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四选文《廉颇蔺相如列传》节选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完璧归赵”“将相和”和“渑池会”的故事。长期以来，在传统语文讲读课和各种教学参考资料中，对选文主人公之一的廉颇的解读大体上是正面的“忠耿”形象：有勇有谋、忠于国家、敢于改错、直率耿介。但其实回到《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文本进行细读、细究，我们会得到一个“新”的廉颇形象——与普遍认知里廉颇“忠耿”的脸谱化形象大相径庭。
　　廉颇“忠耿”这种解读在语文教学中成为主流，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其一是“负荆请罪”作为一个褒义成语在民间广泛地被接受。“负荆请罪”是一个褒义词，成语释义向大众传递了廉颇“勇于改错”、“光明磊落”的正面形象，这也是他最经典、最广为人知的形象，久而久之廉颇成为了“脸谱化”人物，大众也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和思维盲点：一说起廉颇，就只想起他“负荆请罪”的光辉形象，对于背后故事的真假曲直，则缺少怀疑和探究精神。这种具有社会普遍性的解读经由语文教参、语文教师进入语文课堂，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成为语文教学中的主流。
　　其二是教材选文的影响。这也是使得廉颇“忠耿”形象深入人心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这个故事最早进入语文教材是人教版小学五年级课文《将相和》，此课文其实是高中课文的不太完美的“白话译文”——两篇课文选取《史记·廉颇蔺相如传》的内容是相同的，中心故事是“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与“负荆请罪”。虽然讲的是同一个故事，区别只在于“白话文”和“文言文”，但这就从文本上给师生对廉颇形象的全面解读造成了一定阻碍。因为《史记》秉承中国史传文学“春秋笔法”、“微言大义”的传统，文言文的某一个字、某一个词、某一句话的使用或许就隐含了司马迁真正的心志观点和情感倾向，但译者未必真正领会了太史公的深意；即使领会了，译成现代白话文之后也未必将此中的深意传达出来了。这里举个典型例子加以说明：赵王赴渑池之会前廉颇送行这一情节，小学“白话文”课文和高中文言文课文如下：
　　小学课文：“蔺相如认为对秦王不能示弱，还是去的好，赵王才决定动身，让蔺相如随行。大将军廉颇带着军队送他们到边界上，作好了抵御秦兵的准备。”
　　高中课文：“廉颇蔺相如计曰：‘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遂行。相如从。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在此处编者通过“白话文”文本向小学师生呈现出来的廉颇形象是比较“苍白”的——删去了廉颇送行时语言，同时也抹去了他的语言所折射出来的内心想法。所以，先学小学的“白话文”版，就形成了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待学高中原文版的时候思维已经固化，对廉颇的形象自然也就不会多加解读了。最重要的是，小学课文还删去了（或者说没有意识到、译文没有表达出来）最能体现“春秋笔法”、“微言大义”的一个字——“诀”。值得注意的是，高中课本对“诀”字有专门注释：“[诀]告别，有准备不再相见的意味”。在这里，“诀”是有特殊意义的，它配合着廉颇的送行词，折射出了一个这样的形象：他并非绝对忠诚，对自己君王寡情、甚至是无情而冷酷的；他也并非是粗莽无脑的武夫，他颇有城府且非常果敢。试问，若是一个对自己的君王怀有深切真挚的忠诚情感的臣子，怎么会在危急关头以毫无婉转、近乎冷酷的口吻，当着即将以身赴险的自家君王的面表示“您这一去，我也准备好了跟您不再相见，您死了不要紧，最后关头千万要记得让太子做皇帝，不然我们很难办”这个意思？而且，作为一名杰出武将，他“掐准时机”的果敢也让人印象深刻——“来回三十日的期限大约刚够，三十日后您还不回来，就当您驾崩了，第一时间断了秦国的企图，我们赵国不能因此贻误国事”——他似乎认定了赵惠文王这一去肯定回不来了。其实类似于这种君主临难或者国难当头的情况，历史上并不鲜见，却鲜有以“忠臣良将”名于当世的臣属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国君的。相比之下，以“忠诚”名垂青史的屈原和诸葛亮才是真正担得起“忠”这个字，君王在他们心中，是君王，也是朋友、甚至是亲人——所以《楚辞》和《出师表》字字含情、句句泣血，隔了千年的时光仍然感人至深。反过来，即使是下位者即将赴死，有德的上位者也讲求仁义——燕太子丹贵为一国太子，他为一介草民荆轲送行也做足了排场，亲自屈尊、浩浩荡荡、易水诀别、白衣相送，也才得荆轲决心刺秦。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想：廉颇得司马迁一句“赵之良将”，仅是他的确是当时赵国最杰出的武将的客观评价？在战乱频繁的战国时代，多胜少败的战功也是他得以成为“上将军”的最根本原因。但是此“良”非彼“良”也，至少我们可以说，他并非中国历史中一般意义上的“忠臣”。
　　说廉颇非“忠”还有别的证据，这需要跳出限于篇幅、基于一定价值观目的的教材选文，将视野放大到《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全篇。除了“负荆请罪”之外，仔细研读全篇提及廉颇的其他片段，笔者得到了这些思考：
　　一是廉颇并非“忠臣”，实是战国时代的“趋利者”、“唯私者”。他不像楚之于屈原、蜀之于孔明，甚至不像当时与他共为国之肱股的蔺相如一生只为赵国竭尽心力。他其实更像是在战国时代的“私人雇佣兵”：有实力——“赵之良将”，适应战国时代的社会需要；趋利、唯私，哪里有高位厚禄就去哪里——历转赵、魏、楚三国。这里也许有人质疑：廉颇是在赵国“怀才不遇”才出走魏、楚的。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笔者认为不是。他第一次离开赵国，是因为“积怨已久”最后“被逼出走”的。这里也许还隐藏着复杂的无能却想制衡的赵惠文王和凭实力有恃无恐的大臣廉颇之间的博弈。在赵惠文王时代，廉颇位至上将军，凡国家大事必与之相商，久而久之上位者之心逐渐膨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典型体现就是他敢于公开质疑自己的君主拜蔺相如为上卿、位居其右的决定，而且言辞极为难听，连宾客都不能忍，向蔺相如抱怨“廉君宣恶言”、“请辞去”——他辱骂蔺相如，其实是在向任命蔺相如的、且不得不倚重他的赵王示威。至于后来“负荆请罪”，笔者也认为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出于他“勇于认错”的精神，而是蔺相如在公开场合展现出了自己的“大度”和“明理”，有了这样的对比，廉颇是迫于面子才被逼着以一种很显眼的形式去请罪的——理由是他在负荆请罪时将场面搞得很大，不但“肉袒负荆”，而且“因宾客”——《史记》的“微言大义”，即通过宾客引导去向蔺相如请罪的。他搞大排场，一是想让众人看到自己在气度上也并不输蔺相如，二是也想让赵王知晓此事。此则“一怨”。由此我们也可猜想，赵惠文王拜蔺相如为上卿且位高于廉颇，其实也是有心制衡，毕竟自己作为一国之君以身犯险赴渑池会时，廉颇的态度是寡情甚至是冷酷的“诀”，君王尊严是受到轻慢的。“二怨”则是赵奢上位。秦伐韩时，赵惠文王否决了廉颇和乐乘的“不救”韩国的意见，采纳了赵奢“救之”的意见，并且赵奢用胜利证明了自己的正确判断和军事才能。此战之后，“赵奢于是与廉颇、蔺相如同位”。“三怨”则是赵括取代了自己的将军之位。“四怨”则是赵悼襄王以乐乘取代了自己。如果说赵括可以忍受，那么在赵括失败后自己又重新“破燕”救赵、成为了“信平君”、“假相国”、到达了荣耀顶峰之后，赵悼襄王又让乐乘取代了自己，这就孰不可忍了。于是，长久的积怨到达了峰值——“廉颇怒，攻乐乘，乐乘走。廉颇遂奔魏之大梁。”所以，廉颇本质上是一个“趋利者”、“唯私者”，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能容忍他人分羹而食，国家观念淡漠，在权衡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时，他的境界是不能与蔺相如相提并论的——当赵王派使者去考察他能否再为赵国所用时，无法忍受在魏国落魄的他当面吃了一斗米、十斤肉，然后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他此时考虑的不是自己的故国，还是他自己的利益，已经是赤裸裸的“私人雇佣兵”形象了。所以，太史公还是颇具慧眼的，此列传最后的“太史公曰”独独褒扬蔺相如一人，实在自有深意。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司马迁还记了这样的一笔：长平之战，廉颇“失势之时，故客尽去”；破燕之后，“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觉得世态炎凉，斥责门客，门客却非常直白地说：“我们与你就是交易关系，你有权势我们当然拥戴你，你无权势我们自然也要另谋高处，这本就是常理，你有什么好抱怨的呢！”这当然不是司马迁的闲来之笔，在此处提及，其实暗含了作者对廉颇的态度。廉颇的“不忠”也付出了代价，魏国“不信用”；等他蹉跎到了楚国，已然“廉颇老矣”，再无战功，卒于楚国异乡。但我们说廉颇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符合司马迁理想和儒家标准的“忠臣”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客观看待春秋战国时代的追逐名利的风气，廉颇本质上同许多纵横家一样。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另外，廉颇也并非“耿介直率”，实是“颇有城府”、“气焰嚣张”。有杰出将才的廉颇是真正的国之栋梁，他在赵国期间，但凡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事，赵王都必“召问”他——这也就是他“气焰嚣张”的底气和根源。许多人认为这其实是廉颇“耿介”的个性表现，但笔者认为恰恰相反，廉颇其实不是一般的粗豪莽夫，他颇有城府；而他的“嚣张”就是真的恃功张狂，也并非“直率”。具体原因笔者在上文已经阐述过，这是他和赵王复杂的君臣博弈，此处不再赘言。
　　历史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其扑朔迷离、耐人寻味，尤其是《史记》这样的经典史传。回到具体的语文教学，对于《廉颇蔺相如列传》这样的经典且重点的高中文言文篇目，教师如果能够带着质疑精神去仔细研读文本，也许就能推翻固有认知，获得新的解读，从而为创造具有质疑精神和批判思维的语文讲读课打好基础。同时，新颖且有趣的解读也有助于唤起学生对《史記》的阅读兴趣，有利于语文教育从教材文本、教学课堂出发延伸到课外阅读、自主学习，对学生的语文学习将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