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问题透视、效应评估与策略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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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从统计描述和计量评估两个维度对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潜在的增长效应进行了时空透视和量化诊断。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存在规模发展不充分、区域发展不平衡、增速发展不稳定、贸易结构不合理、贸易往来不便利等问题,并且其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不显著,省际层面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良性互促机制也尚未形成。这意味着,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依然是西部地区谋划“十四五”开局的必答题和首选项。未来,西部地区要从畅通国际贸易通道、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深化国内外区域合作等视角重新整合开放型经济发展策略,加快推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制度型开放
  【作 者】张欣,大连民族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王亮,大连民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辽宁大连,116600。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3-0154-0007
  一、引 言
  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占全国总面积的71%,边境线长约1.9万公里,占全国边境线总长度的86%,与越南、老挝、哈萨克斯坦等13个周边国家接壤,是我国通往东南亚、南亚、中亚以及俄罗斯、蒙古国的重要通道,在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进程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1]长期以来,在沿边开发开放、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和“一带一路”倡议等一系列重大支持战略和精准帮扶政策的叠加助力下,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和进步。但不容回避的是,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依然存在规模偏小、依存度偏低,整体水平远不如东部地区等诸多问题和困境。当前,世界经贸格局如何演变难以预测。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不稳定性增大的背景下,加快推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依然是西部地区谋划“十四五”开局的必答题和首选项。
  二、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问题透视
  (一)规模发展不充分
  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规模小。2018年西部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外商直接投资总额、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对外承包工程营业总额和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总额分别为3689.36亿美元、248.65亿美元、123.55亿美元、161.77亿美元和169.27亿美元,占全国的比重依次为7.9%、18.4%、14.3%、15.1%和21.7%,仅相当于东部地区的10%、20%、18.8%、24%和33.2%。从动态视角来看,图1和图2给出了东、中、西部地区进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占比情况,显然西部地区进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比重长期处于劣势地位。其他开放型经济指标的动态情况基本类似。
  (二)区域发展不平衡
  西部地区幅员辽阔,各省区市之间区位条件、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不尽相同,导致开放型经济发展差异性大、分化严重。以进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为例(其他开放型经济指标的差异情况基本类似),2018年西部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最高的省区(四川,899.21亿美元)与最低的省区(西藏,7.23亿美元)之间相差近125倍,外商直接投资最高的省区(四川,89.63亿美元)与最低的省区(青海,0.04亿美元)之间相差近2240倍。而同期的东部和中部地区进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分别相差85倍、22倍和4倍、7.5倍。从动态视角来看,西部地区进出口贸易标准差系数在2012年以后均高于中、东部地区,而外商直接投资标准差系数在整个样本区间内显著高于中、东部地区,说明西部地区各省区市之间进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程度和分化程度要明显大于中、东部地区。
  (三)增速发展不稳定
  主要体现在,相關指标增速变化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特别是在面临相同的外部冲击和环境变化时,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指标的增速变化往往比中、东部地区更剧烈。这一点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表现得尤为明显。2000年至2018年间,西部地区主要开放型经济指标增速的标准差明显大于中、东部地区,说明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相对脆弱,不够稳定。“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除了进出口贸易增速标准差偏高之外,西部地区主要开放型经济指标增速标准差基本与东部地区持平或略低于东部地区,但高于中部地区,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开始出现改善迹象,但具体效果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四)贸易结构不合理
  从贸易方式来看,西部内陆省区一般贸易占比偏高,沿边省区边境小额贸易占比偏高,整体出口加工贸易比重偏低。从进出口产品构成来看,主要是鞋帽、服装、纺织品、果菜及中低技术的机电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出口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偏低,而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品比重和市场占有率不高。2018年,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额为1366.06亿美元,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为37.03%。除了重庆、四川、贵州、陕西四个省市的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占比超过50%以外,其他8个省区的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占比明显偏低,内蒙古、云南、青海、宁夏和新疆等地的比例甚至还不足10%。
  (五)贸易往来不便利
  石伟文(2018)的测算结果显示:2003至2016年,西部地区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速度较快,但绝对水平远低于中、东部地区,2016年西部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仅为东部地区的56%。从省际层面看,西部地区贸易便利化水平差异也相当明显,重庆贸易便利化水平最高,其次是四川、陕西、广西、云南,而内蒙古、宁夏、青海、甘肃、西藏等地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则相对落后。[2]导致西部地区贸易便利化水平不高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内段多式联运的通关机制不完善。西部地区的国际经贸往来多数涉及水路、铁路、公路和航空等跨区多式联运。由于西部地区水路、铁路、航空等口岸的海关、边防、检验检疫等监管部门相对独立,信息共享和互认机制不健全,导致多式联运过程中存在重复办理通关手续、检验检疫和结转货物的现象。二是国外段中欧班列市场化运营机制不健全,非关税贸易壁垒短时间内难以消除,边境口岸通关效率不高、信息不对称现象比较普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效应评估
  (一)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分析:基于整体视角
  为了从整体上度量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我们构建了如下面板数据模型。
  yit=[α]i+[β]1x1it+[β]2x2it+[β]3x3it+[β]4x4it+[β]5x5it+[β]6x6it+[β]7x7it+[μ]it                                                                (1)
  这里,i代表西部各省区市(由于西藏自治区数据连续性和获得性较差,本研究不包含西藏自治区),t代表时间(2000至2018年)。y代表经济增长,用gdp增长率来表示。[α]i代表个体差异,变量x1x2x3x4x5依次代表进出口贸易增长率、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使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额计算)、对外经济合作增长率(使用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计算)和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增长率。为了提高模型的拟合优度和变量解释能力,我们还在面板数据模型中引入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两个解释变量,分别用x6和x7来表示。[μ]为随机扰动项。数据来源于《国研网》统计数据库。
  表3给出了面板数据模型选择检验结果。其中,F检验统计量的值为11.116,对应的p值为0.000,说明个体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比混合面板数据模型好。Hausman检验统计量值为43.297,对应的p值为0.000,说明个体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比个体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好。因此,我们选择个体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
  表4给出了参数估计结果。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两个解释变量所对应的参数估计结果均为正值,且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能够很好地解释并拉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相较而言,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0.3976)要明显大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0.1365)。而我们所关心的进出口贸易增长率、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对外经济合作增长率和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增长率等开放型经济变量所对应的参数估计结果均没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上述五个开放型经济变量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没有解释能力,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在计量意义上可以忽略不计。上述结果意味着,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依然是当前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开放型经济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还不是十分明显,提高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依然任重而道远。
  (二)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因果影响分析:基于省际视角
  我们进一步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考察西部地区各省区市主要开放型经济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影响关系。判断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Granger因果影响关系,首先要建立并估计一个二元VAR模型,然后运用F检验来检验滞后解释变量的整体显著性,依据滞后解释变量是否整体显著来判断变量之间的Granger影响关系。[3]具体模型形式如下:
  xt=[α]10+[i=1pα]1ixt-i+[i=1pβ]1iyt-i+[ε]1t                                               (2)
  yt=[α]20+[i=1pα]2ixt-i+[i=1px]2iyt-i+[ε]2t                                               (3)
  如果F检验拒绝原假设:[β]1i=0,i=1,2,…,p,则认为变量y能够Granger影响变量x,即变量y是导致变量x变化的原因。同理,如果F检验拒绝原假设:[α]1i=0,i=1,2,…,p,则认为变量x能够Granger影响y,即变量x是导致变量y变化的原因。
  表5给出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绝大多数开放型经济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单向和双向因果关系,这意味着西部地区各省区市开放型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良性互促机制尚未形成,开放型经济发展还不能全面带动西部地区各省区市经济增长。同样,西部地区各省区市经济增长也没能给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很好的基础支撑。这一检验结论与个体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相互印证,更加凸显了提高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促进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融合互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四、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策略整合
  未来,西部地区要在《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见》指引下,继续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科学研判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机遇,整合优化自身开放型经济发展策略。   (一)畅通国际贸易通道
  一是要推进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中欧班列“比海运快、比空运便宜”的优势,[4]做好市场细分、找准市场定位、整合班列资源、重构运营线路、避免货源竞争。要严格执行“退坡”补贴政策,有序引导中欧班列走市场化运营道路,加快构建后补贴时代中欧班列市场化运行机制。二是要再造边境口岸开发开放新优势。要遵循“政治功能是底线、经济功能是主线”的发展理念,[5]改善边境口岸开发开放地缘环境,稳定各类市场主体预期。要以打造一流边境口岸群为目标,强化顶层设计、科学定位、合理分工、避免边境口岸同质化竞争。要按照“对等开放、同步发展”的原则,与周边国家协商解决基础设施互通、贸易利益互赢、通关模式互鉴等边境口岸开发开放难题,不断提高边境口岸的空间通达性。三是要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进一步提高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战略赋位,将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纳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国—东盟“1+10”合作框架下進行统筹协调推进,高起点、高标准谋划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和发展。
  (二)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其一,大力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西部地区在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时要坚持走“产业链整合导向”的“内涵式”新路,避免走“资金扩张导向”的“外延式”老路,要把承接外部产业转移与内部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链整合有机结合起来,突出承接产业转移重点、搭建承接产业转移平台、创新承接产业转移方式、完善承接产业转移机制,前瞻性、选择性地做好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工作。其二,加快新旧增长动能转换。西部地区总体上仍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窗口期,旧动能支撑的产业普遍产能过剩,新动能助推的产业还不足以带动经济发展。在旧的路径依赖尚未彻底打破、新的增长动能正在汇聚的历史关口,西部地区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化解过剩产能,减轻新旧动能转换压力;实施创新驱动,提升新旧动能转换动力;壮大新兴产业,夯实新旧动能转换接力。通过新旧动能转换,带动现代与传统产业体系有序更迭。其三,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大力扶持科技金融、外贸金融、能源金融和文化金融等现代金融服务业;重点发展以航空物流网、物流信息网、陆路物流网和国际陆港、航空港、自由贸易港为代表的“三网三港”现代物流服务业;加快建设面向“一带一路”的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中心、物联网应用创新中心和“西部云谷”等现代信息技术服务业;积极培育融资租赁、商务咨询、服务外包等新兴生产性服务业态。
  (三)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西部地区要积极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6]大力推动全要素使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由“量的扩展”向“质的提升”转变。要深入推进国际产能合作,通过设立境外产业园区、承接国外高端装备制造业项目和并购境外企业等方式,带动西部地区装备制造、钢铁、水泥、风电和光伏等优质富裕产能走出去。要实施品牌价值提升工程,保护和传承中华老字号,培育发展地理标志产品,鼓励西部地区有实力的外贸企业开展品牌收购业务,打造和创建一批具有行业、区域和全球影响力的著名品牌。要实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工程。加快推进西部地区出口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尽快实现西部地区与重点出口市场之间检验体系和证书互认。
  (四)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
  制度型开放是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首先,要严格落实《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制度,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按照“法不禁止皆可为”的原则,全面放开产业和市场准入条件。[7]对未纳入负面清单管理的行业、领域、业务等,西部地区各省区市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设置任何门槛限制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其次,要积极申报制度型开放平台。目前,四川、重庆、陕西、广西和云南已设立了自由贸易试验区。下一步,其他7个省区要科学选址、详细论证,积极申报第五批自由贸易试验区。另外,西部地区还可以尝试设立边境自由贸易口岸,在货物贸易、外资准入、人员流动、车辆进出、外汇金融、联检查验、海关监管等方面,探索既符合国际自由贸易规则,又适合边境贸易特点的先行先试政策和制度。最后,要努力创建陆权贸易新规则。西部地区要以推进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为契机,创建标准化、一体化的“铁路+”多式联运一单制规则,以便实现铁路运输货物“一单到底、一箱到底、一人到底、一签到底、一检到底”,从而提升陆权贸易运输效率和通关便利化水平。
  (五)深化国内外区域合作
  一方面,西部地区要抓住国内区域发展战略重构的有利时机,集中优势资源,找准突破领域,以打造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产业融合利益共同体和生态保护责任共同体为抓手,深化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合作,主动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加快促进要素、资源、产品跨区流转和科技、创新、生态跨区协同。另一方面,西部地区要充分发挥地缘、人缘和亲缘优势,积极与周边国家开展双边和多边区域合作,拓展对外开放新空间,最大限度地发挥区域合作在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方面的平台性和基础性作用,提高区域集聚和辐射能力。从空间上看,西南方向主要以“澜湄合作”机制为载体,重点支持云南、广西两省区加强与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等东南亚五国经贸合作;西北方向主要以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为平台,重点支持新疆加强与蒙古国、巴基斯坦等中亚十国经贸合作;东北方向主要以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为依托,重点支持内蒙古加强与俄罗斯和蒙古国经贸合作。
  参考文献:
  [1] 王玉清,扈恩邦.构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的大开放格局[J].开放导报,2012(4).
  [2] 石伟文.西部地区贸易便利化进程评估及其经济增长效应[J].改革,2018(7).
  [3] 王亮.投资差异与增长敛散性的统计检验[J].统计与决策,2010(5).
  [4] 马斌.中欧班列的发展现状、问题与应对[J].国际问题研究,2018(6).   [5] 張欣,崔日明.“一带一路”倡议下边境陆路口岸对外开放优势再造研究[J].亚太经济,2019(4).
  [6] 崔日明,张志明.培育对外贸易新型竞争力[N].人民日报,2013-12-12(07).
  [7] 张欣.沿边民族地区外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研究[J].北方经贸,2016(4).
  THE DEVELOPMENT OF OPEN ECONOMY IN WESTERN CHINA:
  PROBLEM PERSPECTIVE, EFFECT EVALUATION AND
  STRATEGY INTEGRATION
  Zhang Xin ,Wang Liang
  Abstract:This article has made a time-space perspective and quantitative diagnosis of the outstanding problems and potential growth effec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pen economy in the western region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from two dimensions of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open economy of the western region, such as insufficient scale, un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unstable growth, unreasonable trade structure, and inconvenient trade transactions. and so on, moreover, its marginal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growth is not significant. A benign mutual promo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open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has not yet been formed. This means that improving the level of open economy development is still a mandatory question and the priority for the western region to plan for the beginning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In the future, the western region should reintegrate the open economy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unblocking international trade channels, construct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s, cultivating new advantages in foreign trade competitions, enhancing institutional openness, deepen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accelera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open economy.
  Keywords:western region; open economy; institutional openness
  〔责任编辑:陈家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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