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余光中是大诗人，也是杰出的诗论家，一生读诗、写诗、教诗、论诗、编诗、译诗，为此，他当然要日复一日地吞食咀嚼大量的诗歌和各种艺术理论。然而，他更加喜爱传记，尤其是艺术家的传记。他曾告诫诗人说：“诗人们如果能多读生命，少读诗，或者多读诗，少读理论，或者读理论而不迷信理论，那就是创作的幸福了。”多读生命，尤其是卓越的超越时空的艺术生命，大多数人只能借助间接经验，特别是通过阅读艺术家的传记而接近他们。余光中就是一个艺术家传记的爱好者。八十年代，他在散文中吐露心声：退休后，要“做一个退隐的译者，把格列柯、劳特累克、透纳等画家的传记一一译出”。
一、 初译《凡高传》
在琳琳琅琅的艺术家群星中，余光中最钟情于凡高。在余光中的精神地图上，法国南部的小镇阿罗和圣瑞米长久占据着醒目的位置，这两个小镇是印象派画家凡高艺术生命灿烂焕发之处。余光中多次这样说：凡高是我的第二自我。百年前一个异国画家，为何能让当代大诗人如此倾倒并且引为知己，这还得从《凡高传》这本书说起。
1954年，余光中大学毕业才两年。诗人后来回忆：“那是我一生最烦恼的时期，身多病而心常乱，几乎无日安宁。”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余光中读了《凡高传》。
《凡高传》的作者是美国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家伊尔文·史东（Irving Stong 1903～1989,大陆译“史东”为“斯通”），他一生著有传记小说二十多部。《凡高传》于1934年出版，这是史东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
凡高如今已誉满全球，他的故事走上银幕，谱成歌曲；他的书信有各国译本；他的作品引动千百学者著书立说；艺术拍卖会上，他一幅画的售价足以开办几所艺术院校了。可是，在生前，他只卖掉一幅画，只在生命将尽时看到一篇肯定他的评论。他的家族经营着欧洲最著名的画廊，却从不认可和接纳他的画作；他的爱情热烈而且执著，却没有一个女人肯让他携着走上红地毯；他常常三餐不继，一贫如洗，世人视为浪子、疯子。世界之大，只有一个弟弟毫无保留地爱他，安慰他，供养他，看重他……
27岁学画，37岁自杀，十年中，这个元气淋漓、热血翻腾的大孩子，心甘情愿地过着苦行僧的日子，只为了把他的生命，他的创造，他对人世的深爱和关切，挥洒成一幅幅辉光颤动灿烂得近乎白热的画。十年的创作生命是短暂的，可是，凡高留给人类的艺术遗产，足以与任何一位现代艺术家媲美。
凡高反差巨大的凄苦与辉煌，使余光中深受震撼。感动之余，他决定动手翻译。他把自己的大计划与梁实秋先生商量。恰好梁实秋先生也读过这本奇书，可是觉得书太长，又牵涉到许多西方艺术史上的专业问题，就劝初涉译事的余光中不如节译算了。但余光中认定，一本书既然值得翻译，就该全译，否则干脆不译。
一动手翻译，果然艰难。余光中后来回忆道：“本已身心俱疲，又决定要揽下这么一件大工程，实在非常冒险。开始的时候，只觉不胜负担，曾对朋友说：‘等到我译到凡高发疯的时候，我自己恐怕也要崩溃了’。可是随着译事的进展，我整个投入了凡高的世界，朝夕和一个伟大的心灵相对……在一个元气淋漓的生命里，在那个生命的苦难中，我忘了自己小小的烦恼……就这样，经过十一个月的净化作用，书译好了，译者也度过了难关。凡高疯了，自杀了，译者却得救了”。
多年后，余光中更深入地道出翻译《凡高传》的意义：“我不但在译一本书，也在学习现代绘画，更重要的是，在认识一个伟大的心灵，并且借此考验自己，能否在他的感召之下，坚持不懈，完成这长期的苦工。”
二、 焚烧的生命
《凡高传》对于余光中不仅有净化作用，还有催化作用。凡高的艺术对余光中创作风格的形成与拓展有着长久且深远的启示。
首先，是那种献身的赤诚。余光中多次赞赏凡高艺术之可贵，贵在其诚。
被凡高画作震撼后，余光中就一直在探询这种非凡艺术创造力之谜。他阅读了凡高的书信和传记之后，突然悟到，苦难和苦难中对艺术的执著正是一切伟大艺术之动力。余光中说，凡高把传教般的狂热倾注到绘画中，“他是现代艺坛最令人不安的性情中人……他告诉弟弟，谁要是可惜自己的生命，终会失去生命，但谁要不惜生命去换取更崇高的东西，他终会得到”。在歌咏凡高名画《向日葵》的诗中，余光中写出这样的句子：
你是挣不脱的夸父
飞不起的伊卡瑞斯
每天一次的轮回
从曙到暮
扭不屈之颈，昂不垂之头
去追一个高悬的号召。
可见，凡高的献身精神是余光中朝拜缪斯与永恒拔河的巨大动力，在余光中 “敢在时间中自焚，必在永恒里结晶”的自我写照里，有凡高坦然殉道的背影。
其次，是民胞物与的博爱精神。余光中指出，凡高的生活经历与悲悯情怀使他自然而然地将艺术的重心从美女贵人移向“中下层阶级”， 使他能把“原本平凡的人物画得具有灵性和光辉，更重要的是，具有尊严”。余光中特别强调，由于有深厚的同情和广博的挚爱，凡高关爱不幸和无助，却不流于抗议或怨恨，“他的爱自个人的一端延伸到整个自然，其中固然包括了社会的阶级，但也超越了其限制。他的艺术也超越了社会写实，兼有个性的表现和普遍的象征”。这些话语中包含着余光中对自己创作的反省，从创作之初的《扬子江船夫曲》到后期的《一枚铜币》，诗人一直在诗作中表现出对平头百姓由衷的关爱和认同。这并不奇怪，他本来就自认是茱萸的孩子（余光中出生在重阳之日，在古老的汉族民间习俗中，这一天是有难的日子之日，例当举家登高避祸，佩茱萸囊饮菊花酒驱邪）。他生在有难的日子，长在忧患的时世、流离的年代……他的一生从苦难到淡泊，与奢华富贵总难交融；然而，余光中并不拘囿于写实技法和时事抗争，在艺术创造中，他有无穷的天地和多般的方法。毋庸置疑，凡高廓大的心胸拓展了余光中吸收、感受、容纳生活以及汲取、借鉴、融汇各类各方艺术的视野和能力——静物之微，宇宙之大；船夫盲丐，伟人名流；儿女柔情，英雄断腕；私己隐秘，民族记忆……一一纳入他的诗文之中；写实和象征、传统到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各式艺术方法无不为其所用；题材广博、方法多变、作品量多质优奠定了余光中当代中国文坛的大家地位。
再次，不断调整美感以达成艺术上的蜕变。余光中喜爱凡高早期以《食薯者》为代表的写实之作，认为它们“阴沉之中有温暖，黯淡之中有光，苦涩之中有一种令人安慰的甜味”。“另具一种坚实苦拙之美，接近原始而单纯的生命，十分耐看”。 余光中也推崇凡高后期那些饶富象征意味的画作，赞颂凡高能“从写实的局限里跃升入象征与表现”。他将凡高十年艺术生涯分为不断求新的三个时期，并总结道：“这十年探索的历程，以风格而言，是从写实的模仿自然到象征的重造自然；以师承而言，是从荷兰的传统走向法国的启示而归于自我的创造；以线条而言，是从凝重的直线走向强劲而回旋的曲线；以色彩而言，则是从沉褐走向灿黄。”余光中半世纪的创作历程，同样是不拘于一格，不安于小成的进取，力求超越前人、时人和自我。因此，余光中在当代文坛有着 “善变者”、“艺术的多妻主义”、“璀璨的五彩笔”等诸多美称。
除了献身、博爱、进取等艺术精神的承传，在艺术风格上，余光中和凡高也多有相通之处。
与凡高结缘几十年，余光中对于凡高的画作百看不厌，总是“肺腑内炽，感奋莫名，像是和一股滚滚翻腾而来的生命骤然相接，欲摆脱而不能”。若有心对余光中的凡高专论细加梳理，可以发现，余光中认为造成这种美感的原因是：1.“蟠蜿淋漓”、“沛然运转”、“笔挟风雨一气呵成”的节奏感，或者说是“蟠蟠蜿蜿起伏汹涌无始无终的颤动、震动、律动”。它由凡高独特的线条造成，“那些断而复续、伏而复起、去而复回的线条，像是宇宙间生生不息动而愈出的一种节奏，一种脉搏”。2.奇异的光辉。它来自凡高大胆运用几种强烈的主色。
余光中说“光辉与颤动正是凡高画中呼之欲出的特质”。其实，这也是余光中诗文的主调。综观余光中的创作，大处着笔力能扛鼎， 小处落墨纤细入微，能犀利，能冲淡，能幽默，能庄重，嬉笑怒骂，风格多般。但最为突出的风格标志仍然是那种浓重的色彩和笔挟风雨的节奏造就的阳刚之美。他自称：“崇拜一支男的充血的笔，一种雄厚如斧野犷如碑的风格。……嗜伐嗜斩，总想向一面无表情的石壁上砍出自己的声音来……罹了史诗的自大狂，幻想你必须饮海止渴嚼山充饥，幻想你的呼吸是神的气候”。特别在他那些“飞扬跋扈为谁雄”的诗文中，镜头总是对准广漠、巨石、山风、海潮，钢铁长桥、摩天大厦、生命力强悍的人与如猛兽狂奔的车；背景总是千年的文化、万里的地图和永恒的星空，角度总是便于摄取广阔深远的场景的俯视，即所谓“凭空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喜好选用声调高、音幅宽的阳性词而行文则注重气势，泼墨淋漓，在不事细部雕饰的整体形象的飞扬流动中，表现出激荡磅礴的力量和速度。在这些诗文中，我们同样得到了立于凡高画幅之下的美感，一种元气淋漓剧烈冲突的生命挥洒而出的绚丽色彩。我们甚至可以具体指证凡高画作在余光中作品中的印痕，如《逍遥游》的开篇基调有凡高《星光夜》的气氛；《火浴》、《想起那些眼睛》、《九命猫》等诗歌不断出现的火焰意象，也仿佛是法国南部古镇阿罗的灿亮烈日所点燃……
观赏和揣摩凡高画作，也使余光中对他的艺术手法了然于心并有所借鉴。凡高多作自画像，十年之中得四十多幅，表现出他自励自省和自我定位的决心和勇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余光中也多作自剖自述诗，三十年间，大约有三十篇之多，其中较为著名的是《白玉苦瓜》、《火浴》、《与永恒拔河》、《独白》、《旗》、《五行无阻》、《守夜人》等。凡高喜欢在同一题目下反复作画，如向日葵，就是他常作之题；对于凡高这一创作特点，余光中多有所论，认为是“为了求全、求变”。余光中创作，亦常见同题（或者相同题材）异作这一手法，诸如诗人自我形象的刻画、亲情、离别、月光、恋情等题都是常写不衰；也有同一题材分别见之于诗歌和散文。这样做，既是为了充分利用题材，更重要的是借此考验自我挖掘生活的艺术能力。能在同一题材上不断推陈出新，正是作家在艺术上开拓不息和艺术手段高超的标记。
三、 永远的家人
《凡高传》也是余光中和范我存女士的爱情见证人，是余光中一家的精神家人。
结婚前，余光中在范我存女士保存的一本画册上第一次细细观赏凡高。他第一眼见到那向日葵，便“深受震撼，像面对一场挥之不去却又耐人久看的古魇”，“觉得那些挤在瓶里的花朵，辐射的金发，丰满的橘面，挺拔的绿茎，衬在一片淡柠檬黄的背景上，强烈地象征了天真而充沛的生命，而那深深浅浅交交错错织成的黄色暖调，对疲劳而受伤的视神经，真是无比美妙的按摩”。凡高成了这对年轻恋人之间热烈的话题。以后，翻译《凡高传》更是他们一生携手合作的开端。每天，余光中在无格的白纸上写下译文，从台北寄给在中坜任教的范我存，由她誊清在有格的稿纸上再寄回，让余光中送往报社，保证每日连载不断。三百多个日夜，三十多万字的译文，他们共同面对“红头疯子”的苦难；他们也分享工作和爱情的甜蜜，余光中每每在白纸背面写上自己的思念和情意，范我存寄回的稿件里当然也附带有情书。所以，余光中会说：“在我们早年的回忆里，凡高其人其画，都是不可缺少的一份。苦命的文生早已成为了我家共同的朋友。”
这里的“我家”原来是两口之家，后来成了六口乃至十余口之家。可是，凡高一直而且永远是这家人共同的朋友，不，不仅仅是朋友，应该说是余家的“精神家人”。1990年，是凡高逝世百年，余光中、范我存和两个女儿专程远赴荷兰，瞻仰凡高画作，并到法国奥维凡高兄弟墓前凭吊；全家从荷兰买回的凡高画册，重达好几公斤。余光中写道：“1990年对于我家，真是壮丽无比的凡高年。”
这次远程的朝圣，犹如家族的祭拜仪式。这种奠仪，不需香火和牲酒，而用性灵与诗文。主祭余光中在那一年，向凡高一连献上了七篇诗文：以凡高画作为主题的《星光夜》、《荷兰吊桥》、《向日葵》三首诗歌；《破画欲出的淋漓元气》、《壮丽的祭典》、《莫惊醒金黄的鼾声》、《凡高的向日葵》四篇总字数逾四万的凡高专论。
余译《凡高传》震撼了许多敏感而年青的心灵。该书在台湾先有重光版，后有大地版，一印再印，总印数逾三万册。数以万计的热情读者中，有些正是在《凡高传》的感召下，成为出色的艺术家。比如，“云门舞集”的创始人林怀民，十二岁就读了余译《凡高传》；作家三毛（陈平）殁后，家人以她生前最喜爱的三本书陪葬，其中一本便是余译《凡高传》……
为了使更多青春的心灵能够沐浴于凡高的光辉中，1977年，《凡高传》出版二十多年后，余光中在繁忙的创作和教学之余，认真修改《凡高传》的译稿，使其译文更为精美流畅。在“新译本译者序”中，译者自叙其译事：“每页修改的程度不一，少则七八处，多则二三十处，相信旧译全文至少修改了一万处。修改所耗时间，每页少则十五分钟，多则往往半小时以上……新译的过程约为一年；有时在家里动笔，有时在办公室里，有时和我存开车去买菜，我甚至利用等她采购的一段时间，靠在汽车后座工作。”
对于翻译，余光中有精妙的论述：“翻译，是西化的合法进口，不像许多创作，在暗里非法西化，令人难防。一篇译文能称上乘，一定是译者功力高强，精通截长补短、化瘀解滞之道，所以能用无曲不达的中文去诱捕不肯就范的英文。这样的译文在中西之间折冲樽俎 ，能不辱中文的使命，却带回俯首就擒的英文，虽不能就成为创作，却是‘西而化之’的好文章。”可以看出，余光中认为，优秀的译文能化解西方语汇句式；使之融入汉语的常态中的译文，便是善性西化，它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余光中重译的《凡高传》正是上述论述的有力印证，她的问世立刻引起了学界的注意。1993年，台湾东海大学中文所张嘉伦写出了《以余译〈凡高传〉为例论白话文的欧化问题》为题的硕士论文。文中详尽分析了余光中重译《凡高传》时的大幅改动，包括句子成分、句型结构以及词性、词序、语态等方面，认真论证了余译《凡高传》正是现代白话文纠正恶性西化的最佳范本 。
和凡高结缘已经半个世纪，余光中总是意犹未尽。不久前他还这样说：“凡高是我的忘代忘年交，他的痛苦之爱贴近吾心，虽然译过一本《凡高传》，仍然感到不能尽意，很想有空再译出他的书信集，或是鲁宾医生那本更深入更犀利的传记《人世的游子》。”
林语堂先生在他那本著名的《苏东坡传》中说过这样的话：“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主要的倒是对他是否有同情的了解。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欢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欢他。”富足而且坚毅的艺术生命总是灵犀相通的，林语堂和苏东坡是这样，余光中与凡高也是这样，卓越超拔的艺术心灵撞击而出的绚丽光彩，任是再遥远的时空距离也无法熄灭。
《凡高传》，(美国) 伊尔文·史东（Irving Stong）著，余光中译，台湾大地出版社1990年7月第十版。
一、 初译《凡高传》
在琳琳琅琅的艺术家群星中，余光中最钟情于凡高。在余光中的精神地图上，法国南部的小镇阿罗和圣瑞米长久占据着醒目的位置，这两个小镇是印象派画家凡高艺术生命灿烂焕发之处。余光中多次这样说：凡高是我的第二自我。百年前一个异国画家，为何能让当代大诗人如此倾倒并且引为知己，这还得从《凡高传》这本书说起。
1954年，余光中大学毕业才两年。诗人后来回忆：“那是我一生最烦恼的时期，身多病而心常乱，几乎无日安宁。”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余光中读了《凡高传》。
《凡高传》的作者是美国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家伊尔文·史东（Irving Stong 1903～1989,大陆译“史东”为“斯通”），他一生著有传记小说二十多部。《凡高传》于1934年出版，这是史东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
凡高如今已誉满全球，他的故事走上银幕，谱成歌曲；他的书信有各国译本；他的作品引动千百学者著书立说；艺术拍卖会上，他一幅画的售价足以开办几所艺术院校了。可是，在生前，他只卖掉一幅画，只在生命将尽时看到一篇肯定他的评论。他的家族经营着欧洲最著名的画廊，却从不认可和接纳他的画作；他的爱情热烈而且执著，却没有一个女人肯让他携着走上红地毯；他常常三餐不继，一贫如洗，世人视为浪子、疯子。世界之大，只有一个弟弟毫无保留地爱他，安慰他，供养他，看重他……
27岁学画，37岁自杀，十年中，这个元气淋漓、热血翻腾的大孩子，心甘情愿地过着苦行僧的日子，只为了把他的生命，他的创造，他对人世的深爱和关切，挥洒成一幅幅辉光颤动灿烂得近乎白热的画。十年的创作生命是短暂的，可是，凡高留给人类的艺术遗产，足以与任何一位现代艺术家媲美。
凡高反差巨大的凄苦与辉煌，使余光中深受震撼。感动之余，他决定动手翻译。他把自己的大计划与梁实秋先生商量。恰好梁实秋先生也读过这本奇书，可是觉得书太长，又牵涉到许多西方艺术史上的专业问题，就劝初涉译事的余光中不如节译算了。但余光中认定，一本书既然值得翻译，就该全译，否则干脆不译。
一动手翻译，果然艰难。余光中后来回忆道：“本已身心俱疲，又决定要揽下这么一件大工程，实在非常冒险。开始的时候，只觉不胜负担，曾对朋友说：‘等到我译到凡高发疯的时候，我自己恐怕也要崩溃了’。可是随着译事的进展，我整个投入了凡高的世界，朝夕和一个伟大的心灵相对……在一个元气淋漓的生命里，在那个生命的苦难中，我忘了自己小小的烦恼……就这样，经过十一个月的净化作用，书译好了，译者也度过了难关。凡高疯了，自杀了，译者却得救了”。
多年后，余光中更深入地道出翻译《凡高传》的意义：“我不但在译一本书，也在学习现代绘画，更重要的是，在认识一个伟大的心灵，并且借此考验自己，能否在他的感召之下，坚持不懈，完成这长期的苦工。”
二、 焚烧的生命
《凡高传》对于余光中不仅有净化作用，还有催化作用。凡高的艺术对余光中创作风格的形成与拓展有着长久且深远的启示。
首先，是那种献身的赤诚。余光中多次赞赏凡高艺术之可贵，贵在其诚。
被凡高画作震撼后，余光中就一直在探询这种非凡艺术创造力之谜。他阅读了凡高的书信和传记之后，突然悟到，苦难和苦难中对艺术的执著正是一切伟大艺术之动力。余光中说，凡高把传教般的狂热倾注到绘画中，“他是现代艺坛最令人不安的性情中人……他告诉弟弟，谁要是可惜自己的生命，终会失去生命，但谁要不惜生命去换取更崇高的东西，他终会得到”。在歌咏凡高名画《向日葵》的诗中，余光中写出这样的句子：
你是挣不脱的夸父
飞不起的伊卡瑞斯
每天一次的轮回
从曙到暮
扭不屈之颈，昂不垂之头
去追一个高悬的号召。
可见，凡高的献身精神是余光中朝拜缪斯与永恒拔河的巨大动力，在余光中 “敢在时间中自焚，必在永恒里结晶”的自我写照里，有凡高坦然殉道的背影。
其次，是民胞物与的博爱精神。余光中指出，凡高的生活经历与悲悯情怀使他自然而然地将艺术的重心从美女贵人移向“中下层阶级”， 使他能把“原本平凡的人物画得具有灵性和光辉，更重要的是，具有尊严”。余光中特别强调，由于有深厚的同情和广博的挚爱，凡高关爱不幸和无助，却不流于抗议或怨恨，“他的爱自个人的一端延伸到整个自然，其中固然包括了社会的阶级，但也超越了其限制。他的艺术也超越了社会写实，兼有个性的表现和普遍的象征”。这些话语中包含着余光中对自己创作的反省，从创作之初的《扬子江船夫曲》到后期的《一枚铜币》，诗人一直在诗作中表现出对平头百姓由衷的关爱和认同。这并不奇怪，他本来就自认是茱萸的孩子（余光中出生在重阳之日，在古老的汉族民间习俗中，这一天是有难的日子之日，例当举家登高避祸，佩茱萸囊饮菊花酒驱邪）。他生在有难的日子，长在忧患的时世、流离的年代……他的一生从苦难到淡泊，与奢华富贵总难交融；然而，余光中并不拘囿于写实技法和时事抗争，在艺术创造中，他有无穷的天地和多般的方法。毋庸置疑，凡高廓大的心胸拓展了余光中吸收、感受、容纳生活以及汲取、借鉴、融汇各类各方艺术的视野和能力——静物之微，宇宙之大；船夫盲丐，伟人名流；儿女柔情，英雄断腕；私己隐秘，民族记忆……一一纳入他的诗文之中；写实和象征、传统到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各式艺术方法无不为其所用；题材广博、方法多变、作品量多质优奠定了余光中当代中国文坛的大家地位。
再次，不断调整美感以达成艺术上的蜕变。余光中喜爱凡高早期以《食薯者》为代表的写实之作，认为它们“阴沉之中有温暖，黯淡之中有光，苦涩之中有一种令人安慰的甜味”。“另具一种坚实苦拙之美，接近原始而单纯的生命，十分耐看”。 余光中也推崇凡高后期那些饶富象征意味的画作，赞颂凡高能“从写实的局限里跃升入象征与表现”。他将凡高十年艺术生涯分为不断求新的三个时期，并总结道：“这十年探索的历程，以风格而言，是从写实的模仿自然到象征的重造自然；以师承而言，是从荷兰的传统走向法国的启示而归于自我的创造；以线条而言，是从凝重的直线走向强劲而回旋的曲线；以色彩而言，则是从沉褐走向灿黄。”余光中半世纪的创作历程，同样是不拘于一格，不安于小成的进取，力求超越前人、时人和自我。因此，余光中在当代文坛有着 “善变者”、“艺术的多妻主义”、“璀璨的五彩笔”等诸多美称。
除了献身、博爱、进取等艺术精神的承传，在艺术风格上，余光中和凡高也多有相通之处。
与凡高结缘几十年，余光中对于凡高的画作百看不厌，总是“肺腑内炽，感奋莫名，像是和一股滚滚翻腾而来的生命骤然相接，欲摆脱而不能”。若有心对余光中的凡高专论细加梳理，可以发现，余光中认为造成这种美感的原因是：1.“蟠蜿淋漓”、“沛然运转”、“笔挟风雨一气呵成”的节奏感，或者说是“蟠蟠蜿蜿起伏汹涌无始无终的颤动、震动、律动”。它由凡高独特的线条造成，“那些断而复续、伏而复起、去而复回的线条，像是宇宙间生生不息动而愈出的一种节奏，一种脉搏”。2.奇异的光辉。它来自凡高大胆运用几种强烈的主色。
余光中说“光辉与颤动正是凡高画中呼之欲出的特质”。其实，这也是余光中诗文的主调。综观余光中的创作，大处着笔力能扛鼎， 小处落墨纤细入微，能犀利，能冲淡，能幽默，能庄重，嬉笑怒骂，风格多般。但最为突出的风格标志仍然是那种浓重的色彩和笔挟风雨的节奏造就的阳刚之美。他自称：“崇拜一支男的充血的笔，一种雄厚如斧野犷如碑的风格。……嗜伐嗜斩，总想向一面无表情的石壁上砍出自己的声音来……罹了史诗的自大狂，幻想你必须饮海止渴嚼山充饥，幻想你的呼吸是神的气候”。特别在他那些“飞扬跋扈为谁雄”的诗文中，镜头总是对准广漠、巨石、山风、海潮，钢铁长桥、摩天大厦、生命力强悍的人与如猛兽狂奔的车；背景总是千年的文化、万里的地图和永恒的星空，角度总是便于摄取广阔深远的场景的俯视，即所谓“凭空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喜好选用声调高、音幅宽的阳性词而行文则注重气势，泼墨淋漓，在不事细部雕饰的整体形象的飞扬流动中，表现出激荡磅礴的力量和速度。在这些诗文中，我们同样得到了立于凡高画幅之下的美感，一种元气淋漓剧烈冲突的生命挥洒而出的绚丽色彩。我们甚至可以具体指证凡高画作在余光中作品中的印痕，如《逍遥游》的开篇基调有凡高《星光夜》的气氛；《火浴》、《想起那些眼睛》、《九命猫》等诗歌不断出现的火焰意象，也仿佛是法国南部古镇阿罗的灿亮烈日所点燃……
观赏和揣摩凡高画作，也使余光中对他的艺术手法了然于心并有所借鉴。凡高多作自画像，十年之中得四十多幅，表现出他自励自省和自我定位的决心和勇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余光中也多作自剖自述诗，三十年间，大约有三十篇之多，其中较为著名的是《白玉苦瓜》、《火浴》、《与永恒拔河》、《独白》、《旗》、《五行无阻》、《守夜人》等。凡高喜欢在同一题目下反复作画，如向日葵，就是他常作之题；对于凡高这一创作特点，余光中多有所论，认为是“为了求全、求变”。余光中创作，亦常见同题（或者相同题材）异作这一手法，诸如诗人自我形象的刻画、亲情、离别、月光、恋情等题都是常写不衰；也有同一题材分别见之于诗歌和散文。这样做，既是为了充分利用题材，更重要的是借此考验自我挖掘生活的艺术能力。能在同一题材上不断推陈出新，正是作家在艺术上开拓不息和艺术手段高超的标记。
三、 永远的家人
《凡高传》也是余光中和范我存女士的爱情见证人，是余光中一家的精神家人。
结婚前，余光中在范我存女士保存的一本画册上第一次细细观赏凡高。他第一眼见到那向日葵，便“深受震撼，像面对一场挥之不去却又耐人久看的古魇”，“觉得那些挤在瓶里的花朵，辐射的金发，丰满的橘面，挺拔的绿茎，衬在一片淡柠檬黄的背景上，强烈地象征了天真而充沛的生命，而那深深浅浅交交错错织成的黄色暖调，对疲劳而受伤的视神经，真是无比美妙的按摩”。凡高成了这对年轻恋人之间热烈的话题。以后，翻译《凡高传》更是他们一生携手合作的开端。每天，余光中在无格的白纸上写下译文，从台北寄给在中坜任教的范我存，由她誊清在有格的稿纸上再寄回，让余光中送往报社，保证每日连载不断。三百多个日夜，三十多万字的译文，他们共同面对“红头疯子”的苦难；他们也分享工作和爱情的甜蜜，余光中每每在白纸背面写上自己的思念和情意，范我存寄回的稿件里当然也附带有情书。所以，余光中会说：“在我们早年的回忆里，凡高其人其画，都是不可缺少的一份。苦命的文生早已成为了我家共同的朋友。”
这里的“我家”原来是两口之家，后来成了六口乃至十余口之家。可是，凡高一直而且永远是这家人共同的朋友，不，不仅仅是朋友，应该说是余家的“精神家人”。1990年，是凡高逝世百年，余光中、范我存和两个女儿专程远赴荷兰，瞻仰凡高画作，并到法国奥维凡高兄弟墓前凭吊；全家从荷兰买回的凡高画册，重达好几公斤。余光中写道：“1990年对于我家，真是壮丽无比的凡高年。”
这次远程的朝圣，犹如家族的祭拜仪式。这种奠仪，不需香火和牲酒，而用性灵与诗文。主祭余光中在那一年，向凡高一连献上了七篇诗文：以凡高画作为主题的《星光夜》、《荷兰吊桥》、《向日葵》三首诗歌；《破画欲出的淋漓元气》、《壮丽的祭典》、《莫惊醒金黄的鼾声》、《凡高的向日葵》四篇总字数逾四万的凡高专论。
余译《凡高传》震撼了许多敏感而年青的心灵。该书在台湾先有重光版，后有大地版，一印再印，总印数逾三万册。数以万计的热情读者中，有些正是在《凡高传》的感召下，成为出色的艺术家。比如，“云门舞集”的创始人林怀民，十二岁就读了余译《凡高传》；作家三毛（陈平）殁后，家人以她生前最喜爱的三本书陪葬，其中一本便是余译《凡高传》……
为了使更多青春的心灵能够沐浴于凡高的光辉中，1977年，《凡高传》出版二十多年后，余光中在繁忙的创作和教学之余，认真修改《凡高传》的译稿，使其译文更为精美流畅。在“新译本译者序”中，译者自叙其译事：“每页修改的程度不一，少则七八处，多则二三十处，相信旧译全文至少修改了一万处。修改所耗时间，每页少则十五分钟，多则往往半小时以上……新译的过程约为一年；有时在家里动笔，有时在办公室里，有时和我存开车去买菜，我甚至利用等她采购的一段时间，靠在汽车后座工作。”
对于翻译，余光中有精妙的论述：“翻译，是西化的合法进口，不像许多创作，在暗里非法西化，令人难防。一篇译文能称上乘，一定是译者功力高强，精通截长补短、化瘀解滞之道，所以能用无曲不达的中文去诱捕不肯就范的英文。这样的译文在中西之间折冲樽俎 ，能不辱中文的使命，却带回俯首就擒的英文，虽不能就成为创作，却是‘西而化之’的好文章。”可以看出，余光中认为，优秀的译文能化解西方语汇句式；使之融入汉语的常态中的译文，便是善性西化，它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余光中重译的《凡高传》正是上述论述的有力印证，她的问世立刻引起了学界的注意。1993年，台湾东海大学中文所张嘉伦写出了《以余译〈凡高传〉为例论白话文的欧化问题》为题的硕士论文。文中详尽分析了余光中重译《凡高传》时的大幅改动，包括句子成分、句型结构以及词性、词序、语态等方面，认真论证了余译《凡高传》正是现代白话文纠正恶性西化的最佳范本 。
和凡高结缘已经半个世纪，余光中总是意犹未尽。不久前他还这样说：“凡高是我的忘代忘年交，他的痛苦之爱贴近吾心，虽然译过一本《凡高传》，仍然感到不能尽意，很想有空再译出他的书信集，或是鲁宾医生那本更深入更犀利的传记《人世的游子》。”
林语堂先生在他那本著名的《苏东坡传》中说过这样的话：“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主要的倒是对他是否有同情的了解。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欢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欢他。”富足而且坚毅的艺术生命总是灵犀相通的，林语堂和苏东坡是这样，余光中与凡高也是这样，卓越超拔的艺术心灵撞击而出的绚丽光彩，任是再遥远的时空距离也无法熄灭。
《凡高传》，(美国) 伊尔文·史东（Irving Stong）著，余光中译，台湾大地出版社1990年7月第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