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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绘画对颜料的使用,早期基本上以青绿重彩为主。从考古发现及传世作品来看,水墨画出现并取得初步发展大致应在唐代,此后着色画仍在一个时期内与其分庭抗礼,但很快由于文人画理论的渐趋成熟,使得重彩画迅速衰落。虽然浅绛山水继续发展,但宋代之后关于重彩技法的有价值记述便十分稀少了。在宋元时期的美术史籍中,有关色彩的内容或是因袭前说,或已改为推崇淡色。元代画家王绎在《写像秘诀》中虽然对于“采绘法”有详细的技术性描述,但人物画在元代已逐渐趋向衰落,时占据画坛主导地位的文人画风,其色彩的运用技法与早期绘画也有很大的区别。明清文人画的用色技法与早期青绿重彩画法属于不同的系统,故这一时期美术史籍虽有若干关于具体用色技法的阐述,但在审美旨趣和操作对象上,都与早期绘画大相径庭。
生于唐代后期的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一书中时时流露出对于崇水墨而轻色彩之姿,但也有篇幅专门论述颜料及相关,反映出古代绘画由重彩向水墨、淡色发展的转变趋势,因而本文将重点讨论《历代名画记》之前的早期美术史籍。
今日能够见到的早期美术史籍文献大多是较晚的版本,或被保存于《王氏画苑》《津逮秘书》这样的明清丛书中,存在各种版本的问题,文字往往还有错谬之处。针对这一情况,一代代的中外美术史家投注大量精力予以考证,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本文的重点并不在版本的校勘与考释上,对具体语句的解释大体按照学界的通行说法,并适当参以己意。对所引用的文献和研究著作不再一一进行注释,仅最后以参考文献形式列出,以免行文繁琐喧宾夺主。
传为顾恺之的《魏晋胜流画赞》和《画云台山记》
今日所能见到的最早绘画专论,应推收入《历代名画记》中的三篇传为顾恺之的作品。依张彦远所述这三篇是“自古相传脱错”,故在文字释读上存在很大困难,可若细心阅读仍可以得到不少有价值的信息。
顾恺之的《魏晋胜流画赞》有这样的记载:“竹木土可令墨彩色轻而松竹叶浓也。”这是说竹(竿)和树木及土用色要清淡,而松竹叶子则要用色浓重,以起到鲜明而强烈的视觉表达效果。另一篇《画云台山记》据研究应是对一幅具体作品的描述,故其关乎用色的叙述更为具体:“凡天及水色尽用空青,竟素上下以映。作紫石如坚云者五六枚。西连西向之丹崖。
凡画人,坐时可七分,衣服彩色殊鲜微,此正盖山高而人远也。丹砂绝崿及荫,当使嵃崔高骊,孤松植其上。可于次峰头作一紫石亭立。”
宗炳的《画山水序》
宗炳的《画山水序》是最早的山水画专论,其中也有涉及用色观念的内容:“以形写形,以色貌色。”这是指对于外在事物的形态和色彩都要尽量如实的加以描写,若将这句话与稍晚一些的谢赫《古画品录》相互参看则更好理解。谢赫不仅在六法中提出了“随类赋彩”这一重要概念,在具体品评画家时也有所体现:如顾骏之的“赋彩制形,皆创新意。”晋明帝的“虽略于形色,颇得神气。”对此王世襄注意到以上两条,皆形色并论,据此可知形与色,处同等地位,俱为写实所必需者。既以笔墨取得对象形状,更傅以对象原有之色彩,可谓尽逼真之能事矣。其定义为:按照对象之色彩,以颜色著染之。可见古代画家很早就将对颜色的巧妙运用,视为与造型准确同样重要的创作要素了。
传为萧绎的《山水松石格》
旧传为梁元帝萧绎所作《山水松石格》可以肯定是伪托之作,最早北宋韩拙在《山水纯全集》中已经引用,因此至少成书于北宋之前,可能保留有更早期的知识,也可纳入讨论的范围。
这段文字有三句涉及色彩方面的问题:“或难合于破墨,体向异于丹青。炎绯寒碧,暖日凉星。高墨犹绿,下墨犹赪。”第一句因旧注明确指出前有缺字,解释起来较难。将“破墨”和“丹青”并称的观念也说明此文年代较晚,但至少说明此时的观念仍然认为着色画具有独特的“体”,足以与水墨画抗衡。第二句以太阳和星星作为比兴,红色显得炎热而碧绿显得寒冷。看来对于今天所说的“暖色”与“冷色”的问题,古人早已有所认识。“高墨犹绿,下墨犹赪”理解起来的困难在于对“高墨”、“下墨”两词的解释。陈传席认为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是指山的高处之墨色犹如绿色,山的下(低)处之墨色似红色。其二是浓墨如同绿色,淡墨如红色。”
自然中的山当然没有黑色的,而山头植被丰富必然是绿色的。下部的山体若土壤含铁量高,呈现红色是比较正常的,这与上面提到的《画云台山记》里说的“丹崖”是一个道理。因此,似乎以前一种解释较合理,但要想表现这一效果,则必然要求用墨具有丰富的层次,因此后一种解释也可以作为对前一种解释的补充。如此一来,就可将这句话理解为“山的高处在用墨上应使其呈现出如同绿色的效果,下部山体用墨应使其呈现出如同红色的效果。”这其中已经包含了“墨分五彩”的观念,也表明在水墨画发展初期,曾试图以墨的丰富层次来表现不同的颜色,追求“以墨代彩”的效果。这句话虽是关于用墨技法的,但也可从侧面证实传统色彩技法对早期水墨画创作的影响。
姚最的《续画品录》
姚最的《续画品录》是接续谢赫的《古画品录》写就,在品评思想上深受谢赫的影响。其中提到了一些善于用色的画家:沈标的“性尚铅华,甚能留意。”嵇宝钧、聂松的“赋彩鲜丽,观者悦情。”焦宝愿的“衣文树色,时表新异,点黛施朱,轻重不失。”这些画家均无作品传世,他们的名字对后代可以说没什么影响力,但可以了解到,当时的观念已经知道“鲜丽”的色彩若使用的“轻重不失”,可以起到“观者悦情”的效果。今天的色彩心理学研究也同样认为,色彩可以对人的心情起到很大的影响。
结语
我国古代画论遗产丰富,有关色彩和颜料技法的记述颇丰。重彩画在经历了明清的沉寂后在晚清得以复兴,近现代涌现出了不少名家。但可供参考的早期文献材料却很有限,所以这些吉光片羽才更显得弥足珍贵。通过以上的梳理,可以了解到早期绘画中的一些审美特色,及独特的色彩技法观念,相信今后对这些文献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对重彩画的研究和创作也会有巨大的帮助。
参考文献:
[1]俞剑华,罗东子,温肇桐编著,《顾恺之研究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
[2]周积寅编著:《中国画论辑要》,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年。
[3]俞剑华编著:《中国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第二版。
[4]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
[5]陈传席著:《陈传席文集·第一卷》,河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
[6]王世襄:《中国画论研究(未定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7](日)冈村繁译注,俞慰刚译:《历代名画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8]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郁文韬,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2011级研究生]
生于唐代后期的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一书中时时流露出对于崇水墨而轻色彩之姿,但也有篇幅专门论述颜料及相关,反映出古代绘画由重彩向水墨、淡色发展的转变趋势,因而本文将重点讨论《历代名画记》之前的早期美术史籍。
今日能够见到的早期美术史籍文献大多是较晚的版本,或被保存于《王氏画苑》《津逮秘书》这样的明清丛书中,存在各种版本的问题,文字往往还有错谬之处。针对这一情况,一代代的中外美术史家投注大量精力予以考证,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本文的重点并不在版本的校勘与考释上,对具体语句的解释大体按照学界的通行说法,并适当参以己意。对所引用的文献和研究著作不再一一进行注释,仅最后以参考文献形式列出,以免行文繁琐喧宾夺主。
传为顾恺之的《魏晋胜流画赞》和《画云台山记》
今日所能见到的最早绘画专论,应推收入《历代名画记》中的三篇传为顾恺之的作品。依张彦远所述这三篇是“自古相传脱错”,故在文字释读上存在很大困难,可若细心阅读仍可以得到不少有价值的信息。
顾恺之的《魏晋胜流画赞》有这样的记载:“竹木土可令墨彩色轻而松竹叶浓也。”这是说竹(竿)和树木及土用色要清淡,而松竹叶子则要用色浓重,以起到鲜明而强烈的视觉表达效果。另一篇《画云台山记》据研究应是对一幅具体作品的描述,故其关乎用色的叙述更为具体:“凡天及水色尽用空青,竟素上下以映。作紫石如坚云者五六枚。西连西向之丹崖。
凡画人,坐时可七分,衣服彩色殊鲜微,此正盖山高而人远也。丹砂绝崿及荫,当使嵃崔高骊,孤松植其上。可于次峰头作一紫石亭立。”
宗炳的《画山水序》
宗炳的《画山水序》是最早的山水画专论,其中也有涉及用色观念的内容:“以形写形,以色貌色。”这是指对于外在事物的形态和色彩都要尽量如实的加以描写,若将这句话与稍晚一些的谢赫《古画品录》相互参看则更好理解。谢赫不仅在六法中提出了“随类赋彩”这一重要概念,在具体品评画家时也有所体现:如顾骏之的“赋彩制形,皆创新意。”晋明帝的“虽略于形色,颇得神气。”对此王世襄注意到以上两条,皆形色并论,据此可知形与色,处同等地位,俱为写实所必需者。既以笔墨取得对象形状,更傅以对象原有之色彩,可谓尽逼真之能事矣。其定义为:按照对象之色彩,以颜色著染之。可见古代画家很早就将对颜色的巧妙运用,视为与造型准确同样重要的创作要素了。
传为萧绎的《山水松石格》
旧传为梁元帝萧绎所作《山水松石格》可以肯定是伪托之作,最早北宋韩拙在《山水纯全集》中已经引用,因此至少成书于北宋之前,可能保留有更早期的知识,也可纳入讨论的范围。
这段文字有三句涉及色彩方面的问题:“或难合于破墨,体向异于丹青。炎绯寒碧,暖日凉星。高墨犹绿,下墨犹赪。”第一句因旧注明确指出前有缺字,解释起来较难。将“破墨”和“丹青”并称的观念也说明此文年代较晚,但至少说明此时的观念仍然认为着色画具有独特的“体”,足以与水墨画抗衡。第二句以太阳和星星作为比兴,红色显得炎热而碧绿显得寒冷。看来对于今天所说的“暖色”与“冷色”的问题,古人早已有所认识。“高墨犹绿,下墨犹赪”理解起来的困难在于对“高墨”、“下墨”两词的解释。陈传席认为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是指山的高处之墨色犹如绿色,山的下(低)处之墨色似红色。其二是浓墨如同绿色,淡墨如红色。”
自然中的山当然没有黑色的,而山头植被丰富必然是绿色的。下部的山体若土壤含铁量高,呈现红色是比较正常的,这与上面提到的《画云台山记》里说的“丹崖”是一个道理。因此,似乎以前一种解释较合理,但要想表现这一效果,则必然要求用墨具有丰富的层次,因此后一种解释也可以作为对前一种解释的补充。如此一来,就可将这句话理解为“山的高处在用墨上应使其呈现出如同绿色的效果,下部山体用墨应使其呈现出如同红色的效果。”这其中已经包含了“墨分五彩”的观念,也表明在水墨画发展初期,曾试图以墨的丰富层次来表现不同的颜色,追求“以墨代彩”的效果。这句话虽是关于用墨技法的,但也可从侧面证实传统色彩技法对早期水墨画创作的影响。
姚最的《续画品录》
姚最的《续画品录》是接续谢赫的《古画品录》写就,在品评思想上深受谢赫的影响。其中提到了一些善于用色的画家:沈标的“性尚铅华,甚能留意。”嵇宝钧、聂松的“赋彩鲜丽,观者悦情。”焦宝愿的“衣文树色,时表新异,点黛施朱,轻重不失。”这些画家均无作品传世,他们的名字对后代可以说没什么影响力,但可以了解到,当时的观念已经知道“鲜丽”的色彩若使用的“轻重不失”,可以起到“观者悦情”的效果。今天的色彩心理学研究也同样认为,色彩可以对人的心情起到很大的影响。
结语
我国古代画论遗产丰富,有关色彩和颜料技法的记述颇丰。重彩画在经历了明清的沉寂后在晚清得以复兴,近现代涌现出了不少名家。但可供参考的早期文献材料却很有限,所以这些吉光片羽才更显得弥足珍贵。通过以上的梳理,可以了解到早期绘画中的一些审美特色,及独特的色彩技法观念,相信今后对这些文献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对重彩画的研究和创作也会有巨大的帮助。
参考文献:
[1]俞剑华,罗东子,温肇桐编著,《顾恺之研究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
[2]周积寅编著:《中国画论辑要》,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年。
[3]俞剑华编著:《中国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第二版。
[4]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
[5]陈传席著:《陈传席文集·第一卷》,河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
[6]王世襄:《中国画论研究(未定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7](日)冈村繁译注,俞慰刚译:《历代名画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8]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郁文韬,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2011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