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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多年前,王德威那一声“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呐喊,曾在内地学界掀起波澜,引发了对新的研究方法和治学理念的探索与思考。的确,如果历史的起承转合并非是戏剧性的突变,而是以其内在的复杂性和粘连性呈现出无序芜杂之图景的话,那么我们以往那种对历史机械段分的线性思维必然无效;相反,只有借助一种更为宏观整体的视野和方法,我们才能深临事件现场、再现历史的可能脉络。20世纪中国正是作为一种摆脱机械段分的时空概念,进入现代性视野下的文学研究场域。伍世昭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价值取向研究》一书,也正是在这一视野下作出了更新研究方法的尝试,意在实现对中国近、现、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越界整合。
在本书中,对文学理论批评采用的是一个十分宽泛的定位,既包括理论批评也包括以理论指导而进行的文学批评活动,因此,本书几乎观照了20世纪的整个中国文学场域的各种现象与问题,其复杂性可想而知。
不过,作者之所以能够实现对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贯通,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一个可谓“四两拨千斤”的切入点,一种有效的研究视角——文学理论批评的价值取向,从而巧妙地将近、现、当代这三个不同阶段的理论批评顺理成章地整合起来。
那么什么是文学理论批评的价值取向呢?本书指出,它是“理论批评家在从事文学理论批评时涉及的关于文学作用、意义、功能的观念性认识,它对理论批评家的理论探讨和实际批评起着导向作用”。然若逆向推演,则理论批评具有的价值取向,又是由理论批评家的价值取向决定的,而理论批评家选择何种价值取向,又是由其艺术需要和立场观点所决定的。正是批评主体立场观点的多样化使得文学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成为了事实。因而借助价值取向这一研究视角,更易于展现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复杂流变性,在宏观把握中细读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多样性在当下的小叙事立场和解构思想中被等同于 “个人性”或“偏见”。似如刘若愚先生说过“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上的趣味”。然而偏见人人自有,各有高低不同;只有合理的偏见,才能确保其在文学实践中的有效性,形成相对客观、引发共鸣的文学观念。显然,作者并不认同纯主观主义的价值取向观,相反他注意到主观条件、艺术需要相近的理论批评家会形成大致相同的价值取向,而某些重要的价值取向又反复出现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理论批评之中。于是,本书采取了焦点透视的方式,借鉴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理论和刘若愚的创作四阶段理论,以“相位”(即一个理论批评家的主观条件、功利目的、审美追求、历史境遇和他的艺术需要现实地相因成形时所形成的观照文学对象的特定视角)作为观察点,重点梳理了影响深远、贯穿20世纪始终的六种价值取向(社会政治、精神启蒙、现实认识、心灵表现、审美感悟、形式本体)及其导向的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脉络,基本上画出了具有关节点意义的意义网络,形成了清晰可感的学术地图。事实上,这些理论批评的非典型状态与胶着状态,构成了论述时难以处理的问题,本书论者显然非常清楚这一点,因而不是以文论家为论述焦点,而是从理论命题、概念范畴入手,巧妙地避开了这一雷区;同时,在各种理论批评形态的互见比较中,仍给读者如实展现了中国20世纪文论家思想的复杂与暧昧。
二
新历史主义强调了叙述的重要性和普遍性,认为历史的真实固然存在,反映历史的叙述话语却是变化的,任何一种叙述都体现了叙述者的立场。因而,如何叙述替代了叙述什么,成为更为现实和重大的问题。本书作者亦非常重视知识清理与建构的具体方式,探索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理论话语模式,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地图由此得到立体纵深的呈现。
论者遵循历史化的梳理方式,顺晚清、五四、新中国成立前后、新时期等数个不同阶段将理论话语进行历时推演,既展现理论内在的联系,更重视揭晓不同时期理论批评家各自的创见与盲点。同时,这种段分也未固定化,而是遵循理论自身的历史逻辑加以灵活处置。在论及每一阶段的主要理论观点与代表作家时,颇注重将之放在同时期众多文论家的背景之中加以透视,贯彻了充分历史化、语境化的思维与表述方式。
为了尽可能还原理论自身的逻辑与体系,论者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论述程序,在各章的论述中,基本遵循解剖发生语境,内在逻辑、话语资源、适用范围的路径来论述各种价值取向下的文学理论批评的形态,建构出清晰可鉴的知识逻辑。
发生语境主要指向理论话语的催生机制。某种文学价值取向的出现及其表现形态,虽与理论批评家的自觉选择与个人见地有关,但更是彼时的社会情境和文学发展所提出的迫切要求。若能联系理论家的生存语境来思考其话语选择的策略,联系特定时段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的特点来发掘理论话语的特点,显然有利于确立某种价值论提出的深层原因。如论者对梁启超政治小说理念的发生语境作了细腻准确的剖析,深入思考了社会政治价值取向得以确立的原因。论者指出,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现状,激发了包括梁启超在内的部分知识分子投身政治改革的爱国热情,然而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自上而下的精英式改革没有出路,于是,他们将思路调整到思想改造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广大民众;另一方面,晚清小说创作的日益发达与广泛影响等文学自身发展的特点使得小说的重要作用很快引起了梁启超等的关注。由此,以小说为手段对民众进行思想文化改造,为实现政治变革做准备,就成为他们在变法失败之后的应对方略;而文学理论批评的社会政治价值取向在这样的时代风暴中得以确立,其过激与近利的特点便在情理之中了。
本书对理论的内在逻辑也有清晰把握。在选择了某种价值取向下代表性文论家的代表性理论命题后,论者往往先对命题本身作出清晰准确的解释,然后再围绕该命题进行逻辑演绎,层层推进,细分条缕,使理论的内在逻辑得以清晰呈现。在清理出完整的知识体系之时,本书还注重进一步爬梳出支撑特定理论的话语资源。外来的、本土的、现代的、古典的因素一一加以论述,这种梳理,不止是理论视野和知识含量的拓展与丰富,更是对20世纪中国文论主体性生成策略与过程的推演与展现。
论者显然意识到了理论的边界问题。因而在每章末对每一种价值趋向之下的理论形态都作出总结,指出理论批评的历史性与局限性,圈定了其适用范围,指出其未来走向。如在论述有关审美感悟价值取向理论批评形态时,论者总结了它在中国出现的症结、形成症结的原因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等问题。首先,由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唯美主义的封闭性到20世纪80年代向内转的狭隘性,证明此种理论批评在中国一直存在着一种走极端而造成理论建构偏颇与困惑的情况。其次,指出了出现上述症结的三个主要原因:一是借用西方思维模式时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二是审美感悟价值取向理论批评自身理论观点的过激,三是批评方法的过于单一。最后,探讨了摆脱困境,建设更有活力的当代审美文论的路径。可见,对理论批评的总结与反思也是认识的深化与升华,更是论者批判意识的体现。
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提倡“学术规范”,讲究学术史的“考证源流”工作,20世纪起始则提出了“有情怀的专业研究”的思路。“情怀”的提出是否可以弥补“规则”的缺失?王元化先生曾对1990年代以来学术与思想两分的思路颇为不满,认为“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是相辅相成的两翼,缺一不可。可见,对于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真正学者来说,“精神追求”决非可有可无。窃以为,作者在本书中并不满足再现文学理论批评的知识谱系,而是试图在查找问题、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为当代中国文论的主体性重建出谋划策,故本书不但体现了其考证源流的意识和能力,更是其作为学者积极介入当下的责任感之体现。评
作者单位:惠州学院中文系
多年前,王德威那一声“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呐喊,曾在内地学界掀起波澜,引发了对新的研究方法和治学理念的探索与思考。的确,如果历史的起承转合并非是戏剧性的突变,而是以其内在的复杂性和粘连性呈现出无序芜杂之图景的话,那么我们以往那种对历史机械段分的线性思维必然无效;相反,只有借助一种更为宏观整体的视野和方法,我们才能深临事件现场、再现历史的可能脉络。20世纪中国正是作为一种摆脱机械段分的时空概念,进入现代性视野下的文学研究场域。伍世昭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价值取向研究》一书,也正是在这一视野下作出了更新研究方法的尝试,意在实现对中国近、现、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越界整合。
在本书中,对文学理论批评采用的是一个十分宽泛的定位,既包括理论批评也包括以理论指导而进行的文学批评活动,因此,本书几乎观照了20世纪的整个中国文学场域的各种现象与问题,其复杂性可想而知。
不过,作者之所以能够实现对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贯通,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一个可谓“四两拨千斤”的切入点,一种有效的研究视角——文学理论批评的价值取向,从而巧妙地将近、现、当代这三个不同阶段的理论批评顺理成章地整合起来。
那么什么是文学理论批评的价值取向呢?本书指出,它是“理论批评家在从事文学理论批评时涉及的关于文学作用、意义、功能的观念性认识,它对理论批评家的理论探讨和实际批评起着导向作用”。然若逆向推演,则理论批评具有的价值取向,又是由理论批评家的价值取向决定的,而理论批评家选择何种价值取向,又是由其艺术需要和立场观点所决定的。正是批评主体立场观点的多样化使得文学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成为了事实。因而借助价值取向这一研究视角,更易于展现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复杂流变性,在宏观把握中细读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多样性在当下的小叙事立场和解构思想中被等同于 “个人性”或“偏见”。似如刘若愚先生说过“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上的趣味”。然而偏见人人自有,各有高低不同;只有合理的偏见,才能确保其在文学实践中的有效性,形成相对客观、引发共鸣的文学观念。显然,作者并不认同纯主观主义的价值取向观,相反他注意到主观条件、艺术需要相近的理论批评家会形成大致相同的价值取向,而某些重要的价值取向又反复出现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理论批评之中。于是,本书采取了焦点透视的方式,借鉴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理论和刘若愚的创作四阶段理论,以“相位”(即一个理论批评家的主观条件、功利目的、审美追求、历史境遇和他的艺术需要现实地相因成形时所形成的观照文学对象的特定视角)作为观察点,重点梳理了影响深远、贯穿20世纪始终的六种价值取向(社会政治、精神启蒙、现实认识、心灵表现、审美感悟、形式本体)及其导向的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脉络,基本上画出了具有关节点意义的意义网络,形成了清晰可感的学术地图。事实上,这些理论批评的非典型状态与胶着状态,构成了论述时难以处理的问题,本书论者显然非常清楚这一点,因而不是以文论家为论述焦点,而是从理论命题、概念范畴入手,巧妙地避开了这一雷区;同时,在各种理论批评形态的互见比较中,仍给读者如实展现了中国20世纪文论家思想的复杂与暧昧。
二
新历史主义强调了叙述的重要性和普遍性,认为历史的真实固然存在,反映历史的叙述话语却是变化的,任何一种叙述都体现了叙述者的立场。因而,如何叙述替代了叙述什么,成为更为现实和重大的问题。本书作者亦非常重视知识清理与建构的具体方式,探索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理论话语模式,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地图由此得到立体纵深的呈现。
论者遵循历史化的梳理方式,顺晚清、五四、新中国成立前后、新时期等数个不同阶段将理论话语进行历时推演,既展现理论内在的联系,更重视揭晓不同时期理论批评家各自的创见与盲点。同时,这种段分也未固定化,而是遵循理论自身的历史逻辑加以灵活处置。在论及每一阶段的主要理论观点与代表作家时,颇注重将之放在同时期众多文论家的背景之中加以透视,贯彻了充分历史化、语境化的思维与表述方式。
为了尽可能还原理论自身的逻辑与体系,论者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论述程序,在各章的论述中,基本遵循解剖发生语境,内在逻辑、话语资源、适用范围的路径来论述各种价值取向下的文学理论批评的形态,建构出清晰可鉴的知识逻辑。
发生语境主要指向理论话语的催生机制。某种文学价值取向的出现及其表现形态,虽与理论批评家的自觉选择与个人见地有关,但更是彼时的社会情境和文学发展所提出的迫切要求。若能联系理论家的生存语境来思考其话语选择的策略,联系特定时段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的特点来发掘理论话语的特点,显然有利于确立某种价值论提出的深层原因。如论者对梁启超政治小说理念的发生语境作了细腻准确的剖析,深入思考了社会政治价值取向得以确立的原因。论者指出,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现状,激发了包括梁启超在内的部分知识分子投身政治改革的爱国热情,然而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自上而下的精英式改革没有出路,于是,他们将思路调整到思想改造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广大民众;另一方面,晚清小说创作的日益发达与广泛影响等文学自身发展的特点使得小说的重要作用很快引起了梁启超等的关注。由此,以小说为手段对民众进行思想文化改造,为实现政治变革做准备,就成为他们在变法失败之后的应对方略;而文学理论批评的社会政治价值取向在这样的时代风暴中得以确立,其过激与近利的特点便在情理之中了。
本书对理论的内在逻辑也有清晰把握。在选择了某种价值取向下代表性文论家的代表性理论命题后,论者往往先对命题本身作出清晰准确的解释,然后再围绕该命题进行逻辑演绎,层层推进,细分条缕,使理论的内在逻辑得以清晰呈现。在清理出完整的知识体系之时,本书还注重进一步爬梳出支撑特定理论的话语资源。外来的、本土的、现代的、古典的因素一一加以论述,这种梳理,不止是理论视野和知识含量的拓展与丰富,更是对20世纪中国文论主体性生成策略与过程的推演与展现。
论者显然意识到了理论的边界问题。因而在每章末对每一种价值趋向之下的理论形态都作出总结,指出理论批评的历史性与局限性,圈定了其适用范围,指出其未来走向。如在论述有关审美感悟价值取向理论批评形态时,论者总结了它在中国出现的症结、形成症结的原因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等问题。首先,由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唯美主义的封闭性到20世纪80年代向内转的狭隘性,证明此种理论批评在中国一直存在着一种走极端而造成理论建构偏颇与困惑的情况。其次,指出了出现上述症结的三个主要原因:一是借用西方思维模式时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二是审美感悟价值取向理论批评自身理论观点的过激,三是批评方法的过于单一。最后,探讨了摆脱困境,建设更有活力的当代审美文论的路径。可见,对理论批评的总结与反思也是认识的深化与升华,更是论者批判意识的体现。
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提倡“学术规范”,讲究学术史的“考证源流”工作,20世纪起始则提出了“有情怀的专业研究”的思路。“情怀”的提出是否可以弥补“规则”的缺失?王元化先生曾对1990年代以来学术与思想两分的思路颇为不满,认为“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是相辅相成的两翼,缺一不可。可见,对于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真正学者来说,“精神追求”决非可有可无。窃以为,作者在本书中并不满足再现文学理论批评的知识谱系,而是试图在查找问题、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为当代中国文论的主体性重建出谋划策,故本书不但体现了其考证源流的意识和能力,更是其作为学者积极介入当下的责任感之体现。评
作者单位:惠州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