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来电。来电人的名字显示只有一个字：娘。
　　我用手机二十多年了，母亲打来电话不超过五次。她换了号码，也不会告诉我。每每打开通讯录，看到“娘”这个字眼，我会猜测她的号码会不会又因为欠费或者别的什么原因失效，变成了别人的号码。
　　母亲的新手机号，总是妹妹转给我。
　　总听人说，手机拉近了人的距离，可我一直觉得，母亲一直在远方，离我很远很远。我们之间，隔着长长的大路，隔着漫天的大雾。
　　这次母亲打来电话，说村子里邻居的孩子得了绝症，在北京住院，问我认不认识什么“大老板”，能不能给资助点住院费。
　　我又急又气，急的是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大老板”，就算是认识，也根本不可能跟人开口要钱；气的是，母亲好不容易打一次电话，说的事情和我们母子无关，和家庭、亲情没一点关系。
　　我随爷爷的整个家族迁往县城之后，彻底和改嫁的母亲失去了联系。有七八年的时间，我们之间音信皆无。
　　是真的音信皆无。母亲没来学校看过我，没来过信，也没委托什么人捎来过东西。母亲的形象，就像在镜头里不断被推远的雕塑，遠得像个黑点。偶尔在思念她的时候，那个黑点会亮一下，然后又坠入无边的黑暗。那个叫大埠子的村庄，仿佛囚禁了母亲，而我也像一直活在溺水的状态，根本没有力气去解救她。
　　1992年，我18岁，在街道的一家工厂打工。突然有个人找到我，说母亲要来看我，问我想要买什么东西，她可以买来当礼物送我。
　　母亲可能觉得，18岁是成年人了，她想要来和我确认一下母子关系。
　　没有人在见到母亲时会尴尬，可我见到母亲时却手足无措，一下子回到了童年那个爱闯祸的孩子的模样。
　　这次见到的母亲，表情很温和，小时候那个面部肌肉紧张、表情焦虑的她消失了。不知道她是怎么磨练出来的。
　　我跟母亲要了一辆变速自行车，那个时代男生们都梦寐以求的大玩具。
　　母亲带我去县城十字街的自行车店，我选，她付钱，真开心。那辆车300多元钱，我三个月的工资，母亲帮我付了这笔钱。我觉得母亲真有钱，我真是个幸运的孩子，我们两个，都显得挺自豪的。
　　骑上新组装好的自行车，我一溜烟地消失了，忘了有没有和母亲告别，但母亲那温暖的笑脸，却深深印在了心里。
　　后来，我骑着这辆自行车追到了第一个女朋友，再后来，这个女朋友变成了妻子。
　　所以，要谢谢母亲，她用很少的花费，间接地帮我成了家。
　　在最艰难的时光里，我从来没有想过向母亲求助。母亲大概也是一样的想法。她从来不为自己的事打电话给我，偶尔有小事，也是让妹妹带话给我。母子直接地通个电话，稀罕程度堪比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约好讲电话。
　　表姑曾好几次跟我说：“多跟你妈通个电话。”我口头答应着，每次却在打开通讯录找到她的名字时没有拨出去。因为不知道开口说什么，也不知道母亲会开口说什么。
　　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了有一个在远方的母亲，她也习惯了有一个在远方的儿子。
　　除了知道我有两个孩子之外，母亲大概不知道我其他的一切，比如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家庭住址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单位上班，每个月赚多少钱，和领导、同事关系好不好，辞职后靠什么生活……这些应该都是母亲关心的话题。
　　除了确认每年母亲会在村口三叔家那里等我，我也不知道母亲的一切，她身体好吗？和家人相处得好吗？冬天了有没有暖和的衣服穿？有人关心吗？
　　经常会想到这样一个场景：有人敲门，母亲来了，她已经老了，老到无人愿意照料，只有投奔她唯一的儿子。
　　我也准备好了迎接她的第一句话：“娘，您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