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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离不开党的科学决策与科学的领导方式。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正是因为拥有了社会心理基础与正确把握了社会心理态度，才使得党的决策与领导方式具有科学性。
关键词：改革开放；决策；科学性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78年的秋季到如今的三十年的时光里，从政治体制的变革到经济体制的转型，从社会的多元化到文化的国际化，从人民的客观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到社会成员主观心理感受的满足，各个领域无不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推动这一切从沧海变为桑田的原动力毫无疑问是党的科学决策与科学领导。
社会心理学认为，社会决策的制定和发展与整个社会心态倾向紧密相连：决策的制定如果符合当时的社会心理倾向，那么社会成员将会表现出对决策制定者的拥护与赞同，进而逐步提高社会心理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促进社会和谐；反之，决策的制定如果有悖于当时的社会心理倾向，那么社会成员将会对决策制定者表现出反对，进而引起心理满意度降低，甚至会出现反社会、仇视社会的行为，影响社会安定。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丰功伟绩，是因为党的科学决策符合了社会心理倾向，顺应了历史发展规律。恩格斯在1886年说过：“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因此；为了全方位、多角度的了解“改革开放”决策的科学性，本文试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去探究“改革开放”决策制定与发展。
一、“改革开放”科学决策的社会心理基础
任何一个社会都具有符合当时社会现状的心理状态。杨宜音提出：“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理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的总和”；周晓红认为：“在那些重大的社会历史转型时期，都会伴随着社会心态的转变和重塑”。能否把握住当时的社会心态，将为决策制定者创造社会心理基础。这种社会心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决策的制定，促进了决策的实施。在改革开放这个伟大的社会转型时期，正是由于我党正确判定出当时的社会心态，拥有改革所必需的社会心理基础，才为“改革开放”决策的成功制定增加了必要的砝码。
1、“解放思想”拓宽了社会知觉的范围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我国掀起了解放思想的热潮。这场解放思想的热潮，以在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开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冲破了长期存在于我国的“左”倾错误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打破了长期盛行的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为社会注入了新的生机、新的活力、新的观念。改革开放前，由于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指导思想中发生了“左”的错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产生了一系列僵化认识，导致出现了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强化的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权利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事实就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而解放思想的落脚点最终要归结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来，也即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
2、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打破了制约社会主义发展的枷锁
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之初，我党便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一直进行着探索。传统的认识偏重于从静止的、一般性的规律来认识社会主义，如把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的特点。这种认识的形成，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对社会主义的预测。然而，经典理论中提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经历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上的。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农业国，这与经典理论的预测并不相符。邓小平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一方面肯定了公有制、按劳分配、党的领导等社会主义的特点，另一方面提出了关于如何在初级阶段建设与巩固社会主义的新理论一一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破除了那种纯而又纯、“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传统认识；二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破除了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代表，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三是确立了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破除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和判断的标准的种种扭曲认识。
3、“改革开放”满足了人民对物质文化的缺失性需要
自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之始，我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取得了一定成就。然而，由于1957年我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偏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从而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社会发展，使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走了弯路。尔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又使整个中国进入了史无前例的社会动荡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人民的斗争热情极度膨胀，几近癫狂，在一系列的“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中，人们忽略了正常的生产生活，致使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诸多方面不仅没有发展，反而愈加倒退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逐渐冷静下来的人们，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社会局面，被迫开始思考社会主义的出路究竟在哪里。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这简短而又蕴含深刻的话，道出了人民的心声。1978年前，刚走出动荡年月的人们，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教育停滞的空挡，文化摧毁后的黑洞……因此，此时人们具有对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教育复苏、文化复兴的迫切需求，以填补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心理空白。
4、经济发展的强烈对比激发了追赶意识
在建国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国际政治的排挤，使我国不得不走上“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这在一段时间内是正确的、符合当时国情的策略。但是，在“左”倾的社会心态影响下，使得“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道路越走越狭窄，最后形成了关起门来搞建设的局面。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拉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也拓展了人们思维的边界，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门窗。放眼世界，人们惊奇的发现，在我们正在进行“阶级斗争”与“文化革命”而停滞不前的时 期里，同样因战争致使社会瘫痪的日本，正高速步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腾飞也使人们看到了世界迅猛发展的成果。强烈对比下产生的差距，给人以警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落后就要挨打”。这些血的历史教训使人们意识到只有改革才能救活社会主义。对外比较找差距，对内比较生信心。1979年，经党中央、国务院的批准，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试办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试办成功，为改革开放积累了经验，为人们树立了信心，推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之后，我国又相继开放了大连、秦皇岛等14个港口城市为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开放区；海南经济特区。至此，我国改革开放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地全面拉开了。
二、“改革开放”科学决策不断深化发展
“改革开放”并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从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了很多矛盾与问题，只有正确认识矛盾与问题，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发展。
1、继续坚持改革开放需要绝不动摇的集体意志
改革开放三十年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反对和清算改革的杂音从未间断。每当改革的关键时期，党内改革的反对派包括所谓的经济专家都会跳出来，大挑“改革开放”的毛病，指责和清算改革，大有复辟计划经济、反攻倒算市场经济的势头。三十年来，关于改革的大争论至少经历了三次之多：第一次争论发生在1982-1984年，争论的焦点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有人打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旗号，否定改革的市场取向，死抱着计划经济的僵尸，反对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只能在争论中初探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第二次争论是1990-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国的改革向何处去。这次争论的焦点是中国还要不要改革，向何处改；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反“和平演变”还是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最后是邓小平南巡讲话拨正了航向，推动党的十四大开始向市场经济的重大转轨。第三次争论发生在2005-2006年，面对两极分化，分配不公等诸多不和谐现象。一些人清算改革，把这些账记在改革的身上，提出要放慢改革，反思改革，甚至退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然而需要认识到，社会上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不是改革本身带来的负效应，而恰恰是改革不到位而积累的现实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深化改革。
2、继续坚持改革开放需要人本主义关怀
改革开放以后，党领导人民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的进程不断加快。这不仅与党制定的政策符合人心有关，也同时与党的领导方式有很大相关。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被领导人员的工作行为有两个维度，一是方向，二是强度。党制定符合民心的政策决定了人民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的方向，而党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正确的领导方式和适时改变的工作重心成为推动我国社会如此迅猛发展的必备原因。
根据社会心理学关于领导行为的研究，认为领导行为可以分为P和M两种功能，其中P(Performnce)是工作绩效。为完成这一功能，领导需注重工作目标，解决当前问题，进行计划组织，制定规章制度，明确职责范围，规定工作程序，评定工作结果，进行严格奖惩。M(Maintenance)是群体维持和强化。为完成这一功能，领导者需关怀体贴成员，满足成员要求，增进相互了解，促进人际和睦，调解人际纠纷，提供参与机会，启发自觉性、主动性等。这一功能可以维持群体的正常运行，缓解在实现P功能时对成员产生的压力、紧张和上下级之间的冲突。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闭关锁国多年而导致在发展水平上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并且各国科技实力的发展也一日千里。在这种态势下，决定了改革开放具有必然性与紧迫性。因此，怎么样快速有效推行改革开放成为党的领导工作中的重心。改革开放从少数沿海城市的试点到在全国多层次、全方位的实施，从政治经济体制变革到社会文化的兴起，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方面都体现着党对改革开放进展的高度关注。这样的领导方式可以看作是侧重“P(即工作绩效)”。事实证明，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偏重与工作绩效的领导方式的确在推进改革开放中迅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与不断深入，这种过于关注工作绩效的领导方式，使人的主体地位没有很好的体现出来，从而致使我国社会出现了诸多矛盾，如两级分化、分配不公、民生问题等。也导致少数人对于改革开放表示质疑。于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以人为本”就是必须把满足人的需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把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和最高目标。这样的人文关怀正符合“M(即群体维持和强化)”的领导行为方式。从而使我党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把人民放在开放成果享有的主体地位，这不但能使我国改革开放的效率进一步提高，同时有利于消除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
注释：
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第245页
②周晓红：《文化、价值观与社会心态》
③章志光：《社会心理学》，见章志光主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第472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141页。
⑤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
参考文献：
[1]高明霞，试析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形成[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3
[2]章志光，社会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3]周晓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心态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年会，2008
关键词：改革开放；决策；科学性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78年的秋季到如今的三十年的时光里，从政治体制的变革到经济体制的转型，从社会的多元化到文化的国际化，从人民的客观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到社会成员主观心理感受的满足，各个领域无不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推动这一切从沧海变为桑田的原动力毫无疑问是党的科学决策与科学领导。
社会心理学认为，社会决策的制定和发展与整个社会心态倾向紧密相连：决策的制定如果符合当时的社会心理倾向，那么社会成员将会表现出对决策制定者的拥护与赞同，进而逐步提高社会心理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促进社会和谐；反之，决策的制定如果有悖于当时的社会心理倾向，那么社会成员将会对决策制定者表现出反对，进而引起心理满意度降低，甚至会出现反社会、仇视社会的行为，影响社会安定。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丰功伟绩，是因为党的科学决策符合了社会心理倾向，顺应了历史发展规律。恩格斯在1886年说过：“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因此；为了全方位、多角度的了解“改革开放”决策的科学性，本文试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去探究“改革开放”决策制定与发展。
一、“改革开放”科学决策的社会心理基础
任何一个社会都具有符合当时社会现状的心理状态。杨宜音提出：“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理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的总和”；周晓红认为：“在那些重大的社会历史转型时期，都会伴随着社会心态的转变和重塑”。能否把握住当时的社会心态，将为决策制定者创造社会心理基础。这种社会心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决策的制定，促进了决策的实施。在改革开放这个伟大的社会转型时期，正是由于我党正确判定出当时的社会心态，拥有改革所必需的社会心理基础，才为“改革开放”决策的成功制定增加了必要的砝码。
1、“解放思想”拓宽了社会知觉的范围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我国掀起了解放思想的热潮。这场解放思想的热潮，以在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开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冲破了长期存在于我国的“左”倾错误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打破了长期盛行的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为社会注入了新的生机、新的活力、新的观念。改革开放前，由于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指导思想中发生了“左”的错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产生了一系列僵化认识，导致出现了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强化的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权利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事实就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而解放思想的落脚点最终要归结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来，也即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
2、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打破了制约社会主义发展的枷锁
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之初，我党便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一直进行着探索。传统的认识偏重于从静止的、一般性的规律来认识社会主义，如把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的特点。这种认识的形成，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对社会主义的预测。然而，经典理论中提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经历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上的。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农业国，这与经典理论的预测并不相符。邓小平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一方面肯定了公有制、按劳分配、党的领导等社会主义的特点，另一方面提出了关于如何在初级阶段建设与巩固社会主义的新理论一一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破除了那种纯而又纯、“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传统认识；二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破除了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代表，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三是确立了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破除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和判断的标准的种种扭曲认识。
3、“改革开放”满足了人民对物质文化的缺失性需要
自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之始，我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取得了一定成就。然而，由于1957年我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偏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从而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社会发展，使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走了弯路。尔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又使整个中国进入了史无前例的社会动荡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人民的斗争热情极度膨胀，几近癫狂，在一系列的“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中，人们忽略了正常的生产生活，致使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诸多方面不仅没有发展，反而愈加倒退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逐渐冷静下来的人们，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社会局面，被迫开始思考社会主义的出路究竟在哪里。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这简短而又蕴含深刻的话，道出了人民的心声。1978年前，刚走出动荡年月的人们，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教育停滞的空挡，文化摧毁后的黑洞……因此，此时人们具有对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教育复苏、文化复兴的迫切需求，以填补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心理空白。
4、经济发展的强烈对比激发了追赶意识
在建国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国际政治的排挤，使我国不得不走上“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这在一段时间内是正确的、符合当时国情的策略。但是，在“左”倾的社会心态影响下，使得“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道路越走越狭窄，最后形成了关起门来搞建设的局面。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拉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也拓展了人们思维的边界，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门窗。放眼世界，人们惊奇的发现，在我们正在进行“阶级斗争”与“文化革命”而停滞不前的时 期里，同样因战争致使社会瘫痪的日本，正高速步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腾飞也使人们看到了世界迅猛发展的成果。强烈对比下产生的差距，给人以警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落后就要挨打”。这些血的历史教训使人们意识到只有改革才能救活社会主义。对外比较找差距，对内比较生信心。1979年，经党中央、国务院的批准，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试办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试办成功，为改革开放积累了经验，为人们树立了信心，推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之后，我国又相继开放了大连、秦皇岛等14个港口城市为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开放区；海南经济特区。至此，我国改革开放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地全面拉开了。
二、“改革开放”科学决策不断深化发展
“改革开放”并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从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了很多矛盾与问题，只有正确认识矛盾与问题，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发展。
1、继续坚持改革开放需要绝不动摇的集体意志
改革开放三十年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反对和清算改革的杂音从未间断。每当改革的关键时期，党内改革的反对派包括所谓的经济专家都会跳出来，大挑“改革开放”的毛病，指责和清算改革，大有复辟计划经济、反攻倒算市场经济的势头。三十年来，关于改革的大争论至少经历了三次之多：第一次争论发生在1982-1984年，争论的焦点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有人打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旗号，否定改革的市场取向，死抱着计划经济的僵尸，反对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只能在争论中初探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第二次争论是1990-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国的改革向何处去。这次争论的焦点是中国还要不要改革，向何处改；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反“和平演变”还是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最后是邓小平南巡讲话拨正了航向，推动党的十四大开始向市场经济的重大转轨。第三次争论发生在2005-2006年，面对两极分化，分配不公等诸多不和谐现象。一些人清算改革，把这些账记在改革的身上，提出要放慢改革，反思改革，甚至退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然而需要认识到，社会上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不是改革本身带来的负效应，而恰恰是改革不到位而积累的现实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深化改革。
2、继续坚持改革开放需要人本主义关怀
改革开放以后，党领导人民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的进程不断加快。这不仅与党制定的政策符合人心有关，也同时与党的领导方式有很大相关。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被领导人员的工作行为有两个维度，一是方向，二是强度。党制定符合民心的政策决定了人民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的方向，而党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正确的领导方式和适时改变的工作重心成为推动我国社会如此迅猛发展的必备原因。
根据社会心理学关于领导行为的研究，认为领导行为可以分为P和M两种功能，其中P(Performnce)是工作绩效。为完成这一功能，领导需注重工作目标，解决当前问题，进行计划组织，制定规章制度，明确职责范围，规定工作程序，评定工作结果，进行严格奖惩。M(Maintenance)是群体维持和强化。为完成这一功能，领导者需关怀体贴成员，满足成员要求，增进相互了解，促进人际和睦，调解人际纠纷，提供参与机会，启发自觉性、主动性等。这一功能可以维持群体的正常运行，缓解在实现P功能时对成员产生的压力、紧张和上下级之间的冲突。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闭关锁国多年而导致在发展水平上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并且各国科技实力的发展也一日千里。在这种态势下，决定了改革开放具有必然性与紧迫性。因此，怎么样快速有效推行改革开放成为党的领导工作中的重心。改革开放从少数沿海城市的试点到在全国多层次、全方位的实施，从政治经济体制变革到社会文化的兴起，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方面都体现着党对改革开放进展的高度关注。这样的领导方式可以看作是侧重“P(即工作绩效)”。事实证明，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偏重与工作绩效的领导方式的确在推进改革开放中迅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与不断深入，这种过于关注工作绩效的领导方式，使人的主体地位没有很好的体现出来，从而致使我国社会出现了诸多矛盾，如两级分化、分配不公、民生问题等。也导致少数人对于改革开放表示质疑。于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以人为本”就是必须把满足人的需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把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和最高目标。这样的人文关怀正符合“M(即群体维持和强化)”的领导行为方式。从而使我党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把人民放在开放成果享有的主体地位，这不但能使我国改革开放的效率进一步提高，同时有利于消除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
注释：
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第245页
②周晓红：《文化、价值观与社会心态》
③章志光：《社会心理学》，见章志光主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第472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141页。
⑤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
参考文献：
[1]高明霞，试析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形成[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3
[2]章志光，社会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3]周晓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心态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年会，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