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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古至今,人性的研究一直受到中外哲学家的高度重视,从人性出发建立了各种哲学理论体系。工业社会以来,管理学界将人性理论用于管理实践之中,根据不同的人性假设,提出了各种管理理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人性也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总地来说,还不够完善。要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必须把人性的研究作为一个切入点。
【关键词】人性;以人为本;理论渊源;人的需要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全面系统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将“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科学发展观是为了每一个人,为了一切人,是要促进每一个人的发展,让每一个人,特别是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人,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成果。我们要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以人为本”,就必须首先研究人性。
一、人性——哲学研究的不朽话题
古往今来,人与自然都是世界各国哲学研究的对象,从古希腊神话“斯芬克斯之谜”问世,以及中国儒学创始人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就反映出在中外哲学的童年时期,人们就已经在探讨人的本性是什么了。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人们关于人的认识也不断深化,逐渐形成了系统的人性理论,为其它科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如,亚里士多德建立的《政治学》、《伦理学》和伊壁鸠鲁提出的“社会契约论”的政治哲学,均是以人性论为理论基础的。到了近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人性理论均已发展到成熟的程度,它的解释功能不断增强,深受学者的重视,不少学科的创建人正是在人性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学科系统。荷兰法学家、著名的国际法创始人格老秀斯以人性论为理论基础、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形式,创建了一个庞大的自然法学派;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正是“以人的本性演绎出最切乎实际的原则和制度”,写出了他著名的哲学著作《伦理学》,推动了西方伦理学的发展;英国哲学家休谟写出了他的鸿篇巨著《人性论》,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以他的“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说明人的知、情、意,为人性的结构提出雏形;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以“人性”理论为依据解释人的社会经济活动,并提出了著名的“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后来经济学家又对“经济人”概念进行了更新,提出了“理性经济人”的人性假设,构成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英国的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以人性理论为基础,演绎出“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人民主权学说和“三权分立”的民主原则;西方近代以来的“人学”、“文化学”等无不以人性论为理论依据。
二、人性理论与西方的管理实践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费雷德里克·泰勒提出了科学管理,被人们公认为“科学管理学之父”。而泰勒正是引入了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的人性假设作为他的学说的立论依据的,他的全部管理思想和方法都是建立在“经济人”的人性分析的基础上的。可见,现代管理学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人性理论基础上的。“经济人”的人性假设提出以后,又有人相继提出了“理性经济人”,在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情形下,由于生存的需要,物质利益自然成为人的主要追求对象,人的自然性占据了主导地位,“胡萝卜加大棒”的“X理论”于是大行其道。随着工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自然性逐渐减弱。20世纪20～30年代,梅奥等人提出了“社会人”的人性假设,重视对人的行为与人的心理关系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末,马斯洛等人提出了“自我实现人”的假设。基于这两种人性假设,他们在企业管理中提出了“Y理论”,注重职工参与管理,以充分挖掘人的潜力,发挥人的才能,使人能感受到最大的满足,从而有效地进行管理。20世纪80年代日裔美国学者w.大内提出了重视企业文化的“Z理论”,而这一理论基础就是人具有文化性。这个历史过程说明,西方现代管理学是产生于西方工业社会,正是在工业社会中,对人的管理的重要性才清楚地显现出来,人本管理才应运而生。这种管理学一开始就是以人性分析为依据,并随着对人性认识的变化而变化、人性理论的发展而发展,不断从人的本性的演变而演绎出它的理念和方法。
三、我国人性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十分重视运用哲学之思研究政治领域,促进国家、政党和政府的建设与发展;而用哲学之思研究社会的深层本质则相对薄弱。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确立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大多是把“经济”与“社会”联为一体,称之为“经济社会”,而实际上又往往是以“经济”掩盖了“社会”,“社会”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社会”与“人”是紧密联系着的。马克思说:“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1]、“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2]。人是社会、国家的本质。故20世纪最有影响的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认为:“神圣的不是社会,不是国家,不是民族,而是人。”[3]因为没有人,也就没有社会、国家和民族。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曾今一度由于以经济掩盖了社会,忽视了对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哲学思考,也必然忽视对人的问题的研究,甚至还一度出现了对人性、人权、人道主义和异化的研究进行了有组织的批判,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打破了人的问题研究这一禁区,1991年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才公开发表《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使人的问题的研究受到了重视。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哲学思维,审时度势,在一系列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献中,把“社会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并列,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建设领域,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把“人”与“社会”及其两者关系的问题再次向学术界提了出来。
2006年中共16届6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加强社会事业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4]2007年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的公报和胡锦涛的重要报告,再一次强调要加强和完善社会建设与管理。我国学术界对在社会建设与管理在科学发展观中的地位和作用展开了广泛地讨论和研究。在讨论中,我国著名哲学教授俞吾金提出:“科学发展观是涉及到一个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谈到发展,第一个问题就要找到它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改革开放的意义何在,照我的理解,它是间接动力,直接动力是人的需要和欲望。改革开放为人的需要和欲望打开了一个空间、一个合法地追求消费和积累财富的空间。”只有需要和欲望产生之后,老百姓“才能去努力、去奋斗。”
在我国“改革开放”与“人的需要”是辩证统一的。改革开放使人的需要合法化,人的需要促成了改革开放,两者互为因果,不可分割。从宏观看,改革开放是直接动力;从微观看,人的需要是直接动力。因此,我认为,“改革开放”与“人的需要”都是“直接动力”。但是,俞吾金教授的观点的重要价值在于他把“人的需要”这个长期被遮蔽了的重要问题作为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提了出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上,用落后的生产力与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代替了长期坚持的两个阶级、两种思想和两条道路的矛盾,这一分析的伟大理论成果是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人的需要”这一伟大的哲学理论的意义,并没有因此而彰显于世。相反,它却遭到了长期的冷落,直到价值哲学在我国兴起,人的需要范畴才凸显出来,成为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需要”作为一种普遍的人性,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学术界很少有人问津,甚至讳莫如深。
马克思指出:人的“需要”是一种“天然必然性”[6];“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7],需要是人的客观规定性。马克思认为,生产活动是维护人的生存的最重要的活动,“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生产对象生产主体”;“不仅客体方面,而且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8]而生产起源于人的需要,“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8]如果没有人的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就没有人类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创造和发展。“需要”这最直接的社会发展动力以及“需要”这一最普遍的人性规定,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学术界对它的重视是很不够的。甚至有的学者,受只有阶级的人性,没有超阶级的普遍人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对人性的问题仍持否定态度,阻碍着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的发展。
由此可见,人的需要这一普遍人性是唯物史观基础性的概念,人性研究应该是人的研究的起点,人性与社会性紧密相联,人性理论应该是社会的基础。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运用与当今的社会管理研究之中,探索出马克思主义人性化社会管理体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管理者值得探讨的。
四、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任重道远
由于工业发展滞后,工业社会形成缓慢,对管理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也远远滞后于西方,把管理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只是近30年的事。20世纪80年代管理哲学才成为一门哲学分支学科,使哲学对管理实践发挥着重大指导作用。
我国虽然有了管理哲学,但完善的管理哲学的理论体系并未建立起来。2007年第二期《哲学动态》发表了整整24页的《专题讨论:管理哲学的问题域研究》。编者在按语中说:对于管理哲学,“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基础研究工作仍然薄弱,对现代管理的哲学反思还非常有限,对中外管理哲学已有成就的分析总结还刚刚起步,对现代管理实践的各种重大问题的哲学探讨还远不够深入”。这正是对我国管理哲学研究现状的一个宏观概括。
在我国的管理学和管理哲学中,尤以社会管理和人本管理的研究最为薄弱和滞后,其原因已如前述。直至进入21世纪后,党中央才明确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原则和把“社会建设”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并把实现社会和谐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自此社会管理、人本管理才成为管理学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长期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禁锢,人们很少从马克思主义中去寻求“人本管理”的理论依据,似乎马克思主义真的只讲阶级不讲人,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重物不重人。2000年第5期的《哲学动态》刊登了一篇《企业人本管理思想综述》,介绍的是中国企业中的人本管理,而内容全是西方的人性学说和西方管理理论,没有一句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理论和管理理论。翻看近年来我国关于人性化管理的研究成果,几乎也是介绍西方理论,没有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人学特别是人性学说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打入了“冷宫”。
由此可见,人本管理为当今我国社会管理所亟需,这是社会的本质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所决定的。但是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人性学说和以人为本的思想,为我国人本管理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原则,需要我们去认真地研究、整理和概括。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俄]·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M].雷永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
[4]中国教育报[N].2006-10-19.
[5]社会科学报.2008-9-2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作者简介:吴俊蓉(1975-),女,四川南充人,教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
【关键词】人性;以人为本;理论渊源;人的需要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全面系统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将“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科学发展观是为了每一个人,为了一切人,是要促进每一个人的发展,让每一个人,特别是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人,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成果。我们要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以人为本”,就必须首先研究人性。
一、人性——哲学研究的不朽话题
古往今来,人与自然都是世界各国哲学研究的对象,从古希腊神话“斯芬克斯之谜”问世,以及中国儒学创始人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就反映出在中外哲学的童年时期,人们就已经在探讨人的本性是什么了。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人们关于人的认识也不断深化,逐渐形成了系统的人性理论,为其它科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如,亚里士多德建立的《政治学》、《伦理学》和伊壁鸠鲁提出的“社会契约论”的政治哲学,均是以人性论为理论基础的。到了近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人性理论均已发展到成熟的程度,它的解释功能不断增强,深受学者的重视,不少学科的创建人正是在人性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学科系统。荷兰法学家、著名的国际法创始人格老秀斯以人性论为理论基础、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形式,创建了一个庞大的自然法学派;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正是“以人的本性演绎出最切乎实际的原则和制度”,写出了他著名的哲学著作《伦理学》,推动了西方伦理学的发展;英国哲学家休谟写出了他的鸿篇巨著《人性论》,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以他的“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说明人的知、情、意,为人性的结构提出雏形;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以“人性”理论为依据解释人的社会经济活动,并提出了著名的“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后来经济学家又对“经济人”概念进行了更新,提出了“理性经济人”的人性假设,构成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英国的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以人性理论为基础,演绎出“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人民主权学说和“三权分立”的民主原则;西方近代以来的“人学”、“文化学”等无不以人性论为理论依据。
二、人性理论与西方的管理实践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费雷德里克·泰勒提出了科学管理,被人们公认为“科学管理学之父”。而泰勒正是引入了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的人性假设作为他的学说的立论依据的,他的全部管理思想和方法都是建立在“经济人”的人性分析的基础上的。可见,现代管理学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人性理论基础上的。“经济人”的人性假设提出以后,又有人相继提出了“理性经济人”,在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情形下,由于生存的需要,物质利益自然成为人的主要追求对象,人的自然性占据了主导地位,“胡萝卜加大棒”的“X理论”于是大行其道。随着工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自然性逐渐减弱。20世纪20～30年代,梅奥等人提出了“社会人”的人性假设,重视对人的行为与人的心理关系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末,马斯洛等人提出了“自我实现人”的假设。基于这两种人性假设,他们在企业管理中提出了“Y理论”,注重职工参与管理,以充分挖掘人的潜力,发挥人的才能,使人能感受到最大的满足,从而有效地进行管理。20世纪80年代日裔美国学者w.大内提出了重视企业文化的“Z理论”,而这一理论基础就是人具有文化性。这个历史过程说明,西方现代管理学是产生于西方工业社会,正是在工业社会中,对人的管理的重要性才清楚地显现出来,人本管理才应运而生。这种管理学一开始就是以人性分析为依据,并随着对人性认识的变化而变化、人性理论的发展而发展,不断从人的本性的演变而演绎出它的理念和方法。
三、我国人性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十分重视运用哲学之思研究政治领域,促进国家、政党和政府的建设与发展;而用哲学之思研究社会的深层本质则相对薄弱。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确立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大多是把“经济”与“社会”联为一体,称之为“经济社会”,而实际上又往往是以“经济”掩盖了“社会”,“社会”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社会”与“人”是紧密联系着的。马克思说:“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1]、“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2]。人是社会、国家的本质。故20世纪最有影响的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认为:“神圣的不是社会,不是国家,不是民族,而是人。”[3]因为没有人,也就没有社会、国家和民族。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曾今一度由于以经济掩盖了社会,忽视了对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哲学思考,也必然忽视对人的问题的研究,甚至还一度出现了对人性、人权、人道主义和异化的研究进行了有组织的批判,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打破了人的问题研究这一禁区,1991年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才公开发表《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使人的问题的研究受到了重视。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哲学思维,审时度势,在一系列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献中,把“社会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并列,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建设领域,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把“人”与“社会”及其两者关系的问题再次向学术界提了出来。
2006年中共16届6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加强社会事业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4]2007年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的公报和胡锦涛的重要报告,再一次强调要加强和完善社会建设与管理。我国学术界对在社会建设与管理在科学发展观中的地位和作用展开了广泛地讨论和研究。在讨论中,我国著名哲学教授俞吾金提出:“科学发展观是涉及到一个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谈到发展,第一个问题就要找到它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改革开放的意义何在,照我的理解,它是间接动力,直接动力是人的需要和欲望。改革开放为人的需要和欲望打开了一个空间、一个合法地追求消费和积累财富的空间。”只有需要和欲望产生之后,老百姓“才能去努力、去奋斗。”
在我国“改革开放”与“人的需要”是辩证统一的。改革开放使人的需要合法化,人的需要促成了改革开放,两者互为因果,不可分割。从宏观看,改革开放是直接动力;从微观看,人的需要是直接动力。因此,我认为,“改革开放”与“人的需要”都是“直接动力”。但是,俞吾金教授的观点的重要价值在于他把“人的需要”这个长期被遮蔽了的重要问题作为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提了出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上,用落后的生产力与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代替了长期坚持的两个阶级、两种思想和两条道路的矛盾,这一分析的伟大理论成果是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人的需要”这一伟大的哲学理论的意义,并没有因此而彰显于世。相反,它却遭到了长期的冷落,直到价值哲学在我国兴起,人的需要范畴才凸显出来,成为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需要”作为一种普遍的人性,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学术界很少有人问津,甚至讳莫如深。
马克思指出:人的“需要”是一种“天然必然性”[6];“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7],需要是人的客观规定性。马克思认为,生产活动是维护人的生存的最重要的活动,“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生产对象生产主体”;“不仅客体方面,而且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8]而生产起源于人的需要,“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8]如果没有人的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就没有人类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创造和发展。“需要”这最直接的社会发展动力以及“需要”这一最普遍的人性规定,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学术界对它的重视是很不够的。甚至有的学者,受只有阶级的人性,没有超阶级的普遍人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对人性的问题仍持否定态度,阻碍着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的发展。
由此可见,人的需要这一普遍人性是唯物史观基础性的概念,人性研究应该是人的研究的起点,人性与社会性紧密相联,人性理论应该是社会的基础。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运用与当今的社会管理研究之中,探索出马克思主义人性化社会管理体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管理者值得探讨的。
四、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任重道远
由于工业发展滞后,工业社会形成缓慢,对管理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也远远滞后于西方,把管理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只是近30年的事。20世纪80年代管理哲学才成为一门哲学分支学科,使哲学对管理实践发挥着重大指导作用。
我国虽然有了管理哲学,但完善的管理哲学的理论体系并未建立起来。2007年第二期《哲学动态》发表了整整24页的《专题讨论:管理哲学的问题域研究》。编者在按语中说:对于管理哲学,“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基础研究工作仍然薄弱,对现代管理的哲学反思还非常有限,对中外管理哲学已有成就的分析总结还刚刚起步,对现代管理实践的各种重大问题的哲学探讨还远不够深入”。这正是对我国管理哲学研究现状的一个宏观概括。
在我国的管理学和管理哲学中,尤以社会管理和人本管理的研究最为薄弱和滞后,其原因已如前述。直至进入21世纪后,党中央才明确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原则和把“社会建设”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并把实现社会和谐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自此社会管理、人本管理才成为管理学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长期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禁锢,人们很少从马克思主义中去寻求“人本管理”的理论依据,似乎马克思主义真的只讲阶级不讲人,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重物不重人。2000年第5期的《哲学动态》刊登了一篇《企业人本管理思想综述》,介绍的是中国企业中的人本管理,而内容全是西方的人性学说和西方管理理论,没有一句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理论和管理理论。翻看近年来我国关于人性化管理的研究成果,几乎也是介绍西方理论,没有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人学特别是人性学说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打入了“冷宫”。
由此可见,人本管理为当今我国社会管理所亟需,这是社会的本质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所决定的。但是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人性学说和以人为本的思想,为我国人本管理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原则,需要我们去认真地研究、整理和概括。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俄]·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M].雷永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
[4]中国教育报[N].2006-10-19.
[5]社会科学报.2008-9-2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作者简介:吴俊蓉(1975-),女,四川南充人,教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