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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凤凰卫视的常客，某种程度上讲，他被自己的老朋友“涮”了；作为与范美忠进行辩论的辩手，他却是因为自己的“气涌如山”把自己给“打倒了”。但是，一次辩论的失态，是不是就该把他从一位理性的评论员，“贬损”为一个充当道德卫道士的伪君子？或许，他在公众面前一次表现的失败并不能埋没他骨子里潜藏的理性气质。
记者观察：你就觉得范美忠的这个问题不需要辩论？
郭松民：我认为这个问题不需要辩论，当时太大意了。但是，我又被引入这场辩论之中，对观点的阐述却又没有能够充分展开。不过，该表明的观点，我实际上也说了。
接下来我想说一下，我和范美忠的分歧究竟在什么地方。
我在节目中反复强调，这是“底线”。实际上，范美忠一开始就想把我托得很高，他说“郭先生是这么一位具有崇高道德的人”，我说你不要把我托得很高，好让我上去就下不来。虽然我的表述不是很清楚，但我的思路是清楚的，我认为在社会道德方面，要“严于律己，宽以责人”，尤其是比较高的道德标准，只能提倡和鼓励，我们不能强制别人，别人做不到，你也不好太指责他。
但是，范美忠根本不是这种情况。他是正在上课的老师，地震来了，他说了一声“同学们不要慌”，自己却先跑掉了。后来，他后来在自己的博客中解释说，他“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
在这里，他就偷换了一个概念，把一个底线的道德偷换成了一个高尚的道德。因为在这一时刻，你作为一个老师，并没有任何人要求你去救别人，比如去救其他正在上课的老师，或者救你的校长，或者到街上去救一个和你不相干的人，实际上，你面对的是自己的学生，照看好你的学生安全，是你作为老师的责任，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任何一个老师，你既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就等于接受了这份责任。
记者观察：范美忠说自己当时的反应是出于一种本能。
郭松民：本能不单是逃跑，很多老师本能的反应是保护学生。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承认本能也有高尚和卑下之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想要说明的是，我主要谴责的还不是他的逃跑行为。
首先，你接受教师这个职务，就应该尽职，包括保障学生的安全，这个要求是无条件的，也许这个要求没有写到合同里，但这一要求是被一种不成文法或自然法的要求所规定，是大家所共同承认的。当然，无条件的要求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做得绝对完美，因为有很多情况是我们所无法预料的，像大地震、火灾，或者其他突然降临的紧急情况等，同时，我们也承认人性是有弱点的。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你可能做得不够好，甚至在地震发生时率先逃跑，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宽恕的。
但是，宽恕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在你在惊魂已定，危险已经过去的时候，反思自己的行为，你要承认你的逃跑行为或其他失职行为是错误的、可耻的行为，最低限度，你要承认在危险来临的那一刻，自己没有把学生的安全排在自己的安全之前是错的。
然而，范美忠的问题在于，他非但不认为自己的这种做法是错的，还把这种行为解释为是捍卫自己的自由和权利、捍卫真理的一种做法。这就是非常可耻的，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地方。因为此例一开，每个人都不难找到一个个人理由放弃自己的责任，社会就会变得充满了不确定性。
也有人问我，如果当时你处于范美忠的位置，你自己能不能做得很好？坦率地说，我不敢百分之百地肯定我一定能做得很好。但是，假如我也逃跑了，那么跑到操场以后，冷静下来想一想，我一定会非常鄙视我自己，认为自己当了可耻的逃兵。我会请求学生、家长和其他老师原谅我，我会承认我犯了一个大错误，而绝不会像范美忠这样，把可耻的行为说成是一种勇敢的行为。
有人说范美忠至少是一个诚实的人，这是大错特错。范美忠如果是诚实的，他就会承认自己的无耻的。他不敢面对自己的无耻形象，不敢承认这一现实，于是就找了很多理由来为自己开脱，这是一种十分虚伪的行为。
这就是我和范美忠的最大分歧。
记者观察：但是，有人说你是道德卫道士，是道德伪君子。
郭松民：如果我拿一个自己也做不到的标准去要求别人，那我就是伪君子；但是，我对范美忠提出的要求只有两点：第一，你要尽职；第二，在紧急情况下，出于人性的弱点，你没有尽职，你应该承认这是一种错误。这两点，我完全可以用来要求我自己，而且，我也可以向任何一个成年的公民提出这两点要求。所以“伪君子”的帽子我是不能接受的。
记者观察：在节目中，你的情绪很激动。你是不是在知道范美忠这件事的时候，就已经在带着一种情绪？
郭松民：是的。我在自己的博客里写过一篇文章，提出“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一再成为问题，这就足以让人气涌如山”。
范美忠现象并不是孤立的，近年来一再出现挑战道德底线的人和事，甚至连要不要爱国都成了一问题，“范美忠现象”只不过是最新的一个例子罢了。因此在范美忠问题上，我确实是想借这个话题一抒积郁。
我认为道德底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阶梯。人类从蒙昧时代走来，从野蛮时代走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从混沌到开化，逐渐知道了哪些事情是该做的，哪些事情是不该做的，然后这个共识就成为一个底线，人类就以这个为基础上继续前进，然后再形成一个新的底线……人类就是沿着这么一个不断提升的底线，从野蛮走向文明、从不道德走向道德、从动物走向人，并逐步进入到一个高品质的社会。
但是，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人们又回过头来讨论底线。本来已经是底线，已经是被超越的东西，又被以各种名目拿出来讨论，而且，一些掌控着话语权的主流媒体和精英阶层往往还振振有辞，破坏底线的结果，只能是社会倒退而绝不可能是社会进步，所以，这就成了一个非常令人气愤的问题。
记者观察：一个不该是问题的问题，还被拿出来激烈讨论。并且，现在的“风向”还发生了变化，针对这种现象，你怎么理解？
郭松民：怎么理解网友这样一种态度呢？首先，考虑这个问题不能离开我国历史的大背景。30年以前的一个时期，主要是在“文革”后期，衡量一个人如何，主要是看你的道德和政治觉悟。我觉得把道德作为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本身没有错，但是，强行把一种少数人才能做到的高标准道德要求全社会都做到，而且要求得过急、过高，这就导致了普遍的虚伪——一些人的道德本来没有那么高，但是，他假装有那么高，并通过这种假装获得了很多好处。
“文革”后期，这种状况达到了一个极致，结果“文革”一结束就出现了一个“反动”，就像一个钟摆一样，从最左边“啪”的一下又摆到最右边——如果一个人敢于拿道德来批评别人，敢于提出一个更高的道德标准，那么，这个人就一定是伪君子。
我这里说的这个“反动”，并不含褒贬，只说明是一种相反。一个人只能说“我是个小人”，只有这样，人们才会说他是个诚实的人，任何人都不敢再用道德来批评别人，我觉得这种状况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背景。
我在电视上，对范美忠进行强烈的严厉的批评，这可能让一些人产生怀疑——你是不是在用过高的道德标准要求人？你会不会是一个伪君子？而我当时在极度愤怒下，也没有像刚才那样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再加上电视台刻意追求激烈冲突的的剪辑效果，所以，才会导致这么一种风向的变化。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反对原来的假道德，就一定要走向真小人。难道我们只能在“真小人”和“伪君子”之间进行选择吗？我原来曾经写写过一篇文章，提出在真小人和伪君子之间，还有一个真君子。我们都要努力做真君子。
记者观察：还有一句话“存在就是合理”。既然“范美忠现象”存在着，还有许多人在支持他，这种“存在”的土壤应该是什么呢？
郭松民：除了以上我提到的历史原因造成的心理背景，还有一个原因是近30年来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
自由主义思潮非常强调个人的权利。新自由主义者比较推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这个理论强调“一个人只须追求个人利益就会自动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很多人忽视了亚当·斯密的另外一本书《道德情操论》。斯密在做前一个论断的时候，他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的时候，不能违反道德——只有在尊重道德的情况下追求个人利益，才会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否则就只会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小化。
以食品为例，我生产食品，肯定不是免费让你吃，而是为了赚钱，我们在市场上进行了交易以后，我赚到了钱，你得到了可口的食物，结果就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但是，要获得这个结果，就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作为生产者，一定要遵守道德和法律，我不用假冒伪劣的原料，你作为消费者，要不使用假币，否则的话，我们交易的结果，一定是社会利益的最小化。
尊重道德这个前提，亚当·斯密认为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西方有基督教背景。而到了中国，这个前提就被忽略了，很多人反而觉得道德成了对个人自由的一种束缚，结果导致大家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无所不用其极。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对范美忠进行强烈的谴责，有人便认为我是在损害别人的自由，然后作出了强烈反应。
记者观察：你在辩论的时候，用了一些敏感的字眼，现在有很多人在攻击你这个问题，当时，你考虑过后果没有？
郭松民：首先，我要承认骂人是不好的，但也想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点辨析。
什么是骂人？骂人就是对一个人的人格做一种否定性的评价，或者是一种贬损性的评价。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应该否定一个人的人格，我们应该承认人和人之间的人格是平等的。
人都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我们要否定一个人的自然属性是很难的。对于社会属性，我们就要做一点分析。一个人的人格是否和我们平等，这取决于他是否遵循了这个社会的底线，如果他遵循了这个底线，我们就不应该否定他的人格，如果他没有遵循这个底线，我们就不能承认他的人格和我们是平等的。
范美忠突破了这个社会的底线。我们说社会的底线是尽职，但他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事后他也不认为应该尽职，而且还把不尽职说成是完全正确的——这就突破了底线，我们就可以对他的人格做一个否定性的判断。
记者观察：最后，针对这个节目本身，以及你和范美忠之间的过招，你自己还有什么最想说明的地方没有？
郭松民：我想强调一下当时我为什么粗暴地打断校长的连线。像范美忠这样的逃跑行径以及他后来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实际上已经使他处于不能继续被信任的状态，在他通过事实来证明自己可以为学生们的安全承担起责任之前，学校不能再粗心大意地再把学生交给他，否则就是不负责任的。而范美忠的行为会给孩子们树立一个什么样的榜样，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校长在连线中的发言，明显地是在偏袒范美忠，这就让我怒不可遏，为一个缺乏基本是非感的校长而愤怒。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是一所私立学校，校长很可能同时就是这个学校的老板，我才恍然大悟：这是商人办学，而不是教育家在办学。他之持这样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而我之愤怒也就是多余的。
也许我一开始的判断是对的，我不该参与这么一个辩论。正是我的参与，把这么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问题了。像这种情况，他挑衅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如果全社会都不去理睬他，都鄙视他，这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了。
采访将要结束时，郭松民提出想通过《记者观察》澄清网上对其个人生活的一些谣言。他说，网上有人发帖说他如何富裕，捐款却如何吝啬等等，其实全是谣言。别的不提，单以“私家车”来说，他唯一的“私家车”就是一辆“永久”牌自行车。
记者观察：你就觉得范美忠的这个问题不需要辩论？
郭松民：我认为这个问题不需要辩论，当时太大意了。但是，我又被引入这场辩论之中，对观点的阐述却又没有能够充分展开。不过，该表明的观点，我实际上也说了。
接下来我想说一下，我和范美忠的分歧究竟在什么地方。
我在节目中反复强调，这是“底线”。实际上，范美忠一开始就想把我托得很高，他说“郭先生是这么一位具有崇高道德的人”，我说你不要把我托得很高，好让我上去就下不来。虽然我的表述不是很清楚，但我的思路是清楚的，我认为在社会道德方面，要“严于律己，宽以责人”，尤其是比较高的道德标准，只能提倡和鼓励，我们不能强制别人，别人做不到，你也不好太指责他。
但是，范美忠根本不是这种情况。他是正在上课的老师，地震来了，他说了一声“同学们不要慌”，自己却先跑掉了。后来，他后来在自己的博客中解释说，他“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
在这里，他就偷换了一个概念，把一个底线的道德偷换成了一个高尚的道德。因为在这一时刻，你作为一个老师，并没有任何人要求你去救别人，比如去救其他正在上课的老师，或者救你的校长，或者到街上去救一个和你不相干的人，实际上，你面对的是自己的学生，照看好你的学生安全，是你作为老师的责任，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任何一个老师，你既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就等于接受了这份责任。
记者观察：范美忠说自己当时的反应是出于一种本能。
郭松民：本能不单是逃跑，很多老师本能的反应是保护学生。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承认本能也有高尚和卑下之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想要说明的是，我主要谴责的还不是他的逃跑行为。
首先，你接受教师这个职务，就应该尽职，包括保障学生的安全，这个要求是无条件的，也许这个要求没有写到合同里，但这一要求是被一种不成文法或自然法的要求所规定，是大家所共同承认的。当然，无条件的要求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做得绝对完美，因为有很多情况是我们所无法预料的，像大地震、火灾，或者其他突然降临的紧急情况等，同时，我们也承认人性是有弱点的。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你可能做得不够好，甚至在地震发生时率先逃跑，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宽恕的。
但是，宽恕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在你在惊魂已定，危险已经过去的时候，反思自己的行为，你要承认你的逃跑行为或其他失职行为是错误的、可耻的行为，最低限度，你要承认在危险来临的那一刻，自己没有把学生的安全排在自己的安全之前是错的。
然而，范美忠的问题在于，他非但不认为自己的这种做法是错的，还把这种行为解释为是捍卫自己的自由和权利、捍卫真理的一种做法。这就是非常可耻的，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地方。因为此例一开，每个人都不难找到一个个人理由放弃自己的责任，社会就会变得充满了不确定性。
也有人问我，如果当时你处于范美忠的位置，你自己能不能做得很好？坦率地说，我不敢百分之百地肯定我一定能做得很好。但是，假如我也逃跑了，那么跑到操场以后，冷静下来想一想，我一定会非常鄙视我自己，认为自己当了可耻的逃兵。我会请求学生、家长和其他老师原谅我，我会承认我犯了一个大错误，而绝不会像范美忠这样，把可耻的行为说成是一种勇敢的行为。
有人说范美忠至少是一个诚实的人，这是大错特错。范美忠如果是诚实的，他就会承认自己的无耻的。他不敢面对自己的无耻形象，不敢承认这一现实，于是就找了很多理由来为自己开脱，这是一种十分虚伪的行为。
这就是我和范美忠的最大分歧。
记者观察：但是，有人说你是道德卫道士，是道德伪君子。
郭松民：如果我拿一个自己也做不到的标准去要求别人，那我就是伪君子；但是，我对范美忠提出的要求只有两点：第一，你要尽职；第二，在紧急情况下，出于人性的弱点，你没有尽职，你应该承认这是一种错误。这两点，我完全可以用来要求我自己，而且，我也可以向任何一个成年的公民提出这两点要求。所以“伪君子”的帽子我是不能接受的。
记者观察：在节目中，你的情绪很激动。你是不是在知道范美忠这件事的时候，就已经在带着一种情绪？
郭松民：是的。我在自己的博客里写过一篇文章，提出“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一再成为问题，这就足以让人气涌如山”。
范美忠现象并不是孤立的，近年来一再出现挑战道德底线的人和事，甚至连要不要爱国都成了一问题，“范美忠现象”只不过是最新的一个例子罢了。因此在范美忠问题上，我确实是想借这个话题一抒积郁。
我认为道德底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阶梯。人类从蒙昧时代走来，从野蛮时代走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从混沌到开化，逐渐知道了哪些事情是该做的，哪些事情是不该做的，然后这个共识就成为一个底线，人类就以这个为基础上继续前进，然后再形成一个新的底线……人类就是沿着这么一个不断提升的底线，从野蛮走向文明、从不道德走向道德、从动物走向人，并逐步进入到一个高品质的社会。
但是，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人们又回过头来讨论底线。本来已经是底线，已经是被超越的东西，又被以各种名目拿出来讨论，而且，一些掌控着话语权的主流媒体和精英阶层往往还振振有辞，破坏底线的结果，只能是社会倒退而绝不可能是社会进步，所以，这就成了一个非常令人气愤的问题。
记者观察：一个不该是问题的问题，还被拿出来激烈讨论。并且，现在的“风向”还发生了变化，针对这种现象，你怎么理解？
郭松民：怎么理解网友这样一种态度呢？首先，考虑这个问题不能离开我国历史的大背景。30年以前的一个时期，主要是在“文革”后期，衡量一个人如何，主要是看你的道德和政治觉悟。我觉得把道德作为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本身没有错，但是，强行把一种少数人才能做到的高标准道德要求全社会都做到，而且要求得过急、过高，这就导致了普遍的虚伪——一些人的道德本来没有那么高，但是，他假装有那么高，并通过这种假装获得了很多好处。
“文革”后期，这种状况达到了一个极致，结果“文革”一结束就出现了一个“反动”，就像一个钟摆一样，从最左边“啪”的一下又摆到最右边——如果一个人敢于拿道德来批评别人，敢于提出一个更高的道德标准，那么，这个人就一定是伪君子。
我这里说的这个“反动”，并不含褒贬，只说明是一种相反。一个人只能说“我是个小人”，只有这样，人们才会说他是个诚实的人，任何人都不敢再用道德来批评别人，我觉得这种状况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背景。
我在电视上，对范美忠进行强烈的严厉的批评，这可能让一些人产生怀疑——你是不是在用过高的道德标准要求人？你会不会是一个伪君子？而我当时在极度愤怒下，也没有像刚才那样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再加上电视台刻意追求激烈冲突的的剪辑效果，所以，才会导致这么一种风向的变化。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反对原来的假道德，就一定要走向真小人。难道我们只能在“真小人”和“伪君子”之间进行选择吗？我原来曾经写写过一篇文章，提出在真小人和伪君子之间，还有一个真君子。我们都要努力做真君子。
记者观察：还有一句话“存在就是合理”。既然“范美忠现象”存在着，还有许多人在支持他，这种“存在”的土壤应该是什么呢？
郭松民：除了以上我提到的历史原因造成的心理背景，还有一个原因是近30年来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
自由主义思潮非常强调个人的权利。新自由主义者比较推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这个理论强调“一个人只须追求个人利益就会自动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很多人忽视了亚当·斯密的另外一本书《道德情操论》。斯密在做前一个论断的时候，他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的时候，不能违反道德——只有在尊重道德的情况下追求个人利益，才会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否则就只会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小化。
以食品为例，我生产食品，肯定不是免费让你吃，而是为了赚钱，我们在市场上进行了交易以后，我赚到了钱，你得到了可口的食物，结果就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但是，要获得这个结果，就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作为生产者，一定要遵守道德和法律，我不用假冒伪劣的原料，你作为消费者，要不使用假币，否则的话，我们交易的结果，一定是社会利益的最小化。
尊重道德这个前提，亚当·斯密认为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西方有基督教背景。而到了中国，这个前提就被忽略了，很多人反而觉得道德成了对个人自由的一种束缚，结果导致大家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无所不用其极。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对范美忠进行强烈的谴责，有人便认为我是在损害别人的自由，然后作出了强烈反应。
记者观察：你在辩论的时候，用了一些敏感的字眼，现在有很多人在攻击你这个问题，当时，你考虑过后果没有？
郭松民：首先，我要承认骂人是不好的，但也想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点辨析。
什么是骂人？骂人就是对一个人的人格做一种否定性的评价，或者是一种贬损性的评价。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应该否定一个人的人格，我们应该承认人和人之间的人格是平等的。
人都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我们要否定一个人的自然属性是很难的。对于社会属性，我们就要做一点分析。一个人的人格是否和我们平等，这取决于他是否遵循了这个社会的底线，如果他遵循了这个底线，我们就不应该否定他的人格，如果他没有遵循这个底线，我们就不能承认他的人格和我们是平等的。
范美忠突破了这个社会的底线。我们说社会的底线是尽职，但他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事后他也不认为应该尽职，而且还把不尽职说成是完全正确的——这就突破了底线，我们就可以对他的人格做一个否定性的判断。
记者观察：最后，针对这个节目本身，以及你和范美忠之间的过招，你自己还有什么最想说明的地方没有？
郭松民：我想强调一下当时我为什么粗暴地打断校长的连线。像范美忠这样的逃跑行径以及他后来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实际上已经使他处于不能继续被信任的状态，在他通过事实来证明自己可以为学生们的安全承担起责任之前，学校不能再粗心大意地再把学生交给他，否则就是不负责任的。而范美忠的行为会给孩子们树立一个什么样的榜样，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校长在连线中的发言，明显地是在偏袒范美忠，这就让我怒不可遏，为一个缺乏基本是非感的校长而愤怒。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是一所私立学校，校长很可能同时就是这个学校的老板，我才恍然大悟：这是商人办学，而不是教育家在办学。他之持这样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而我之愤怒也就是多余的。
也许我一开始的判断是对的，我不该参与这么一个辩论。正是我的参与，把这么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问题了。像这种情况，他挑衅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如果全社会都不去理睬他，都鄙视他，这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了。
采访将要结束时，郭松民提出想通过《记者观察》澄清网上对其个人生活的一些谣言。他说，网上有人发帖说他如何富裕，捐款却如何吝啬等等，其实全是谣言。别的不提，单以“私家车”来说，他唯一的“私家车”就是一辆“永久”牌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