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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言文阅读中,我们会经常遇到一些句子存在词类活用的现象,能否发现活用并分辨活用类型,决定了能否准确理解词义,并影响到对句意乃至文意的把握。
一、认识“词类活用”
某些词语临时改变其基本语法功能而去充当其他词类的语法功能,就叫词类活用。这样的定义固然准确,但对于真正认识词类活用还是不够的,需要进一步说明。
1.“活”字解读
“活”即灵活,也有不稳定的意味。活用,顾名思义,是词语的一种临时性、创造性的用法,这就有别于稳定的词语跨类(即词性兼类)现象。
譬如,“有理想”“很理想”中的“理想”,分别用作名词和形容词;古汉语中的“之”,有代词、助词、动词等用法。这些用法对于“理想”和“之”而言都非常稳定,因此只能算作词语跨类,不属于词类活用。“很中国”中的“中国”,“非能水也”(荀况《劝学》)中的“水”,它们的用法与“中国”和“水”的稳定用法不同,有创意,属于活用。
“活”也是相对于“实”而言的,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活”离不开“实”,任何一种活用,都是从词语的某一常规用法(即所谓“实”)中演变而来的。下面我们就以“目”“食”的活用为例来加以说明。
显然,“使眼色”“使……吃”作为“目”和“食”的活用后意思,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从它们的常规意思即“眼睛”和“吃”中分别演变而来的。
2.“活用”前后
既然“活”(活用)由“实”(常规用法)演变而来,它们之间自然存在一些联系,当然也有变化。从上述例子中,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大致能总结出这样两点:①词义相关;②词性改变。
“眼睛”和“使眼色”,“吃”和“使……吃”,它们之间词义虽然相关,但变化也是客观存在的。随着词义的变化,词性也都发生了变化,前者名词用作动词,后者动词的使动用法。对于活用而言,词性改变是必然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活用”的全称是“词类活用”。
3.“活用”类型
活用在词性改变方面,可以归纳出很多类型。同一种活用类型,活用前后的词性改变是一致的,譬如,“非能水也”和“数目项王”中的“水”和“目”,都是由名词活用作动词,它们就属于同一种活用类型。而“很中国”中的“中国”,是由名词活用作形容词,活用类型就与它们不同。可以说,活用前后的词性,一起决定了活用的类型。
动词、形容词、名词都可能存在使动现象。“所谓动词的使动用法,顾名思义,就是主语所代表的人物并不施行这个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而是使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施行这个动作”,譬如“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中的“来”;形容词的使动用法,就是“使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具有这个形容词所表示的性质或状态”,譬如“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中的“苦”“劳”“饿”“空乏”;名词的使动用法,“就是指名词用作动词时,使它的宾语成为该名词所表示的人或事物,或者发生与该名词有关的动作行为”,譬如“吾见申叔,夫子所谓生死而肉骨也”(《左传》)中的“肉”,即“使骨头长肉”。
形容词和名词都可能存在意動用法。“所谓形容词的意动用法,不是说使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具有这个形容词所表示的性质或状态,而是主观上认为它具有这种性质或状态。”譬如“孔子登东山而小鲁”(《孟子》)中的“小”;名词意动用法,“意思是把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看成这个名词所表示的人或事物”,譬如“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中前面一个“亲”和“子”,即“以……为亲”“以……为子”。
使动和意动,尽管活用前的词性可能并不相同,但在测试时,一般并不要求再作区分,这实际上降低了分辨的难度。
只有动词才存在为动现象。为动用法的动词不是直接支配宾语,而是表示为(因、给、对)宾语而施行某一动作。简言之,主语为宾语而动。当然,这里所说的动词,也包括已活用作动词的名词和形容词。“为动”的“为”读作去声,包括“为了”“因为”“给(替)”“对(向)”等四个意思。譬如,“死国可乎”(司马迁《史记》)中的“死”相当于“为了……而死”,“便苦咳嗽”(陈寿《三国志》)中的“苦”相当于“因为……而苦”,“名我固当”(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中的“名”相当于“给……命名”,“既泣之三日”(龚自珍《病梅馆记》)中的“泣”相当于“对……哭泣”。
二、提高识辨能力
在理论上了解了“词类活用”,并不意味着就具备了识别和分辨的能力,还需要大量阅读,并且摸索规律,掌握诀窍。
发现活用依靠的主要是在释词译句中出现的异样,难度并不大。分辨活用类型则不然,必须了解活用前后的词性变化,而词性的分辨又离不开分析,难度可想而知,怎么办呢?
1.依托词义,推测词性
一个同尤其是实词,词性总是与相关的意思相伴而存在的,于是我们可以依托词义来判断词性。譬如,根据意思,我们可以推断“理想”在“有理想”“很理想”中分别属于名词和形容词。
这种办法也可以借用来分辨活用的类型。我们可以依托词义的变化,来确定词性的变化。只要我们准确把握词语在活用前后的不同意思,分辨词性的变化并由此确定活用类型应该并不困难。
譬如,“师道之不传也久矣”(韩愈((师说》)中的“师”,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从师”,“从师”显然是个动词,而“师”原本的意思是“老师,师长”,应该是个名词,由此我们判断出“师”在这里由名词活用作了动词。
又如,“粪土”原本是个典型的名词,而它在“粪土当年万户侯”(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中,应该解释作“以……为粪土”或“把……当作粪土”,符合名词意动的形式和定义,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它在这里已经发生了名词意动现象。
2.利用功能,观察搭配
不同词性的词语在句中的功能和搭配关系一般也是不同的。大家知道,只有及物动词和介词才可以携带宾语,名词、形容词、不及物动词都绝对不能携带宾语。一旦某个词原本属于名词、形容词或不及物动词,却在句中带上了宾语,就属于反常,由此我们可以初步推测它存在动词化倾向,究竟是活用作一般动词,还是使动、意动或者为动,还得进一步分析。 譬如,“吾师道也”(韩愈《师说》)中的“师”充当谓语,后面紧跟着宾语“道”,这就和原先相当于“老师”的名词“师”不同,存在动词化特征,而且具有及物功能。我们首先可以排除它相当于不及物动词“从师”的可能,也可排除为动的可能,因为名词没有为动现象,然后再排除它相当于“以……为师”即名词意动的可能,因为韩愈提出的教师职能是“传道授业解惑”,故而“道”是“道”,“师”是“师”,作者并无以“道”为“师”的意思。经过对所在句子和上下文的综合考量,我们最后确定这个“师”应该相当于“学习”,属于名词活用作动词。
根据活用前后句中功能和搭配关系的变化来推测词性的变化,这一招非常实用。
3.抓住重点,克服难点
在活用的各种类型中,最容易混淆的除了名作动和名作状,还有使动、意动、为动和活用作一般动词,因此,应该把它们作为分辨的重点。抓住重点,也就克服了难点,将大大提高识别的准确率。
词语在句中的意思和功能,是分辨名作动和名作状的主要依据。以方位名词“东”为例,它在“顺流而东”(苏轼《赤壁赋》)和“东望武昌”(同上)中,都发生了活用,但用法有所不同。根据语境解释这两个“东”,就会发现分别相当于“向东进发”和“向东”,“向东进发”显然是偏正式的动词短语,而“向东”则是介宾短语。不仅如此,前者在句中充当谓语,“顺流”是它的状语,而后者在句中只是以狀语身份出现,修饰后面的谓语“望”。于是,我们确定前者属于名作动,后者属于名作状。
使动、意动、为动和活用作一般动词,往往更不容易区分。譬如,对于“先破秦入咸阳者主之”(《史记》)中的“王”,究竟是名作动,还是使动,抑或是意动,历来就存在争议。如何分辨呢?笔者以为,既然这是楚怀王对诸侯的许诺,“王之”就不可能是“以之为王”(即“把它当作王”或“视之为王”),因为这相当于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对诸侯毫无诱惑力。那么,究竟是使动还是活用作一般动词呢?“王”作一般动词的确实不乏其例,如“陈胜王”和“沛公欲王关中”,“王”都相当于“为王,称王”,这时的“王”属于不及物动词,“王关中”其实就是“王于关中”,“关中”并非宾语,而是后置的地点状语。“先破秦人咸阳者王之”呢,“王之”不可能是“王于咸阳”即“在咸阳称王”,而只能是“使之为王”,否则作者必然不用“王之”,而选择“主焉”,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朝济而夕设版焉”(《左传》)、“家焉”(柳宗元《愚溪诗序》),等等。只要根据语境准确解释词语,并借助各种活用类型的定义,这样的难题我们还是能够解决的。
前面我们谈了如何正确认识词类活用,并准确分辨活用类型。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还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应该是借此更好地理解词义,把握句意,读懂文章。
一、认识“词类活用”
某些词语临时改变其基本语法功能而去充当其他词类的语法功能,就叫词类活用。这样的定义固然准确,但对于真正认识词类活用还是不够的,需要进一步说明。
1.“活”字解读
“活”即灵活,也有不稳定的意味。活用,顾名思义,是词语的一种临时性、创造性的用法,这就有别于稳定的词语跨类(即词性兼类)现象。
譬如,“有理想”“很理想”中的“理想”,分别用作名词和形容词;古汉语中的“之”,有代词、助词、动词等用法。这些用法对于“理想”和“之”而言都非常稳定,因此只能算作词语跨类,不属于词类活用。“很中国”中的“中国”,“非能水也”(荀况《劝学》)中的“水”,它们的用法与“中国”和“水”的稳定用法不同,有创意,属于活用。
“活”也是相对于“实”而言的,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活”离不开“实”,任何一种活用,都是从词语的某一常规用法(即所谓“实”)中演变而来的。下面我们就以“目”“食”的活用为例来加以说明。
显然,“使眼色”“使……吃”作为“目”和“食”的活用后意思,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从它们的常规意思即“眼睛”和“吃”中分别演变而来的。
2.“活用”前后
既然“活”(活用)由“实”(常规用法)演变而来,它们之间自然存在一些联系,当然也有变化。从上述例子中,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大致能总结出这样两点:①词义相关;②词性改变。
“眼睛”和“使眼色”,“吃”和“使……吃”,它们之间词义虽然相关,但变化也是客观存在的。随着词义的变化,词性也都发生了变化,前者名词用作动词,后者动词的使动用法。对于活用而言,词性改变是必然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活用”的全称是“词类活用”。
3.“活用”类型
活用在词性改变方面,可以归纳出很多类型。同一种活用类型,活用前后的词性改变是一致的,譬如,“非能水也”和“数目项王”中的“水”和“目”,都是由名词活用作动词,它们就属于同一种活用类型。而“很中国”中的“中国”,是由名词活用作形容词,活用类型就与它们不同。可以说,活用前后的词性,一起决定了活用的类型。
动词、形容词、名词都可能存在使动现象。“所谓动词的使动用法,顾名思义,就是主语所代表的人物并不施行这个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而是使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施行这个动作”,譬如“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中的“来”;形容词的使动用法,就是“使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具有这个形容词所表示的性质或状态”,譬如“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中的“苦”“劳”“饿”“空乏”;名词的使动用法,“就是指名词用作动词时,使它的宾语成为该名词所表示的人或事物,或者发生与该名词有关的动作行为”,譬如“吾见申叔,夫子所谓生死而肉骨也”(《左传》)中的“肉”,即“使骨头长肉”。
形容词和名词都可能存在意動用法。“所谓形容词的意动用法,不是说使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具有这个形容词所表示的性质或状态,而是主观上认为它具有这种性质或状态。”譬如“孔子登东山而小鲁”(《孟子》)中的“小”;名词意动用法,“意思是把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看成这个名词所表示的人或事物”,譬如“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中前面一个“亲”和“子”,即“以……为亲”“以……为子”。
使动和意动,尽管活用前的词性可能并不相同,但在测试时,一般并不要求再作区分,这实际上降低了分辨的难度。
只有动词才存在为动现象。为动用法的动词不是直接支配宾语,而是表示为(因、给、对)宾语而施行某一动作。简言之,主语为宾语而动。当然,这里所说的动词,也包括已活用作动词的名词和形容词。“为动”的“为”读作去声,包括“为了”“因为”“给(替)”“对(向)”等四个意思。譬如,“死国可乎”(司马迁《史记》)中的“死”相当于“为了……而死”,“便苦咳嗽”(陈寿《三国志》)中的“苦”相当于“因为……而苦”,“名我固当”(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中的“名”相当于“给……命名”,“既泣之三日”(龚自珍《病梅馆记》)中的“泣”相当于“对……哭泣”。
二、提高识辨能力
在理论上了解了“词类活用”,并不意味着就具备了识别和分辨的能力,还需要大量阅读,并且摸索规律,掌握诀窍。
发现活用依靠的主要是在释词译句中出现的异样,难度并不大。分辨活用类型则不然,必须了解活用前后的词性变化,而词性的分辨又离不开分析,难度可想而知,怎么办呢?
1.依托词义,推测词性
一个同尤其是实词,词性总是与相关的意思相伴而存在的,于是我们可以依托词义来判断词性。譬如,根据意思,我们可以推断“理想”在“有理想”“很理想”中分别属于名词和形容词。
这种办法也可以借用来分辨活用的类型。我们可以依托词义的变化,来确定词性的变化。只要我们准确把握词语在活用前后的不同意思,分辨词性的变化并由此确定活用类型应该并不困难。
譬如,“师道之不传也久矣”(韩愈((师说》)中的“师”,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从师”,“从师”显然是个动词,而“师”原本的意思是“老师,师长”,应该是个名词,由此我们判断出“师”在这里由名词活用作了动词。
又如,“粪土”原本是个典型的名词,而它在“粪土当年万户侯”(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中,应该解释作“以……为粪土”或“把……当作粪土”,符合名词意动的形式和定义,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它在这里已经发生了名词意动现象。
2.利用功能,观察搭配
不同词性的词语在句中的功能和搭配关系一般也是不同的。大家知道,只有及物动词和介词才可以携带宾语,名词、形容词、不及物动词都绝对不能携带宾语。一旦某个词原本属于名词、形容词或不及物动词,却在句中带上了宾语,就属于反常,由此我们可以初步推测它存在动词化倾向,究竟是活用作一般动词,还是使动、意动或者为动,还得进一步分析。 譬如,“吾师道也”(韩愈《师说》)中的“师”充当谓语,后面紧跟着宾语“道”,这就和原先相当于“老师”的名词“师”不同,存在动词化特征,而且具有及物功能。我们首先可以排除它相当于不及物动词“从师”的可能,也可排除为动的可能,因为名词没有为动现象,然后再排除它相当于“以……为师”即名词意动的可能,因为韩愈提出的教师职能是“传道授业解惑”,故而“道”是“道”,“师”是“师”,作者并无以“道”为“师”的意思。经过对所在句子和上下文的综合考量,我们最后确定这个“师”应该相当于“学习”,属于名词活用作动词。
根据活用前后句中功能和搭配关系的变化来推测词性的变化,这一招非常实用。
3.抓住重点,克服难点
在活用的各种类型中,最容易混淆的除了名作动和名作状,还有使动、意动、为动和活用作一般动词,因此,应该把它们作为分辨的重点。抓住重点,也就克服了难点,将大大提高识别的准确率。
词语在句中的意思和功能,是分辨名作动和名作状的主要依据。以方位名词“东”为例,它在“顺流而东”(苏轼《赤壁赋》)和“东望武昌”(同上)中,都发生了活用,但用法有所不同。根据语境解释这两个“东”,就会发现分别相当于“向东进发”和“向东”,“向东进发”显然是偏正式的动词短语,而“向东”则是介宾短语。不仅如此,前者在句中充当谓语,“顺流”是它的状语,而后者在句中只是以狀语身份出现,修饰后面的谓语“望”。于是,我们确定前者属于名作动,后者属于名作状。
使动、意动、为动和活用作一般动词,往往更不容易区分。譬如,对于“先破秦入咸阳者主之”(《史记》)中的“王”,究竟是名作动,还是使动,抑或是意动,历来就存在争议。如何分辨呢?笔者以为,既然这是楚怀王对诸侯的许诺,“王之”就不可能是“以之为王”(即“把它当作王”或“视之为王”),因为这相当于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对诸侯毫无诱惑力。那么,究竟是使动还是活用作一般动词呢?“王”作一般动词的确实不乏其例,如“陈胜王”和“沛公欲王关中”,“王”都相当于“为王,称王”,这时的“王”属于不及物动词,“王关中”其实就是“王于关中”,“关中”并非宾语,而是后置的地点状语。“先破秦人咸阳者王之”呢,“王之”不可能是“王于咸阳”即“在咸阳称王”,而只能是“使之为王”,否则作者必然不用“王之”,而选择“主焉”,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朝济而夕设版焉”(《左传》)、“家焉”(柳宗元《愚溪诗序》),等等。只要根据语境准确解释词语,并借助各种活用类型的定义,这样的难题我们还是能够解决的。
前面我们谈了如何正确认识词类活用,并准确分辨活用类型。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还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应该是借此更好地理解词义,把握句意,读懂文章。