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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考生奔向体制内：
“以前不想考公务员，现在发现是考不上”
“刚毕业的时候家里劝我考个公务员，我根本没往心里去。”安徽考生李铭迪毕业后决定去北京发展，根本没考虑过父母考公的劝告。但在北京的四年，大城市的光辉被不断的搬家、跑路的中介、存不下的积蓄以及难以消散的孤独不断磨灭，按他的话说是“被社会打醒了”。去年因为疫情，李铭迪在家中和父母久违地相处了几个月，看到曾是基层公务员的父母安稳无忧、兴趣广泛的退休生活，他开始反思自己对公职的态度。
不同于被社会毒打之后才认清体制内优势的李铭迪，毕业于广州普通二本院校中文系的林鑫早在大一就规划好了自己就业路径——进入学生会、积极入党、抓住进入机关单位实习的机会、公考入编。
公考分为国考和省考，国考即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招考，省考的招考机关单位则涵盖省、市、县、乡镇四级。
对于林鑫来说，这一切始于开学后的一场生涯规划课。一位考入当地某街道办的学姐警示他们，中文系本就是这个普通二本院校的边缘科目，放到外面市场上并没什么竞争力，多数人从大三就开始准备考研或者考公。
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就业需求推动公考报名人数水涨船高。能上户口、收入稳定、工作规律、学历“变现”快、父母满意等原因成为林鑫们选择公务员的理由。2009年起，国考报名人数连续十二年在百万以上，2020年报名人数终于突破150万。
而公务员考试不同于高考，带有天然的神秘性。“考题靠回忆，每个地区每个岗位都有不同，根本不知道每个地方的题有什么风格、怎么练习。”习惯了分数为王的考生们迫切需要领路人告诉自己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获得一张进入体制内的门票。
这种焦虑自然会吸引资本入局竞逐。中公教育、华图教育两大行业巨头之外，粉笔教育、腰果公考、导氮教育、启政教育、知满天教育、山东联创世华等较小规模的培训机构也纷纷涌现，老牌教育培训行业“龙头”新东方也按捺不住，2019年5月重启公考培训。
千亿市值背后的隐忧：学生背上信贷、师资难辨
中公乘风口而上不断赚取高收益的同时，也面临着多方质疑，首先就是考生信用贷款风险。
前述协议班仅在2020年前三季度就为中公教育贡献了超74亿元的预收款，占当期营收的99.62%。但动辄四五万元的学费并不是人人都能负担得起，为了保证收益、留住生源，中公教育特意推出一款金融产品“理享学”，号称“教育界花呗”。
据宣传资料显示，“理享学”是中公教育联合上海贝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贝丁网络）共同推出。
需要明確的是理享学并非公益产品，而是由中公教育作为中间平台，帮助考生以考生本人的名义从第三方机构申请贷款，贷款直接到中公教育账户，其间产生的利息归中公所有。未通过考试，由中公教育负责还款;通过则由考生分期还款，利率为7.5%-14%。机构为了获得尽量多的收益，选择在退费、解约环节上设立关卡。
在黑猫搜索中公教育，显示该公司收到了2800多条投诉，其中大部分与“退费难”“拖延退费”“理享学贷款”相关。就在2020年7月，中公教育还因过多用户投诉“不退费，退费难，霸王条款”，被海淀区市场监管总局点名。
教育机构的金融化本身就自带风险——一旦用户大量退款，或平台自身资金链断裂，结果都将是难以估量的。平台难以运营、爆雷跑路，初入社会的学生背上高昂债务并非杞人忧天，优胜教育、韦博英语等教培机构就是前车之鉴。
全国两会过后，多家从事K12领域的教培机构负责人预测2018年7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国办发80号）》将再落实，资金监管将成为重点。如果这股监管风吹至非学历职教领域，要求上缴“预付款”，中公处境又当如何？
除了金融化风险以及退费难的痼疾外，中公教育的师资是另一个被考生质疑的重点。
为了减少授课教师数量，提升优质教师资源利用效率，很多教培机构都推行“双师制”，即一位授课老师和一位答疑老师。授课老师上课通俗讲就是看视频，全国各地统一时间在线看视频，由仅有的几位优秀老师授课;答疑老师则负责解决考生日常疑问。
网络视频课程作用总是有限的，这时就需要答疑老师的填补。“现在市面上你接触到的老师70%都是入职两三个月的新人。”一位年初离职的郑老师告诉电脑报。
“新老师入职后就会被召集到北京，由优秀师资培训两个月。所谓培训，就是让新人把他们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比如课程导入的话术、内容讲解的要点、讲解中的引导话术，他们讲一遍，差不多两天就讲完了。”
这样流水线培养出的“老师”不仅要负责考生日常教学，还要承担销售转化的任务，高强度下的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很多老师私下都是一个想法：只要把时间撑下来，别太尴尬，每天多给学员找点事干，一个课程很快就结束了。”
国盛证劵预计2023年公考市场规模有望达500亿元，与此同时，考生、从业者对机构的不满也与日俱增。如何平衡教培行业追求长期反馈的特性和企业追逐用户规模、利润增长，仍需中公们进一步探寻。
行业龙头崛起：
左手直营，右手协议班
但真正让中公教育领先赛道的还是两大杀器——直营模式和协议班。
2005年，中公教育开始了全国化的尝试。李永新通过代理的方式与30余家地方性培训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在同行业中率先完成了全国市场跑马圈地。此后的15年，随着高等学历不断贬值，就业竞争加剧，中公教育也随之进入营收快速增长期，而加盟模式的弊端开始显现。
“一个强大且实时更新的中央研发体系对于中公来说非常重要。然而研发费用均发生在总部，加盟渠道在扣除销售费用后仍然可以获得丰厚利润。”中公教育内部人士透露，一些加盟代理商不理解总部的政策，招的讲师质量也很难管控，导致中公的口碑受损，这让中公处在一个赔钱不叫好的尴尬地位。
2010年，在付出和收获无法对等的情况下，中公教育全面停止加盟业务，此后把强管控的直营模式发展到了极致。除了强直营模式锁定收益外，中公教育另一个财富密码是业内争相模仿的协议班。
所谓协议班，指的是在考生在付费时和中公教育签署一份协议，如果最终没能成功上岸，能够返还绝大部分学费。这就相当于和机构进行“成绩对赌”，很多人怀揣着“没考上不花钱，考上了也不亏”的心态，报名高价协议班。
從线上新增用户的变化来看，2016年到2017年，中公教育的线上新增用户实现了跨级式的增长，变化的拐点就始于协议班的推广。
2017年开始，中公教育加大协议班的推广力度，引导学员报考协议班。同年，协议班占面授课程比例从59.02%增长到73.75%，公司收入同比增加56%。
“协议班更多是一个概率问题。一个班里只要有30%的考生成功上岸，培训机构就能覆盖掉师资、场地等各种成本。”曾在中公教育做销售的李老师给电脑报算了笔账，一个10人小班，每个人学费4万元，成本加起来最多7万元，就算有7个人满足所有条件需要退全款，中公仍有5万元利润。而据内部统计，协议班通过的概率平均在60%以上。
“预收款从产生到确认收入通常有几个月的时滞，一般的公司都会将这部分款项投入理财产品，赚利息。”刘毅楠表示这在职教机构几乎是默认的做法。根据中公教育财报数据，2018-2019年公司理财收益分别为1.06亿元、1.84亿元，占业绩的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