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编年史上，鸦片战争是划开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标志，中国从此由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一步步地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沉沦的过程，爱国反侵略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主旋律；而从历史的机遇来看，这恰恰又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契机。学习西方已成为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英国发动的一场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五口通商”代替了广州一口的贸易，《南京条约》的签订则成为了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并与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范本，“割地”“赔款”“开辟通商口岸”在中国人的心中激起了层层涟漪，然而，英国留给当时中国人印象最深、压迫感最强的则是西方的坚船利炮。西方的文化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两种异质文化在接触之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矛盾，甚至是尖锐的冲突。
　　许多士大夫不能正视落后的现实，仍固守着“天朝上国”“华夏中心”的观念，强调所谓的“华夷之变”，努力维护着封建的伦理纲常，反对向西方学习。另外一些人，则是因为战败而惊醒，提出了“师夷长技”的主张。他们感到仅靠传统的礼、义、忠、信，已不足以维护其统治，承认西方也有值得学习的长处。以魏源和林则徐为代表的一批有见识的知识界人士发出了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他们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寻求强国御辱之道。他们观察夷情，办夷务，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希望从此能使“西洋之长技尽为中国之长技”，以增强清王朝御敌的能力。这种新观念和新思维都开创了近代挽救民族危机、倡导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之先河。但他们又认为：中国文化在本源上与西方存在着根本差异，所谓“中国之洪荒，以圣人制度文物辟之；外国之洪荒，以火轮舟船、机器、电报辟之。”这就是说：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圣人之道，而西方文化的本质是器物技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论断。“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基本框架便已形成。薛福成将其归结为“道”和“器”，后来他又明确指出：“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这就是所谓的“中道西器”论。即“中体西用”论。
　　曾国藩和李鸿章等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深切感受到了办洋务的重要性，感受到了西学对巩固中体的重要性。“中体西用”观在李鸿章、张之洞时得到了弘扬。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张之洞亦曾说：“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不难看出，在他们的心目中，传统观念依然是至高无上，不容怀疑的，主张在原有政治秩序和伦理信念不变的前提下，破除成规习见，而其实质在于以西方的科学技术来维护中国的纲常伦理。
　　在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封建主义仍笼罩整个社会的情况下，中体西用论曾起到了帮助人们吸纳西方文化的积极作用，然而它的长期存在也产生了消极影响。正如一本书中曾说的那样：中体西用者虽比较开明，能够因时而变，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也使中国文化的结构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变化，但却没能触动它的核心，相反是要维护这个核心。
　　总之，中体西用是鸦片战争后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为寻求出路的一种自救方案，也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一个过渡阶段，它是洋务派在既要维护封建制度又要自强自立的夹缝中唯一可行的生存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鸦片战争促使了洋务运动的发展，也间接地促进了“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