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学观是不断随着时代变迁而发展变化的，包括了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和对文学功能的追求等。先秦文学作为上古文学的发展阶段之一，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宽泛而具有包容性，这种特性对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上古文学发展阶段的第二个时期秦汉文学发展时期，其文学观依旧受到先秦文学观念的影响，与之后的魏晋时期的文学观的形成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司马迁作为西汉时期的作家，他的文学观念局限在先秦和两汉时期，本文探讨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于先秦文学观的继承与发展。
　　【关键词】 《史记》;司马迁;先秦文学观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0-0008-02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历时14年撰写的纪传体史书，记载了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直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史记》作为文学性与历史性并包的纪传体史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把传统的述史为中心转化为以人物为中心，为文学领域开创了传记文学。
　　《史记》在创作内容中包含了中国上古文学发展阶段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学、伦理道德等文化，其中蕴涵的文学观对后世的文学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西汉时期的文学观的建立受到秦汉时期的影响，司马迁在创作过程中也继承了先秦的文学观，并且进行了自我的创造，使先秦文学观得到发展。
　　一、先秦文学观的产生建立
　　（一）“文学”
　　中国先秦时期，对于“文学”的概念始终将哲学、历史、文学等书面著作统称为文学，文学与学术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分，概念较为宽泛。这种文学观是中华汉民族在以政治为中心的思想中潜移默化形成的。文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孔子的《论语》当中，且这一次的发展是从“文”开始的，在《说文解字》当中，“文”是指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能力和想象能力的加强，“文”的含义范围越来越大。中国对于“文学”的概念始终渗入了自然之道，中国文人的文学观念也始终显得宽泛散漫。
　　（二）先秦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在黄帝夏商周时期，社会形式从原始的氏族社会逐渐演变成国家组织。夏朝的建立引领着中国走向文明时代，随着商朝的建立，青铜时代开始了，在这一时代当中，“青铜文化”高度发展，商朝初次设立史官制度并且写出了具有文学性的《商书》。在诗歌方面，商朝更注重与鬼神的对话，尊神事鬼隆祭祀，以乐舞与鬼神对话，由此在乐舞当中乐舞辞就此发展起来，在《诗经》的《商颂》当中可以看到商代乐舞辞的遗迹。乐舞辞的发展展现了商朝时期人们的审美能力与思辨能力，但是这种能力依旧禁锢在宗教神学的观念当中。而后在西周的建立中，社会制度发展到了封建制，从宗教观念中跳脱出来，发展理性观念，但是对于宗教哲学的观念并没有完全跳脱，在《周易》等书中依旧存在着神学世界观体系。在春秋时期，社会制度向封建地主制变化，政治统一的趋势使南北文化开始汇流，各种思想开始诞生。在此背景之下，先秦文学开始产生。
　　（三）先秦文学观的产生
　　在先秦时代，诸子并起，其各种政治观念哲学观念融合，其文学观念也建立在了政治哲学主张之上。春秋时期使周朝礼乐崩坏，面对如此乱世，先秦诸子都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救国，为此，他们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政治哲学理论体系，在各国之间宣传论证。儒家以礼乐文明为基础，提出了一个没有战争的“大同”社会，重视人的礼乐教化与促进社会的进步;孟子在“性本善”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思想，荀子以“志乎古之道”与“法后王”的思想进行双向准备以进行文化构建，韩非将荀子的思想观念发展到了极致，建立了皇权法律，所有政策推行都以推动国家发展为准;墨子则遵循“兼爱”“非攻”的思想观念，提倡“交相利”，以民众的利益为主;以老子为主的道家则崇尚自然，“无为而治”。
　　礼乐文明是以血缘为基础以礼仪习俗为连接方式而存在的一种文化形式，強调制度与教化，形成对人内在的引导。礼乐的崩坏使春秋时期的人民的价值观念受到极大的冲击，先秦诸子为了挽救现状，而提出了各种思想观念。这些观念表现在对礼乐文明的不同态度上，有反思改进，也有否定背离。从夏商以来，西周的礼乐文明对于宗教神学的崇拜逐渐消弭，人们对于“人”的存在意识越来越重，重新认识到现实世界中人的目的和社会意义，形成了一套新的思维模式和理论体系。到春秋时期，社会制度的转变使西周对于文化的垄断权失效，人们的思想观念得到了自由发展，由此文学也得到广泛传播，形成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场面，成为了整个社会文学观的思想基础。
　　先秦诸子的文学观始终离不开哲学观念的支持，对于西周的礼乐系统的态度反映在了文学作品当中，并且从道德、哲理、伦理上对文学观念产生深远影响。先秦诸子的哲学观念形成了其对于文学的不同理解，使先秦的文学观念呈现不一样的思想主张。
　　二、《史记》中对于先秦文学观的继承与发展
　　（一）《史记》的创作背景
　　在西汉初期秦末时期，因为连年的战争，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经济持续衰落，在刘邦建国之后，“与民休息”的社会政策，使受到巨大损伤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重新逐渐发展社会生产，维持社会稳定。到了武帝初期，西汉经济繁荣昌盛，政权稳固，文学文化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繁荣发展。
　　在汉武帝即位时期，对于人才的任用不拘一格，使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经济上各大家齐聚朝堂。在景帝时期爆发的吴楚七国之乱，使汉武帝在位时期加强了封建中央集权，罢黜王国管制和职权，并且将诸侯王的权力进行下达分化，削弱诸侯国的实力，使西汉达到整体的统一。
　　不仅如此，汉武帝在位时期，对于蛮夷匈奴进行打击，扩张了西汉版图，这一点对于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将视野扩展到朝鲜、匈奴等地创造了基础条件，并且使司马迁能够对其进行实地考察，了解风俗文化。汉武帝时期实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是融合了儒家、法家、名家、阴阳家、五行家观点的综合体，进行独裁统治。在此盛世之下，汉武帝以“建藏书之库，置写书之官，下及诸传说，皆充秘府”，使司马迁为撰写《史记》有着充足的文学基础。 　　司马迁从小就在父亲司马谈的教导之下，受到浓厚的学术熏陶，对于史学的研究极为感兴趣，并且在汉武帝对于西汉版图的扩张和对于藏书之库的建立，都让司马迁有机会游历各地进行考察，并且对所载文献进行过考察，为《史记》的撰写提供了素材。司马迁于太初元年开始《太史公书》的创作，但是于天汉三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辩护事情原委被捕入狱并遭受宫刑，受到巨大创伤的他在出狱后继续完成了史籍。
　　《史记》在撰写过程中的取材，包括了《世本》《国语》《楚汉春秋》等，以及在实地考察中获取的素材。见证过汉朝繁荣昌盛时期的他，对于能够将国威存留于世的创造有着极大的热情，也是这种时代造就了司马迁的人生观和生死观，支持他在遭受打击之下忍辱写下《史记》巨作。
　　（二）对于先秦文学观的继承与发展
　　西汉时期的文学观念是收到先秦时期文学观的巨大影响的，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对于先秦文学观的继承与发展，也体现在《史记》的列传当中。
　　在《屈原列传》当中，对于屈原的生平，从屈原因有着“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才能而受到楚怀王重视到因为上官大夫的嫉妒而遭受放逐的生平进行了描述。对于屈原的生平，司马迁是以同情且敬仰的笔触来进行表述的，由于屈原的生平与司马迁所遭受的相似性，屈原是司马迁意志信念的化身，他极为赞赏屈原面对强权刚正不阿的气质，并且在对《离骚》的文学价值的阐述当中，从思想教化与讽刺政治两方面进行了论述，对于《离骚》司马迁评价说其具有《国风》与《小雅》的中和美，这一观点正是对于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文学观的继承，但是在《史记》当中对于伍子胥的复仇的描述当中，却也突破了儒家的“中庸之道”用更加浓烈的笔墨表现出自己的愤恨之情和对身世坎坷之人的鼓励，其形成的思想在儒家之中突破儒家，形成了雄浑悲壮的艺术风格。
　　对于《司马相如列传》的撰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文学家立传的少数几篇之一，司马相如是汉武帝时期汉赋盛行一时的文学代表，其文学创作的才能和坎坷的经历使司马迁对其有同病相怜之感，感觉到自己和司马相如同样的怀才不遇，同样的愤世嫉俗。在《司马相如传》中，司马迁对于先秦文学观的继承与发展主要体现在对汉赋的态度当中，批判其华丽的文辞却也保持宽容的态度。
　　三、小結
　　《史记》中司马迁对于先秦文学观的继承和发展主要是在于对于人物传记的撰写当中，在《屈原列传》中对于屈原作品的评价便是继承了先秦文学观，对于伍子胥的复仇便是在先秦文学观上进行发展，建立了自己的文学观。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于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重视在文学发展中是具有其创造性的，这种在先秦文学观中继承与发展的文学观对后世的文学观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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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王乙迪.文学观念的演变——先秦到魏晋南北朝[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6.
　　作者简介：
　　李小满，女，回族，陕西汉中人，博士，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