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大传播》计划组织一批稿件，记录中国外文局各种出版物的业务经验，这是很好的设想，也就是继往开来吧。在谈到 《今日中国》的经验之前，先说三句话。第一句和第二句都是外宣老领导朱穆之同志的话。他说：“外宣工作是朝阳工作，前途无限，前景广阔。”他又说：“做宣传工作就要看对象，内宣和外宣不同就是对象不同嘛。当然，内宣和外宣有不少是相通的，这应该承认。 但是中国跟外国不一样嘛，中国人跟外国人不一样嘛，怎么可以在宣传上不分内外呢？”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应该由“内外有别”转变为“内外一体”。 提出这种说法的本意可能是好的，是希望提高内宣的宣传质量，但对外宣而言，会造成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因此，我们觉得重温朱穆之同志这两句话，对全体外宣工作者，特别对青年对外传播工作者来说，很有必要。第三句话是我们自己想说的：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纸质传媒仍将与电子和网络传媒并驾齐驱，两者将互补并存，认为纸质传媒将被淘汰的悲观论调是“杞人忧天”。当然，纸质传媒必然也会在原有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革新发展。
　　好了，说完这段开场白，回到正题上。
　　
　　周恩来指示创办《中国建设》
　　
　　今年适逢《今日中国》创刊五
　　十五周年，按照中国的传统，又到了五年一小庆的时候了。庆祝纪念，是为了发展，非为庆祝而庆祝，为纪念而纪念。《今日中国》，它的魅力在哪里？这使我们想起了曾任《今日中国》第一副总编的张彦同志在《中国的魅力与刊物的性格》一文中讲的一个故事。
　　1987年，当《中国建设》创刊35周年之际，《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出短文《一件小事》。“离开英国已经20多年”的作者严维明回忆说：在伦敦的一次英中友好招待会上，“一个40多岁、工人模样的英国人把我拉到一旁，悄悄解开他厚厚的外衣，接着又解开他的衬衣。我惊讶地看到，他在贴身内衣藏着一本英文版的《中国建设》杂志”。
　　“你爱看中国杂志？”
　　“常看。尤其爱看《中国建设》，它帮助我了解了中国的许多事情。”
　　“干嘛藏在内衣里？”
　　“老板看见要开除的。”
　　“你干嘛那样想了解中国？”
　　“因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勤劳勇敢，是个了不起的民族......”
　　
　　《今日中国》前改稿专家克艾文在纪念杂志创刊四十周年的文章里谈到了另一个情况。她在美国圣何塞一家图书馆的计算机里发现，《今日中国》历年来的文章已被储存在国际著名书刊的数据库中，而且这家图书馆还藏有几年前友好人士马林塔尔夫妇捐赠的他们所保存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套杂志。
　　就在我们撰写这篇文章时，又读到了最新一期《望》新闻周刊介绍新任卫生部部长陈竺的报道。报道说：
　　插队6年间，陈竺一直坚持与父亲通信，他将英文《中国建设》译成中文寄给父亲，再由父亲仔细修改后寄回来，悟性很高的陈竺通常经过一次修改就能掌握要领。出国深造时，他熟练的语言能力，就扎根于插队时与父母的“鸿雁传书”中。
　　一本刊物在外国读者的心中有如此的分量，甘冒被开除的风险去阅读，足见这本刊物在读者心中有着何等的地位！一本刊物在中国青年中，有如此影响力，竟成为他沟通中外文化、提高双语能力的“教科书”！这不禁让我们想起这本刊物艰辛的创业之路、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和走过的不平凡的历史轨迹。
　　說到《今日中国》的诞生，杂志社的元老陈翰笙和李伯悌生前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全面回顾了创刊全过程，现摘录其中的部分内容：
　　在旧中国，宋庆龄经常给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写信，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争取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全国解放后不久，周恩来总理便向宋庆龄建议，由她创办一本杂志，向国外报道新中国的情况。宋庆龄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亲自为这本杂志定名为《中国建设》。这个名字是有深刻意义的。因为，孙中山先生曾经办过一个叫《建设》的刊物。《中国建设》这个名字不仅标明这本杂志的主旨是报道新中国的建设，而且还借以纪念孙中山先生。
　　


　　用筚路蓝缕来形容当年创业之艰辛一点也不为过。中国建设杂志社草创阶段，办公室设在清朝一个公主住过的四合院里。编辑人员不多，除编辑部副主任外，只有李伯悌（后来当过副总编，又参与创办《中国日报》英文报纸）和一名叫杨世华的女资料员。她们两人常常带着资料到中山公园的长凳上写文章。编辑部设在北京，印刷则在上海进行。爱泼斯坦和夫人邱茉莉常常坐火车来回奔跑在京沪两地。
　　
　　宋庆龄身体力行，为杂志奠基
　　
　　宋庆龄真真切切是杂志的创办人。有人看了这句话可能会发笑，她是创办人还能有假？我们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她不像当今社会某些杂志或书籍的总编、主编，只挂名不干事。宋庆龄不但创办了这本刊物，而且一直关心杂志的发展、成长，把自己的心血倾注到这本杂志上。正是宋庆龄的身体力行，为杂志的成长奠定了基石。
　　1952年创刊号的封面是翻身后的农民喜洋洋地扛着农具奔向刚刚分得的土地。在这一期上，宋庆龄撰写了一篇题为《福利工作与世界和平》的文章。
　　从那以后，一直到她去世，几十年间，尽管国务繁忙，身体也老弱多病，但她仍为刊物撰写了30多篇文章。在百忙之中，她仔细阅读每一期杂志，常常为杂志的编辑方针和具体稿件，以及设计、图片、印刷质量提出指导性的意见。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担任国家许多重要职务的领导人，还自己动手做杂志的推广发行工作。爱泼斯坦写道：“她甚至亲自把杂志装在信封里寄给她国外的许多新老朋友，用她那优美的很有特色的手写字体写上地址。”
　　1962年，《中国建设》创刊十周年。在这喜庆的日子里，她不但和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与杂志社的同志们同庆并合影，而且亲自为杂志撰写了《真实报道的传统》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她回顾了杂志的诞生过程、与保卫中国同盟的渊源和它在十年间所做的工作。
　　宋庆龄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是，十年间，杂志“保持了真实报道的传统”。文章的结尾写道：“当第二个十年开始的时候，读者们无疑地可以期望：我们同过去一样，忠诚地为真理效劳。”
　　我们不妨套用这个句式，来表达我们的一种愿望：当杂志进入第五十六个年头的时候，读者们无疑地可以期望：我们同过去一样，忠诚地为真理服务。
　　宋庆龄在1951年8月30日举行的杂志筹备工作会议上，就为杂志定下了报道方针。她说，这本双月刊（创刊时为双月刊，1955年改为月刊—本文作者注）将重点报道中国社会、经济、文教、救济和福利方面的发展，以使国外最广泛的阶层了解中国建设的进展，以及人民为此所进行的努力。
　　这些指示性意见，今天仍有着很强的生命力，现在全社同人正继续为此而努力。
　　人才济济的编辑部
　　
　　杂志创办后得到国内外读者的好评。为什么杂志会如此受欢迎？这应该得益于有一个好的编辑部，编辑部里有一批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社会活动家和社会名流。当时，成立了一个由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编委会，他们当中有金仲华（编委会主任，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陈翰笙（著名的经济学家，曾在香港编辑英文《远东通讯》半月刊）、钱端升（政治学家）、李德全（卫生部长、冯玉祥将军夫人）、刘鸿生（著名实业家）、吴贻芳（教育和宗教界著名人士、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耀宗（基督教界领袖人物）、唐明照（后来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陈麟瑞（曾任复旦大学等大学教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全国人大代表，他们经常为杂志出主意，为杂志约稿，直至自己写稿。
　　除此之外，还有爱泼斯坦和他的妻子邱茉莉。几位于解放前就在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工作过的年轻人，如鲁平、林德彬和陈休征，也从上海来到北京。李伯悌，一位能直接用英文写稿的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解放前，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她的调入直接得益于周恩来的帮助。
　　


　　正是由这些人士组成的编辑部，引来了众多的蜚声海外的专家学者为杂志撰写稿件。杂志出版5年后，编选了一本选集，作者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人物，如经济学界的冀朝鼎和勇龙桂、科学界的李四光和竺可祯、戏剧界的梅兰芳、音乐界的贺绿汀、古生物学界的裴文中、考古学界的夏鼐、宗教界的赵朴初和丁光训，等等。
　　他们都是大学问家，他们的名字金光闪闪。难能可贵的是，编辑部不但约到了他们的稿件，而且他们所写稿件经过必要的编辑加工和外文处理，都很明白晓畅，一般读者都能读得懂。这不能不说是由于编辑部编辑约稿组稿水平之高。杂志的文章曾作为教材被外交学院等高校编进了英语课本。
　　当时的编辑部也非常重视培养自己的专业人才。创刊不久，从几所大学的英语系分来的一批毕业生，经过严格训练，都学有所成。一开始，他们就被派往全国各地进行采访，经受锻炼。陈翰笙老先生在《回忆杂志的诞生》一文曾这样记述了一位女大学生入门的情形：“一个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的小姑娘，到湖南边远农村去采访，没有人接待，只好把行李铺在没有人住的竹楼里住下（这种竹楼在当地是下面饲养牲畜或储存农具的场所，上面住人）。这个小姑娘的名字叫西门露莎。”后来，西门在新闻报道的多个领域都有所建树，与许多社会名流学者成为至交。恢复职称评定时，她第一批被评为高级记者。像西门这样的由“中建”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还有不少。
　　
　　从《中国建设》到《今日中国》
　　
　　开头已经说过，宋庆龄亲自把刊物的英文名字确定为“China Reconstructs”,英文的原意是“中国重建”，用中文表达作为刊名就成了“中国建设”。
　　这个刊名适合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那时，国家经历了长期的战争，百废待兴，一切都处于重建和恢复之中。所以，杂志在创刊号就开宗明义向读者申明：“正如《中国建设》的刊名表明，它将集中报道我们国家的重建和新的建设及我国人民生活的变化。”
　　早在1953年，当我们国家结束了经济恢复期，开始执行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宋庆龄本人就已经感到需要改用一个更加适合当时新形势的新刊名。当时杂志的编辑部曾经就改名的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但没有结果。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建设》的刊名在对外工作中遇到的不便，越来越明显。因此，更改刊名事一再被提起。
　　1989年10月号，杂志提前向读者预告，在《致读者》中，向读者解释了为什么要启用新刊名：“《今日中国》是一个朴实无华的好刊名，它在含义上没有局限性，因为每一个‘今天’也都包含着它的‘昨天’，同时也是进入‘明天’的开端。”
　　1990年1月号，杂志正式更名为《今日中国》，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了《中国建设》易名为 《今日中国》记者招待会。从此，这个响亮的名字就出现在我国对外传播的舞台上。
　　英文版《中国建设》创刊以后，杂志不断发展壮大，1955年，杂志由创刊时的双月刊改为月刊。1960年1月，西班牙文版创刊。1963年4月，法文版创刊。1964年3月，阿拉伯文版问世。1966年1月，俄文版出版（至1978年12月停刊）。1978年1月，德文版与读者见面，印刷版出至2000年12月停刊，网络版继续出版。进入80年代，相继增加了以下文版：1980年1月，葡萄牙文版创刊（1993年改出双月刊，至当年12月停刊）。1980年10月，中文版正式出刊。1983年1月，英文北美版在美国旧金山出版。至此，《今日中国》进入它的鼎盛时期，发行到世界150多个国家。以上各文版，除英文北美版外，创办人宋庆龄都一一目睹了它的诞生。
　　进入21世纪之后，《今日中国》又揭开了历史篇章中新的一页。2004年10月在埃及首都开罗、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分别建立了今日中国杂志社中东分社和拉美分社，阿文版和西班牙文版的策划、印刷和发行也随之前移到中东和拉美地区。
　　
　　几条值得牢记的经验或传家宝
　　
　　《今日中国》创刊以来，已经有55年的历史了。一本有多种文版的刊物有这样长的历史，恐怕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它的许多好的创造和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地去总结和研究。我们认为，以下7条经验，或者说是传家宝，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
　　第一，非官方色彩的办刊方针。在国际上，凡是由官方主办或有官方色彩的传媒尽管有权威性，但一般都不为受众所信任，即使是本国的官方传媒也如此，更不要说外国的了。不信任不等于不看(听)， 人们也看(听)，因为人们也要知道官方在说什么，怎么说的，但是持一种保留的态度和戒备的心理，因此，就传播效果而言，往往很不理想。
　　试看美国的国际传媒，是哪些在发挥着美国的软实力呢？美国的官方国际传媒如“美国之音”和美国新闻处（一度改名为国际交流署，后又改回）出版的多语种刊物《交流》等在国外传播，实际上的效果是有限的。美国的软实力体现在 《时代》、《新闻周刊》、《纽约时报》、CNN等以私营企业面目出现，而实际上与美国政府互为表里的所谓“主流传媒”上。《今日中国》从一开始就以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为创办人，以民间团体中国福利会为出版者，这样一种民间姿态为它在国际上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值得考虑的是，我们是否已经对此有了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利用。我们应当把孙中山和宋庆龄的旗帜举得更高，更加紧密地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和海内外各地的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等团体合作。
　　第二，充分运用社会力量。前面已经提到，《今日中国》创刊初期, 宋庆龄就邀请了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人士组成编委会。
　　从对外的观点来看，单就编委会这份名单就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和亲和力。与此相配合，刊物用很大的力量去发动和运用社会力量为刊物撰稿。这樣的稿件既有很高的质量，又为刊物提高了声誉，增强了传播效果。
　　这一好传统，近年来有越来越淡化的趋势。这当然有许多客观的因素，但从主观上看，是与办刊方针有联系的。社领导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将延揽不同领域独领风骚的人物，担任刊物的顾问，这是可喜的动向。
　　第三，领导亲自动手。宋庆龄从刊物创刊起到她去世为刊物撰写的30多篇稿件都是重大的主题。在她的表率作用下，社领导成员亲自带队开展采访组稿成了一个好传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前夕，爱泼斯坦带领两名记者采访了邓颖超大姐，就长征话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采访，分上中下三期发表，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新华文摘》作了转载。20世纪80年代，一位副总编带领数名文字、摄影记者转战京津两地，就自行车在中国的地位、自行车在日常生活的作用、自行车的生产与销售等作了采访，取得较好的宣传效果。
　　社领导亲自主持选题的策划，组织精兵强将去完成一组重大报道，创造了过去的辉煌业绩。例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动员了很大的力量，组织《人的一生》、《长征》、《北京人一天的生活》等系列报道。如《北京人一天的生活》，报道非常详尽，以更深人静、绝大数北京人还在梦中的时候，早班人忙碌的工作身影为开篇，报道的结尾则写灯火阑珊时仍在辛勤劳作的人们。这些报道，都在中外读者中间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第四，采编合一, 编译合作。《今日中国》的采编人员不是很多，所以不明确区分编辑、记者，编辑部的成员都是一身二任，在家是编辑，外出是记者。社里历来鼓励记者成为多面手，做到能采访、能写作，又能拍照。现在看来，采编不分，有其长处，也有其不足之处，不利于采编人员成为专家，即成为采访的高手，或编辑的大家。
　　社里还规定编辑、记者有责任向翻译人员说明稿件的主题、背景及有关情况，解释较为专业的知识，以消除翻译人员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麻烦。反之， 翻译人员也可以在同编辑、记者商讨后对中文稿作必要的加工。这样的编译协作，对于对外出版物来讲是不可或缺的。
　　第五，各文版设专稿，大同小异，以加强针对性。杂志社在只有单一文版时，没有通稿、专稿之分。后来，文版多了，除了发通稿外，各文版自定计划，自定专人负责采编或约稿，采编或约写只适合本文版读者需要的稿件以加强针对性，这就形成了各文版的专稿。
　　在当前推行本土化的情况下，这一做法有了更好发挥的条件。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不要把通稿与专稿对立起来，通稿自有它的作用，因为有些热点话题，是全人类共同关心的，并非只有某个国家或地区才关心，如环境保护、气候变暖、淡水资源，等等。
　　第六，重视推广发行和图书资料工作。宋庆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亲自给国外友人寄杂志，看读者来信，前面已经提到。
　　刊物除通过国图公司、邮局发行外，社里还自办发行，开展推广工作。实际发行量从1952年1月创刊时的每期1000份，增长到1986年1月的223 000份。
　　十分重视读者来信，每信必复，是《今日中国》的优良传统。据记录，仅1986年1~6月就收到读者来信3000余封。中文版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辟了《寻亲访友》专栏，先后收到来自中国内地、台湾、港澳和海外要求寻亲访友的来信3万余封，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1986年在北美地区进行了一次读者抽样调查，取得很好效果。这是我国对外传媒在国外第一次进行这样的科学调查，有些数据至今仍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图书资料工作原来也很受到重视，有专设的部门和专职的干部，并创立了一套切合实际的制度和方法，受到有关领导的表扬。后来撤销了图书资料室，实在可惜。
　　现在，虽说可各自在互联网上查找资料，但作为一个新闻出版单位有一个自己的图书资料室或资料库，看来还是有必要的。
　　第七，全社是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今日中国》1957年1月号为纪念创刊五周年用了一张漫画做封面，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全社40多人在一座四合院里忙碌愉快的生活，给人的印象不是一个机关或企业，而是更像一个大家庭。再看1962年创刊十周年时的一张集体照，不像通常那種场面（领导前排就座,大家后面分排站立），而是宋庆龄、周恩来、邓颖超、陈毅和社领导及大家聚在一起，或蹲或站，或举杯或微笑，亲如一家人。
　　宋庆龄几十年来一直是以一种伟大的母爱抚育这本刊物, 抚育全社同志。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相信今日中国杂志社的同志们一定会努力重建宋庆龄所营造的那种革命家庭的好传统，并把宋庆龄开创的伟业向前推进。这是对创刊五十五周年的最好纪念，也是对创办人宋庆龄最好的怀念！
　　 （本文图片由今日中国杂志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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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编：邓树林 谭 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