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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清代文人龚自珍的思想中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传统文人意识,其启蒙思想还带有传统色彩,但稍晚于龚自珍的魏源则有了明显不同于上代文人的近代思想,可以说在其思想中,客观上已经有了明确的近代启蒙精神。
魏源1794年出生于湖南邵阳,道光进士,官至知州。其主要著作有主要有《书古微》、《默觚》、《老子本义》、《圣武记》、《元史新编》、《古微堂诗文集》、《诗古微》、《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古本发微》、《两汉古文家法考》、《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注》、《墨子注》、《孙子集注》等若干卷和《海国图志》等。而《海国图志》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也是他作为地理学家的代表作,可以说是近代的一部巨著。也是作为中国文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介绍西方的著述。该书有50卷本、60卷本和100卷本三种。他以林则徐的《四洲志》为基础,在1842年编成50卷,1847年扩充至60卷,后又在吸收了徐继畲《瀛环志略》的基础上增补到1852年的100卷。在这部巨著中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宗教、文化等情况,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另外,还有各种奏折十多件和一些亲自了解的材料。其史料还有来源于外国人的著述。其中,有英国人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葡萄牙人马吉斯的《地理备考》等20种左右的著作。并附有世界地图、各大洲地图和分国地图,堪称中国近代的百科全书式著作。
魏源在《海国图志》卷二序言中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1]可见其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他认为变法更张,正如‘衣垢必瀚,身垢必浴’一样,是除旧布新之必需,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海国图志》一书中,他明确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完整的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人才,以达到‘制夷’的目的。这一切无疑冲破了‘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腐保守思想,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启迪着人们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种思想被后来的一些官僚士大夫所继承、吸收、深化而逐渐形成洋务思潮。”[2]
所有这些都表明魏源作为正统文人的思想发生着深刻变革,而不是一味固守的爱国思想,从他开始,中国文人逐渐抛弃了传统文人的理想主义风格,而开始走向务实的现实和理性的轨道。正是这些具有灵活而变革的思想,为后来的洋务运动的发展打下了理论的基础。于是19世纪中后期满清在不得不改革的背景下进行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同治中兴),尽管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满清王朝的颓势,但结果是事与愿违的失败。从某种角度来说,洋务运动不仅没有达到满清的目的,客观上,在此期间恰恰为西方近代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在鸦片战争之前所无法起到的作用。为后来维新变法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首先,在这时西学图书大量被翻译到中国,这使曾经极度封闭的中国文人开始更多地了解了西方的现状,“救亡图存”的思想变得愈来愈迫切。“国内一些有识之士,为挽救中华民族与水火之中,‘睁眼看世界’,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并且意识到‘求西学之法,以译书为第一义’大量翻译出版西文书籍,主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3]而到了19世纪90年代译西学之风更是达到了高潮,以至于产生了像严复、林纾这些近代翻译大师,对近现代文人和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在1896年写的《西学书目录》中就特别强调,认为西方“一切政皆出于学”,西学是“治政之本,富强之由”。1903年他又写了《西学书目表》其中总计大约有883本,353种。正如李红英在《近代译书目》序中所说,它“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末期,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如何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展现了明朝中期至清末民初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西两种不同文化、不同社会意识的碰撞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文人意识走向了逐步消解的心路历程。
历史的事实证明,魏源是在这一过程中的一块重要界碑,是正统文人意识向近代乃至现代转换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统观19时期中期,中国官绅深受西方所加的冲击,并被迫采取应变的对策。虽有‘用民制夷’、‘用商制夷’以及‘以夷制夷’几个方式,实质彼此比重并不相同,,日后影响深远广泛者,仍为‘以制夷’观念。”[4]
只要稍加留意就会看到,魏源之后,中国文人在想什么,做什么,清朝晚期究竟发生了怎样大的变化,洋务运动尽管失败了,随之而来的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失败了,但随之发生的是更大的一次变革,是革命,即辛亥革命。但辛亥革命并未取得根本意义上的胜利,即思想意识的变革,但它为后来的变革带来了历史的机遇,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期而至,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启蒙色彩,聚集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化界的精英群体,向旧有的文化残余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似乎给徘徊在黑暗中的中国带来了一线光明,但事实证明,它只是一个开始,远未结束,所以我们说,它更是一次中国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而魏源就是这一重构过程中起了抛砖引玉的重要角色。所不同的是“五四”是更鲜明的站在世界立场上的高瞻远瞩和重构。虽然“五四”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现状,但那种强烈的救国和民族意识、具有进步意义的“个性解放”思想为后来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的思想是在中国人经历了近百年后的追求与探索与徘徊过程中找到的最为有效的“救国”良方,因为近代的种种努力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参考文献:
[1]魏源.海国图志[M].卷二.
[2]刘兴豪,蒋金星.试论魏源的改革开放思想对洋务运动的影响[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3]王韬,顾燮光.近代译书目序[M],近代译书目.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1.
[4]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9-10.
作者简介:郭长保,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文学。
魏源1794年出生于湖南邵阳,道光进士,官至知州。其主要著作有主要有《书古微》、《默觚》、《老子本义》、《圣武记》、《元史新编》、《古微堂诗文集》、《诗古微》、《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古本发微》、《两汉古文家法考》、《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注》、《墨子注》、《孙子集注》等若干卷和《海国图志》等。而《海国图志》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也是他作为地理学家的代表作,可以说是近代的一部巨著。也是作为中国文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介绍西方的著述。该书有50卷本、60卷本和100卷本三种。他以林则徐的《四洲志》为基础,在1842年编成50卷,1847年扩充至60卷,后又在吸收了徐继畲《瀛环志略》的基础上增补到1852年的100卷。在这部巨著中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宗教、文化等情况,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另外,还有各种奏折十多件和一些亲自了解的材料。其史料还有来源于外国人的著述。其中,有英国人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葡萄牙人马吉斯的《地理备考》等20种左右的著作。并附有世界地图、各大洲地图和分国地图,堪称中国近代的百科全书式著作。
魏源在《海国图志》卷二序言中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1]可见其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他认为变法更张,正如‘衣垢必瀚,身垢必浴’一样,是除旧布新之必需,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海国图志》一书中,他明确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完整的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人才,以达到‘制夷’的目的。这一切无疑冲破了‘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腐保守思想,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启迪着人们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种思想被后来的一些官僚士大夫所继承、吸收、深化而逐渐形成洋务思潮。”[2]
所有这些都表明魏源作为正统文人的思想发生着深刻变革,而不是一味固守的爱国思想,从他开始,中国文人逐渐抛弃了传统文人的理想主义风格,而开始走向务实的现实和理性的轨道。正是这些具有灵活而变革的思想,为后来的洋务运动的发展打下了理论的基础。于是19世纪中后期满清在不得不改革的背景下进行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同治中兴),尽管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满清王朝的颓势,但结果是事与愿违的失败。从某种角度来说,洋务运动不仅没有达到满清的目的,客观上,在此期间恰恰为西方近代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在鸦片战争之前所无法起到的作用。为后来维新变法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首先,在这时西学图书大量被翻译到中国,这使曾经极度封闭的中国文人开始更多地了解了西方的现状,“救亡图存”的思想变得愈来愈迫切。“国内一些有识之士,为挽救中华民族与水火之中,‘睁眼看世界’,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并且意识到‘求西学之法,以译书为第一义’大量翻译出版西文书籍,主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3]而到了19世纪90年代译西学之风更是达到了高潮,以至于产生了像严复、林纾这些近代翻译大师,对近现代文人和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在1896年写的《西学书目录》中就特别强调,认为西方“一切政皆出于学”,西学是“治政之本,富强之由”。1903年他又写了《西学书目表》其中总计大约有883本,353种。正如李红英在《近代译书目》序中所说,它“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末期,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如何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展现了明朝中期至清末民初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西两种不同文化、不同社会意识的碰撞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文人意识走向了逐步消解的心路历程。
历史的事实证明,魏源是在这一过程中的一块重要界碑,是正统文人意识向近代乃至现代转换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统观19时期中期,中国官绅深受西方所加的冲击,并被迫采取应变的对策。虽有‘用民制夷’、‘用商制夷’以及‘以夷制夷’几个方式,实质彼此比重并不相同,,日后影响深远广泛者,仍为‘以制夷’观念。”[4]
只要稍加留意就会看到,魏源之后,中国文人在想什么,做什么,清朝晚期究竟发生了怎样大的变化,洋务运动尽管失败了,随之而来的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失败了,但随之发生的是更大的一次变革,是革命,即辛亥革命。但辛亥革命并未取得根本意义上的胜利,即思想意识的变革,但它为后来的变革带来了历史的机遇,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期而至,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启蒙色彩,聚集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化界的精英群体,向旧有的文化残余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似乎给徘徊在黑暗中的中国带来了一线光明,但事实证明,它只是一个开始,远未结束,所以我们说,它更是一次中国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而魏源就是这一重构过程中起了抛砖引玉的重要角色。所不同的是“五四”是更鲜明的站在世界立场上的高瞻远瞩和重构。虽然“五四”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现状,但那种强烈的救国和民族意识、具有进步意义的“个性解放”思想为后来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的思想是在中国人经历了近百年后的追求与探索与徘徊过程中找到的最为有效的“救国”良方,因为近代的种种努力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参考文献:
[1]魏源.海国图志[M].卷二.
[2]刘兴豪,蒋金星.试论魏源的改革开放思想对洋务运动的影响[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3]王韬,顾燮光.近代译书目序[M],近代译书目.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1.
[4]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9-10.
作者简介:郭长保,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