厂商地位，是因为该厂商可以实现大小为MC1与PM差额的超额利润，而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这种目标很难在长期实现。对于某个厂商而言，实现垄断的市场结构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竞争的内容可能涉及价格、产品差异化，以及技术创新等方面。二是通过争取外部援助的可能性甚至是行政命令的保护性，但是这需要制度环境的允许。如果制度环境存在着争取外部援助的可能性，那么厂商通过某种方式的“寻租”行为同样可以实现垄断的市场结构。因此，在厂商实现垄断市场结构的过程中有两个因素影响着其实现目标所采用何种方式：一是制度环境是否允许外部援助的可能性？二是两种途径的成本收益分析。虽然一种制度环境允许外部援助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外部援助实现垄断市场结构的成本高于市场竞争（假设收益相同），那么即使存在着外部援助的可能性，那么厂商也不会采取争取外部援助的方式来实现垄断的市场结构。
假设Cm表示厂商为了获得垄断性市场结构所花费的市场竞争成本，Ca表示厂商为了获得垄断性市场结构所花费的获得外部行政保护的寻租成本。如果存在着制度性外部援助的可能性，那么Cm-Ca的差额越大，厂商越有动机来采取寻求外部行政保护的行为，这种行为如果成功，投入的成本越大，所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也就越大，相应地实现某种垄断性市场结构所花费的市场竞争成本也就越小，并获得超额利润。用公式表示如下：
图2中S0表示不存在制度性外部援助的厂商供给曲线，S1表示存在制度性外部援助的厂商供给曲线。在不存在制度性外部援助的情况下，在市场竞争中，厂商获得正常利润（租金）的大小为三角形OAD的面积。当存在着制度性外部援助的情况下，厂商为了获得超额利润而进行寻租活动，相应地在生产成本中加入寻租成本，因而供给曲线从S0移动到S1。如果四边形CDEF的面积大于三角形ABC的面积，意味着由于价格提高所带来的收益大于由于销售量降低所带来的损失，那么寻租就是有利可图的，同时意味着该产品的需求弹性较低（小于1），因此在关乎国计民生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中厂商寻求制度性外部援助的结果多是有利可图的，因为这类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弹性较低。
总之，行政垄断形成的制度需求主要来源于行业或者区域内厂商为了获得超额利润的动机，如果存在着制度性外部援助的可能性，如果获得行政保护的成本低于市场竞争的成本，那么行业或者区域内的厂商通过寻求行政制度保护来实现和维护其垄断性的市场结构地位的行为就是理性的选择行为，“不找市场，找市长”就是这种理性选择行为在区域市场中的现实表现，虽然这种个体厂商的理性选择行为会对社会福利造成不利的影响。
三、行政垄断形成的制度供给分析
如果我们将行政垄断理解为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那么政府的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区域政府就是这种制度安排的供给者。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区域政府之所以会成为行政垄断制度安排的供给者，取决于其目标函数。一般认为政府应该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己任的“守夜人”，但是在政府行为的实践当中，政府既存在着为谋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的行为，也存在着谋求非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的行为。正是政府这种行为目标矛盾性需要对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区域政府在面对行政垄断问题的目标函数重新定义。其实，行政垄断之所以会形成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区域政府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对于行业以及区域中的厂商而言，获得超过正常利润的超额利润是其理性的选择行为，但是要不要以及能不能采取获得外部制度保护援助的方式实现垄断性的市场结构的选择行为来获得超额利润却是严格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约束，如果不存在外部制度保护援助的任何可能性或者获得外部制度保护援助的成本太高，厂商都不会选择这种获得超额利润的方式。而中国的经济实践却一再提醒我们，中国有可能不仅存在外部制度保护援助的可能性，而且厂商通过获得外部制度保护援助而实现垄断性市场结构的成本可能比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垄断性市场结构的成本要低，因此重新定义和分析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区域政府在行政垄断问题上的目标函数，对于行政垄断形成的制度供给分析有决定性意义。
（一）中国行业主管部门（行业规制者）目标函数分析
施蒂格勒（Stigler）、佩尔兹曼（Peltzman）、波斯纳（Posner）等人创立的经济规制理论是最早对规制者（相对应的是中国的行业主管部门）目标函数进行模型化的理论，但它是根据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规制决策的政治过程以及规制实践提出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决策制度以及经济发展阶段与中国的现实迥然不同，这种不同将直接影响到施蒂格勒等人的理论在中国规制实践当中的解释和指导作用。具体而言，以美国为例，美国的选民对政府（规制者）的存在以及运行具有很强的约束作用，因此在经济规制理论中，才有了以被规制厂商为代表的少数的产业利益集团与以消费者为代表的多数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由此才会存在着规制者在两种利益之间权衡所得出的自身效用的无差异曲线，施蒂格勒根据奥尔森（Olson）的集体行为的逻辑得出规制总是偏袒少数产业集团的结论。佩尔兹曼（Peltzman）在批判施蒂格勒结论的前提下，继承了施蒂格勒的基本思想，提出了更为一般化以及模型化的经济规制理论。在他的模型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变量：一是被规制厂商的利润。二是被规制产业的服务价格。这两个变量组合的变动构成了规制者的无差异曲线，在这里，规制者的效用目标显然并不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是自身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规制者的无差异曲线与被规制厂商的效用函数曲线共同决定了均衡的规制政策所规制的厂商利润和服务价格。中国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的产生以及运行机制与美国规制者的产生以及运行机制有本质的不同，这就决定了中国广大的消费者对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的政治约束力要低于美国，因此这种政治体制上的差异就决定了不能套用施蒂格勒等人的经济规制理论来解释中国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在面对产业垄断问题上的目标函数，因为在中国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的效用函数中，不存在选民支持程度与产业支持程度之间明显的权衡。余晖（2000）提出了对中国行政规制模型的设想[1]，他认为在受规制的市场上，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立法者和规制者却不用追求选票最大化，它追求的目标与企业基本上是一致的，是效用和税收的最大化，因此在政企同盟的条件下，使三方面都满意的均衡点是找不到的。陈富良（2002）指出[2]，政府规制的供求取决于成本效益的比较、利益集团的博弈以及规则冲突三个因素，是三方面因素的均衡。
目前中国属于行业行政垄断的产业绝大部分是带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业，对于规制自然垄断性行业的动机，可能是出于产业成本函数的考虑、避免恶性竞争降低社会沉淀成本的考虑、税收的需要、基础设施发展的需要甚至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等等，但是随着产业需求的扩展以及技术的进步，自然垄断性行业的边界正在发生变化，原来许多属于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已经不再带有自然垄断性质，而这样的产业依然处于中国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垄断之下。从避免恶性竞争降低社会成本的角度来看，于良春等（2004）使用成本收益方法[3]，测算了本地固话业务引入网络竞争后的社会成本变动状况，发现网络竞争未必导致社会沉淀成本的净损失。此外，对于基础设施产业的发展也并非必须要通过行政垄断的方式才能实现，至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在欧美发达国家中这类产业发展实践中也没有发现行政垄断是其必要条件。因此，虽然利益集团理论以及规制俘虏理论并不能全面地、合适地解释中国的规制决策过程，即在施蒂格勒等人的经济规制理论中也没有很好地解释利益集团究竟是如何俘虏规制者的，但是在中国的规制实践当中，我们发现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与被规制产业的行为呈现出相当大的利益一致性。这也许与中国被规制产业或者厂商的政企一体的背景有关，虽然部分被规制产业在形式上做到了政企分离，但是被规制产业的领导人与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的领导人之间相互调动的人事制度，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在对被规制产业进行规制的时候，被规制产业的强大利益集团依然对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有较强的游说和影响能力。尤其是在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对属于基础设施的自然垄断行业的发展依赖越来越强的时期，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通过放松对被规制产业的利润规制来激励其行业发展的行为动机，在激励性规制理论看来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同时被规制产业通过进入规制（行政垄断）所获得超额利润又为中央政府所需的持续增长的财政收入提供了税收基础，因此规制者（行业主管部门）维持既定的垄断市场结构并不会遭到中央政府的明显反感。上面提到公共利益与规制者自身的政治利益都应该出现在规制者的目标函数中，在佩尔兹曼（Peltzman）的模型中用被规制产业的服务价格代表公共利益，因为被规制行业价格高会导致消费者（选民）的不满，这同样会关系到规制者的政治利益。但是从中国的规制实践来看，被规制产业的服务价格不是降低了而是在不断提高（除因为引入竞争导致电信业服务价格不断下降），尤其是电力、自来水、城市供暖供气等产业的服务价格不断上涨（涨价不应该是消化成本上涨的惟一途径），虽然消费者怨声载道，但是并不会从结果上影响规制价格的提高，因此被规制产业的服务价格不能直接代表中国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目标函数中的公共利益。相对于价格而言，中国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可能更关心被规制产业所提供的服务数量，这里的服务数量包括提供服务的数量也包括服务种类以及稳定性等质量指标。中国目前经济高速增长对属于自然垄断性行业的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在快速增长，以电力行业为例，从2002年开始陷入了局部电力短缺到全局性电力供应不足的局面，这种自然垄断性行业供给不足的情况已经严重影响了部分发达省（市、区）的经济发展，因而鼓励被规制产业提高供应量以及保证服务质量是目前中国规制者所必需面对的紧迫任务。因此，为了分析简便，假设被规制产业的利润以及被规制产业所提供的服务数量共同构成中国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的目标函数，两者共同构成中国规制者在规制过程中需要权衡的无差异曲线。在此基础上，构建反映中国行业主管部门在面对行政垄断问题时的目标函数的中国规制者最优规制模型。
其中，V1>0，但是V12<0。这意味着：在假设不存在市场失灵的条件下，一个集团的福利增加必须以另一个集团的福利减少为代价，因此存在着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目标函数的无差异曲线。由于服务数量（Service Quantity）和利润（Profit）呈反向变化关系（对于一般竞争性行业而言不存在该反向变化关系，但是对于带有自然垄断性行业而言，由于要提高产量需要大规模的初始投资，短期内对服务数量增加的要求会带来大规模的成本投资，虽然从长期来看边际成本是趋于零，同时提高服务供给的稳定性也意味着成本的增加），因此，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目标函数的无差异曲线是凸向原点的，无差异曲线形状如图3所示。
上面假设服务数量（Service Quantity）和利润（Profit）为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的目标函数中最重要的两个变量，因此，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的目标函数可以具体写成：
M=M（S，P）（4）
公式（4）中，S表示服务数量，P表示被规制产业所获得的利润。在这里，我们假设中国的被规制产业与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的关系是政企一体的性质，因此服务数量（Service Quantity）和利润（Profit）对于被规制产业是反向关系，那么可以构造简单的产业生产函数：
公式（5）中，p表示被规制产业提供服务的价格，s表示服务数量，而服务数量s是成本的函数，即
那么，在公式（6）的约束条件下推导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目标函数的最大化，构造拉格朗日方程：
通过对公式（7）的求导，可以得出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目标函数最大化时均衡的利润水平，根据公式（5），可以得出均衡的规制价格p。
从上述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无差异曲线是对中国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规制目标的典型刻画，从规制经济学理论出发，规制者应该规制被规制产业的利润水平，通过价格规制等手段消除被规制产业的超额利润，但在中国的现实中，由于被规制产业拥有强大的集团利益以及政治上的优势地位，要鼓励其不断提高服务的供应量以及质量，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实际上是放松了对其利润水平的规制强度。
（二）中国区域地方政府目标函数分析
以中国区域地方政府为制度供给主体的地区行政垄断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地区保护和市场分割，这种地区保护和市场分割行为的背后体现着区域地方政府为了保证本地财政税收的稳定性以及增长性、经济发展等政绩性目标而采取的利用区域垄断市场结构代替市场竞争的动机。但是在产品市场上为了保持供给的稳定，要阻止外区域商品进入，必须保证本地制造产品类别和数量的替代性供给，因而伴随着地区保护和市场分割行为，中国区域地方政府又有着很强的重复建设动机。因此，假定区域地方税收和产品市场供给数量共同构成了中国区域地方政府在面对行政垄断问题时的目标函数，两者构成了中国区域地方政府需要权衡的无差异曲线。模型构建参见中国规制者最优规制模型。
四、行政垄断制度运行的理论假说
无论是从中国行业行政垄断还是地区行政垄断制度来看，行业在位或者区域在位厂商为了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不是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来应对已有或者潜在进入厂商的竞争，而是寻求行业主管部门或者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的保护来避免竞争。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或者区域地方政府出于自身效用函数的需要，也愿意提供给在位厂商以行政保护，制度需求和供给存在着均衡的可能性，两者共同筑起行政垄断的进入壁垒制度来替代市场竞争制度。
假设：（1）行业和地区内厂商数量越多，行业和地区在位厂商的超额利润率越低。厂商为了避免已有和潜在进入厂商的竞争可能通过游说行业主管部门或者区域地方政府加强行业或者区域进入规制来限制行业和地区竞争。（2）行业和区域内厂商数量与在位厂商的生产成本存在反方向变动关系，随着行业和区域内厂商数量的增加，原有在位厂商只有降低成本才能应对竞争。（3）政企同盟假设，即行业和区域内在位厂商的超额利润水平同行业主管部门和区域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具有高度相关性（以税收为纽带）。在这3个假设中，（1）和（2）符合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但是假设（3）需要另有寻租理论、规制俘虏理论的支持以及在中国转轨政治激励体制约束条件下政企关系方面的进一步理论和实证研究来支撑。
其中，V1>0，但是V12<0。这意味着：在假设不存在市场失灵的条件下，一个集团的福利增加必须以另一个集团的福利减少为代价，因此存在着行业主管部门和区域地方政府目标函数的无差异曲线。由于行业和区域内厂商数量（Number）和超额利润（Profit）呈反向变化关系，因此，行业主管部门和区域地方政府目标函数的无差异曲线是凸向原点的，无差异曲线形状如图4所示。
行业主管部门和区域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可以具体写成：
公式（10）中，N表示行业和地区内厂商数量，P表示行业和地区内在位厂商的超额利润。在这里，我们假设行业和地区内在位厂商与行业主管部门和区域地方政府的利益具有高度相关性（以税收为纽带），因此行业内和地区内厂商数量（Number）和超额利润（Profit）是反向关系，那么我们可以构造简单的产业生产函数：
P=f(p,n）（11）
公式（11）中，p表示行业和地区内在位厂商提供服务的价格，n表示行业和地区内厂商的数量，而假设行业和地区内厂商的数量n是在位厂商成本的函数，即
那么，在公式（12）的约束条件下推导行业主管部门和区域地方政府目标函数的最大化，构造拉格朗日方程：
L=M（N，P）+λ（N-f(c))（13）
通过对公式（13）求导，可以得出行业主管部门和区域地方政府目标函数最大化时均衡的在位厂商的利润水平，根据公式（4），可以得出均衡的行业和地区产品和服务价格p。图5是行业和区域内行政垄断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所决定的行政垄断制度需求和供给的均衡点。
五、结 论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运行中的行政垄断现象实际是一种制度现象，因为它存在着制度运行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以及制度需求和供给的均衡点。虽然学术界以及其他各界对行政垄断问题所造之弊不断呼吁，国家也通过一些措施加以改革，但是行政垄断现象依然层出不穷，表现形式也日益多样化。归根到底，行业在位或者区域在位厂商为了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不是通过不断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来应对已有或者潜在进入厂商的竞争，而是寻求行业主管部门和区域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的保护来避免竞争。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或者区域地方政府出于税收、产业发展、政绩等自身效用函数的需要，也愿意提供给在位厂商以行政保护，制度需求和供给存在着现实中的均衡点，两者共同筑起行政垄断制度来对抗和替代市场竞争制度。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中国目前政治经济体制下，无论行政垄断制度的需求方还是供给方，他们出于自身的目标函数所做出的选择行为都是个体理性行为，但是他们的理性选择行为却对中国经济发展以及消费者福利等相关主体的福利造成重大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甚至可以超过行政垄断制度需求方和供给方凭借这一制度所获得的福利剩余，最终导致行政垄断制度造成社会净福利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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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Hypothesis on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Root Formation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Demand and Supply Perspectives
Yu Hua-yang Yu Liang-chun
（School of Economics in Shandong University，Antitrust and Competition Policy Research Center，J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Because of distortions of resources allocation，loss of social welfare，uneven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protection of local and regional market segmentation issues，administrative monopoly is focused by economic theory and other community sectors increasingly.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part of literatures on the problem in domestic，but there are no the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of causes and mechanisms about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and the lack of standardized Economic Analys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to define the nature and definition of administrative monopoly，administrative monopoly will be defined as a specif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 Chinese transition economy and to be understand by the institutional demand and supply perspectives. Using micro-economics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o advise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on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root formation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Institution; Root Formation;Operation Mechanism; Hypothesis
（责任编辑：韩淑丽）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 行政垄断；制度；形成根源；运行机制；假说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1-0029-07
一、问题的提出
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和自然垄断不同，作为转轨经济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往往是依靠公共权力来获取产业的独占地位或达到区域市场封锁目的的。行政垄断往往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社会福利的损失、收入分配的不均以及地方保护和区域市场分割等。行政垄断可以分为行业性行政垄断和地区性行政垄断。行业性行政垄断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国有经济比较集中的领域，特别是一些涉及自然垄断并伴随着国家经济安全、公共利益及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领域，反行政垄断与促进竞争研究必然会涉及到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产管理等问题。地区性行政垄断通过区域市场封锁折射出中国渐进式改革中经济分权模式所带来的制度成本问题。因此，对行政垄断问题的研究直接涉及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改革过程中利益的重新分配以及由此带来的权力结构调整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行政垄断的范畴以来，学术界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转轨经济中的行政垄断进行了概念界定，然而各种界定之间存在一定分歧，对行政垄断的实质把握不一。我们将行政垄断定义为：政府机构运用公共权力对市场竞争的限制或排斥。行政垄断是凭借公共权力形成的垄断，也就是运用非经济的强制力量，排除竞争对手，保持对市场的排他性独占，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公共权力对垄断厂商的选择以及对市场结构的设计。由于行政垄断涉及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改革过程中利益的重新分配以及由此带来的权力结构调整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因此行政垄断问题日益成为经济学理论界以及其他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行政垄断所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社会福利的损失、收入分配的不均以及地方保护和区域市场分割等问题也日益成为阻碍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国内对该问题的研究已形成部分文献，但是都没有从制度形成根源与机制上阐明行政垄断制度的实质，也缺少规范的经济学分析。
二、行政垄断形成的制度需求分析
如果将行政垄断现象理解为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那么这种制度形成以及运行必然存在着制度的需求以及对制度需求的强烈动因。就目前中国行政垄断制度的保护对象而言，主要是特定行业中的垄断厂商以及处于地方行政垄断保护下的各行业厂商，这些厂商一方面是这种制度安排的受益者，同时也意味着他们是行政垄断制度的需求者。按照经济学中厂商理论的基本假设和结论，实现利润最大化是任何一个厂商的生产和运营的短期和长期目标，而要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除了短期和长期调整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和组合以外，不同的市场结构对于厂商能否获得超额利润以及获得多少超额利润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只能在长期内获得正常利润，而不能获得超额利润；而在垄断市场上，厂商所面临的需求曲线越陡峭（垄断程度越高）越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如图1所示）。
图1中，CM表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厂商所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最低成本（MR=MC2），而MC1表示在垄断市场结构下厂商实际的边际成本，CM与MC1之间的差额是由垄断企业内部的X非效率损失造成的，也就是意味着垄断厂商的生产效率损失，MC1与PM之间的差额是由垄断市场结构下厂商资源配置效率损失造成的，也就意味着垄断厂商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两者合在一起就是垄断所造成的总损失。厂商之所以希望实现垄断市场结构下的垄断厂商地位，是因为该厂商可以实现大小为MC1与PM差额的超额利润，而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这种目标很难在长期实现。对于某个厂商而言，实现垄断的市场结构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竞争的内容可能涉及价格、产品差异化，以及技术创新等方面。二是通过争取外部援助的可能性甚至是行政命令的保护性，但是这需要制度环境的允许。如果制度环境存在着争取外部援助的可能性，那么厂商通过某种方式的“寻租”行为同样可以实现垄断的市场结构。因此，在厂商实现垄断市场结构的过程中有两个因素影响着其实现目标所采用何种方式：一是制度环境是否允许外部援助的可能性？二是两种途径的成本收益分析。虽然一种制度环境允许外部援助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外部援助实现垄断市场结构的成本高于市场竞争（假设收益相同），那么即使存在着外部援助的可能性，那么厂商也不会采取争取外部援助的方式来实现垄断的市场结构。
假设Cm表示厂商为了获得垄断性市场结构所花费的市场竞争成本，Ca表示厂商为了获得垄断性市场结构所花费的获得外部行政保护的寻租成本。如果存在着制度性外部援助的可能性，那么Cm-Ca的差额越大，厂商越有动机来采取寻求外部行政保护的行为，这种行为如果成功，投入的成本越大，所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也就越大，相应地实现某种垄断性市场结构所花费的市场竞争成本也就越小，并获得超额利润。用公式表示如下：
图2中S0表示不存在制度性外部援助的厂商供给曲线，S1表示存在制度性外部援助的厂商供给曲线。在不存在制度性外部援助的情况下，在市场竞争中，厂商获得正常利润（租金）的大小为三角形OAD的面积。当存在着制度性外部援助的情况下，厂商为了获得超额利润而进行寻租活动，相应地在生产成本中加入寻租成本，因而供给曲线从S0移动到S1。如果四边形CDEF的面积大于三角形ABC的面积，意味着由于价格提高所带来的收益大于由于销售量降低所带来的损失，那么寻租就是有利可图的，同时意味着该产品的需求弹性较低（小于1），因此在关乎国计民生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中厂商寻求制度性外部援助的结果多是有利可图的，因为这类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弹性较低。
总之，行政垄断形成的制度需求主要来源于行业或者区域内厂商为了获得超额利润的动机，如果存在着制度性外部援助的可能性，如果获得行政保护的成本低于市场竞争的成本，那么行业或者区域内的厂商通过寻求行政制度保护来实现和维护其垄断性的市场结构地位的行为就是理性的选择行为，“不找市场，找市长”就是这种理性选择行为在区域市场中的现实表现，虽然这种个体厂商的理性选择行为会对社会福利造成不利的影响。
三、行政垄断形成的制度供给分析
如果我们将行政垄断理解为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那么政府的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区域政府就是这种制度安排的供给者。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区域政府之所以会成为行政垄断制度安排的供给者，取决于其目标函数。一般认为政府应该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己任的“守夜人”，但是在政府行为的实践当中，政府既存在着为谋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的行为，也存在着谋求非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的行为。正是政府这种行为目标矛盾性需要对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区域政府在面对行政垄断问题的目标函数重新定义。其实，行政垄断之所以会形成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区域政府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对于行业以及区域中的厂商而言，获得超过正常利润的超额利润是其理性的选择行为，但是要不要以及能不能采取获得外部制度保护援助的方式实现垄断性的市场结构的选择行为来获得超额利润却是严格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约束，如果不存在外部制度保护援助的任何可能性或者获得外部制度保护援助的成本太高，厂商都不会选择这种获得超额利润的方式。而中国的经济实践却一再提醒我们，中国有可能不仅存在外部制度保护援助的可能性，而且厂商通过获得外部制度保护援助而实现垄断性市场结构的成本可能比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垄断性市场结构的成本要低，因此重新定义和分析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区域政府在行政垄断问题上的目标函数，对于行政垄断形成的制度供给分析有决定性意义。
（一）中国行业主管部门（行业规制者）目标函数分析
施蒂格勒（Stigler）、佩尔兹曼（Peltzman）、波斯纳（Posner）等人创立的经济规制理论是最早对规制者（相对应的是中国的行业主管部门）目标函数进行模型化的理论，但它是根据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规制决策的政治过程以及规制实践提出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决策制度以及经济发展阶段与中国的现实迥然不同，这种不同将直接影响到施蒂格勒等人的理论在中国规制实践当中的解释和指导作用。具体而言，以美国为例，美国的选民对政府（规制者）的存在以及运行具有很强的约束作用，因此在经济规制理论中，才有了以被规制厂商为代表的少数的产业利益集团与以消费者为代表的多数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由此才会存在着规制者在两种利益之间权衡所得出的自身效用的无差异曲线，施蒂格勒根据奥尔森（Olson）的集体行为的逻辑得出规制总是偏袒少数产业集团的结论。佩尔兹曼（Peltzman）在批判施蒂格勒结论的前提下，继承了施蒂格勒的基本思想，提出了更为一般化以及模型化的经济规制理论。在他的模型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变量：一是被规制厂商的利润。二是被规制产业的服务价格。这两个变量组合的变动构成了规制者的无差异曲线，在这里，规制者的效用目标显然并不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是自身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规制者的无差异曲线与被规制厂商的效用函数曲线共同决定了均衡的规制政策所规制的厂商利润和服务价格。中国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的产生以及运行机制与美国规制者的产生以及运行机制有本质的不同，这就决定了中国广大的消费者对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的政治约束力要低于美国，因此这种政治体制上的差异就决定了不能套用施蒂格勒等人的经济规制理论来解释中国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在面对产业垄断问题上的目标函数，因为在中国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的效用函数中，不存在选民支持程度与产业支持程度之间明显的权衡。余晖（2000）提出了对中国行政规制模型的设想[1]，他认为在受规制的市场上，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立法者和规制者却不用追求选票最大化，它追求的目标与企业基本上是一致的，是效用和税收的最大化，因此在政企同盟的条件下，使三方面都满意的均衡点是找不到的。陈富良（2002）指出[2]，政府规制的供求取决于成本效益的比较、利益集团的博弈以及规则冲突三个因素，是三方面因素的均衡。
目前中国属于行业行政垄断的产业绝大部分是带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业，对于规制自然垄断性行业的动机，可能是出于产业成本函数的考虑、避免恶性竞争降低社会沉淀成本的考虑、税收的需要、基础设施发展的需要甚至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等等，但是随着产业需求的扩展以及技术的进步，自然垄断性行业的边界正在发生变化，原来许多属于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已经不再带有自然垄断性质，而这样的产业依然处于中国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垄断之下。从避免恶性竞争降低社会成本的角度来看，于良春等（2004）使用成本收益方法[3]，测算了本地固话业务引入网络竞争后的社会成本变动状况，发现网络竞争未必导致社会沉淀成本的净损失。此外，对于基础设施产业的发展也并非必须要通过行政垄断的方式才能实现，至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在欧美发达国家中这类产业发展实践中也没有发现行政垄断是其必要条件。因此，虽然利益集团理论以及规制俘虏理论并不能全面地、合适地解释中国的规制决策过程，即在施蒂格勒等人的经济规制理论中也没有很好地解释利益集团究竟是如何俘虏规制者的，但是在中国的规制实践当中，我们发现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与被规制产业的行为呈现出相当大的利益一致性。这也许与中国被规制产业或者厂商的政企一体的背景有关，虽然部分被规制产业在形式上做到了政企分离，但是被规制产业的领导人与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的领导人之间相互调动的人事制度，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在对被规制产业进行规制的时候，被规制产业的强大利益集团依然对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有较强的游说和影响能力。尤其是在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对属于基础设施的自然垄断行业的发展依赖越来越强的时期，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通过放松对被规制产业的利润规制来激励其行业发展的行为动机，在激励性规制理论看来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同时被规制产业通过进入规制（行政垄断）所获得超额利润又为中央政府所需的持续增长的财政收入提供了税收基础，因此规制者（行业主管部门）维持既定的垄断市场结构并不会遭到中央政府的明显反感。上面提到公共利益与规制者自身的政治利益都应该出现在规制者的目标函数中，在佩尔兹曼（Peltzman）的模型中用被规制产业的服务价格代表公共利益，因为被规制行业价格高会导致消费者（选民）的不满，这同样会关系到规制者的政治利益。但是从中国的规制实践来看，被规制产业的服务价格不是降低了而是在不断提高（除因为引入竞争导致电信业服务价格不断下降），尤其是电力、自来水、城市供暖供气等产业的服务价格不断上涨（涨价不应该是消化成本上涨的惟一途径），虽然消费者怨声载道，但是并不会从结果上影响规制价格的提高，因此被规制产业的服务价格不能直接代表中国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目标函数中的公共利益。相对于价格而言，中国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可能更关心被规制产业所提供的服务数量，这里的服务数量包括提供服务的数量也包括服务种类以及稳定性等质量指标。中国目前经济高速增长对属于自然垄断性行业的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在快速增长，以电力行业为例，从2002年开始陷入了局部电力短缺到全局性电力供应不足的局面，这种自然垄断性行业供给不足的情况已经严重影响了部分发达省（市、区）的经济发展，因而鼓励被规制产业提高供应量以及保证服务质量是目前中国规制者所必需面对的紧迫任务。因此，为了分析简便，假设被规制产业的利润以及被规制产业所提供的服务数量共同构成中国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的目标函数，两者共同构成中国规制者在规制过程中需要权衡的无差异曲线。在此基础上，构建反映中国行业主管部门在面对行政垄断问题时的目标函数的中国规制者最优规制模型。
其中，V1>0，但是V12<0。这意味着：在假设不存在市场失灵的条件下，一个集团的福利增加必须以另一个集团的福利减少为代价，因此存在着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目标函数的无差异曲线。由于服务数量（Service Quantity）和利润（Profit）呈反向变化关系（对于一般竞争性行业而言不存在该反向变化关系，但是对于带有自然垄断性行业而言，由于要提高产量需要大规模的初始投资，短期内对服务数量增加的要求会带来大规模的成本投资，虽然从长期来看边际成本是趋于零，同时提高服务供给的稳定性也意味着成本的增加），因此，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目标函数的无差异曲线是凸向原点的，无差异曲线形状如图3所示。
上面假设服务数量（Service Quantity）和利润（Profit）为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的目标函数中最重要的两个变量，因此，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的目标函数可以具体写成：
M=M（S，P）（4）
公式（4）中，S表示服务数量，P表示被规制产业所获得的利润。在这里，我们假设中国的被规制产业与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的关系是政企一体的性质，因此服务数量（Service Quantity）和利润（Profit）对于被规制产业是反向关系，那么可以构造简单的产业生产函数：
公式（5）中，p表示被规制产业提供服务的价格，s表示服务数量，而服务数量s是成本的函数，即
那么，在公式（6）的约束条件下推导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目标函数的最大化，构造拉格朗日方程：
通过对公式（7）的求导，可以得出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目标函数最大化时均衡的利润水平，根据公式（5），可以得出均衡的规制价格p。
从上述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无差异曲线是对中国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规制目标的典型刻画，从规制经济学理论出发，规制者应该规制被规制产业的利润水平，通过价格规制等手段消除被规制产业的超额利润，但在中国的现实中，由于被规制产业拥有强大的集团利益以及政治上的优势地位，要鼓励其不断提高服务的供应量以及质量，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实际上是放松了对其利润水平的规制强度。
（二）中国区域地方政府目标函数分析
以中国区域地方政府为制度供给主体的地区行政垄断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地区保护和市场分割，这种地区保护和市场分割行为的背后体现着区域地方政府为了保证本地财政税收的稳定性以及增长性、经济发展等政绩性目标而采取的利用区域垄断市场结构代替市场竞争的动机。但是在产品市场上为了保持供给的稳定，要阻止外区域商品进入，必须保证本地制造产品类别和数量的替代性供给，因而伴随着地区保护和市场分割行为，中国区域地方政府又有着很强的重复建设动机。因此，假定区域地方税收和产品市场供给数量共同构成了中国区域地方政府在面对行政垄断问题时的目标函数，两者构成了中国区域地方政府需要权衡的无差异曲线。模型构建参见中国规制者最优规制模型。
四、行政垄断制度运行的理论假说
无论是从中国行业行政垄断还是地区行政垄断制度来看，行业在位或者区域在位厂商为了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不是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来应对已有或者潜在进入厂商的竞争，而是寻求行业主管部门或者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的保护来避免竞争。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或者区域地方政府出于自身效用函数的需要，也愿意提供给在位厂商以行政保护，制度需求和供给存在着均衡的可能性，两者共同筑起行政垄断的进入壁垒制度来替代市场竞争制度。
假设：（1）行业和地区内厂商数量越多，行业和地区在位厂商的超额利润率越低。厂商为了避免已有和潜在进入厂商的竞争可能通过游说行业主管部门或者区域地方政府加强行业或者区域进入规制来限制行业和地区竞争。（2）行业和区域内厂商数量与在位厂商的生产成本存在反方向变动关系，随着行业和区域内厂商数量的增加，原有在位厂商只有降低成本才能应对竞争。（3）政企同盟假设，即行业和区域内在位厂商的超额利润水平同行业主管部门和区域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具有高度相关性（以税收为纽带）。在这3个假设中，（1）和（2）符合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但是假设（3）需要另有寻租理论、规制俘虏理论的支持以及在中国转轨政治激励体制约束条件下政企关系方面的进一步理论和实证研究来支撑。
其中，V1>0，但是V12<0。这意味着：在假设不存在市场失灵的条件下，一个集团的福利增加必须以另一个集团的福利减少为代价，因此存在着行业主管部门和区域地方政府目标函数的无差异曲线。由于行业和区域内厂商数量（Number）和超额利润（Profit）呈反向变化关系，因此，行业主管部门和区域地方政府目标函数的无差异曲线是凸向原点的，无差异曲线形状如图4所示。
行业主管部门和区域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可以具体写成：
公式（10）中，N表示行业和地区内厂商数量，P表示行业和地区内在位厂商的超额利润。在这里，我们假设行业和地区内在位厂商与行业主管部门和区域地方政府的利益具有高度相关性（以税收为纽带），因此行业内和地区内厂商数量（Number）和超额利润（Profit）是反向关系，那么我们可以构造简单的产业生产函数：
P=f(p,n）（11）
公式（11）中，p表示行业和地区内在位厂商提供服务的价格，n表示行业和地区内厂商的数量，而假设行业和地区内厂商的数量n是在位厂商成本的函数，即
那么，在公式（12）的约束条件下推导行业主管部门和区域地方政府目标函数的最大化，构造拉格朗日方程：
L=M（N，P）+λ（N-f(c))（13）
通过对公式（13）求导，可以得出行业主管部门和区域地方政府目标函数最大化时均衡的在位厂商的利润水平，根据公式（4），可以得出均衡的行业和地区产品和服务价格p。图5是行业和区域内行政垄断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所决定的行政垄断制度需求和供给的均衡点。
五、结 论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运行中的行政垄断现象实际是一种制度现象，因为它存在着制度运行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以及制度需求和供给的均衡点。虽然学术界以及其他各界对行政垄断问题所造之弊不断呼吁，国家也通过一些措施加以改革，但是行政垄断现象依然层出不穷，表现形式也日益多样化。归根到底，行业在位或者区域在位厂商为了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不是通过不断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来应对已有或者潜在进入厂商的竞争，而是寻求行业主管部门和区域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的保护来避免竞争。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或者区域地方政府出于税收、产业发展、政绩等自身效用函数的需要，也愿意提供给在位厂商以行政保护，制度需求和供给存在着现实中的均衡点，两者共同筑起行政垄断制度来对抗和替代市场竞争制度。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中国目前政治经济体制下，无论行政垄断制度的需求方还是供给方，他们出于自身的目标函数所做出的选择行为都是个体理性行为，但是他们的理性选择行为却对中国经济发展以及消费者福利等相关主体的福利造成重大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甚至可以超过行政垄断制度需求方和供给方凭借这一制度所获得的福利剩余，最终导致行政垄断制度造成社会净福利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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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Hypothesis on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Root Formation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Demand and Supply Perspectives
Yu Hua-yang Yu Liang-chun
（School of Economics in Shandong University，Antitrust and Competition Policy Research Center，J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Because of distortions of resources allocation，loss of social welfare，uneven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protection of local and regional market segmentation issues，administrative monopoly is focused by economic theory and other community sectors increasingly.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part of literatures on the problem in domestic，but there are no the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of causes and mechanisms about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and the lack of standardized Economic Analys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to define the nature and definition of administrative monopoly，administrative monopoly will be defined as a specif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 Chinese transition economy and to be understand by the institutional demand and supply perspectives. Using micro-economics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o advise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on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root formation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Institution; Root Formation;Operation Mechanism; Hypothesis
（责任编辑：韩淑丽）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