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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的绝笔信，在这封名为回复友人任安的来信中，司马迁从两个方面想黑暗社会发出控诉：一是以自己无辜蒙冤，遭受宫刑控诉武帝蔑视法律、刚愎自用;二是以自己身体和心灵受到的巨大创伤控诉武帝自私与残暴;《报任安书》即是自己洗刷宫刑之辱的心志，也是司马迁用血泪与生命向黑暗社会发出的最强音。
【关键词】声讨;愤懑;宣言
公元前99年，对于司马迁来说，是一个命运多舛之年。这一年，因为李陵之祸，司马迁被处以宫刑，打入大狱。出狱以后司马迁担任了汉武帝的中书令，中书令负责把大臣的奏章呈送给皇上，把皇上的圣旨和旨意传达给大臣。就在司马迁担任中书令期间，司马迁的一位好朋友任安写信给他，要他利用担任中书令的机会“推贤进士”。作为司马迁绝笔之作的《报任安书》既是司马迁对任安来信的回复，又可以称作是司马迁对当朝最高统治者发出的一篇战斗宣言。清人吴楚材评《报任安书》说：“其感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文情至此极矣。”（《古文观止》）
《报任安书》以书信体的形式呈现了司马迁未能按照任安要求的 “推贤进士为务”的主要原因，这种书信体的格式最适合作者倾泻情感。《报任安书》虽是写给任安的回信，但是从写信时间和内容上我们可以判断出，作为即将行刑的任安来说，他未必能看到这封信。历来史学家对《报任安书》的写作年代，备受争议，但是值得肯定的一点是，本文写作于任安因太子蛊惑事件牵连入狱，即将行刑之前。“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出，对于一个即将接受死刑的囚犯，在临行前能看书信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司马迁也深知这点，但是他之所以以给任安回信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的不幸受冤，遭受极刑的悲愤心情，主要是因为他深知汉武帝残暴专政的一面，在《酷吏列传》里，司马迁写道汉武帝对酷吏杀人的放任与支持，王温叔一次就杀了几千人，但“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 张汤“治陈皇后蛊狱，深竟党与。于是上以为能，稍迁至太中大夫。”司马迁不满汉武帝支持酷吏滥杀无辜，也批评汉武帝蔑视法律，处理案件不以事件的实证为据，而是已自己的喜恶来判案的荒唐做法。不仅如此，他还默许下属用同样的办法办理案件。“腹诽之法”的创造者张汤 “常以春秋之义加以掩饰，以皇帝意旨为治狱准绳”，制造了无数起冤假错案，因而激起民变。
我们试想，如果司马迁《报任安书》的读者不是任安，那么它的读者会是谁呢？司马迁最想让谁看到这封书信呢？所以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司马迁委婉表达对汉武帝不满的话： “仆怀欲陈之， 而未有路， 适会召问， 即以此指， 推言陵之功， 欲以广主上之意， 塞睚眦之辞， 未能尽明 。 明主不晓， 以为仆沮贰师， 而为李陵游说， 遂下于理， 拳拳之忠， 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 卒从吏议。家贫， 货赂不足以自赎， 交游莫救视， 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 独与法吏为伍， 深幽囹圄之中， 谁可告诉者？ 此真少卿所亲见， 仆行事岂不然乎？” 对于李陵事件，汉武帝是造成这场事件的罪魁祸首。汉武帝本想借此次战争，为他的宠妃李夫人的兄长李广利博取功名，加官进爵。李陵只是负责后勤保障的。没想到，李陵心气太高，不愿做后勤保障，主动请兵出战，汉武帝很生气，但碍于面子只得同意李陵带五千精兵出战匈奴。对于李陵带五千兵深入匈奴巢穴，很多大臣是持反对意见的，认为李陵孤军奋战，后果不乐观，劝阻武帝，可是武帝一意孤行，执意让李陵带五千兵，没有增派后援部队。李陵孤军深入，遇匈奴主力，最后兵败被俘。
司马迁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两人素无交情，他只是看不惯那些趋炎附势的大臣们，为了讨皇帝心欢，掩盖事司马迁与李陵素无交情，他只是看不惯武帝身边一群趋炎附势的大臣们掩盖事实真相，置李陵于不义之地。司马迁根据平日他对李陵为人处世的观察，“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认为李陵具有国士之风。李陵带五千兵深入匈奴，与匈奴主力相遇，奋勇杀敌，“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乃悉徵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沬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司马迁认为像李陵这样“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的国士不可能真降匈奴，“欲得其当而报汉”有机会一定会誓死回报汉朝。而且司马迁说李陵伪降，日后回报汉朝是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记赵破奴这个人，本来是汉军将领，后来投降了匈奴，投降了匈奴以后又回到了汉朝，汉武帝并没有处罚他，而且让他担任了骠骑将军霍去病的随从，后来立了功还封了侯。司马迁没有想到自己替李陵辩护的一席话触犯了汉武帝的利益，武帝大怒，杀了李陵全家，司马迁也牵连入狱，遭受宫刑。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写尽了自己遭受宫刑精神和身体上受到的巨大痛苦与耻辱。 “曩者辱赐书，教以顺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桓宽《盐铁论.周秦篇》“一日下蚕室，创未廖，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俸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 《汉书》载司马迁被刑之后，虽然“尊宠任职”，为中书令（皇帝的御用秘书），可以说是“载卿相之列”，但是他的行为受到世人的非议。在信中，他反复向任安诉说自己卑贱的地位，“今已亏形为埽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卬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眩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螘何异？”司马迁用“倡优”、“蝼蚁”贬低自己，字里行间透漏出行刑之人的屈辱与卑微。在这里，《太史公自序》那个“少负不羁之才”，“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想成为像孔子一样编撰《春秋》的伟人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屈辱缠绕的痛苦灵魂。两者的前后对比，我们不难感受到一个历史伟人精神上和心灵上受到的巨大创伤。
“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他说我动不动人精神恍惚，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者走着走着，哎呀！我怎么走到这儿来了，人处在一种恍惚状态，心里面经常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和无限的愤恨。他一想到他受宫刑，想到是作为一个男人接受最耻辱的刑罚，“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在这里，司马迁是想告诉武帝，我遭受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一己私利而造成的，武帝是自己身心受伤、意志消沉的罪人。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清醒的认识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并且告诉武帝，自己忍辱偷生活下来的目的是修史，他要让《史记》成为可以与《春秋》相媲美，“述往事，思来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巨著，自己成为一个“扶义俶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英雄人物。同时，也让后人看到汉武帝滥杀无辜，以及好大喜功，“无穷之欲”给百姓造成的巨大灾难。
司马迁在这封信里，尽情地发泄了他遭受“宫刑”的满腔愤怒之情，控诉了汉武帝滥施耻辱之刑，揭露了帝王的专横。汉武帝看到这封信是不会放过司马迁的，更重要的是，司马迁忍辱偷生为的是完成《史记》，在书信结尾，司马迁告诉仁安，即告知武帝，《史记》已经完稿，“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此时的司马迁已抱定必死之心。“有怨言，下狱死”（《汉书旧仪注》）根据卫宏《汉书旧仪注》记载，并联系当时的政治形势，很多学者认为司马迁之死与《报任安书》有关。司马迁用生命铸就了《史记》，《史记》也成全了司马迁，一个伟大的史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永生，《报任安书》也成为司马迁对黑暗社会发出的最后宣言。
参考文献
[1]陈蒲清校订.报任安书（选自《古文观止》）[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作者单位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 陕西省西安市 710119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的绝笔信，在这封名为回复友人任安的来信中，司马迁从两个方面想黑暗社会发出控诉：一是以自己无辜蒙冤，遭受宫刑控诉武帝蔑视法律、刚愎自用;二是以自己身体和心灵受到的巨大创伤控诉武帝自私与残暴;《报任安书》即是自己洗刷宫刑之辱的心志，也是司马迁用血泪与生命向黑暗社会发出的最强音。
【关键词】声讨;愤懑;宣言
公元前99年，对于司马迁来说，是一个命运多舛之年。这一年，因为李陵之祸，司马迁被处以宫刑，打入大狱。出狱以后司马迁担任了汉武帝的中书令，中书令负责把大臣的奏章呈送给皇上，把皇上的圣旨和旨意传达给大臣。就在司马迁担任中书令期间，司马迁的一位好朋友任安写信给他，要他利用担任中书令的机会“推贤进士”。作为司马迁绝笔之作的《报任安书》既是司马迁对任安来信的回复，又可以称作是司马迁对当朝最高统治者发出的一篇战斗宣言。清人吴楚材评《报任安书》说：“其感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文情至此极矣。”（《古文观止》）
《报任安书》以书信体的形式呈现了司马迁未能按照任安要求的 “推贤进士为务”的主要原因，这种书信体的格式最适合作者倾泻情感。《报任安书》虽是写给任安的回信，但是从写信时间和内容上我们可以判断出，作为即将行刑的任安来说，他未必能看到这封信。历来史学家对《报任安书》的写作年代，备受争议，但是值得肯定的一点是，本文写作于任安因太子蛊惑事件牵连入狱，即将行刑之前。“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出，对于一个即将接受死刑的囚犯，在临行前能看书信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司马迁也深知这点，但是他之所以以给任安回信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的不幸受冤，遭受极刑的悲愤心情，主要是因为他深知汉武帝残暴专政的一面，在《酷吏列传》里，司马迁写道汉武帝对酷吏杀人的放任与支持，王温叔一次就杀了几千人，但“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 张汤“治陈皇后蛊狱，深竟党与。于是上以为能，稍迁至太中大夫。”司马迁不满汉武帝支持酷吏滥杀无辜，也批评汉武帝蔑视法律，处理案件不以事件的实证为据，而是已自己的喜恶来判案的荒唐做法。不仅如此，他还默许下属用同样的办法办理案件。“腹诽之法”的创造者张汤 “常以春秋之义加以掩饰，以皇帝意旨为治狱准绳”，制造了无数起冤假错案，因而激起民变。
我们试想，如果司马迁《报任安书》的读者不是任安，那么它的读者会是谁呢？司马迁最想让谁看到这封书信呢？所以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司马迁委婉表达对汉武帝不满的话： “仆怀欲陈之， 而未有路， 适会召问， 即以此指， 推言陵之功， 欲以广主上之意， 塞睚眦之辞， 未能尽明 。 明主不晓， 以为仆沮贰师， 而为李陵游说， 遂下于理， 拳拳之忠， 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 卒从吏议。家贫， 货赂不足以自赎， 交游莫救视， 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 独与法吏为伍， 深幽囹圄之中， 谁可告诉者？ 此真少卿所亲见， 仆行事岂不然乎？” 对于李陵事件，汉武帝是造成这场事件的罪魁祸首。汉武帝本想借此次战争，为他的宠妃李夫人的兄长李广利博取功名，加官进爵。李陵只是负责后勤保障的。没想到，李陵心气太高，不愿做后勤保障，主动请兵出战，汉武帝很生气，但碍于面子只得同意李陵带五千精兵出战匈奴。对于李陵带五千兵深入匈奴巢穴，很多大臣是持反对意见的，认为李陵孤军奋战，后果不乐观，劝阻武帝，可是武帝一意孤行，执意让李陵带五千兵，没有增派后援部队。李陵孤军深入，遇匈奴主力，最后兵败被俘。
司马迁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两人素无交情，他只是看不惯那些趋炎附势的大臣们，为了讨皇帝心欢，掩盖事司马迁与李陵素无交情，他只是看不惯武帝身边一群趋炎附势的大臣们掩盖事实真相，置李陵于不义之地。司马迁根据平日他对李陵为人处世的观察，“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认为李陵具有国士之风。李陵带五千兵深入匈奴，与匈奴主力相遇，奋勇杀敌，“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乃悉徵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沬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司马迁认为像李陵这样“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的国士不可能真降匈奴，“欲得其当而报汉”有机会一定会誓死回报汉朝。而且司马迁说李陵伪降，日后回报汉朝是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记赵破奴这个人，本来是汉军将领，后来投降了匈奴，投降了匈奴以后又回到了汉朝，汉武帝并没有处罚他，而且让他担任了骠骑将军霍去病的随从，后来立了功还封了侯。司马迁没有想到自己替李陵辩护的一席话触犯了汉武帝的利益，武帝大怒，杀了李陵全家，司马迁也牵连入狱，遭受宫刑。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写尽了自己遭受宫刑精神和身体上受到的巨大痛苦与耻辱。 “曩者辱赐书，教以顺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桓宽《盐铁论.周秦篇》“一日下蚕室，创未廖，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俸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 《汉书》载司马迁被刑之后，虽然“尊宠任职”，为中书令（皇帝的御用秘书），可以说是“载卿相之列”，但是他的行为受到世人的非议。在信中，他反复向任安诉说自己卑贱的地位，“今已亏形为埽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卬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眩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螘何异？”司马迁用“倡优”、“蝼蚁”贬低自己，字里行间透漏出行刑之人的屈辱与卑微。在这里，《太史公自序》那个“少负不羁之才”，“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想成为像孔子一样编撰《春秋》的伟人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屈辱缠绕的痛苦灵魂。两者的前后对比，我们不难感受到一个历史伟人精神上和心灵上受到的巨大创伤。
“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他说我动不动人精神恍惚，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者走着走着，哎呀！我怎么走到这儿来了，人处在一种恍惚状态，心里面经常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和无限的愤恨。他一想到他受宫刑，想到是作为一个男人接受最耻辱的刑罚，“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在这里，司马迁是想告诉武帝，我遭受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一己私利而造成的，武帝是自己身心受伤、意志消沉的罪人。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清醒的认识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并且告诉武帝，自己忍辱偷生活下来的目的是修史，他要让《史记》成为可以与《春秋》相媲美，“述往事，思来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巨著，自己成为一个“扶义俶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英雄人物。同时，也让后人看到汉武帝滥杀无辜，以及好大喜功，“无穷之欲”给百姓造成的巨大灾难。
司马迁在这封信里，尽情地发泄了他遭受“宫刑”的满腔愤怒之情，控诉了汉武帝滥施耻辱之刑，揭露了帝王的专横。汉武帝看到这封信是不会放过司马迁的，更重要的是，司马迁忍辱偷生为的是完成《史记》，在书信结尾，司马迁告诉仁安，即告知武帝，《史记》已经完稿，“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此时的司马迁已抱定必死之心。“有怨言，下狱死”（《汉书旧仪注》）根据卫宏《汉书旧仪注》记载，并联系当时的政治形势，很多学者认为司马迁之死与《报任安书》有关。司马迁用生命铸就了《史记》，《史记》也成全了司马迁，一个伟大的史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永生，《报任安书》也成为司马迁对黑暗社会发出的最后宣言。
参考文献
[1]陈蒲清校订.报任安书（选自《古文观止》）[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作者单位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 陕西省西安市 71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