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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权”的概念在20世纪初经由美国的军事家、历史学家马汉系统提出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影响。清末以来，面对西方列强对我国的侵略，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主权尊严，寻求救亡图存之道，有志之士开始将“海权”理论介绍到国内。其中的一些有益主张被运用到我国近代的海防实践中，为后来我国处理海上争端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与历史镜鉴。时值南海争端问题不断升温的今天，将目光回溯到百年前的海防理论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或于当下有所助益。
关键词：海权；南海争端；海洋意识
中图分类号：D8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3-0036-03
一、“海权”思想的缘起以及我国的继受与发展
（一）“海权”思想的提出
西方对于海洋的探索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西塞罗曾畅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这是早期人类对海洋文明探索的寄语。到了19世纪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逐渐向帝国主义过渡，纷纷开拓海外殖民地，美国著名的军事家、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海权论”，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发展以及海上殖民扩张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马汉的“海权论”思想集中体现在其所著论述中，①在美国不断展开对外殖民扩张的背景之下，马汉通过研究欧洲历史的发展，加之其自身的海军经历，提出了美国在争霸过程中所应采取的海上战略定位与部署，系统地分析了影响“海权”的六项因素，并从经济贸易的角度入手，分析海上运输与国家海防之间的互补关系，奠定了“海权论”的理论基础。
（二）“海权”思想的引入与发展
1.清末“海权”思想
我国在鸦片战争之前一直都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清朝更是实行“闭关锁国”的海防政策，直到鸦片战争的惨败，风雨飘摇的清廷被迫打开了国门。然而，西方列强的侵略令国内的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救亡图存之道，清王朝内部的洋务派从引进西方技术的层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但终究于甲午中日海战的惨败而告终。面对割地赔款的国殇，当时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引入西方的理论，力图经世救国，收复失地，捍卫国家主权，其中，面对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严复、魏源等人提出了要完善我国的海防战略部署。
清末“海权”思想的引进与发展，据学者考察，最先应该是由留日学生在国内创办杂志翻译马汉的“海权论”而开始，魏源、林则徐、严复等人也对此十分关注，并针对我国当时的情况，因时制宜地提出了“海权”的具体构想。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一项重要原则便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改变我国当时的落后情况。不同于马汉“海权论”中主动的海上战略部署，魏源根据我国当时遭受侵略的现状主张“以守为战”，即“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1]最后，无论是马汉还是严复、魏源等人都主张积极开展海上贸易，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
2.民国“海权”思想
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西方列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仅以南海为例，在20世纪初，日本、法国就借机侵占我国南海的自然资源及岛屿，典型的事例有1918年、1920年，日本拉萨磷矿股份有限公司在我国南沙群岛非法勘察磷矿资源；1933年法国占领我国太平岛、中业岛等九个珊瑚礁岛的“九小岛事件”。
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家，对于日益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提出了诸多设想，其中不乏有关于“海权”的种种主张：首要的就是要维护港口、岛屿的主权，抵制侵略，为了实现民族自立，建立强大的海军防御体系是必经之道。同时，孙中山先生还积极践行其所倡导的“民生主义”，并运用到“海权”思想中，提倡开发海洋资源，联系其“实业救国”的民生理念，发展实业造福国家。
孙中山在给姚伯麟所著的《战后太平洋问题》所做的序言中说道：“何谓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也。海权之竞争，自地中海而移入大西洋，今则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矣！……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2]足见其对于“海权”问题的重视。
二、“海权”思想在应对近代南海问题中的实践表征
我国海岸线绵长，海疆幅员辽阔，“海权”的实践主张也该因地制宜，因此东海、北海、南海等区域的海防战略要各有侧重。在此仅以民国时期南海周边的一些海上战略举措为视角，来分析当时的“海权”主张及实践措施，从历史的角度寻求能够为今所用的镜鉴之策。
孙中山曾言：“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3]足见“海权”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然而关于如何振兴“海权”，孙中山提出：“兴船政以扩海军，使民国海军与列强齐驱并驾，在世界称为一等强国。”[4]要振兴中华，收复失地，首先就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支撑。而在华南地区，1917年的“护法运动”中，国民政府的海军总长程璧光、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率“海圻”号等7艘舰船南下广州，与“海琛”号巡洋舰连同原驻粤2艘舰艇和后来抵粤的练习舰队之“肇和”号巡洋舰共11艘舰艇投奔孙中山革命政府，成为广州革命政府海军的中坚力量。
除了建设海军防卫外，对于列强侵占我国岛屿主权的行为，国民政府也从外交途径进行了努力。在“九小岛事件”发生后，面对法国对我国岛礁提出领土主张的要求，“中华民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法国当局提出严正交涉，并由中华民国外交部、内政部、海军部等组成‘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于民国23年（1934年）至民国24年（1935年）专门审定了我国南海诸岛各个岛屿名称，编印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图》，明确绘制出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属中国版图的地图”[5]。《中国南海各岛屿图》作为一份官方海南界定地图，不仅表明了国民政府捍卫南海主权的决心，同时也为我国日后主张南海权益提供了科学依据。 鼓励发展海洋实业也是维护“海权”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各国的海洋之争，从本质上来看，更多的是为争夺海上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占有优势便利的国防战略路线。民国政府的领导人，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家也积极倡导“实业救国”的民生策略，允许商人成立实业团体开发利用南海诸岛的自然资源。其中，民国时期陈天赐编著的《西沙岛成案汇编》一书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商人何瑞年向国民政府内务部申请设立“广东琼崖西沙群岛实业无限公司”[6]，开发西沙群岛自然资源的经过。当时的国民政府内务部经过“咨陈政务会议察核”[7]，同意了何瑞年“拟承领西沙群岛大小岛屿15处，开办垦殖、渔业”的申请，并“咨行广东省长发给护照，先往查勘在案”。只是限于当时的条件，还未能确切地划定何瑞年的公司被允许开发南海诸岛资源的范围，但是当局对何瑞年公司开发海洋事业的态度确实十分支持的。这从当局政府对何瑞年申请的批复中可见一斑：“惟各岛名称现尚未定，面积尚未勘测明确；该商等应规划之堤渠疆理，亦尚未据绘图呈阅，未便发给承垦证书。仰候咨行广东省长，先行给予护照，俾便前往开办；并令崖县知事或委派专员，协同该商等克期前往确访各岛名称，并将地形、面积、土质各项详细勘测，绘具图说，报部查核。”[8]
何瑞年申请开发西沙群岛初期获得了当时政府的同意与支持，但是后期，何瑞年与日本人勾结，被指“何瑞年公司为日股所组织”[9]，在社会各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官民各界纷纷开始向政府主张要求停止何瑞年的公司继续开发西沙群岛的自然资源，议员李大勋、林超南等均在此列，内务部将调查情况交予广东省公署查办，最终注销了何瑞年的承办原案。
三、“海权”思想对应对当代我国南海问题的现实意义
“海权”的思想在20世纪初经由马汉系统提出之后，人们的视野开始由传统的陆地投向了海洋，无论是从军事战略部署还是从自然资源的勘探开发上来看，海洋都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国自清末以来已经有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开始意识到海洋对于国防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从林则徐、魏源到孙中山，从进步知识分子的倡议到国家政府的实践，前人对我国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理论主张和经验措施都值得我们倾注心思去研究，发掘出能推动我国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资源，因时制宜地利用好我国幅员辽阔的海上资源。
二战之后，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各国都在抓紧机遇发展自身，同时随着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人们的目光逐渐转向海洋。仅以南海诸岛为例，近年来，我国同周边的菲律宾、越南、日本等国家关于南海诸岛的纠纷不断，面对其他国家对我国南海岛屿权属提出的无理要求，以及渔业、矿产等资源纷争，我国政府、外交部门都采取严正的态度对待，据理力争我国的海上权益。总结过去发展南海的经验教训为今所用，无疑是我们继往开来迈向成功的必经之路。
经过一百多年来的发展，我国当前海洋意识已经被重新唤醒，走向海洋也是我们必然的抉择，主动掌握海上控制权，维护海洋主权是我国面对他国挑衅的基本态度。对于日本与我国钓鱼岛之间的纠纷，我国也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措施，中国海洋局网站方的消息称，2012年10月28日，中国海监50、15、26、49船编队继续在钓鱼岛我领海内维权巡航。海监编队对在我领海内发现的日方巡视船和其他船只连续进行喊话，申明我主权立场，责令日船立即离开我国领海，并对日方侵权行为进行监视取证。
除了海上军事防卫的加强，对于南海蕴含的丰富的自然资源，我们也应该积极采取措施进行开发利用。而在开发的主体上，民间的企业团体、科研机构也能够起到推动作用。对于这些社会上的资源力量若能通过经济政策、法规因势利导，无疑是南海开发队伍中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根据海南省地方政府部门的调查研究，当前南海诸岛及其周边海域蕴藏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例如曾母暗沙盆地的油气资源“面积为183240平方千米，石油储量丰富，已发现70个含气构造，探得以礁体为储集岩的气田13个，天然气储量为7075×108立方米。该气田范围属海南省管辖一部分，即北起南、北康暗沙，南到曾母暗沙的南、北康台地构造单位”[10]。又如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的珊瑚资源，经查明，这些群岛中“大部分岛礁均为珊瑚礁组成。其附近海域珊瑚种类多，分布面积广，包括造礁珊瑚12科、33属、113种和亚种，水珊瑚2属7种，笙珊瑚和苍珊瑚各1属1种”[11]。还有丰富的热带海洋渔业资源、矿产资源等，都有待于开发利用。政府当局也应该注重人才培养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将富饶的南海资源合理有效地运用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建设中来。
——————————
注 释：
①马汉“海权论”的代表作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海权的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以及《亚洲的问题》等，其中前三部著作被称之为“海权理论的三部曲”。
参考文献：
〔1〕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一·议守上[M].岳麓书社，2011.2.
〔2〕姚伯麟.战后太平洋问题[M].台湾文海出版社，1982.1.
〔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二）[M].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564.
〔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二）[M].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344.
〔5〕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海南省志（1）·建置志[J].南海出版公司，2006.22.
〔6〕〔7〕〔8〕〔9〕陈天赐.西沙岛成案汇编.南海诸岛三种[J].海南出版社，2004.38—39，44，44，59.
〔10〕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海南省志52·海洋志[J].南海出版公司，2006.96.
〔11〕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海南省志52·海洋志[J].南海出版公司，2006.99.
（责任编辑 王文江）
关键词：海权；南海争端；海洋意识
中图分类号：D8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3-0036-03
一、“海权”思想的缘起以及我国的继受与发展
（一）“海权”思想的提出
西方对于海洋的探索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西塞罗曾畅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这是早期人类对海洋文明探索的寄语。到了19世纪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逐渐向帝国主义过渡，纷纷开拓海外殖民地，美国著名的军事家、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海权论”，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发展以及海上殖民扩张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马汉的“海权论”思想集中体现在其所著论述中，①在美国不断展开对外殖民扩张的背景之下，马汉通过研究欧洲历史的发展，加之其自身的海军经历，提出了美国在争霸过程中所应采取的海上战略定位与部署，系统地分析了影响“海权”的六项因素，并从经济贸易的角度入手，分析海上运输与国家海防之间的互补关系，奠定了“海权论”的理论基础。
（二）“海权”思想的引入与发展
1.清末“海权”思想
我国在鸦片战争之前一直都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清朝更是实行“闭关锁国”的海防政策，直到鸦片战争的惨败，风雨飘摇的清廷被迫打开了国门。然而，西方列强的侵略令国内的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救亡图存之道，清王朝内部的洋务派从引进西方技术的层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但终究于甲午中日海战的惨败而告终。面对割地赔款的国殇，当时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引入西方的理论，力图经世救国，收复失地，捍卫国家主权，其中，面对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严复、魏源等人提出了要完善我国的海防战略部署。
清末“海权”思想的引进与发展，据学者考察，最先应该是由留日学生在国内创办杂志翻译马汉的“海权论”而开始，魏源、林则徐、严复等人也对此十分关注，并针对我国当时的情况，因时制宜地提出了“海权”的具体构想。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一项重要原则便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改变我国当时的落后情况。不同于马汉“海权论”中主动的海上战略部署，魏源根据我国当时遭受侵略的现状主张“以守为战”，即“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1]最后，无论是马汉还是严复、魏源等人都主张积极开展海上贸易，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
2.民国“海权”思想
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西方列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仅以南海为例，在20世纪初，日本、法国就借机侵占我国南海的自然资源及岛屿，典型的事例有1918年、1920年，日本拉萨磷矿股份有限公司在我国南沙群岛非法勘察磷矿资源；1933年法国占领我国太平岛、中业岛等九个珊瑚礁岛的“九小岛事件”。
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家，对于日益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提出了诸多设想，其中不乏有关于“海权”的种种主张：首要的就是要维护港口、岛屿的主权，抵制侵略，为了实现民族自立，建立强大的海军防御体系是必经之道。同时，孙中山先生还积极践行其所倡导的“民生主义”，并运用到“海权”思想中，提倡开发海洋资源，联系其“实业救国”的民生理念，发展实业造福国家。
孙中山在给姚伯麟所著的《战后太平洋问题》所做的序言中说道：“何谓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也。海权之竞争，自地中海而移入大西洋，今则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矣！……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2]足见其对于“海权”问题的重视。
二、“海权”思想在应对近代南海问题中的实践表征
我国海岸线绵长，海疆幅员辽阔，“海权”的实践主张也该因地制宜，因此东海、北海、南海等区域的海防战略要各有侧重。在此仅以民国时期南海周边的一些海上战略举措为视角，来分析当时的“海权”主张及实践措施，从历史的角度寻求能够为今所用的镜鉴之策。
孙中山曾言：“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3]足见“海权”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然而关于如何振兴“海权”，孙中山提出：“兴船政以扩海军，使民国海军与列强齐驱并驾，在世界称为一等强国。”[4]要振兴中华，收复失地，首先就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支撑。而在华南地区，1917年的“护法运动”中，国民政府的海军总长程璧光、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率“海圻”号等7艘舰船南下广州，与“海琛”号巡洋舰连同原驻粤2艘舰艇和后来抵粤的练习舰队之“肇和”号巡洋舰共11艘舰艇投奔孙中山革命政府，成为广州革命政府海军的中坚力量。
除了建设海军防卫外，对于列强侵占我国岛屿主权的行为，国民政府也从外交途径进行了努力。在“九小岛事件”发生后，面对法国对我国岛礁提出领土主张的要求，“中华民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法国当局提出严正交涉，并由中华民国外交部、内政部、海军部等组成‘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于民国23年（1934年）至民国24年（1935年）专门审定了我国南海诸岛各个岛屿名称，编印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图》，明确绘制出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属中国版图的地图”[5]。《中国南海各岛屿图》作为一份官方海南界定地图，不仅表明了国民政府捍卫南海主权的决心，同时也为我国日后主张南海权益提供了科学依据。 鼓励发展海洋实业也是维护“海权”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各国的海洋之争，从本质上来看，更多的是为争夺海上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占有优势便利的国防战略路线。民国政府的领导人，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家也积极倡导“实业救国”的民生策略，允许商人成立实业团体开发利用南海诸岛的自然资源。其中，民国时期陈天赐编著的《西沙岛成案汇编》一书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商人何瑞年向国民政府内务部申请设立“广东琼崖西沙群岛实业无限公司”[6]，开发西沙群岛自然资源的经过。当时的国民政府内务部经过“咨陈政务会议察核”[7]，同意了何瑞年“拟承领西沙群岛大小岛屿15处，开办垦殖、渔业”的申请，并“咨行广东省长发给护照，先往查勘在案”。只是限于当时的条件，还未能确切地划定何瑞年的公司被允许开发南海诸岛资源的范围，但是当局对何瑞年公司开发海洋事业的态度确实十分支持的。这从当局政府对何瑞年申请的批复中可见一斑：“惟各岛名称现尚未定，面积尚未勘测明确；该商等应规划之堤渠疆理，亦尚未据绘图呈阅，未便发给承垦证书。仰候咨行广东省长，先行给予护照，俾便前往开办；并令崖县知事或委派专员，协同该商等克期前往确访各岛名称，并将地形、面积、土质各项详细勘测，绘具图说，报部查核。”[8]
何瑞年申请开发西沙群岛初期获得了当时政府的同意与支持，但是后期，何瑞年与日本人勾结，被指“何瑞年公司为日股所组织”[9]，在社会各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官民各界纷纷开始向政府主张要求停止何瑞年的公司继续开发西沙群岛的自然资源，议员李大勋、林超南等均在此列，内务部将调查情况交予广东省公署查办，最终注销了何瑞年的承办原案。
三、“海权”思想对应对当代我国南海问题的现实意义
“海权”的思想在20世纪初经由马汉系统提出之后，人们的视野开始由传统的陆地投向了海洋，无论是从军事战略部署还是从自然资源的勘探开发上来看，海洋都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国自清末以来已经有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开始意识到海洋对于国防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从林则徐、魏源到孙中山，从进步知识分子的倡议到国家政府的实践，前人对我国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理论主张和经验措施都值得我们倾注心思去研究，发掘出能推动我国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资源，因时制宜地利用好我国幅员辽阔的海上资源。
二战之后，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各国都在抓紧机遇发展自身，同时随着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人们的目光逐渐转向海洋。仅以南海诸岛为例，近年来，我国同周边的菲律宾、越南、日本等国家关于南海诸岛的纠纷不断，面对其他国家对我国南海岛屿权属提出的无理要求，以及渔业、矿产等资源纷争，我国政府、外交部门都采取严正的态度对待，据理力争我国的海上权益。总结过去发展南海的经验教训为今所用，无疑是我们继往开来迈向成功的必经之路。
经过一百多年来的发展，我国当前海洋意识已经被重新唤醒，走向海洋也是我们必然的抉择，主动掌握海上控制权，维护海洋主权是我国面对他国挑衅的基本态度。对于日本与我国钓鱼岛之间的纠纷，我国也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措施，中国海洋局网站方的消息称，2012年10月28日，中国海监50、15、26、49船编队继续在钓鱼岛我领海内维权巡航。海监编队对在我领海内发现的日方巡视船和其他船只连续进行喊话，申明我主权立场，责令日船立即离开我国领海，并对日方侵权行为进行监视取证。
除了海上军事防卫的加强，对于南海蕴含的丰富的自然资源，我们也应该积极采取措施进行开发利用。而在开发的主体上，民间的企业团体、科研机构也能够起到推动作用。对于这些社会上的资源力量若能通过经济政策、法规因势利导，无疑是南海开发队伍中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根据海南省地方政府部门的调查研究，当前南海诸岛及其周边海域蕴藏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例如曾母暗沙盆地的油气资源“面积为183240平方千米，石油储量丰富，已发现70个含气构造，探得以礁体为储集岩的气田13个，天然气储量为7075×108立方米。该气田范围属海南省管辖一部分，即北起南、北康暗沙，南到曾母暗沙的南、北康台地构造单位”[10]。又如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的珊瑚资源，经查明，这些群岛中“大部分岛礁均为珊瑚礁组成。其附近海域珊瑚种类多，分布面积广，包括造礁珊瑚12科、33属、113种和亚种，水珊瑚2属7种，笙珊瑚和苍珊瑚各1属1种”[11]。还有丰富的热带海洋渔业资源、矿产资源等，都有待于开发利用。政府当局也应该注重人才培养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将富饶的南海资源合理有效地运用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建设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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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马汉“海权论”的代表作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海权的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以及《亚洲的问题》等，其中前三部著作被称之为“海权理论的三部曲”。
参考文献：
〔1〕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一·议守上[M].岳麓书社，2011.2.
〔2〕姚伯麟.战后太平洋问题[M].台湾文海出版社，1982.1.
〔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二）[M].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564.
〔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二）[M].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344.
〔5〕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海南省志（1）·建置志[J].南海出版公司，2006.22.
〔6〕〔7〕〔8〕〔9〕陈天赐.西沙岛成案汇编.南海诸岛三种[J].海南出版社，2004.38—39，44，44，59.
〔10〕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海南省志52·海洋志[J].南海出版公司，2006.96.
〔11〕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海南省志52·海洋志[J].南海出版公司，2006.99.
（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